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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丝绸之路西行，出嘉峪关过玉门就到了瓜州。甘肃省瓜州县是留存古城遗址最多的县份之一。在瓜州众多古城遗址中，形制、功用都较为特殊的当属坛城遗址，可以说，这是戈壁上还在低吟佛音的曼陀罗。
出瓜州县城向东北方向行走6.5公里，就会在南距疏勒河约360米、北距312国道约380米处的砾石戈壁上，看到一座风蚀后被沙砾掩埋的城址。这就是瓜州历史上密宗佛教修法的重地——坛城遗址。
坛城，在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的十几幅西夏、元代壁画中都有图绘。由外墙、方坛、金刚环、小圆坛和方形台基组成。源于古代印度，是密宗修法的场所，或曰道场，但与道场又有实质区别。那时的人们为了防止“魔众”入侵，修密法时就在修法场地修筑起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土坛，在土坛上修法，邀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亲临作证，并在土坛上绘出他们的画像，由此构成了后世坛城的基本框架，后又演变出多种形式和类别，但都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有获得本质即获得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最先发现瓜州坛城遗址的人是宁瑞栋老先生。那是2003年秋，他当时受聘于花牛山集团公司石岗墩治沙项目，在借助航片做规划时，这位对瓜州文史情有独钟的学者，以其独有的敏锐眼光，从航片上发现石岗墩正北的戈壁上有一处城郭模样的遗址，就告诉了时任瓜州县博物馆副馆长的李宏伟。于是李宏伟和刘晓东就驱车找到了这处遗址，成了坛城遗址发现后的最初访客。2004年8月26日，长期从事密教研究的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张宝玺和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在宁瑞栋、李春元、刘晓东陪同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张宝玺研究员认为：“该遗址的平面设置和安西（即今瓜州）东千佛洞、旱峡石窟、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坛城图完全相同。”
这一发现的定论，被李宏伟、刘晓东二人撰成《安西发现大型古代坛城遗址》的稿件，经《甘肃日报》记者牛元修改后发表于当年10月13日的《甘肃日报》，在业内引起反响。因为坛城起源于印度，在壁画中出现的较多，作为野外遗址，保存下来的很少。
瓜州坛城遗址的形制也是由外墙、方坛、金刚环、小圆坛和方形台基组成。外墙平面呈正方形，四边长均为142米，高0.9米，都是用砂砾堆积而成。四面各开一门，外连瓮城；方坛位于外墙内侧，距外墙17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109米；大圆坛居于方坛正中，距方坛30米，直径为49.4米；大圆坛中间偏北处建有方形台基，距大圆坛20米，东西长9米，南北宽7.2米；方形台基北侧3米处有直径4.5米的小圆坛与通道相连。外具方城辟四门的金刚墙，中间是正圆形的金刚环，内有圆形和长方形的坛城遗迹。从坛城的形制和中间核心部分的方坛、圆坛略偏中心点以北以及圆坛略高于方坛的情形来看，圆坛是安放尊像的神圣尊位。另在方城的四墙内侧，还发现有数量不等的小土堆，直径1.2米左右，残高0.2米，这些遗迹也说明了北墙以内，方坛以北的重要性，也是该坛城以北方为上的又一佐证。
绕遗址而行，就会看到这处坛城，有正门（即南门），形成以南门为起点，在中轴线上分列内金刚环、方坛、圆坛的布局，展示了密教作法事的坛城建筑规制。据推断，南门若为正门，就是作法事时进入坛城的起点，是做法事时僧侣的必经之处。按建造金刚坛的仪轨，是以西方为上，但该遗址是以北方为上，形成了坐北面南、以北方为上为尊的格局。密宗在建坛城时，在方位上必须遵循仪轨，而且有着严格的要求，其仪轨是以西为上，上西下东、左北右南。这里假如是金刚界坛城，则是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当然其尊像已不存在，难以肯定究竟属于何尊。按建造金刚坛城的仪轨，是以西方为上，其上方所处地理位置则为北方，其间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外城的现存遗迹看，外墙坍塌较为严重，估计当时墙体的高度在1.6～1.8米左右。遗址内外，经实地反复踏察，没有发现其他相关的附属建筑材料，遗址内外的地面，除遗址外墙有挖沙的遗迹外，其余地面均保持了原生状态。这就说明当时修筑的方式是就地取材，挖掘遗址外侧的沙砾石堆筑而成。遗址四周形成了类似于护城河的沙沟，现在淤积了沙土，生长着植被。方城的四周正中各筑一方形瓮城，并凸出于墙体之外，北瓮城门向西开，南瓮城门向南开，东、西瓮城门向南开。方城内的方形金刚墙和圆形金刚环以及正中的方坛、圆坛均从城外取沙土堆筑而成，城址内地平面保持了原始状态。估计在古代举行法事活动时使用的帐幔、幡等物应在该遗址的地表以上按规制安置。
实地查看这座曾经规模宏大的遗址，自然就想起那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中壁画所绘制的十几幅西夏、元代坛城图案。与它们做对比分析，瓜州坛城遗址的形制作法，与榆林窟西夏3窟南壁西侧壁画中的坛城基本相同。该画面为“37尊胎藏界曼陀罗”。“曼陀罗”意译为坛场或坛城，是密教的主要图像。整个曼陀罗图案方圆套叠，并以四个三角和四个半圆组合成形，象征无所不包的佛法。由此推断，这座坛城遗址是西夏时期的密教坛城遗址。是一次利用还是多次利用，不得而知。若多次利用，应该存在着每次变化主尊的可能性。这毕竟不是土坛，在修法后就破坏或者拆除，或许也是供祭祀所用。
据有关专家考证，坛城遗址形制与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彩绘的西夏—元时期的坛城图各有不同，由此可断定该坛城遗址是西夏—元时期密宗教派举行法会和重大佛教活动的地方，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和文物保存价值。
瓜州坛城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坛城遗址之一，也是古代坛城中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形制最为清晰的坛城遗址之一，与榆林窟西夏3窟壁画中的坛城基本相似，尤其是与榆林窟第3窟南壁西侧的壁画“37尊胎藏界”的坛城相同。由此推断，该遗址是西夏时期密教僧侣从事法事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为研究密宗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历史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如此重要的遗存，可能与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有关。
踱步坛城遗址，曾经安置密教诸佛、菩薩像并设众多物品祭供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但静默的沙砾堆成的轮廓尚存，足以说明那时佛教的兴盛与神秘。那城址遮挡生长的几拢植被，在绿色和枯黄中交替着岁月，仿佛还在诉说着远古人们的信仰和追求，印证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出瓜州县城向东北方向行走6.5公里，就会在南距疏勒河约360米、北距312国道约380米处的砾石戈壁上，看到一座风蚀后被沙砾掩埋的城址。这就是瓜州历史上密宗佛教修法的重地——坛城遗址。
坛城，在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的十几幅西夏、元代壁画中都有图绘。由外墙、方坛、金刚环、小圆坛和方形台基组成。源于古代印度，是密宗修法的场所，或曰道场，但与道场又有实质区别。那时的人们为了防止“魔众”入侵，修密法时就在修法场地修筑起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土坛，在土坛上修法，邀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亲临作证，并在土坛上绘出他们的画像，由此构成了后世坛城的基本框架，后又演变出多种形式和类别，但都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有获得本质即获得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最先发现瓜州坛城遗址的人是宁瑞栋老先生。那是2003年秋，他当时受聘于花牛山集团公司石岗墩治沙项目，在借助航片做规划时，这位对瓜州文史情有独钟的学者，以其独有的敏锐眼光，从航片上发现石岗墩正北的戈壁上有一处城郭模样的遗址，就告诉了时任瓜州县博物馆副馆长的李宏伟。于是李宏伟和刘晓东就驱车找到了这处遗址，成了坛城遗址发现后的最初访客。2004年8月26日，长期从事密教研究的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张宝玺和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在宁瑞栋、李春元、刘晓东陪同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张宝玺研究员认为：“该遗址的平面设置和安西（即今瓜州）东千佛洞、旱峡石窟、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坛城图完全相同。”
这一发现的定论，被李宏伟、刘晓东二人撰成《安西发现大型古代坛城遗址》的稿件，经《甘肃日报》记者牛元修改后发表于当年10月13日的《甘肃日报》，在业内引起反响。因为坛城起源于印度，在壁画中出现的较多，作为野外遗址，保存下来的很少。
瓜州坛城遗址的形制也是由外墙、方坛、金刚环、小圆坛和方形台基组成。外墙平面呈正方形，四边长均为142米，高0.9米，都是用砂砾堆积而成。四面各开一门，外连瓮城；方坛位于外墙内侧，距外墙17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109米；大圆坛居于方坛正中，距方坛30米，直径为49.4米；大圆坛中间偏北处建有方形台基，距大圆坛20米，东西长9米，南北宽7.2米；方形台基北侧3米处有直径4.5米的小圆坛与通道相连。外具方城辟四门的金刚墙，中间是正圆形的金刚环，内有圆形和长方形的坛城遗迹。从坛城的形制和中间核心部分的方坛、圆坛略偏中心点以北以及圆坛略高于方坛的情形来看，圆坛是安放尊像的神圣尊位。另在方城的四墙内侧，还发现有数量不等的小土堆，直径1.2米左右，残高0.2米，这些遗迹也说明了北墙以内，方坛以北的重要性，也是该坛城以北方为上的又一佐证。
绕遗址而行，就会看到这处坛城，有正门（即南门），形成以南门为起点，在中轴线上分列内金刚环、方坛、圆坛的布局，展示了密教作法事的坛城建筑规制。据推断，南门若为正门，就是作法事时进入坛城的起点，是做法事时僧侣的必经之处。按建造金刚坛的仪轨，是以西方为上，但该遗址是以北方为上，形成了坐北面南、以北方为上为尊的格局。密宗在建坛城时，在方位上必须遵循仪轨，而且有着严格的要求，其仪轨是以西为上，上西下东、左北右南。这里假如是金刚界坛城，则是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当然其尊像已不存在，难以肯定究竟属于何尊。按建造金刚坛城的仪轨，是以西方为上，其上方所处地理位置则为北方，其间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外城的现存遗迹看，外墙坍塌较为严重，估计当时墙体的高度在1.6～1.8米左右。遗址内外，经实地反复踏察，没有发现其他相关的附属建筑材料，遗址内外的地面，除遗址外墙有挖沙的遗迹外，其余地面均保持了原生状态。这就说明当时修筑的方式是就地取材，挖掘遗址外侧的沙砾石堆筑而成。遗址四周形成了类似于护城河的沙沟，现在淤积了沙土，生长着植被。方城的四周正中各筑一方形瓮城，并凸出于墙体之外，北瓮城门向西开，南瓮城门向南开，东、西瓮城门向南开。方城内的方形金刚墙和圆形金刚环以及正中的方坛、圆坛均从城外取沙土堆筑而成，城址内地平面保持了原始状态。估计在古代举行法事活动时使用的帐幔、幡等物应在该遗址的地表以上按规制安置。
实地查看这座曾经规模宏大的遗址，自然就想起那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中壁画所绘制的十几幅西夏、元代坛城图案。与它们做对比分析，瓜州坛城遗址的形制作法，与榆林窟西夏3窟南壁西侧壁画中的坛城基本相同。该画面为“37尊胎藏界曼陀罗”。“曼陀罗”意译为坛场或坛城，是密教的主要图像。整个曼陀罗图案方圆套叠，并以四个三角和四个半圆组合成形，象征无所不包的佛法。由此推断，这座坛城遗址是西夏时期的密教坛城遗址。是一次利用还是多次利用，不得而知。若多次利用，应该存在着每次变化主尊的可能性。这毕竟不是土坛，在修法后就破坏或者拆除，或许也是供祭祀所用。
据有关专家考证，坛城遗址形制与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彩绘的西夏—元时期的坛城图各有不同，由此可断定该坛城遗址是西夏—元时期密宗教派举行法会和重大佛教活动的地方，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和文物保存价值。
瓜州坛城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坛城遗址之一，也是古代坛城中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形制最为清晰的坛城遗址之一，与榆林窟西夏3窟壁画中的坛城基本相似，尤其是与榆林窟第3窟南壁西侧的壁画“37尊胎藏界”的坛城相同。由此推断，该遗址是西夏时期密教僧侣从事法事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为研究密宗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历史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如此重要的遗存，可能与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有关。
踱步坛城遗址，曾经安置密教诸佛、菩薩像并设众多物品祭供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但静默的沙砾堆成的轮廓尚存，足以说明那时佛教的兴盛与神秘。那城址遮挡生长的几拢植被，在绿色和枯黄中交替着岁月，仿佛还在诉说着远古人们的信仰和追求，印证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