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文艺界派千百“轻骑队”上山下乡
　　近半年来，各地文艺工作者以“轻骑队”的形式组成数以千百计的演出队和工作队，在祖国各地的广大农村和山区，向农民兄弟普及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同时使自己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受到一次新的锻炼。这样广泛深入地为农民演出，和群众结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我国文艺界中出现的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
　　这些中小型文艺演出队和文化工作队，由各族作家、演员、导演、美术家、音乐家、科学普及工作者组成，他们携带了包括戏曲、电影、曲艺、话剧、歌舞、杂技、幻灯片、新版书刊、连环画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翻山越岭，餐风沐雨，为农民举行灵活多样的小型演出。“一条扁担两条腿，跨过千山又万水，只要农民兄弟说需要，我们不喊一声累。”有些队员常常是自己挑着行头、道具，推起小车，唱着这样的歌曲，在农村里到处活动。
　　有些地方的文艺演出队、工作队不仅在县城、集镇和大的村庄举行集中的演出，还分散开来“打麻雀战”，哪里的农民需要，他们就来到哪里，把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送到那些“两山夹一沟，步步踩石头”的小农村和“山羊都很少去”的高山上。
　　文艺工作者在下乡演出中感受最深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观众，把有没有教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大小作为评价文艺作品好坏的第一个标准。他们把歌颂革命精神和反映阶级斗争的优秀节目叫作“金戏”，把歌颂新人新事的戏比作“照镜子”，把看反映阶级斗争的戏比作“打防疫针”。他们说，看了这些戏，干劲更足了，眼睛更亮了。
　　（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点评：娱乐生活最匮乏的年代，文艺上山下乡对农村农民来说，无异于一场难得的群体狂欢，而单纯的主旋律也最贴民众的心意。
　　日本商人在我国贩毒猖獗
　　（伦敦）孟却斯德《保卫报》登载一文，论中国麻醉品问题，谓“鸦片与其所提炼之麻醉品，目前制造中心乃在沈阳，及其他伪满洲城市、冀东以及天津之日本租界等地。其在天津日本租界内，均有出售，且取价低廉，供给极为便利。中国在其本国辖境内，虽严禁鸦片，甚至对于贩毒者，不恤处以死刑，但在日本势力所及之地，则无法加以禁止，贩卖及私运
　　毒物之日本商人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由南京政府管辖之各省，亦所不免，逐渐招致中国贫民，无分老幼，受其诱惑，或知或不知，往往啫毒成瘾，尤令人惊心怵目者也。”
　　（1937年3月21日上海《申报》）
　　点评：以毒养战，以毒溃我軍心民心，日本侵略者之用心何其凶险！
　　教育战线闹革命，工人当校长
　　1964年，北京食品厂办了一所半工半读学校。“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所学校为旧北京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控制，走的是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学校自开学那天起，就大搞金钱挂帅，技术第一，妄图把学生引向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在教学上，极力强调什么“三重点”（数学、力学、工艺学）、“四过硬”（制图、计算、工艺、操作），就是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就是不讲人的思想过硬。
　　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北京仪器厂的广大工人群众深受鼓舞，立即选派了优秀的工人代表，组成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驻厂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掌握了学校的领导大权，工人第一次当了校长，从此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学校的统治。
　　工人阶级掌握学校领导权后，开展革命大批判，将混进教师队伍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清理了出去，对学校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很快掀起了教育革命高潮。在学制上，废除修正主义的“正规化”办学，从工厂中选拔优秀工人入学，学习一个阶段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在课程设置上，砍掉不适应工厂生产需要的课程，主要设置了政治、技术理论、军事和劳动四门课程。在教学方式上，挑选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与工人结合得好的技术员，组成工人讲课团，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场教学、实物教学。
　　学生下到车间，和工人同劳动，同学习，同搞革命大批判，受到深刻的教育，让这些革命小将们决心诚诚恳恳向工人阶级学习，恭恭敬敬地做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坚决走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工人师傅看到小将们的进步，喜在眉梢，笑在心里。
　　（1968年12月5日《西藏日报》）
　　点评：教育需接地气，但不等于要将教育打倒在地。教育大权被藐视知识者掌控，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命运堪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