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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色长发夹杂着银丝。高企的额头。透明镜片后沉静而冷郁的眼神。独立不羁是彼得·汉德克出现在公共场域的形象，媒体也愿意如此塑造这位奥地利作家，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然而汉德克外表的傲岸难掩退隐和孤独，这退隐与孤独感深隐其心。
一
打开厕所门需要一个先令硬币，当我关上门时，我才会感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安然无恙。我放松地躺在瓷砖地面上，把旅行袋当作枕头。”这是彼得·汉德克在《试论寂静之地》的描述，这些文字出现在这部以“反小说”为标签的叙事作品第205页。这部反小说化的叙事作品真切呈现着彼得·汉德克的内心境况。这是汉德克从少年时期开始寻找精神庇护所的独白。火车站厕所隔间内部狭小，人坐下去難以伸展开四肢，他头靠着后墙，双腿绕着马桶蜷缩成一团。厕所灯光明亮，整晚都开着灯。他身上盖着衣服，取出随身带的书阅读，那是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或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
对精神庇护所的需要和寻求。这是阅读彼得·汉德克的虚构文本不时可见的。庇护所可能是人都需要的，无论生活在怎样的国度和社会，无论身处怎样的文化或文明之中。然而彼得·汉德克寻找的庇护所是别样的，它们在公厕之间，各种公厕，在教会学校，在火车站，在墓地和火车隧道的壁龛，这是他曾经栖身的寂静之地，独属于他的私隐空，间，在那里他躲避外部的喧嚣，与人群隔离，独对自己的心灵，他沉思或者缅想。
在《试论寂静之地》中，汉德克讲述寻找精神庇护之所的过程。那是在祈祷之前，教会寄宿学校的新生，来自最偏远地方的野孩子，伫立做祈祷。那是人与上帝告解的时刻。祷告时间漫长，少年汉德克想要去厕所。在那宽大的曲里拐弯的大楼里他却没有找到厕所。等他终于结束祷告坐下来的时候，尿液失禁。尿液流在城堡那被许多吊灯照亮的，古老而漂亮的石板地面上。这样的写作很有渎神的意味，至少是写出他的怀疑。不信任，以及不能将身心交付上帝的疏离感。在忏悔室的黑暗中，人在进行告解的行为时良心变得轻松了。然而他的诘问是：“那时候，良心究竟是什么？”在教会寄宿学校那些年，厕所（不仅仅是教会寄宿学校的厕所），对汉德克来说意味着一个可能的避难所。
对庇护所的寻找是为了抵御精神的疲倦感。我以为这疲倦感就是现代人普遍体验的“丧”，或者“厌世”与“疏离”意识。在《试论疲倦里》，彼得·汉德克列举了那些困扰心灵和精神的种种疲倦状态。令人恐惧的疲倦，伴随着痛苦重压的疲倦，这种疲倦成为一种可恨和恶性的痛苦。疲倦本身和罪恶联系在一起，甚至因罪恶感加重，成为急性疼痛，这样的疲倦令他感到羞耻。对人世的疲倦感令我想到那些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比如尼采、克尔凯果尔、海德格尔、萨特、塞缪尔·贝克特，想到他们笔下描写的生存畸零的人物。疲倦感也使彼得·汉德克自少年时就与人群格格不入的性情，这疲倦感也使他变得反叛。
二
疲倦或疏离感伴随着他的生命长旅。他体验着新型的疲倦。在居所里的疲倦。在喧嚣的城市里的疲倦，身处边缘之地感受到的孤独的疲倦。汉德克说：“这样的疲倦燃烧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的心灵，”他感受到更大的疲倦：“这同时也是我最后一个人的图像，在其最后的时刻，在宇宙的疲倦中取得了和解。”然而人的内心获得和解，世界并不会因此和解。彼得·汉德克深感痛楚的是长久萦绕他心头的景象：1999年春天，当西欧对南联盟进行轰炸的时候，在贝尔格莱德西北部城市巴塔尼卡一个出租房里，一个小女孩晚上去厕所，被一块穿过厕所墙壁飞进来的炸弹碎片击中而身亡。
南斯拉夫解体与波黑战争是彼得·汉德克长久关注的，他不断进入战乱之地旅行，同时发表他与主流舆论相异的旅行观察。因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激起巨大争议。西方主流舆论反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领导的专制政权，美国作家苏珊·桑特格在1994年穿梭波黑战争区域，她访问萨拉热窝，在北约轰炸过的战乱区排演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苏珊·桑塔格担任记者的儿子大卫·里夫也去过萨拉热窝，出版了报道集《屠宰场》，纪录波斯尼亚族的大屠杀。1999年在北约空袭塞尔维亚之际，汉德克再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尔旅行，实地寻访当地在战争中的实况，在此期间他发表旅行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赛尔维亚的正义》，他的表达遭到广泛的批评和攻击。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出席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此举也使汉德克身陷争议风暴。
彼得·汉德克对南斯拉夫历史命运和现实境况的关注由来已久。
“盛夏时节，她去南斯拉夫待了四个星期。一开始，她只是躲在遮去光线的旅馆房间里，在头上摸来摸去。她没法看书，因为自己的思想马上就会掺和进来。她不断去浴室里洗漱。”
这是自传体小说《无欲的悲歌》里的情节。彼得·汉德克的母亲，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母亲给所有的亲属写遗书。她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别无选择。母亲给叙事者“我”寄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有遗嘱的副本，而且还用的是快递。母亲乘坐公共汽车去了区首府，用家庭医生给她开的长期处方给自己买了大约一百片小安眠药片。她还另外给自己买了一把红色雨伞，虽然没有下雨，那伞把很漂亮，稍稍有点弯。母亲的辞世带给汉德克无言的哀伤。“单纯的运动疗法对我没有用处，只能让我更加消极和漠然。”彼得·汉德克写道。这部小说令我想到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那种遭遇母亲之死的无言哀伤以及面对人世之不幸的漠然，仿佛是同一灵魂的体验。
彼得·汉德克称为史诗性的漫游，是他青年时期在斯洛文尼亚的旅行。
1966年汉德克写作《大黄蜂》，这是他的处女作。在这部收入在《无欲的悲歌》的小说里，一位讲述故事的盲人，带着他的海员背包，躺在一个火车站的厕所里，眼前只有白色的马桶座。盲人直到结尾都在徒劳期待着弟弟不久会从战争中返回家里。孤独的旅程，战争背景之下的生命苍凉图景，这是彼得·汉德克书写的场景。多年后他又写《去往第九王国》（Die
一
打开厕所门需要一个先令硬币，当我关上门时，我才会感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安然无恙。我放松地躺在瓷砖地面上，把旅行袋当作枕头。”这是彼得·汉德克在《试论寂静之地》的描述，这些文字出现在这部以“反小说”为标签的叙事作品第205页。这部反小说化的叙事作品真切呈现着彼得·汉德克的内心境况。这是汉德克从少年时期开始寻找精神庇护所的独白。火车站厕所隔间内部狭小，人坐下去難以伸展开四肢，他头靠着后墙，双腿绕着马桶蜷缩成一团。厕所灯光明亮，整晚都开着灯。他身上盖着衣服，取出随身带的书阅读，那是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或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
对精神庇护所的需要和寻求。这是阅读彼得·汉德克的虚构文本不时可见的。庇护所可能是人都需要的，无论生活在怎样的国度和社会，无论身处怎样的文化或文明之中。然而彼得·汉德克寻找的庇护所是别样的，它们在公厕之间，各种公厕，在教会学校，在火车站，在墓地和火车隧道的壁龛，这是他曾经栖身的寂静之地，独属于他的私隐空，间，在那里他躲避外部的喧嚣，与人群隔离，独对自己的心灵，他沉思或者缅想。
在《试论寂静之地》中，汉德克讲述寻找精神庇护之所的过程。那是在祈祷之前，教会寄宿学校的新生，来自最偏远地方的野孩子，伫立做祈祷。那是人与上帝告解的时刻。祷告时间漫长，少年汉德克想要去厕所。在那宽大的曲里拐弯的大楼里他却没有找到厕所。等他终于结束祷告坐下来的时候，尿液失禁。尿液流在城堡那被许多吊灯照亮的，古老而漂亮的石板地面上。这样的写作很有渎神的意味，至少是写出他的怀疑。不信任，以及不能将身心交付上帝的疏离感。在忏悔室的黑暗中，人在进行告解的行为时良心变得轻松了。然而他的诘问是：“那时候，良心究竟是什么？”在教会寄宿学校那些年，厕所（不仅仅是教会寄宿学校的厕所），对汉德克来说意味着一个可能的避难所。
对庇护所的寻找是为了抵御精神的疲倦感。我以为这疲倦感就是现代人普遍体验的“丧”，或者“厌世”与“疏离”意识。在《试论疲倦里》，彼得·汉德克列举了那些困扰心灵和精神的种种疲倦状态。令人恐惧的疲倦，伴随着痛苦重压的疲倦，这种疲倦成为一种可恨和恶性的痛苦。疲倦本身和罪恶联系在一起，甚至因罪恶感加重，成为急性疼痛，这样的疲倦令他感到羞耻。对人世的疲倦感令我想到那些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比如尼采、克尔凯果尔、海德格尔、萨特、塞缪尔·贝克特，想到他们笔下描写的生存畸零的人物。疲倦感也使彼得·汉德克自少年时就与人群格格不入的性情，这疲倦感也使他变得反叛。
二
疲倦或疏离感伴随着他的生命长旅。他体验着新型的疲倦。在居所里的疲倦。在喧嚣的城市里的疲倦，身处边缘之地感受到的孤独的疲倦。汉德克说：“这样的疲倦燃烧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的心灵，”他感受到更大的疲倦：“这同时也是我最后一个人的图像，在其最后的时刻，在宇宙的疲倦中取得了和解。”然而人的内心获得和解，世界并不会因此和解。彼得·汉德克深感痛楚的是长久萦绕他心头的景象：1999年春天，当西欧对南联盟进行轰炸的时候，在贝尔格莱德西北部城市巴塔尼卡一个出租房里，一个小女孩晚上去厕所，被一块穿过厕所墙壁飞进来的炸弹碎片击中而身亡。
南斯拉夫解体与波黑战争是彼得·汉德克长久关注的，他不断进入战乱之地旅行，同时发表他与主流舆论相异的旅行观察。因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激起巨大争议。西方主流舆论反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领导的专制政权，美国作家苏珊·桑特格在1994年穿梭波黑战争区域，她访问萨拉热窝，在北约轰炸过的战乱区排演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苏珊·桑塔格担任记者的儿子大卫·里夫也去过萨拉热窝，出版了报道集《屠宰场》，纪录波斯尼亚族的大屠杀。1999年在北约空袭塞尔维亚之际，汉德克再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尔旅行，实地寻访当地在战争中的实况，在此期间他发表旅行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赛尔维亚的正义》，他的表达遭到广泛的批评和攻击。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出席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此举也使汉德克身陷争议风暴。
彼得·汉德克对南斯拉夫历史命运和现实境况的关注由来已久。
“盛夏时节，她去南斯拉夫待了四个星期。一开始，她只是躲在遮去光线的旅馆房间里，在头上摸来摸去。她没法看书，因为自己的思想马上就会掺和进来。她不断去浴室里洗漱。”
这是自传体小说《无欲的悲歌》里的情节。彼得·汉德克的母亲，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母亲给所有的亲属写遗书。她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别无选择。母亲给叙事者“我”寄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有遗嘱的副本，而且还用的是快递。母亲乘坐公共汽车去了区首府，用家庭医生给她开的长期处方给自己买了大约一百片小安眠药片。她还另外给自己买了一把红色雨伞，虽然没有下雨，那伞把很漂亮，稍稍有点弯。母亲的辞世带给汉德克无言的哀伤。“单纯的运动疗法对我没有用处，只能让我更加消极和漠然。”彼得·汉德克写道。这部小说令我想到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那种遭遇母亲之死的无言哀伤以及面对人世之不幸的漠然，仿佛是同一灵魂的体验。
彼得·汉德克称为史诗性的漫游，是他青年时期在斯洛文尼亚的旅行。
1966年汉德克写作《大黄蜂》，这是他的处女作。在这部收入在《无欲的悲歌》的小说里，一位讲述故事的盲人，带着他的海员背包，躺在一个火车站的厕所里，眼前只有白色的马桶座。盲人直到结尾都在徒劳期待着弟弟不久会从战争中返回家里。孤独的旅程，战争背景之下的生命苍凉图景，这是彼得·汉德克书写的场景。多年后他又写《去往第九王国》（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