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是陷我于不义！”
　　“這全部都是你的错。。。”
　　6月的太平洋海岛，我正和朋友在一家风景不错的咖啡馆吃早餐，桌上的手机发出“咚咚咚”的信息通知声。
　　我一下子懵了，五六秒后，胃部一阵接着一阵痉挛。微信对话框的那一头，是我刚刚采访过的一位学者。两天前，他还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对本刊刊出的报道表示满意和感谢。
　　接下去，又连着几段气势汹汹的呵斥和责问。他的态度很强硬，给我下达了撤稿的“命令”。
　　五分钟后，我艰难地打出了几行字，告诉对方：我现在人在国外，马上要去赶飞机，等我一回到上海，立即处理这个事。
　　赶飞机的路上，我的心情很低落。同行的朋友一路宽慰，给我做心理建设。一个无比愉快、放松的假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晚上抵达上海后，我已冷静下来——我的稿子内容没有问题。当晚，我写了一条长长的说明：先是表达歉意，然后做出解释声明——媒体和记者有作出独立判断的职业要求，无法做到令每一方都感到百分之百满意;如果他的合作者依然感到难以释怀，我可以去和对方做解释……
　　等我第二天一早发去解决办法，对方似乎情绪已经稳定下来。最后，他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要求我们补充上一条说明——“本报道未经过他审阅”。我们最后在原文文末补充一条——“本报道未经某某先生过目”。
　　这桩“风波”的起因是报道中引用了他的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没想到后来引发他一位重要合作者的不满。事实上，这一句话引自他本人的著作。我也理解他的苦衷和不安——他本人也身处种种社会关系之中，尤其是当你想做成一点书斋之外的事。
　　以上，是一个记者在职业生涯中无法避免的戏码。记者和被访者，是一种微妙的“危险关系”。大部分时候，我们相处融洽，有的还能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但是，这种关系时常面临“身份”的威胁和考验。甚至，有时在一个奇怪的“节点”上，对方不知怎么地就和你“崩”了。
　　这大概是我们职业中最磨人的一面——无论怎么强装职业和tough，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文艺青年，内心敏感又脆弱。人际关系的紧张引起的不安、自责以及自我怀疑，具有某种摧毁性。
　　几周前和英籍犹太裔历史学家西门·蒙蒂菲奥里的交谈，让我颇有共鸣。他以写作全球畅销书《耶路撒冷三千年》为中国读者所知，但他真正出色的是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政治史研究。
　　他和我聊到了一段经历：2001年他写完历史著作《叶卡捷琳大帝和波将金》后不久，一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告诉他：俄罗斯总统和总理先生非常喜欢他的书，“我们想颁一个奖给你——你将有机会作为第一批西方记者来阅读斯大林档案。”
　　这是每一个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机会。之前，蒙蒂菲奥里为了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调阅所需要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常常需要和馆员们斗智斗勇，贿赂、装腔作势、恐吓，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现在，除了能读到绝密档案，他甚至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拥有了一个专供他个人使用的研究室。
　　两年后，他的《斯大林》出版，随后获得英语世界最重量级的文学奖项之一——2007年英国“国家图书奖”最佳非虚构作品奖。不久，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俄罗斯总统对他的这本书“非常非常不满意”。
　　等再到访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时，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你是谁？我们不记得你，我们从来没见过你。”馆员冷冰冰地说。他脊梁骨感受到一阵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
　　断了宝贵的“通路“后，蒙蒂菲奥里的下一部著作写得异常辛苦和吃力。为了搜索到新史料，他前后花了十年时间，跑了十几个国家。幸运的是，得益于90年代在外高加索地区当战地记者时积累下的人脉，他拿到了格鲁吉亚总统的特别通行令，敲开了几家不对外开放的历史档案馆大门，获得了许多封存着的珍贵资料。
　　《青年斯大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蒙蒂菲奥里历史著作。它以扎实的第一手史料和精湛的写作接连获得英语文学的多个非虚构写作和历史写作奖项。
　　私底下，友人和我谈起这位“富N代”作家，语气里都带着一丝丝嫉妒——家境优越，无须靠工作谋生，和英国王室、东欧国家权力高层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所以能够得到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写出独家的历史著作。
　　其实，人生赢家的故事还有另外一面。这也帮我解开了一个心结——人与人的机遇微妙而脆弱，运气和“恩宠”是一份捉摸不定的礼物。认真、踏实、充满热情地对待你的工作，结果呢，总归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