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共有六个女儿，第五女夭折，其他五个都长大成人，并嫁给了曾国藩的世交或幕僚，也就是说都是包办婚姻、政治婚姻。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家的这几个女婿，大多不如乃父。除了四女曾纪纯的丈夫、郭嵩焘之子郭依永（字刚基）早亡，六女曾纪芬的丈夫、聂亦峰之子聂缉椝（字仲芳），在左宗棠提携下官至浙江巡抚，另外的三个女婿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次女曾纪耀，嫁的是陈源兖之子陈远济（字松生），陈婿品行还行，却才能平平；三女曾纪琛，嫁的是罗泽南之子罗允吉（字兆升），罗婿不但才能不行，而且品行不端。还有最令曾国藩发愁的，就是曾家的长女曾纪静（字孟衡），嫁给了袁芳瑛之子袁秉桢（字榆生），此人真可谓劣迹斑斑，荒唐之极了。袁芳瑛，字挹群，号漱六，湖南湘潭人，著名藏书家，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官至松江知府，可惜在曾、袁两家结亲之初就去世，故对其子也无法管束了。
　　这位袁婿在湘潭老家就极不端正，曾纪泽听闻之后便写信告知其父。曾国藩对此高度重视，故在《谕纪泽》（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之中，就专门讨论如何教育这个女婿。他说：“尔信极以袁婿为虑，余亦不料其遽尔学坏至此，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我家内外、大小，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拚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
　　大女婿学坏如此，做岳父的该怎么办？曾国藩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自己作为长辈，可以出面写信教导。其二，要曾纪泽等人，在家里不露痕迹，照顾其体面，毕竟是世家子弟，体面还是要顾及的，就不会太过乱来。再者，犯错之初，总有悔改之心，故还要人去敬重他，否则恶性暴露无遗，便会荡然无耻，所谓破罐子破摔，也就不可救药了。
　　上面的两招如果无效，接下来还有另外两招。曾国藩在信中继续说：“若久不悛改，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如果亲自写信教诫还不听，就只能到军营直接加以教导，这是第三个办法。曾国藩还强调，世家子弟，特别是严父常年在外，其子便是“留守儿童”，比如曾纪泽与袁秉桢，那么就必须强调节俭：“钱不可多，衣不可多。”遗憾的是袁家不如曾家严苛，这个袁婿也是秉性难改。
　　据曾国藩的日记记载，同治二年五月，曾纪泽便带着袁秉桢、曾纪静夫妇来到安庆。曾国藩立即聘请老师，教其读书。然而这个女婿实在是榆木疙瘩，无心读书、科举之路。曾国藩《与澄弟》（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说：“袁婿读书之事抛荒太久，又心之所向不在此途，故不令其拜師上学。”“延师教之”计划宣告失败。
　　不喜欢读书，那么就去做事吧！总不能让日子过得太过空虚吧！也许在实际事务的忙碌之中，可以磨炼精神意志，可以改造人。于是曾国藩便使出第四招，“利用职务之便”，将女婿安排到了徐州粮台工作，让他参与实务。在这段时间里，袁婿曾经得病，做岳父的亲自前去看望，女婿也深表感动。令人遗憾的是，袁秉桢离开岳父的管控之后，就很不争气了。
　　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的曾国藩日记记载，袁婿“强封民房，娼妓多人”，“本日闻将带人去打保甲局”，做岳父的也只好拿出一点手段来，“派人去拿其家丁四人，杖责三百、一百不等”，“令与中军同去拿娼家哈氏女子，亦掌嘴数百，发交首县管押”。听说岳父大人的诸般处置之后，袁秉桢曾写信为自己叫屈，还在当夜吞服鸦片自杀。曾国藩第二日的日记说：“闻袁婿于昨夕吞鸦片烟服毒，有一禀呈余，又有一书与袁小荣以自鸣其屈，亦颇知自为引咎。其毒甚重，指甲已青，儿辈以药救解之，直至申刻呕吐二次，始有转机。”经此一变之后，女婿的行为有所收敛，该月十四日，便在妻子等人的陪同下，向岳父大人“谢罪”，并表示“愿图自新”，曾国藩也“为之少慰”，并将此事写于日记之中。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国藩的良苦用心，换来的却是绝望。袁婿的最后结局，曾国藩在家书之中作了交代，《谕纪泽纪鸿》（同治五年三月十九日）说：“袁秉桢在徐州粮台扯空银六百两，行事日益荒唐。顷令巡捕传谕，以后不许渠见我之面，入我之公馆。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内署，不入拜年，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吾亦永远绝之可也。”
　　因为亏空白银六百两，加之“行事日益荒唐”，曾国藩只能与这个女婿一刀两断。再细想想，袁婿的劣迹还有很多，比如，未曾结婚就先娶了妾，在金陵的时候不住内署而住外头，还不向岳父拜年。此外，有一次曾纪静重病，曾国藩托人告知后，也未曾回来看望。所以说他“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
　　那么自己的女儿怎么办呢？袁秉桢虽然荒唐，但也不好真的让她改嫁，还是要照顾到两个世家的面子。故曾国藩在此家书中说：“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至富圫，教之尽妇道。”
　　也就是说，先让大女儿回到湘潭袁氏的老家，实在不行则带到湘乡富圫的曾家。估计当时袁家还有其婆婆等人在，所以理论上还是要去“尽妇道”。关于此事，有人说曾国藩太过“冷血”，太过“绝情”，其实在当时环境下，也只能如此，谁叫你是侯门之女呢？再说虽与女婿已经“屏绝”，但与袁家则还当保持正常关系。比如在《谕纪泽》（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之中，曾国藩就提及如何与袁家相处：“袁薇生入泮，此间拟三百金贺之，以表明我屏绝袁榆生，厌恶其人但并非疏远其家也。”
　　袁秉桢的弟弟（薇生）考中了秀才（入泮），于是要曾纪泽“三百金贺之”，这就表明曾家虽厌恶袁秉桢，但不疏远作为亲家的袁家本色。只是两家的关系，总是难以真正保全，不得不恪守妇道，住在湘潭袁家的曾纪静，即便还有来自娘家的关怀备至，必然还是度日如年。既没有子女，又加之身体原本就不好，同治九年九月，时年29岁的曾纪静去世了。该月二十六日，曾国藩的日记说：“接李少泉信，知长女适袁者于九月下旬去世，为之伤感。……不料女儿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感。”细读这最后的八个字，其中的悲凉与无奈，也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晚年丧女之痛，也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苦而已。
　　（摘自“什九湖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