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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种程度上，国家的外交活动可视为是在维护自身对国家形象的认知行为。纵观中国外交史，国家形象认知的主体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阶层”；因此，中国外交史可视为一部“政治精英”基于对国家形象的理解而有所作为的对外交往史。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千百年来树立起的辉煌国家形象深入人心，外交过程中封建王朝时刻在维护这个辉煌的国家形象，并且这一形象深深影响着近代、现当代国人的心理。基于中国外交史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崛起一直有着一条重要的规律——曾经处于并意在重新回到东亚地区主导国地位，而且这条规律在外交史和当代国际政治中得以体现。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战略；中国外交史；主导国地位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1098
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国家形象也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其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每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上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对本国的国际影响产生无形而强大的冲击力。因此可以认为国家在外交领域的作为，是在维系本国已经建构起来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变迁和树立，是深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表现为在此背景下本国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维护以及在与外国交往中外国对其形象的认可度。近现代的中国外交史，时刻渗透着自身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尽管我国的国家形象历史悠久，每个时代的内涵也在不断变迁，但总体而言，是有一个主线的。中国悠久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在塑造和强化自身国家形象，以及在维护这个国家形象的对外交往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形象的维护，与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文章以中国外交史中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以及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对国家形象的维护作为切入点予以进一步展开研究。
1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综述以及概念的确定
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已经有所研究。
管文虎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23.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16.張毓强对“国家形象”的定义是：“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 张毓强国家形象刍议[J].现代传播，2002（2）：30.在国际关系学界，一些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且各有侧重点。刘继南侧重考察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如国内外舆论导向）与构建我国良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之间的重要关系，作为对各种“中国威胁论”的战略回应。 刘继南，何辉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国际观察，2008（1）：29.管文虎将中国的国家形象分为“我形象”（内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他形象”（外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分析中国国际形象与国内公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之间的差异，意在寻找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着力点与突破口。
管文虎关于研究中国国际形象问题的几点思考[J].国际论坛，2007（5）：2.在国内外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差异的问题上，门洪华也有过相似的论述。 门洪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8-15.郭树勇从世界大国的兴衰史中探讨大国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50.
另外，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如摩根索、吉尔平等还分析了与国家形象的内涵相近，或相类似的概念，如“国家声誉”“国家威望”“国家名誉”等提法，实际上它们都属于国家软权力的范畴。例如，托马斯·谢林说到声誉是国家值得为之而战的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124国内学者林民旺也通过案例研究法考察过国家声誉的变迁机制。 林民旺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外交评论，2013（6）：122.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外界对主体的反映，这些成果对国家形象战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以上定义侧重于公众对国家形象的认识，这一定义比较适合于对当今信息传播极快的世界，公众有机会通过接触到的各种信息来认识本国国家形象。但是纵观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外交史，民众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真正对国家形象的认识起决定作用的阶层是“政治精英”——官僚、有识之士、士绅等，如清末的李鸿章，民国时期的袁世凯、孙中山等，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中国的国家形象变迁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精英”对国家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把握，在外交领域“政治精英们”基于自身对国家形象的认识，从而来维护本国国家形象的。
综合以上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包括：物质基础、政治制度、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等。文章从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探求国家形象的作用，故将国家形象认识的主体视为中国的“政治精英”。
如前所述，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有赖于“政治精英”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变迁对本国形象的认识和定义。因此文章意在从中国历史的变迁中考察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主要考察“政治精英”对国家形象的认识以及维护手段。 2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以及在外交史中的具体体现
21千百年的“朝贡体系”在政治精英们心中国家形象的塑造
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国家实力紧密相连。古代中国是经济高度繁荣，文教十分发达，军事实力极为强大的年代。尽管中国古代亦出现过较长时期的分裂时期，但国力始终处于世界前列。强大的国力和高度繁荣的文化展现出古代中国强盛的国家形象。总的来讲，古代中国总体上展现出三种国家形象，这些国家形象被中国的“政治精英”或文人士族们表述为：“大一统”“国力充盈”“文教昌盛”的国家形象。 江佚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建构[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0-71.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可以很好地体现：政治上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体现着等级关系，通过中华朝贡体系，中国文化逐渐被传播到了中国的邻近和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并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世界观念，伴随着这一进程，东亚地区最终形成了儒家文化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形象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沉淀，逐渐形成一种非常稳定的华夏民族文化优越感和视外族为蛮夷的傲慢心理的“形象特征”。下面主要从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时候，中国开始接触近现代的外交模式为例来予以探究。
22清朝末年朝廷在与“蛮夷”交往中体现出的对国家形象的维护
清朝的外交是为了要实现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为例，在南京谈判时，清朝道光皇帝训令官员对“英夷”施以羁縻政策，甘心放弃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部分主权”，以换得蛮夷对天朝秩序的认可，在清廷眼中，是不能因领土赔款等“物质性的次要之事”与蛮夷过多计较，以扬天朝怀柔之意。石之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文化与心理分析[M].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150.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即使清朝再次战败，北京沦陷，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除了承自历史的秩序尊卑印象之外，再无先例可循，故即使战败，清朝的外交也只能得到战术上的调整（如建立总理事务衙门等），而做不出彻底反思重构千百年来的国家形象。因此，被迫允许洋人与中国进行贸易，满足俄国对清朝领土的要求，这只不过是在表面上维持着天朝的国家形象罢了。当然，清政府维系“天朝大国”这个国家形象不止靠妥协，仍有强硬的表现：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4年袁世凯武力弥平日本在朝鲜策动的政变阴谋、1885年清军镇南关大捷和在台湾击退法军。在外交方面，1874年逼退登陆台湾的日军，1881年曾纪泽与沙俄谈判收复伊犁。这些积极的外交作为为清朝实现“天下共主”增加了正面效应。
确切来讲，天朝的国家形象是以中国基于千百年来对周边国家的绝对政治经济文化优势而确立起来的，清政府虽战场失利，但自认为仍在朝贡体系下对周边小国保持着绝对优势。那么，当中国失去这个优势的时候，国家形象自然就会崩塌，换句话说，东亚朝贡体系下，中国是不允许体系中的某个国家的崛起甚至取代中国的地位。因此，日本的崛起在清朝“政治精英们”的心里是极为敏感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完败于日本，朝贡体系彻底崩溃，东亚领头羊的地位也相应地转移到了日本，至此，“天朝大国”的形象在国人的心中崩塌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和知识分子们可以容许东亚范围外的国家与中国达成妥协，但心理上很难接受东亚范围内出现的新兴主导国的出现并将传统的辉煌中国的地位和形象“夺走”）。
3假设的提出以及案例验证
31假设的提出
由此，在论述展开之前，笔者先引出文章中的假设，亦即文章的探讨问题。
中国外交的延续性有赖于中国的历代“政治精英们”基于本国辉煌的历史和文明，以及千百年来的积淀，对塑造或重塑了的国家形象的维护，即在东亚地区，特别是自古以来“天朝大国”深刻影响到的地区，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外交层面上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本地区的主导国地位。
32案例验证
321日本崛起的过程及其“东亚霸主”地位的奠定对中国的影响
若要验证以上假设，绕不开谈论中日关系的发展的特点和近代日本的崛起，以至于击败中国，取代中国作为“东亚霸主”长达50年时间之久（1895—1945年）。
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下，日本远离东亚政治权力中心，与古代中国的交往中养成了它“进出随意”的性格，没有固定的选择，即对它有利时，则对华夏帝国称臣，对其不利或无利可图时，则避而不见，甚至是鞭打来使。而中华帝国对其反复无常的态度，也着实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不加惩戒。 武心波日本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65.
中国作为古代世界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实体，长期处于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高踞在这个国际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其“皇权—官僚”阶层长期坚持“国际统治者”的观念、立场和自我意识，以一统天下的姿态君临四方。朝贡关系或者“万国衣冠朝拜”的模式，久而久之，这成为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唯一承认的方式。欧洲近代国际法中各国在法律上彼此平等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皇权—官僚”阶层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为此，进入近代后，与工业革命格格不入的中国很快就从自命不凡的顶峰跌入了谷底。
随着中国大厦的轰然倒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随之解体坍塌，而西方建立在近代国际法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制则风靡全球，成为覆盖世界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日本由于其历史形成的学习先进文明的天然“敏感嗅觉”，很快就倒向了西方，并摇身一变为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中的一员。
但是日本因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华夏文明和朝贡体系的影响，即便是加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后，在观念上仍然无法抛开过去，深受传统的“册封与朝贡体制”观念的影响，依然沿袭着传统的东亚国际政治理念并试图取代中国，构筑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 武心波日本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65.曾任天皇侍读的日本中国哲学权威服部宇之吉（1867—1939年）曾说：“儒学之真精髓在于孔子教，然中国于此久失真精神。……今皇国旷古之圣业，着成于再建中国之伟业。” 李玉21世纪中国与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15.日本近代思想家内藤湖南（1866—1934年）在其名著《东洋文化史研究》中则以文化中心移动说立论：“正如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一样，在现代，文化中心移到了日本，故应将以日文章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作为新的中国文化加以酝酿。”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败初期，日本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日本从来没有跳出过古代东亚社会秩序的范围。在日本的国际关系认知中，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 迅弟儿浅谈日本的民族心理与其国家目标[EB/OL].http：//v3touchtestkdnetnet/share-468744html.这种认知显然来源于古代封建的中华文明体系。问题是中国始终是从文化角度来实现这种体系，而日本则总是依靠使用武力来实现这种秩序的成立。③ 日本的觊觎和取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到明治维新以后，就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即以东亚盟主而自居，试图建立“八弘一宇”的世界秩序。1879年日本侵占了琉球、1895年占领台湾、1905年击溃俄国、1910年占领朝鲜、1931年攻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又攻占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妄图逐步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包括众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即日方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的崛起，以及取代中国崛起为“东亚霸主”的做法，深受古代中国观念体系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也给中国上了沉重的一课，当中国不再是东亚绝对权威之时，特别地位是被区域内国家取代之时，中国的国家形象维护的目标便成为重新夺取这一地位。从1885年，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中法战争中甘愿乘胜即收，失去越南这个藩属国；而1894年与日本开战时，竭力保护朝鲜这个藩属国为“荣誉”而战。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可以与区域外强国达成妥协以在表面上维持“东亚霸主”之位，而不会轻易与“千百年来臣服于己”的域内国家达成地位上妥协。
322中国失去东亚头号强国地位期间——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
在蒋介石掌权中国之前，中国外交的参与权与决策权大多掌握在一批才华横溢的外交家手中，如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等，他们深受西方近代思潮影响，致力于将中国塑造成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平等强国。这些人在北京政府中致力于用外交谈判的方式修改或重订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在1917年，俄国帝制崩溃之时，北京政府、新疆当局以及东北当局果断清理旧的俄国特权，为以后在谈判过程中使得俄国不得不面对客观既定事实，承认现状打下基础；中德于1921年签订《中德协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收回权益，取得对德的单独缔约权后获得赔偿；在华盛顿会议上根据法理依据提出废止《民四条约》（指出日本违反国际法原则之处）。北京政府在考虑如何从法理层次上提出抗议并谋求修改，置日本于国际法层次的被动地位，使日本处于国际道德中的不利地位，逐步收回山东权益，等等。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7-168.北伐战争期间，王正廷的“温和型革命外交”适当地将群众的“爱国狂热”等感性因素剔除，对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暂不主动攻击或予以片面废止，而是等待一个机会，即遇到对方出现理亏，并采取了明显的拖延后，再谋求适当得运用对抗性的手段，所谓“在铁拳之外，罩上一层橡皮”！ 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166-167.
民国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处于对新的国家形象还未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的时期。在1927年前的民国时期，北京政府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将中国塑造为一个西方式的大国的形象，可惜，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蒋介石名义上“统一”全国后，1927—1949年的民国时期，他成为中国的最高外交决策者。众所周知，他个人早年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使得他个人对日本充满敬畏，痛恨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但又时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深知单凭中国的力量已无法与日本抗衡，唯一能挫败日本的方法就是利用地缘因素引入域外大国制衡日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准备抗战但却并不宣战，直到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后，蒋才对日宣战。
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278-293.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日后实现中国“大国梦”的愿望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的肩上。
32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心中的国家形象以及与苏联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客观上美国摧毁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国地位，将美国势力深入东亚并主导了太平洋，苏联将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两极格局已然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将手伸向东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领导人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苏联但绝不会甘心沦为苏联的东欧“卫星国”那样的国际角色，新时期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怀抱满腔建设祖国的热情，决心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崛起道路，因为在中国的历代“政治精英们”心中，中国拥有几千年来的大国情怀。
由此，为了维护国家形象，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2个月就去苏联，意在与苏联重订1945年的条约。中国坚决致力于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的权益。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导致战况每况愈下后，新中国果断出兵朝鲜，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主权的同时，中国还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朝鲜战争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自信——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同时也让“社会主义阵营”看到了中国的新形象，特别是苏联。
既然树立了新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的发展，慢慢地也就有能力和决心来保卫自身的核心利益。倒向苏联而不会甘心受到其摆布，在苏联试图在东亚控制中国时，如试图通过“联合舰队”“无限长波电台”事件，遭到中国的严词拒绝。“不顾中苏同盟单方面发动金门炮击”寻求独自解决台湾之道，坚决不受制于苏联而不惜与苏联决裂，等等。诚如在国际大格局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一样，在两个大阵营里，存在着区域“小秩序”，中国虽然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但因“政治精英们”及其引导下的民众心里国家传统意识和历史上的大国情怀心理的存在，注定不会向东欧小国那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受其控制。一旦“嗅到”被控制的味道，中国会本能地敏感地予以坚决反对——中苏关系几年之间就出现了大的裂痕——证明了中国骨子里追求成为大国的心理和情怀。
324当代东亚局势以及中國面临的战略形势
崛起为体系大国的前提是必须成为区域内的头号大国，中国在地缘上所处东亚，再加上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注定中国会客观上追求重回“东亚头号强国”的位置。真正在历史上成功挑战中国东亚霸主地位的国家是日本。纵观中日关系千百年来的发展，如上所述，日本不乏挑战中国之心，每当中日处于“两强”之时，总会使得中日关系处于不稳定，运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即中日国家之间的物质力量的分配处于相近之时，这是基于东亚传统的等级秩序观所致，所谓“一山难容二虎”。 中国自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面且看中日在东亚的主导权之争。以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为案例考虑，中日之间在主导权问题上存在竞争，东亚一体化，东盟由于其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都比较微弱，所以也只能做一个“名誉上的领头羊”，而中日现在分别是世界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地区安全上都对日本构成多方面的压力。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对东亚一体化可能出现的中国主导局面持警惕态度，甚至片面认为中国主导的东亚一体化进程预示了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为此，日本倾向于主张引入地区外力量来制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如引入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 方长平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11（2）：36.这种引入域外大国来制衡中国的做法，日本称霸东亚之时，中国意图在引入俄国，美国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即中、日两强在竞争之时，任何一方觉得自身实力处于下风时，则会选择借助域外大国之力来制衡对方，即使可能牺牲自身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在当代，日本在中日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处于下风，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一心加强与美国的盟国关系。其政策的制定很容易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对接，也借美国之力不断谋求其政治诉求，如解禁自卫权、防卫厅的升级等。中日之间夹杂着复杂的历史纠葛、民族恩怨，再加上现如今东亚主导权这样的结构性矛盾，相比而言，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事实，为了更好地成为体系大国，因此也许越来越能实现“东亚地区主导国”的国家形象。
对中国而言，追求笔者假设的“国家形象”，遇到的未来挑战还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以及远洋问题等。台湾问题关系到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地缘价值非常重要；东海问题涉及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若要实现“东亚主导国”地位，中国必须在中日竞争之中取胜并建立起巨大优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涉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亦涉及美国；在远洋航行方面，印度洋、太平洋是我国非常重要的能源输入线，尤其是21世纪，印度洋的戰略地位日益上升，因此我国一方面不断加强海军建设，提升远洋护航能力；另一方面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洋国家发展关系。可谓不断扩大自身影响，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大国形象，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施的过程。
4结论
文章以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将国家形象认知的主体锁定为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和“士绅阶层”，群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的导向，是受到上述两个阶层的引导的。将中国的外交史视作“中国历代的精英们”为了维护他们心中的国家形象，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发生关系的一部历史。从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笔者假设中国会受到本身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昔日辉煌形象影响，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绕不开在地区寻求“主导国”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是一个较新的视角。以下简单总结一下文章的结论。
（1）中国古代形成的“辉煌形象”和“朝贡体系”，对我国“政治精英们”和士绅们以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我国确立自身国际形象及国家战略仍受其影响，并在外交中为之奋斗。
（2）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实现首先在区域内谋求主导国地位这一战略目标，这从日本崛起并取代中国为“东亚霸主”的那段历史中（1895—1945年）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3）中国追求区域主导国地位这一战略，遇到的主要矛盾为“结构性矛盾”，即肯尼思·华尔兹所谓的大国之间的物质权力的分配。当今的东亚战略局势错综复杂，并且夹杂着许多矛盾，对中国而言的主要矛盾为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关系是受制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然而基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以及当代两国政治，中日之间除了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外，还存在历史特殊性。
参考文献：
[1]方长平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11（2）.
[2]管文虎关于研究中国国际形象问题的几点思考[J].国际论坛，2007（5）.
[3]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4]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
[5]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6]江佚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建构[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7]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8]李玉21世纪中国与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林民旺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外交评论，2013（6）.
[10]刘继南，何辉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国际观察，2008（1）.
[11]刘艳房，张骥国家形象及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研究综述[J].探索，2008（2）.
[12][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4]门洪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
[15][日]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M].田建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石之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文化与心理分析[M].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
[17]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
[18]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9]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20]武心波日本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
[21]张毓强国家形象刍议[J].现代传播，2002（2）.
[作者简介]马也（1994—），男，汉族，河北邢台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战略；中国外交史；主导国地位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1098
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国家形象也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其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每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上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对本国的国际影响产生无形而强大的冲击力。因此可以认为国家在外交领域的作为，是在维系本国已经建构起来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变迁和树立，是深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表现为在此背景下本国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维护以及在与外国交往中外国对其形象的认可度。近现代的中国外交史，时刻渗透着自身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尽管我国的国家形象历史悠久，每个时代的内涵也在不断变迁，但总体而言，是有一个主线的。中国悠久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在塑造和强化自身国家形象，以及在维护这个国家形象的对外交往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形象的维护，与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文章以中国外交史中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以及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对国家形象的维护作为切入点予以进一步展开研究。
1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综述以及概念的确定
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已经有所研究。
管文虎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23.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16.張毓强对“国家形象”的定义是：“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 张毓强国家形象刍议[J].现代传播，2002（2）：30.在国际关系学界，一些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且各有侧重点。刘继南侧重考察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如国内外舆论导向）与构建我国良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之间的重要关系，作为对各种“中国威胁论”的战略回应。 刘继南，何辉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国际观察，2008（1）：29.管文虎将中国的国家形象分为“我形象”（内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他形象”（外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分析中国国际形象与国内公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之间的差异，意在寻找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着力点与突破口。
管文虎关于研究中国国际形象问题的几点思考[J].国际论坛，2007（5）：2.在国内外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差异的问题上，门洪华也有过相似的论述。 门洪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8-15.郭树勇从世界大国的兴衰史中探讨大国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50.
另外，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如摩根索、吉尔平等还分析了与国家形象的内涵相近，或相类似的概念，如“国家声誉”“国家威望”“国家名誉”等提法，实际上它们都属于国家软权力的范畴。例如，托马斯·谢林说到声誉是国家值得为之而战的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124国内学者林民旺也通过案例研究法考察过国家声誉的变迁机制。 林民旺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外交评论，2013（6）：122.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外界对主体的反映，这些成果对国家形象战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以上定义侧重于公众对国家形象的认识，这一定义比较适合于对当今信息传播极快的世界，公众有机会通过接触到的各种信息来认识本国国家形象。但是纵观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外交史，民众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真正对国家形象的认识起决定作用的阶层是“政治精英”——官僚、有识之士、士绅等，如清末的李鸿章，民国时期的袁世凯、孙中山等，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中国的国家形象变迁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精英”对国家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把握，在外交领域“政治精英们”基于自身对国家形象的认识，从而来维护本国国家形象的。
综合以上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包括：物质基础、政治制度、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等。文章从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探求国家形象的作用，故将国家形象认识的主体视为中国的“政治精英”。
如前所述，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有赖于“政治精英”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变迁对本国形象的认识和定义。因此文章意在从中国历史的变迁中考察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主要考察“政治精英”对国家形象的认识以及维护手段。 2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以及在外交史中的具体体现
21千百年的“朝贡体系”在政治精英们心中国家形象的塑造
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国家实力紧密相连。古代中国是经济高度繁荣，文教十分发达，军事实力极为强大的年代。尽管中国古代亦出现过较长时期的分裂时期，但国力始终处于世界前列。强大的国力和高度繁荣的文化展现出古代中国强盛的国家形象。总的来讲，古代中国总体上展现出三种国家形象，这些国家形象被中国的“政治精英”或文人士族们表述为：“大一统”“国力充盈”“文教昌盛”的国家形象。 江佚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建构[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0-71.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可以很好地体现：政治上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体现着等级关系，通过中华朝贡体系，中国文化逐渐被传播到了中国的邻近和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并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世界观念，伴随着这一进程，东亚地区最终形成了儒家文化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形象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沉淀，逐渐形成一种非常稳定的华夏民族文化优越感和视外族为蛮夷的傲慢心理的“形象特征”。下面主要从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时候，中国开始接触近现代的外交模式为例来予以探究。
22清朝末年朝廷在与“蛮夷”交往中体现出的对国家形象的维护
清朝的外交是为了要实现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为例，在南京谈判时，清朝道光皇帝训令官员对“英夷”施以羁縻政策，甘心放弃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部分主权”，以换得蛮夷对天朝秩序的认可，在清廷眼中，是不能因领土赔款等“物质性的次要之事”与蛮夷过多计较，以扬天朝怀柔之意。石之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文化与心理分析[M].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150.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即使清朝再次战败，北京沦陷，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除了承自历史的秩序尊卑印象之外，再无先例可循，故即使战败，清朝的外交也只能得到战术上的调整（如建立总理事务衙门等），而做不出彻底反思重构千百年来的国家形象。因此，被迫允许洋人与中国进行贸易，满足俄国对清朝领土的要求，这只不过是在表面上维持着天朝的国家形象罢了。当然，清政府维系“天朝大国”这个国家形象不止靠妥协，仍有强硬的表现：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4年袁世凯武力弥平日本在朝鲜策动的政变阴谋、1885年清军镇南关大捷和在台湾击退法军。在外交方面，1874年逼退登陆台湾的日军，1881年曾纪泽与沙俄谈判收复伊犁。这些积极的外交作为为清朝实现“天下共主”增加了正面效应。
确切来讲，天朝的国家形象是以中国基于千百年来对周边国家的绝对政治经济文化优势而确立起来的，清政府虽战场失利，但自认为仍在朝贡体系下对周边小国保持着绝对优势。那么，当中国失去这个优势的时候，国家形象自然就会崩塌，换句话说，东亚朝贡体系下，中国是不允许体系中的某个国家的崛起甚至取代中国的地位。因此，日本的崛起在清朝“政治精英们”的心里是极为敏感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完败于日本，朝贡体系彻底崩溃，东亚领头羊的地位也相应地转移到了日本，至此，“天朝大国”的形象在国人的心中崩塌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和知识分子们可以容许东亚范围外的国家与中国达成妥协，但心理上很难接受东亚范围内出现的新兴主导国的出现并将传统的辉煌中国的地位和形象“夺走”）。
3假设的提出以及案例验证
31假设的提出
由此，在论述展开之前，笔者先引出文章中的假设，亦即文章的探讨问题。
中国外交的延续性有赖于中国的历代“政治精英们”基于本国辉煌的历史和文明，以及千百年来的积淀，对塑造或重塑了的国家形象的维护，即在东亚地区，特别是自古以来“天朝大国”深刻影响到的地区，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外交层面上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本地区的主导国地位。
32案例验证
321日本崛起的过程及其“东亚霸主”地位的奠定对中国的影响
若要验证以上假设，绕不开谈论中日关系的发展的特点和近代日本的崛起，以至于击败中国，取代中国作为“东亚霸主”长达50年时间之久（1895—1945年）。
在以华夏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下，日本远离东亚政治权力中心，与古代中国的交往中养成了它“进出随意”的性格，没有固定的选择，即对它有利时，则对华夏帝国称臣，对其不利或无利可图时，则避而不见，甚至是鞭打来使。而中华帝国对其反复无常的态度，也着实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不加惩戒。 武心波日本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65.
中国作为古代世界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实体，长期处于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高踞在这个国际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其“皇权—官僚”阶层长期坚持“国际统治者”的观念、立场和自我意识，以一统天下的姿态君临四方。朝贡关系或者“万国衣冠朝拜”的模式，久而久之，这成为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唯一承认的方式。欧洲近代国际法中各国在法律上彼此平等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皇权—官僚”阶层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为此，进入近代后，与工业革命格格不入的中国很快就从自命不凡的顶峰跌入了谷底。
随着中国大厦的轰然倒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随之解体坍塌，而西方建立在近代国际法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体制则风靡全球，成为覆盖世界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日本由于其历史形成的学习先进文明的天然“敏感嗅觉”，很快就倒向了西方，并摇身一变为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中的一员。
但是日本因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华夏文明和朝贡体系的影响，即便是加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后，在观念上仍然无法抛开过去，深受传统的“册封与朝贡体制”观念的影响，依然沿袭着传统的东亚国际政治理念并试图取代中国，构筑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 武心波日本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65.曾任天皇侍读的日本中国哲学权威服部宇之吉（1867—1939年）曾说：“儒学之真精髓在于孔子教，然中国于此久失真精神。……今皇国旷古之圣业，着成于再建中国之伟业。” 李玉21世纪中国与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15.日本近代思想家内藤湖南（1866—1934年）在其名著《东洋文化史研究》中则以文化中心移动说立论：“正如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一样，在现代，文化中心移到了日本，故应将以日文章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作为新的中国文化加以酝酿。”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败初期，日本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日本从来没有跳出过古代东亚社会秩序的范围。在日本的国际关系认知中，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 迅弟儿浅谈日本的民族心理与其国家目标[EB/OL].http：//v3touchtestkdnetnet/share-468744html.这种认知显然来源于古代封建的中华文明体系。问题是中国始终是从文化角度来实现这种体系，而日本则总是依靠使用武力来实现这种秩序的成立。③ 日本的觊觎和取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到明治维新以后，就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即以东亚盟主而自居，试图建立“八弘一宇”的世界秩序。1879年日本侵占了琉球、1895年占领台湾、1905年击溃俄国、1910年占领朝鲜、1931年攻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又攻占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妄图逐步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包括众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即日方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的崛起，以及取代中国崛起为“东亚霸主”的做法，深受古代中国观念体系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也给中国上了沉重的一课，当中国不再是东亚绝对权威之时，特别地位是被区域内国家取代之时，中国的国家形象维护的目标便成为重新夺取这一地位。从1885年，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中法战争中甘愿乘胜即收，失去越南这个藩属国；而1894年与日本开战时，竭力保护朝鲜这个藩属国为“荣誉”而战。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可以与区域外强国达成妥协以在表面上维持“东亚霸主”之位，而不会轻易与“千百年来臣服于己”的域内国家达成地位上妥协。
322中国失去东亚头号强国地位期间——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
在蒋介石掌权中国之前，中国外交的参与权与决策权大多掌握在一批才华横溢的外交家手中，如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等，他们深受西方近代思潮影响，致力于将中国塑造成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平等强国。这些人在北京政府中致力于用外交谈判的方式修改或重订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在1917年，俄国帝制崩溃之时，北京政府、新疆当局以及东北当局果断清理旧的俄国特权，为以后在谈判过程中使得俄国不得不面对客观既定事实，承认现状打下基础；中德于1921年签订《中德协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收回权益，取得对德的单独缔约权后获得赔偿；在华盛顿会议上根据法理依据提出废止《民四条约》（指出日本违反国际法原则之处）。北京政府在考虑如何从法理层次上提出抗议并谋求修改，置日本于国际法层次的被动地位，使日本处于国际道德中的不利地位，逐步收回山东权益，等等。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7-168.北伐战争期间，王正廷的“温和型革命外交”适当地将群众的“爱国狂热”等感性因素剔除，对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暂不主动攻击或予以片面废止，而是等待一个机会，即遇到对方出现理亏，并采取了明显的拖延后，再谋求适当得运用对抗性的手段，所谓“在铁拳之外，罩上一层橡皮”！ 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166-167.
民国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处于对新的国家形象还未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的时期。在1927年前的民国时期，北京政府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将中国塑造为一个西方式的大国的形象，可惜，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蒋介石名义上“统一”全国后，1927—1949年的民国时期，他成为中国的最高外交决策者。众所周知，他个人早年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使得他个人对日本充满敬畏，痛恨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但又时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深知单凭中国的力量已无法与日本抗衡，唯一能挫败日本的方法就是利用地缘因素引入域外大国制衡日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准备抗战但却并不宣战，直到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后，蒋才对日宣战。
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278-293.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日后实现中国“大国梦”的愿望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的肩上。
32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心中的国家形象以及与苏联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客观上美国摧毁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国地位，将美国势力深入东亚并主导了太平洋，苏联将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两极格局已然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将手伸向东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领导人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苏联但绝不会甘心沦为苏联的东欧“卫星国”那样的国际角色，新时期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怀抱满腔建设祖国的热情，决心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崛起道路，因为在中国的历代“政治精英们”心中，中国拥有几千年来的大国情怀。
由此，为了维护国家形象，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2个月就去苏联，意在与苏联重订1945年的条约。中国坚决致力于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的权益。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导致战况每况愈下后，新中国果断出兵朝鲜，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主权的同时，中国还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朝鲜战争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自信——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同时也让“社会主义阵营”看到了中国的新形象，特别是苏联。
既然树立了新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的发展，慢慢地也就有能力和决心来保卫自身的核心利益。倒向苏联而不会甘心受到其摆布，在苏联试图在东亚控制中国时，如试图通过“联合舰队”“无限长波电台”事件，遭到中国的严词拒绝。“不顾中苏同盟单方面发动金门炮击”寻求独自解决台湾之道，坚决不受制于苏联而不惜与苏联决裂，等等。诚如在国际大格局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一样，在两个大阵营里，存在着区域“小秩序”，中国虽然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但因“政治精英们”及其引导下的民众心里国家传统意识和历史上的大国情怀心理的存在，注定不会向东欧小国那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受其控制。一旦“嗅到”被控制的味道，中国会本能地敏感地予以坚决反对——中苏关系几年之间就出现了大的裂痕——证明了中国骨子里追求成为大国的心理和情怀。
324当代东亚局势以及中國面临的战略形势
崛起为体系大国的前提是必须成为区域内的头号大国，中国在地缘上所处东亚，再加上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注定中国会客观上追求重回“东亚头号强国”的位置。真正在历史上成功挑战中国东亚霸主地位的国家是日本。纵观中日关系千百年来的发展，如上所述，日本不乏挑战中国之心，每当中日处于“两强”之时，总会使得中日关系处于不稳定，运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即中日国家之间的物质力量的分配处于相近之时，这是基于东亚传统的等级秩序观所致，所谓“一山难容二虎”。 中国自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面且看中日在东亚的主导权之争。以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为案例考虑，中日之间在主导权问题上存在竞争，东亚一体化，东盟由于其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都比较微弱，所以也只能做一个“名誉上的领头羊”，而中日现在分别是世界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地区安全上都对日本构成多方面的压力。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对东亚一体化可能出现的中国主导局面持警惕态度，甚至片面认为中国主导的东亚一体化进程预示了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为此，日本倾向于主张引入地区外力量来制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如引入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 方长平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11（2）：36.这种引入域外大国来制衡中国的做法，日本称霸东亚之时，中国意图在引入俄国，美国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即中、日两强在竞争之时，任何一方觉得自身实力处于下风时，则会选择借助域外大国之力来制衡对方，即使可能牺牲自身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在当代，日本在中日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处于下风，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一心加强与美国的盟国关系。其政策的制定很容易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对接，也借美国之力不断谋求其政治诉求，如解禁自卫权、防卫厅的升级等。中日之间夹杂着复杂的历史纠葛、民族恩怨，再加上现如今东亚主导权这样的结构性矛盾，相比而言，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事实，为了更好地成为体系大国，因此也许越来越能实现“东亚地区主导国”的国家形象。
对中国而言，追求笔者假设的“国家形象”，遇到的未来挑战还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以及远洋问题等。台湾问题关系到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地缘价值非常重要；东海问题涉及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若要实现“东亚主导国”地位，中国必须在中日竞争之中取胜并建立起巨大优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涉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亦涉及美国；在远洋航行方面，印度洋、太平洋是我国非常重要的能源输入线，尤其是21世纪，印度洋的戰略地位日益上升，因此我国一方面不断加强海军建设，提升远洋护航能力；另一方面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洋国家发展关系。可谓不断扩大自身影响，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大国形象，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施的过程。
4结论
文章以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将国家形象认知的主体锁定为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和“士绅阶层”，群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的导向，是受到上述两个阶层的引导的。将中国的外交史视作“中国历代的精英们”为了维护他们心中的国家形象，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发生关系的一部历史。从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笔者假设中国会受到本身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昔日辉煌形象影响，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绕不开在地区寻求“主导国”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是一个较新的视角。以下简单总结一下文章的结论。
（1）中国古代形成的“辉煌形象”和“朝贡体系”，对我国“政治精英们”和士绅们以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我国确立自身国际形象及国家战略仍受其影响，并在外交中为之奋斗。
（2）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实现首先在区域内谋求主导国地位这一战略目标，这从日本崛起并取代中国为“东亚霸主”的那段历史中（1895—1945年）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3）中国追求区域主导国地位这一战略，遇到的主要矛盾为“结构性矛盾”，即肯尼思·华尔兹所谓的大国之间的物质权力的分配。当今的东亚战略局势错综复杂，并且夹杂着许多矛盾，对中国而言的主要矛盾为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关系是受制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然而基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以及当代两国政治，中日之间除了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外，还存在历史特殊性。
参考文献：
[1]方长平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11（2）.
[2]管文虎关于研究中国国际形象问题的几点思考[J].国际论坛，2007（5）.
[3]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4]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
[5]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6]江佚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建构[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7]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8]李玉21世纪中国与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林民旺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外交评论，2013（6）.
[10]刘继南，何辉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国际观察，2008（1）.
[11]刘艳房，张骥国家形象及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研究综述[J].探索，2008（2）.
[12][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4]门洪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
[15][日]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M].田建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石之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文化与心理分析[M].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
[17]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
[18]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9]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20]武心波日本于东亚“朝贡体系”[J].国际观察，2003（6）.
[21]张毓强国家形象刍议[J].现代传播，2002（2）.
[作者简介]马也（1994—），男，汉族，河北邢台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