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酒是印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2019年2月，在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因饮用私自酿造的假酒死亡的总人数达到116人，其中超过100人来自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市和北阿坎德邦的赫尔德瓦尔市。受假酒毒害最严重的克拉卡里村村民说，在边界森林地区存在大规模的假酒生产作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些非法酿造私酒的人会往酒里面掺入甲醇。
　　回忆起向自己的丈夫卖假酒的那个女人，克拉卡里村民芮娜心里充满了愤怒和绝望。“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个45岁上下的女人站在高速公路旁卖酒。我的丈夫买了她的酒和朋友一起喝完之后就病倒了，然后他很快就死了。村里的很多人都认得这个女人，她从那天起就失踪了。我希望她能受到惩罚。”芮娜说。
　　假酒相对便宜，口味与真酒差别不大，又容易买到，因此制造假酒、饮用假酒可以说已成为印度的一个“传统”。印度国际烈酒和葡萄酒协会数据显示，印度民众平均每年饮用50亿升酒，其中假酒比例高达40%。在印度的一些贫困和偏远地区，正规的酒水饮料已成为当地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替代品，以获得酒精带来的刺激。
　　然而，假酒事件并不限于印度的贫困地区。例如，2011年12月，印度东部的桑格朗普尔村发生一起村民因饮用假酒而集体中毒事件，而桑格朗普尔村便处于印度相对发达的地区。贫困地区的假酒事件可能是缘于当地的经济状况，但假酒在相对发达的地区的泛滥呢？这确实值得反思。
　　除却假酒，印度的假药问题也十分严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通用药品出口国，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像印度这样的中低收入国家，十分之一的医药制品都是不合格产品或完全假货。报告称，全球假药中的35%都来自印度。
　　印度假药生产多，长期以来，印度制药领域的监管也十分马虎。因为出口不合标准或已被污染的药物，印度制药公司现在饱受国外贸易合作伙伴的诟病。更严重的是，当监管者和消费者都开始意识到假药存在后，制假商就开始在假药里加入一点有效成分。对他们来说，含有一点有效成分的假药会多少起点治病的作用，比较不惹人注意。而且，一旦被抓住，他们也可以狡辩说，这是制造过程中的差错问题，其生产出来的，不是假药，而是“劣质药”。这种手法对制造商来说很好用，但对病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种“劣质药”成分跟包装信息无关，甚至可能完全不含包装上声称的成分而含有其他有害病人的东西。2012年，美国田纳西州56岁的托马斯·雷宾斯基因为背痛打了一针，却因针剂污染而感染上了真菌性脑膜炎，最终，托马斯因医治无效死亡。
　　遏制造假行为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其违法成本。一般而言，造假成本有三种。一是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材料、经费、假冒标志（防伪）等直接开支;二是机会成本，即用同样时间通过合法途径谋利也即自动放弃合法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三是处罚成本，即被查处、没收、罚款或判刑总和。在违法成本管控上，印度采取三种成本并抓的措施，不僅要打罚结合，重拳出击，依法治假，加大处罚成本;也强调打防结合，增加造假直接成本;另外，印度政府打扶结合、堵疏结合，以加大造假者的机会成本。
　　打假，还需保证整个行业运作的公开透明。以假药问题为例，印度政府政策智库2018年10月宣布，同甲骨文公司、印度阿波罗医院及制药商迈向制药科学合作，启动一个用区块链技术建立的真药供应链，对药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进行实时记录，确保整个环节都透明、安全、去中心化且可验证。除此之外，印度政府也加强了对制酒和制药产业的监管，要求生产商承担起其必须分担的责任。
　　从本质上来说，假酒假药的泛滥是社会腐败的一个集中体现。应对于此，除却施行机制化的廉洁举措、发挥媒体效用倡导廉洁理念和设立垂直性的反腐机构，印度也设立了专门机构来整治例如假酒假药背后的腐败问题。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鼓励和保护举报，其专门的反贪机构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网站收集举报信息，举报内容一经查实，该机构便会根据具体情形展开调查。
　　（作者系外交学院党委原书记，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驻苏里南大使、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应本刊邀请撰写专栏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