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一书曾登上过多家媒体的“年度图书”榜单，能同时被这么多媒体看好，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它不是一本坏书，同时也说明这本书与媒体在气质、趣味和文风上的一致性。
　　这本书在宣传上起势很高，上追梁任公的“新民说”，要为国民结撰“新国说”；其英文名字更加响亮，China’s new revolution，但读其内容，其实也就是一本时评集。行文啰唆，材料堆积严重，理论深度止于名人名言。此书最大的问题是浅尝辄止，一到关键之处就“如某某所言”，个人创见太少。材料是别人的，观点也是别人的，只有论述方式是自己的。在论述上基本属于一事一议，看似无所不谈，实则缺少系统性和逻辑性。
　　当作者谈到他所不熟悉的事物时，如论孔、论墨，经常显得捉襟见肘，而满篇的“贡当斯”也让人莫名其妙。全书在结构上采用了一种便捷式的拼盘结构，很多章节属于硬性插入，仿佛是先有萝卜后有坑。有榜单者谓其“构建了自己有创见的思想体系”，明显是无知的拔高之语。
　　此书可能是感染了“成书太易”的时代病，未作好充分的学术准备便率尔操觚。陈寅恪当年“腹诽”胡适，谓其“未觅名山便著书”，主要也是认为他成名太早而著书太轻易。胡适早期自诩“但开风气不为师”，“但开风气”者，难免走得急匆匆，顾不得太多。
　　《重新发现社会》的立意在启蒙，是一本“公民读物”，这是为那些惯于吹毛求疵者竖起的挡箭牌。也就是说，它的目标受众是那些尚不知“国”为何“家”为何者，而不是那些平时连报纸都懒得一翻的知识分子。我由此怀疑，那些对此书推崇备至，又是推荐又是写评的知识分子，他们本人是否真的热爱此书？很大程度上，推荐者们和媒体的想法也许是一致的，那就是帮助一本好书寻找它“理想的读者”。
　　到底谁是“理想的读者”，谁是需要“被启蒙”者？需要此书的读者可能根本就不读书，而读到此书的读者可能又不需要如此启蒙。一本与制榜人两情相悦，并被轮番叫好的启蒙读物，当它的受众对象并非它的“理想读者”，而是被这些“榜单”蛊惑的读书人时，互相的不满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