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学生写路遇穿针老人的文章，一直记在心里。没想到这孩子把穿针的老人记录下来。文字往往是心灵的镜子。于孩子而言，更是如此。在我看来，作文怎么写，用些什么辞藻、什么技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孩子眼里有什么，心里想什么，笔下写什么。
　　（一）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述“有二伯”穿针：
　　有二伯的手是很粗的，因此他拿着一颗很大的大针，他说太小的针他拿不住。他的针是太大了点，迎着太阳，好像一颗女人头上的银簪子似的。
　　“他往针鼻里穿线的时候，那才好看呢，他把针线举得高高的，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好像是在瞄准，好像他在半空中里看见了一样东西，他想要快快的拿它，又怕拿不准跑了，想要研究一会再去拿，又怕过一会就没有了。于是他的手一着急就哆嗦起来，那才好看呢。”
　　60多岁的“有二伯”是可笑的，也是可怜的。他和雀子说话、和黄狗谈天、和石头闲扯，但“一和人在一起，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他缝他的行李，而且“三天两头的就要动手缝一次”。他缝的不是枕头，不是毡片，不是被子，他缝的是寂寞。
　　（二）
　　童年的记忆里也有一个穿针的老人。记忆中穿针的老人住在我家附近的小池塘边。我们经常到那里去洗手洗脚，上学放学也必得从那塘边经过。我七八岁时那老人已经有80多岁了，常年一身黑衣，冬天再加一顶黑帽子。我觉得她应该耳也聋眼也花，因为她总是把我和姐姐搞混，每次她说我大的时候我就帮她纠正，下次还是弄错。
　　这么个耳聋眼花的老人却总是坐在她家的大门口缝着什么。像“有二伯”那样双手举着针线，对着阳光穿针。只是针不像“有二伯”的针那么大，但手也是抖的，总也穿不进。碰巧我和姐姐从她门口经过，她必得叫住我们。她叫我们“双生子”其实只是我和姐姐差不多高而已。她说：“双生子，来帮我穿个针。”嘶哑而颤抖的声音出自一个黑衣黑帽的老人，往往在我们放学的黄昏，听起来是有点寒意的。我和姐姐磨磨蹭蹭，终究过去了。其中一个把她手中的针线接过来，针总是锃亮的，没有一点锈迹，把线往嘴里一抿，对着针鼻子一穿，另一个帮忙扯过线头，针就穿好了。我们穿针的时候，她又要问我俩谁大了，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我们有时告诉她，有时不理会，她都不在意。
　　等我们穿好了，她变戏法似的变出两个橘子，塞到我们手里。橘子必是风干的那种，皮和肉紧密地连在一起，剥都剥不下来。我们嫌弃了一番，又斟酌了一番，到底剥了吃下去。那个老人，我们有时躲着她，有时又想念她风干的橘子。
　　（三）
　　我也越来越多地拿起针线来缝缝补补了。掉的扣子，破的袜子，或者孩子膝盖上的破洞。虽然被我补得粗拙不堪，却也觉得缝补的事和肚子饿了要煮饭吃一样重要。年龄越增长，是不是意味着生活越琐碎？很多年以后，我也许就会成为人们记忆中那穿针的老人一样，戴着老花镜，举着针和线，对着灯或阳光，庄严而虔诚地穿针引线。缝补零星的记忆，缝补失落的梦想，缝补千疮百孔的人生。我是不是也会希望有那么一个或几个孩子，陪我聊聊，伴我坐坐，帮我穿一下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