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真正自由起来，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对他的看管已慢慢放开，允许见的人也多了，像郝伯村等一些老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互相请客，聚会越来越多。”但那时的张学良，已是风采不再的七旬老人了。
　　那时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
　　“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都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捂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他手里。看我们沮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说，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时，玩了通宵也不知疲倦，而我们都东倒西歪了。”张闾蘅回忆道。
　　1964年7月4日，在宋美龄等许多好友见证下，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北投温泉风景区一教堂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此时张学良已64岁，当年的“赵四小姐”也已54岁、风华不再。
　　张闾蘅说，跟爽朗、豪放的大伯比起来，伯母赵四显得“冷”一些，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大妈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聊天时她如果插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有时大伯也不耐烦地打断她:‘行了，我们在聊天呢！’但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软禁，先是于凤至陪伴他辗转于安徽、江西、湖南及贵州等地三年多，因为在贵州时患了乳腺癌，1940年于凤至孤身赴美国治病。而赵一荻则把她和张学良唯一的儿子张闾琳托付给美国朋友代养，专门陪伴张学良。张闾琳如今已有70多岁，在台湾再见到父母时，已结了婚。因生长在美国，语言及思维难免有隔阂。
　　“我后来到美国也见过于凤至，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以后再没有见到大伯。大伯在国外有一笔存款，所以她在生活上没有问题，但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她还是有怨言的。”1990年春天，93岁的于凤至在美国去世。张学良和于凤至生有两儿一女，张闾蘅说，现在只有女儿闾瑛还在世，一个人生活在旧金山。
　　1979年，张闾蘅成了为数不多的闯入内地的“勇敢者”。张学良后来得知她回大陆的消息后，嘱咐她做两件事:一件是去给爷爷张作霖上坟，“这个我做到了，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去老家给爷爷上坟烧香了”。第二件，“大伯又告诉我说:我还有两个学生在大陆，一个叫万毅，一个叫吕正操，这么多年了，我想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张闾蘅到了北京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将其介绍给了吕正操。1984年6月，张闾蘅第一次在北京拜访了吕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也按东北人习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样喊他‘大爷’。见到万毅时更感人，他两眼其实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但‘看见’我时，他就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传递对大伯的感情。我从两位老人眼中都能看到他们对大伯的思念。”回到台湾后，她把会面情况仔细汇报给大伯，“看得出他听了很难过，但他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张闾蘅形容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来安排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的会面:“我的内心总有一种无名的动力，我想不管他们中间隔了多少年，让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还能见上一面。”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大伯，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5月23日，吕正操及随员多人，飞往美国看望张学良。1991年5月29日上午，他们在纽约相会。
　　在纽约见面那天，张闾蘅陪着吕正操乘电梯，电梯门一开，张闾蘅吓了一跳:平时很少穿得那么正式的张学良，那天西装笔挺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吕正操仍按以前的习惯喊张学良为“老校长”。“见面的日子是吕正操选的，之前我还奇怪，为什么吕正操一定要选在那天？待两人见面后我才明白，他说，校长，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个月零4天没有见……看着两个老人差不多高，头顶都光光的，却像孩子一样一直手拉着手不舍得放下，特别可爱，但我看了却直想掉眼泪……”
　　1994年，张学良、赵一荻选择在夏威夷定居。赵一荻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张学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赵一荻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虽然到了夏威夷后，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起沐浴着阳光与海风，但曾经的少帅和风流赵四都变成了老人，看着他们日益黯淡的眼神，我经常有一种揪心的痛苦……”
　　（孙丽伟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