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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四十年前中国的“刚需”是温饱，那今天的“刚需”就是健康。健康需求催生产业，健康就是GDP;健康同时又高于GDP，一具健康的身体是“知识之载，道德之寓”，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着丰盈的心灵世界和强健的血肉骨骼。
莫里斯与健身运动
如果要在现代健身史上寻找一位开拓者式的人物，英国医学家杰瑞·莫里斯无疑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一番。
70多年前，伦敦城西北的汉普斯特德荒野，莫里斯每个星期日的上午都要在这里跑上20分钟，他听到最多的是：“看，那个傻哥们儿！”
2009年，莫里斯去世时，众多国际媒体和医学权威期刊纷纷称颂他为现代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但最能体现莫里斯之牛的，是他的另一个头衔——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奥运会金牌得主。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现代奥运百年诞辰之际，时年96岁的莫里斯获国际奥委会特别颁授的一枚金牌——不是因为他跑得比别人都快，而是因为，全世界价值数万亿的体育健身产业，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莫里斯半个多世纪前在伦敦主持的一系列证实运动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
杰瑞·莫里斯当时在伦敦米德瑟斯中心医院医学研究委员会社会医学部担任负责人， “二战”后，隨着英国社会转型和生活水平提高，心脏病发病率急剧攀升。英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挖空心思，想要找出原因并给出解决办法，莫里斯亦是其中之一。
在查看整理伦敦各家医院报送的心脏病发病数据时，莫里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事某些职业的人似乎更容易患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像政府公务员、学校校长、办公室秘书，虽然地位和收入比码头工人和邮递员优越很多，但因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却高出一大截。
不过，数据中也有一些奇突的特例。比如，同样是为经营双层巴士的伦敦运输公司工作，司机和售票员的收入、年龄层次、社会背景、饮食习惯和受教育程度大致相仿，但前者患冠心病和因冠心病突发而死亡的风险就是后者的一倍以上。为什么会这样？莫里斯开始到巴士上寻找答案。经过长期观察，他发现，司机和售票员的唯一区别便是，前者一整天都坐在方向盘后面极少走动，而后者每个工作日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大约要多爬500-750级阶梯。
此后，莫里斯撰写的论文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其中提出了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缺乏运动可能导致疾病和死亡。这个结论引起很多人的惊异和质疑。《阿伯丁晚报》称这个结论“令人困惑”，并指出莫里斯没有考虑到当时公认导致心脏病的性格和情绪因素。当时的主流医学观点认为，心脏病主要可能是高血压的结果，运动与这两种疾病均无关系。
时至今日，运动是健康之源，就连最懒散的沙发“土豆”们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然而，上世纪50年代以前，“自己点燃一根雪茄恐怕是英国绅士阶层所从事的最激烈的体力运动了”。莫里斯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略带讽刺地形容。
在绝大多数医生告诫心脏病人尽可能杜绝一切体力活动，整个社会将跑步、游泳和踢足球视为下层阶级的粗野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给出向重体力劳动者学习、将体育锻炼纳入生活方式的建议，并在此后的60多年中一直身体力行，动用种种力量施加影响，推广大众健身运动，则所需的不只是智慧，还有勇气。
GDP与精神体魄
1957年，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在清华体育代表队和校学生会体育干部会上讲话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号召清华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为共和国百业待兴的局面贡献青春力量。
这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口号，与莫里斯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东西呼应，折射出了新中国的蓬勃生气。
今天，这样的生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一个急速发展的庞大产业。从战略规划到产业政策，从广场舞到快速落地的健身馆再到遍布各地的马拉松比赛，健身与阶层的格调相关，与城市的时尚度密切相连。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他指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同年10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行动纲领，标志着健康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健康中国战略成为国之大计，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应贯彻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的方针，将健康同各领域、各方面的工作相结合。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活理念的革新，今日的中国已不再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更多的资源向着民生领域倾斜。健身产业便在这几年迎来了时代的风口。
健康也是GDP。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在过去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至10%都是来源于健康的人群，而亚洲的经济腾飞有30%至40%也源于健康的人群。全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早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2%，相关的医药费消耗相当于GDP的6.4%，所以不难看出健康就是GDP。
健康同时又超越GDP。体魄之强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血肉生气，关系到国运之兴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晚清时的老照片，彼时中国人的体魄大多瘦骨伶仃，其精神面貌也多为麻木、漠然的状态。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论尚武》，指出“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他强调有了健康强固的体魄才会有坚忍不屈的精神，并认为“中国民族之不武”，是中国“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迫”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认识，虽然有其所处特定时代的局限性，但体魄与精神以及自信之间的关系，的确并非妄言。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体育之精神》一文。其中，他概括引用的一句话现在广为流传。体育之精神，实质其实就是在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样精辟的认知，直到今天仍有着超越时代的意义。
莫里斯与健身运动
如果要在现代健身史上寻找一位开拓者式的人物，英国医学家杰瑞·莫里斯无疑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一番。
70多年前，伦敦城西北的汉普斯特德荒野，莫里斯每个星期日的上午都要在这里跑上20分钟，他听到最多的是：“看，那个傻哥们儿！”
2009年，莫里斯去世时，众多国际媒体和医学权威期刊纷纷称颂他为现代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但最能体现莫里斯之牛的，是他的另一个头衔——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奥运会金牌得主。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现代奥运百年诞辰之际，时年96岁的莫里斯获国际奥委会特别颁授的一枚金牌——不是因为他跑得比别人都快，而是因为，全世界价值数万亿的体育健身产业，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莫里斯半个多世纪前在伦敦主持的一系列证实运动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
杰瑞·莫里斯当时在伦敦米德瑟斯中心医院医学研究委员会社会医学部担任负责人， “二战”后，隨着英国社会转型和生活水平提高，心脏病发病率急剧攀升。英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挖空心思，想要找出原因并给出解决办法，莫里斯亦是其中之一。
在查看整理伦敦各家医院报送的心脏病发病数据时，莫里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事某些职业的人似乎更容易患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像政府公务员、学校校长、办公室秘书，虽然地位和收入比码头工人和邮递员优越很多，但因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却高出一大截。
不过，数据中也有一些奇突的特例。比如，同样是为经营双层巴士的伦敦运输公司工作，司机和售票员的收入、年龄层次、社会背景、饮食习惯和受教育程度大致相仿，但前者患冠心病和因冠心病突发而死亡的风险就是后者的一倍以上。为什么会这样？莫里斯开始到巴士上寻找答案。经过长期观察，他发现，司机和售票员的唯一区别便是，前者一整天都坐在方向盘后面极少走动，而后者每个工作日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大约要多爬500-750级阶梯。
此后，莫里斯撰写的论文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其中提出了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缺乏运动可能导致疾病和死亡。这个结论引起很多人的惊异和质疑。《阿伯丁晚报》称这个结论“令人困惑”，并指出莫里斯没有考虑到当时公认导致心脏病的性格和情绪因素。当时的主流医学观点认为，心脏病主要可能是高血压的结果，运动与这两种疾病均无关系。
时至今日，运动是健康之源，就连最懒散的沙发“土豆”们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然而，上世纪50年代以前，“自己点燃一根雪茄恐怕是英国绅士阶层所从事的最激烈的体力运动了”。莫里斯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略带讽刺地形容。
在绝大多数医生告诫心脏病人尽可能杜绝一切体力活动，整个社会将跑步、游泳和踢足球视为下层阶级的粗野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给出向重体力劳动者学习、将体育锻炼纳入生活方式的建议，并在此后的60多年中一直身体力行，动用种种力量施加影响，推广大众健身运动，则所需的不只是智慧，还有勇气。
GDP与精神体魄
1957年，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在清华体育代表队和校学生会体育干部会上讲话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号召清华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为共和国百业待兴的局面贡献青春力量。
这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口号，与莫里斯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东西呼应，折射出了新中国的蓬勃生气。
今天，这样的生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一个急速发展的庞大产业。从战略规划到产业政策，从广场舞到快速落地的健身馆再到遍布各地的马拉松比赛，健身与阶层的格调相关，与城市的时尚度密切相连。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他指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同年10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行动纲领，标志着健康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健康中国战略成为国之大计，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应贯彻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的方针，将健康同各领域、各方面的工作相结合。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活理念的革新，今日的中国已不再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更多的资源向着民生领域倾斜。健身产业便在这几年迎来了时代的风口。
健康也是GDP。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在过去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至10%都是来源于健康的人群，而亚洲的经济腾飞有30%至40%也源于健康的人群。全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早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2%，相关的医药费消耗相当于GDP的6.4%，所以不难看出健康就是GDP。
健康同时又超越GDP。体魄之强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血肉生气，关系到国运之兴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晚清时的老照片，彼时中国人的体魄大多瘦骨伶仃，其精神面貌也多为麻木、漠然的状态。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论尚武》，指出“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他强调有了健康强固的体魄才会有坚忍不屈的精神，并认为“中国民族之不武”，是中国“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迫”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认识，虽然有其所处特定时代的局限性，但体魄与精神以及自信之间的关系，的确并非妄言。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体育之精神》一文。其中，他概括引用的一句话现在广为流传。体育之精神，实质其实就是在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样精辟的认知，直到今天仍有着超越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