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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外关系能力的增强，区域组织之间的跨区域联系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东盟与欧盟关系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本文以研究东盟与欧盟关系为出发点，探讨了东盟与欧盟关系从区域到跨区域的演变过程，证明了区域间双边和跨区域多边共存模式对发展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性及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演变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74-06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主要的行为体，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主导世界政治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全球化重组了国际体系，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区域组织和跨区域组织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过去几十年里，地区性国际组织大量出现，并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学者不惜笔墨，大量分析了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起源、演化、效率和合法性，以及其行为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但是学者们仍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区域组织正不断扩展其对外关系，并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虽然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但是其他区域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区域性国际组织正逐步成为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力。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组织处理对外关系能力的不断提高，区域组织之间的跨区域联系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初，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关系率先代表了这种发展趋势。作为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间关系，东盟与欧盟30多年的合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一、区域间主义：国际合作中的新制度层次
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把区域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1960年，起源于欧洲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理论；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通常与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一些弱小的民族国家通过新区域主义整合地区资源，以提高自身的实力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新区域主义建构了国际关系的垂直分工，并使之发展成一个多层次系统，涵盖了民族国家从双边到多边层次的关系。由于新区域主义为全球和区域组织、低水平的国际体系(地区一国家决策层次)搭建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进而出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跨区域、次区域合作，东盟与欧盟的关系就是在这两种区域主义下快速发展的。东盟一欧盟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关系，其特点就是进行定期的对话与磋商，并在特定的政治领域内(如贸易、投资、环境、预防犯罪等)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但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通常只有部长、大使和高官层次的对话机制，有时设立永久的专家工作组做一些辅助工作。这种合作没有超国家的机构，完全依靠双方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而亚欧会议(ASEM)这种成员数量庞大的跨区域机制，与区域性组织的标准不同，其成员国至少来自两个以上的地区，而且对于新成员的参与采取双钥匙原则，即新成员参与的最终决定由所有成员协商一致做出，此前该候选国必须先获得本地区成员的支持。与东盟和欧盟关系相比，由亚欧会议涉及的国家数量多、区域范围广、同一性弱，跨区域论坛的议程更加复杂，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跨区域组织一般建立秘书处作为自己的政策研究和规划机构，协调会议和监督决策的执行。
一般来说，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区域合作重视程度不同。现实主义不重视通过建构国际规范来加强合作，认为国际组织仅仅是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另一个场所，只有增强实力，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合作。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关系也只是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区域间和跨区域论坛都是维持国际平衡和调节周边地区关系的工具。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是减轻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合作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频率，提高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增强国家之间信任度、加强国家行为的可预测性；建立和设计指导国家行为的规范、规则；是和平解决争议的一个先决条件。区域间和跨区域合作为国际体系增添了另一个制度层次，增加了国际体系的制度密度，辅助了双边国际机制的发展。此外，通过区域间和跨区域论坛不断在区域内部协调成员国的利益，这样就可以在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之前达成共识，通过协调的溢出效应更好地提高跨区域合作的质量。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是从相互认知为出发点的，认为国际行为主体与其它区域组织合作过程中，也会受其影响而被体制化，合作是以往经验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这种区域间和跨区域对话可以促进地区集体身份的建构，尤其是推动异质的和新建区域集团地区身份的建构。消除在相互认知上的分歧，从而有助于激发促进区域凝聚力的共同准则，加强集体身份的认同，培育区域意识。
二、1972—1990年的东盟与欧盟：不对称的双边关系
针对欧洲的经济变化和为了改变亚洲大国力量结构，东盟率先启动了与欧盟发展关系的进程。随着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加入欧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担心失去英联邦成员国优惠贸易待遇，东盟其它成员国也非常害怕随着欧盟贸易壁垒加强而失去欧洲市场；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东盟发展与欧盟关系的直接原因；第三，欧洲也希望通过与东盟建立关系，平衡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以及日本在该地区的贸易优势；第四，东盟国家内部的反日运动，也促使东盟需要通过发展与欧盟的关系来消除国内政治危机，如泰国学生“购买泰国”的运动和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访问印尼引发了东南亚地区强烈的反日情绪和骚乱。
东盟发展与欧盟关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入欧洲市场，与欧盟制定一个稳定农产品价格的计划，以及吸引更多的欧洲投资，促进技术转让和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此后，东盟与欧盟贸易有了大幅增长，1971—1979年东盟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增加了10倍，欧洲资本开始加速流入东南亚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投资。东盟与欧盟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制成品从23.8％上升到60％，逐步替换了以交换初级产品为主的殖民地贸易结构。
实际上东盟经济地位的改变并非是因为欧洲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虽然，东盟与欧盟达成了一揽子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协定，东盟仍然受到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如欧盟通过协议对东盟重要的出口商品木薯设立了最高限额；欧盟还通过《多种纤维协定》(MFA)，对东盟出口欧盟的纺织品设置了配额，削弱了东盟的出口优势。此外欧盟的发展援助也让东盟感到失望，按东盟的人均计算，欧盟对东盟的发展援助远远低于非、加、太地区。尽管如此，东盟占所有发展中国家与欧盟贸易总额的40％，东盟是欧洲普惠制主要的受益者。东盟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市场份额，直接原因是东盟以集体的形式与欧盟讨价还价。但东盟与欧盟受援者和援助者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到1989年，东盟仅占欧盟贸易总额的3.1％，比1980年的0.5％有小幅提高，与之相反，欧盟占东盟贸易总额的15％左右。可见，欧 洲市场对东盟的重要性要高于东盟对欧洲的。
对于东盟来说，与欧盟建立密切的关系，对于东盟地区安全也有同样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主义的出台，美国在亚洲推行了收缩的外交政策，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终从越南撤军。这样，亲西方的、反共的、严重依赖于美国军事支持的东盟成员国不得不直接面对共产主义威胁，以及中国对该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更糟糕的是伴随着美国人撤离东南亚，英国人也撤出远东地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1971年10月31日英马联防协定由五国联防协议所取代。针对这些变化，东盟期望通过扩大外交联系赢得国际支持。东盟与欧盟两大集团的合作出现重大转折是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12月越南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占领了柬埔寨，一年后苏军入侵阿富汗。东盟与欧盟开始共同关注来自前苏联的威胁，欧盟成员国在北约框架下加紧部署针对苏联SS-20导弹的防御计划；面对苏联现代化的太平洋海军和在越南设立的海军基地，东盟也感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整个80年代，越南和苏联的军事入侵行动都是东盟与欧盟部长会议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遏制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成为东盟与欧盟共同的政治安全利益。于是，东盟和欧盟多次在联大会议上表达了一致的外交行动，共同谴责越南和苏联的侵略行为，呼吁地区和平。
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东盟与欧盟开始尝试通过自由制度主义发展双边关系。1972年东盟通过特别协调委员会与欧盟进行制度化的对话。同年，东盟布鲁塞尔委员会成立，它由东盟驻欧盟的外交代表组成，是东盟在布鲁塞尔的联络机构。后来东盟分别在波恩、巴黎和伦敦相继成立了大使级委员会，形成了每年与东道国外长进行会晤的机制；除1978年在曼谷设立代表处外，欧洲委员会还在东盟成员国首都设立了类似机构；1975年东盟与欧盟官员组成了联合研究小组，双边关系开始向制度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德外长汉斯·根舍的积极倡导下，欧盟开始与东盟发展全面的区域间对话关系。自1978年举行第一次东盟-欧盟部长会议以来，部长会议成为双方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的制度，1978—1994年东盟与欧盟召开了11次部长级会议，平均每18个月一次，1990年以前就举办了7次。20世纪80年代初东盟与欧盟外长还利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的形式进行年度会晤。0随着双方接触的增多，对话领域的扩大，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欧盟在所有东盟的成员国首都建立了联合投资委员会，此举有力推动了欧洲在该地区的投资。区域间合作也扩展到东盟与欧盟议会之间，自1975年欧盟与东盟区域议会每18个月对话一次，直到1996年共举行了10次。然而议会合作并不顺利，因为东盟成员国不满于欧洲议会在人权、民主问题上对其横加指责。因此，在整个80年代东盟与欧盟的政治对话更多具有宣言性质，实际作用有限。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欧盟和东盟建立了很多合作机制，但这些机制大都缺乏约束力，制度化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与东盟的关系重视不够，不愿意在机制建设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其次，“制度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原则也有冲突，东盟崇尚的“东盟方式”是一种“关系建构”而不是一种“制度建构”，东盟方式强调的是共识、个性、灵活、务实的区域治理，强调互不干涉内政；第三，“平衡”地区力量是东盟与欧盟合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使东盟与欧盟在深化制度合作上的动力就极为有限。在上述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东盟与欧盟跨区域合作都尽量避免制度深化，减少由此在相互合作中产生的高成本。
三、1990—2001年东盟与欧盟关系：区域间主义下的多边合作
冷战的结束为东盟与欧盟关系开辟了新篇章，也使西方国家失去了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冷战同盟的需要。于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把发展援助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捆绑在一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在国际政治中更多的话语权。而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就是一个建立单极世界的借口。为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并指责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1990年之前东盟与欧盟的争论主要在经济方面，现在则进入了政治领域。东盟与欧盟价值观冲突主要表现在第9和第10届部长会议上，主要导火索是欧盟希望在新的合作协议中加入人权和民主的条款，以取代1980年的吉隆坡协议。1991年11月印尼安全部队镇压手无寸铁的东帝汶示威者，导致东盟与欧盟关系愈发紧张。1997年东盟接纳了缅甸军政府成为东盟成员国，欧盟对此更加不满，双方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最终关系陷入了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由于亚洲普遍担心欧洲单一市场形成后，欧洲“贸易壁垒”的出现，亚洲开始通过区域主义来平衡亚洲与其它地区经济关系；同时，欧洲的特惠贸易安排为欧盟的扩大铺平了道路，东盟开始担心欧盟的贸易和投资重心将转移到东欧地区；此外，GATT乌拉圭回合的不确定性对欧洲和亚洲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对乌拉圭回合僵局的回应，1989年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倡议下跨区域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亚洲开始把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平衡与欧洲关系的工具。随着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深入，欧洲担心被高速发展的亚太经济边缘化，欧盟改变了对东盟的政策。1994年9月第11届东盟一欧盟部长会议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召开，欧盟对东盟的政策开始更加务实，减少了对价值观方面的关注，议题主要集中在共同关注的经济领域，暂时搁置了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针对欧盟务实的外交政策，1994年10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创建一个新的国际论坛——亚欧会议，欧盟为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减少APEC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响应此倡议，亚欧会议由此而产生。1996年，亚欧会议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此后亚欧会议在亚欧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尤其在1997年以后，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很多双边层次的对话都在亚欧会议中进行，但在1997年2月新加坡举行的亚欧会议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在缅甸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欧盟拒绝缅甸军人政府参与到与东盟的对话进程中来，声称除非缅甸军人政府停止镇压反对派，并释放政治犯。
东盟与欧盟关系陷入了僵局，东盟一欧盟联合协调委员会中断了两年多，部长会议则是中断了三年，同时对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欧、亚三方力量平衡被打破。在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2000年6月双方僵局被打破，欧盟终于允许缅甸和东盟其它新成员老挝、柬埔寨加入到对话进程中来，而缅甸仍然被排除在合作伙伴框架之外。欧盟也作了适当的让步，允许缅甸参加2000年12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一欧盟第13届部长会议，不过欧盟坚持把缅甸的人权状况列入会议议程，而且要写入联合宣言之中，因此万象会议并未使东盟一欧盟完全回到对话轨道上来。
1990年以后，东盟与欧盟关系主要的政治成果是启动了亚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ARF)，这是双 方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行动，东盟与欧盟开始通过区域间的多边合作来促进双边关系发展。随后1994年欧洲委员会推出了针对亚欧关系的政策性文件“面向新亚洲战略”，并在欧盟(1994年)和欧洲议会(1995年)批准通过，这份文件成为1990年以后东盟与欧盟关系的基石。进入21世纪后，欧盟根据亚欧关系的发展又推出了《欧洲和亚洲：加强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该文件重申，亚洲是欧洲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认为：“尽管我们与亚洲的经济合作有适度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深化和扩大欧亚之间的政治合作，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密切在世贸组织的合作，确保欧洲在亚洲的援助方案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促进两个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
虽然1990—2001年期间东盟一欧盟关系动荡，但欧盟仍然是东盟一个重要的外部合作伙伴。区域间和跨区域间关系同时成为推动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东盟与欧盟平衡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工具。尤其是东盟通过跨区域间关系使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也加入其中，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东盟利用跨区域关系与欧盟讨价还价的能力。
四、2001年以后的东盟与欧盟：双边与多边共存的跨区域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东盟经济、政治、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重新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从2002—2003年东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6％，2004—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6.1％，虽然东盟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东盟也感受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经济竞争的压力。在政治上，东盟国家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化，如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民主化转型；在地区安全方面，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交织出现，增加了东盟地区安全的复杂性；“9.11”后东南亚成为了国际反恐的“第二前线”，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东盟关注的热点；在经济方面，由于日益高涨的国际反恐浪潮，给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2001—2003年东盟经济增长率只有4.63％，而在2000年东盟经济增长率就已达到6.1％(GDP按照固定价格计算)。此外，来自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如泰柬边界问题、南海主权问题等等，给21世纪的东盟地区安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如此众多的全球性问题，东盟是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解决的。以此为起点，东盟倡导的多边主义就由区域向跨区域关系发展，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区域间双边与多边共存的合作模式。欧盟一直积极推行的多边主义立场也首先在经济领域发生了变化，2004年9月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拉米曾表示，“欧盟倾向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多边贸易协定，而暂时搁置了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与世贸组织谈判进展缓慢，欧盟对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欧盟放弃了拉米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战略，而是采取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共进的战略，不仅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展开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区域层次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此欧盟官员评价说：“欧盟确实加强了多边贸易体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东盟与欧盟在双边对话协商的基础上，还利用联合国、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这些多边机制加强对话合作。2005年9月欧盟派遣了200名观察员并参与“亚齐和平国际监督团”工作，在东盟为亚齐的维和行动提供的1500万欧元中，900万元来自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预算，其余600万元由欧盟成员国和各派遣国提供，缅甸问题一直是影响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东盟对缅甸的立场也开始松动，针对2007年8月15日缅甸反军政府示威，东盟表示“支持联合国对缅甸问题的斡旋，呼吁释放政治犯，早日解除政党限制。”2008年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大发展是欧盟计划在2009年金边部长会议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组织签署该条约，为东盟与欧盟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亚欧峰会上东盟赢得亚欧会议各成员国领导人的广泛支持，在《亚欧首脑会议主席声明》中，领导人支持东亚、东盟和南亚一体化进程取得的进展，欢迎《东盟宪章》的签署，包括倡议成立东盟人权机构，以及《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构想。
五、结论
目前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正在平稳的发展之中，双方为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正不断深化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从东盟与欧盟关系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出，区域间双边与多边共存模式是东盟一欧盟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仅从双边或多边关系来处理跨区域关系，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国家自己不仅要去整合资源、去加强合作、去平衡各自的行动，而且还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国际组织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通过双边和多边共存模式提升跨区域合作水平就成为民族国家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必然选择。此外，双边与多边共存合作模式有利于协商主题的转移，从地区层次提高到区域层次，最后进入全球层次，通过这种模式避免高层国际体系过窄的瓶颈，使协商主题能顺利地在全球层次讨论通过。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以全球治理为基础的，深化制度化进程是其必然选择，通过发展双边和多边对话协商有助于欧盟与东盟区域间合作机制的建设。虽然目前双边和多边共存模式对推动区域间关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是对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陈晓东
关键词：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演变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74-06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主要的行为体，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主导世界政治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全球化重组了国际体系，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区域组织和跨区域组织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过去几十年里，地区性国际组织大量出现，并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学者不惜笔墨，大量分析了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起源、演化、效率和合法性，以及其行为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但是学者们仍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区域组织正不断扩展其对外关系，并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虽然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但是其他区域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区域性国际组织正逐步成为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力。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组织处理对外关系能力的不断提高，区域组织之间的跨区域联系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初，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关系率先代表了这种发展趋势。作为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间关系，东盟与欧盟30多年的合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一、区域间主义：国际合作中的新制度层次
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把区域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1960年，起源于欧洲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理论；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通常与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一些弱小的民族国家通过新区域主义整合地区资源，以提高自身的实力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新区域主义建构了国际关系的垂直分工，并使之发展成一个多层次系统，涵盖了民族国家从双边到多边层次的关系。由于新区域主义为全球和区域组织、低水平的国际体系(地区一国家决策层次)搭建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进而出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跨区域、次区域合作，东盟与欧盟的关系就是在这两种区域主义下快速发展的。东盟一欧盟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关系，其特点就是进行定期的对话与磋商，并在特定的政治领域内(如贸易、投资、环境、预防犯罪等)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但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通常只有部长、大使和高官层次的对话机制，有时设立永久的专家工作组做一些辅助工作。这种合作没有超国家的机构，完全依靠双方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而亚欧会议(ASEM)这种成员数量庞大的跨区域机制，与区域性组织的标准不同，其成员国至少来自两个以上的地区，而且对于新成员的参与采取双钥匙原则，即新成员参与的最终决定由所有成员协商一致做出，此前该候选国必须先获得本地区成员的支持。与东盟和欧盟关系相比，由亚欧会议涉及的国家数量多、区域范围广、同一性弱，跨区域论坛的议程更加复杂，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跨区域组织一般建立秘书处作为自己的政策研究和规划机构，协调会议和监督决策的执行。
一般来说，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区域合作重视程度不同。现实主义不重视通过建构国际规范来加强合作，认为国际组织仅仅是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另一个场所，只有增强实力，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合作。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关系也只是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区域间和跨区域论坛都是维持国际平衡和调节周边地区关系的工具。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是减轻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合作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频率，提高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增强国家之间信任度、加强国家行为的可预测性；建立和设计指导国家行为的规范、规则；是和平解决争议的一个先决条件。区域间和跨区域合作为国际体系增添了另一个制度层次，增加了国际体系的制度密度，辅助了双边国际机制的发展。此外，通过区域间和跨区域论坛不断在区域内部协调成员国的利益，这样就可以在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之前达成共识，通过协调的溢出效应更好地提高跨区域合作的质量。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是从相互认知为出发点的，认为国际行为主体与其它区域组织合作过程中，也会受其影响而被体制化，合作是以往经验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这种区域间和跨区域对话可以促进地区集体身份的建构，尤其是推动异质的和新建区域集团地区身份的建构。消除在相互认知上的分歧，从而有助于激发促进区域凝聚力的共同准则，加强集体身份的认同，培育区域意识。
二、1972—1990年的东盟与欧盟：不对称的双边关系
针对欧洲的经济变化和为了改变亚洲大国力量结构，东盟率先启动了与欧盟发展关系的进程。随着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加入欧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担心失去英联邦成员国优惠贸易待遇，东盟其它成员国也非常害怕随着欧盟贸易壁垒加强而失去欧洲市场；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东盟发展与欧盟关系的直接原因；第三，欧洲也希望通过与东盟建立关系，平衡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以及日本在该地区的贸易优势；第四，东盟国家内部的反日运动，也促使东盟需要通过发展与欧盟的关系来消除国内政治危机，如泰国学生“购买泰国”的运动和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访问印尼引发了东南亚地区强烈的反日情绪和骚乱。
东盟发展与欧盟关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入欧洲市场，与欧盟制定一个稳定农产品价格的计划，以及吸引更多的欧洲投资，促进技术转让和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此后，东盟与欧盟贸易有了大幅增长，1971—1979年东盟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增加了10倍，欧洲资本开始加速流入东南亚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投资。东盟与欧盟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制成品从23.8％上升到60％，逐步替换了以交换初级产品为主的殖民地贸易结构。
实际上东盟经济地位的改变并非是因为欧洲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虽然，东盟与欧盟达成了一揽子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协定，东盟仍然受到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如欧盟通过协议对东盟重要的出口商品木薯设立了最高限额；欧盟还通过《多种纤维协定》(MFA)，对东盟出口欧盟的纺织品设置了配额，削弱了东盟的出口优势。此外欧盟的发展援助也让东盟感到失望，按东盟的人均计算，欧盟对东盟的发展援助远远低于非、加、太地区。尽管如此，东盟占所有发展中国家与欧盟贸易总额的40％，东盟是欧洲普惠制主要的受益者。东盟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市场份额，直接原因是东盟以集体的形式与欧盟讨价还价。但东盟与欧盟受援者和援助者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到1989年，东盟仅占欧盟贸易总额的3.1％，比1980年的0.5％有小幅提高，与之相反，欧盟占东盟贸易总额的15％左右。可见，欧 洲市场对东盟的重要性要高于东盟对欧洲的。
对于东盟来说，与欧盟建立密切的关系，对于东盟地区安全也有同样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主义的出台，美国在亚洲推行了收缩的外交政策，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终从越南撤军。这样，亲西方的、反共的、严重依赖于美国军事支持的东盟成员国不得不直接面对共产主义威胁，以及中国对该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更糟糕的是伴随着美国人撤离东南亚，英国人也撤出远东地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1971年10月31日英马联防协定由五国联防协议所取代。针对这些变化，东盟期望通过扩大外交联系赢得国际支持。东盟与欧盟两大集团的合作出现重大转折是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12月越南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占领了柬埔寨，一年后苏军入侵阿富汗。东盟与欧盟开始共同关注来自前苏联的威胁，欧盟成员国在北约框架下加紧部署针对苏联SS-20导弹的防御计划；面对苏联现代化的太平洋海军和在越南设立的海军基地，东盟也感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整个80年代，越南和苏联的军事入侵行动都是东盟与欧盟部长会议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遏制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成为东盟与欧盟共同的政治安全利益。于是，东盟和欧盟多次在联大会议上表达了一致的外交行动，共同谴责越南和苏联的侵略行为，呼吁地区和平。
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东盟与欧盟开始尝试通过自由制度主义发展双边关系。1972年东盟通过特别协调委员会与欧盟进行制度化的对话。同年，东盟布鲁塞尔委员会成立，它由东盟驻欧盟的外交代表组成，是东盟在布鲁塞尔的联络机构。后来东盟分别在波恩、巴黎和伦敦相继成立了大使级委员会，形成了每年与东道国外长进行会晤的机制；除1978年在曼谷设立代表处外，欧洲委员会还在东盟成员国首都设立了类似机构；1975年东盟与欧盟官员组成了联合研究小组，双边关系开始向制度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德外长汉斯·根舍的积极倡导下，欧盟开始与东盟发展全面的区域间对话关系。自1978年举行第一次东盟-欧盟部长会议以来，部长会议成为双方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的制度，1978—1994年东盟与欧盟召开了11次部长级会议，平均每18个月一次，1990年以前就举办了7次。20世纪80年代初东盟与欧盟外长还利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的形式进行年度会晤。0随着双方接触的增多，对话领域的扩大，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欧盟在所有东盟的成员国首都建立了联合投资委员会，此举有力推动了欧洲在该地区的投资。区域间合作也扩展到东盟与欧盟议会之间，自1975年欧盟与东盟区域议会每18个月对话一次，直到1996年共举行了10次。然而议会合作并不顺利，因为东盟成员国不满于欧洲议会在人权、民主问题上对其横加指责。因此，在整个80年代东盟与欧盟的政治对话更多具有宣言性质，实际作用有限。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欧盟和东盟建立了很多合作机制，但这些机制大都缺乏约束力，制度化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与东盟的关系重视不够，不愿意在机制建设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其次，“制度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原则也有冲突，东盟崇尚的“东盟方式”是一种“关系建构”而不是一种“制度建构”，东盟方式强调的是共识、个性、灵活、务实的区域治理，强调互不干涉内政；第三，“平衡”地区力量是东盟与欧盟合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使东盟与欧盟在深化制度合作上的动力就极为有限。在上述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东盟与欧盟跨区域合作都尽量避免制度深化，减少由此在相互合作中产生的高成本。
三、1990—2001年东盟与欧盟关系：区域间主义下的多边合作
冷战的结束为东盟与欧盟关系开辟了新篇章，也使西方国家失去了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冷战同盟的需要。于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把发展援助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捆绑在一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在国际政治中更多的话语权。而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就是一个建立单极世界的借口。为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并指责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1990年之前东盟与欧盟的争论主要在经济方面，现在则进入了政治领域。东盟与欧盟价值观冲突主要表现在第9和第10届部长会议上，主要导火索是欧盟希望在新的合作协议中加入人权和民主的条款，以取代1980年的吉隆坡协议。1991年11月印尼安全部队镇压手无寸铁的东帝汶示威者，导致东盟与欧盟关系愈发紧张。1997年东盟接纳了缅甸军政府成为东盟成员国，欧盟对此更加不满，双方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最终关系陷入了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由于亚洲普遍担心欧洲单一市场形成后，欧洲“贸易壁垒”的出现，亚洲开始通过区域主义来平衡亚洲与其它地区经济关系；同时，欧洲的特惠贸易安排为欧盟的扩大铺平了道路，东盟开始担心欧盟的贸易和投资重心将转移到东欧地区；此外，GATT乌拉圭回合的不确定性对欧洲和亚洲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对乌拉圭回合僵局的回应，1989年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倡议下跨区域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亚洲开始把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平衡与欧洲关系的工具。随着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深入，欧洲担心被高速发展的亚太经济边缘化，欧盟改变了对东盟的政策。1994年9月第11届东盟一欧盟部长会议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召开，欧盟对东盟的政策开始更加务实，减少了对价值观方面的关注，议题主要集中在共同关注的经济领域，暂时搁置了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针对欧盟务实的外交政策，1994年10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创建一个新的国际论坛——亚欧会议，欧盟为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减少APEC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响应此倡议，亚欧会议由此而产生。1996年，亚欧会议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此后亚欧会议在亚欧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尤其在1997年以后，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很多双边层次的对话都在亚欧会议中进行，但在1997年2月新加坡举行的亚欧会议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在缅甸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欧盟拒绝缅甸军人政府参与到与东盟的对话进程中来，声称除非缅甸军人政府停止镇压反对派，并释放政治犯。
东盟与欧盟关系陷入了僵局，东盟一欧盟联合协调委员会中断了两年多，部长会议则是中断了三年，同时对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欧、亚三方力量平衡被打破。在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2000年6月双方僵局被打破，欧盟终于允许缅甸和东盟其它新成员老挝、柬埔寨加入到对话进程中来，而缅甸仍然被排除在合作伙伴框架之外。欧盟也作了适当的让步，允许缅甸参加2000年12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一欧盟第13届部长会议，不过欧盟坚持把缅甸的人权状况列入会议议程，而且要写入联合宣言之中，因此万象会议并未使东盟一欧盟完全回到对话轨道上来。
1990年以后，东盟与欧盟关系主要的政治成果是启动了亚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ARF)，这是双 方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行动，东盟与欧盟开始通过区域间的多边合作来促进双边关系发展。随后1994年欧洲委员会推出了针对亚欧关系的政策性文件“面向新亚洲战略”，并在欧盟(1994年)和欧洲议会(1995年)批准通过，这份文件成为1990年以后东盟与欧盟关系的基石。进入21世纪后，欧盟根据亚欧关系的发展又推出了《欧洲和亚洲：加强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该文件重申，亚洲是欧洲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认为：“尽管我们与亚洲的经济合作有适度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深化和扩大欧亚之间的政治合作，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密切在世贸组织的合作，确保欧洲在亚洲的援助方案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促进两个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
虽然1990—2001年期间东盟一欧盟关系动荡，但欧盟仍然是东盟一个重要的外部合作伙伴。区域间和跨区域间关系同时成为推动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东盟与欧盟平衡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工具。尤其是东盟通过跨区域间关系使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也加入其中，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东盟利用跨区域关系与欧盟讨价还价的能力。
四、2001年以后的东盟与欧盟：双边与多边共存的跨区域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东盟经济、政治、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重新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从2002—2003年东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6％，2004—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6.1％，虽然东盟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东盟也感受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经济竞争的压力。在政治上，东盟国家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化，如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民主化转型；在地区安全方面，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交织出现，增加了东盟地区安全的复杂性；“9.11”后东南亚成为了国际反恐的“第二前线”，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东盟关注的热点；在经济方面，由于日益高涨的国际反恐浪潮，给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2001—2003年东盟经济增长率只有4.63％，而在2000年东盟经济增长率就已达到6.1％(GDP按照固定价格计算)。此外，来自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如泰柬边界问题、南海主权问题等等，给21世纪的东盟地区安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如此众多的全球性问题，东盟是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解决的。以此为起点，东盟倡导的多边主义就由区域向跨区域关系发展，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区域间双边与多边共存的合作模式。欧盟一直积极推行的多边主义立场也首先在经济领域发生了变化，2004年9月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拉米曾表示，“欧盟倾向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多边贸易协定，而暂时搁置了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与世贸组织谈判进展缓慢，欧盟对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欧盟放弃了拉米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战略，而是采取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共进的战略，不仅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展开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区域层次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此欧盟官员评价说：“欧盟确实加强了多边贸易体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东盟与欧盟在双边对话协商的基础上，还利用联合国、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这些多边机制加强对话合作。2005年9月欧盟派遣了200名观察员并参与“亚齐和平国际监督团”工作，在东盟为亚齐的维和行动提供的1500万欧元中，900万元来自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预算，其余600万元由欧盟成员国和各派遣国提供，缅甸问题一直是影响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东盟对缅甸的立场也开始松动，针对2007年8月15日缅甸反军政府示威，东盟表示“支持联合国对缅甸问题的斡旋，呼吁释放政治犯，早日解除政党限制。”2008年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大发展是欧盟计划在2009年金边部长会议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组织签署该条约，为东盟与欧盟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亚欧峰会上东盟赢得亚欧会议各成员国领导人的广泛支持，在《亚欧首脑会议主席声明》中，领导人支持东亚、东盟和南亚一体化进程取得的进展，欢迎《东盟宪章》的签署，包括倡议成立东盟人权机构，以及《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构想。
五、结论
目前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正在平稳的发展之中，双方为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正不断深化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从东盟与欧盟关系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出，区域间双边与多边共存模式是东盟一欧盟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仅从双边或多边关系来处理跨区域关系，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国家自己不仅要去整合资源、去加强合作、去平衡各自的行动，而且还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国际组织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通过双边和多边共存模式提升跨区域合作水平就成为民族国家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必然选择。此外，双边与多边共存合作模式有利于协商主题的转移，从地区层次提高到区域层次，最后进入全球层次，通过这种模式避免高层国际体系过窄的瓶颈，使协商主题能顺利地在全球层次讨论通过。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以全球治理为基础的，深化制度化进程是其必然选择，通过发展双边和多边对话协商有助于欧盟与东盟区域间合作机制的建设。虽然目前双边和多边共存模式对推动区域间关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是对东盟与欧盟区域间关系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陈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