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花旗银行在前两天推出7原本搁浅的580亿美元换股计划，计划一旦实施，美国政府将持有该行54％的股份，成为花旗最大的股东；另外，很多人认为通用汽车之所以如此之快的宣布破产，很大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动。这一系列事件都让我们发现，原本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在频繁伸出“看不见的手”挽救花旗、“逼迫”通用破产，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违背吗?
　　阿密特(Raffi Amit)：这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自由市场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的问题。首先从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看，美国政府坐视了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两家投行的破产，但却出手拯救了AIG公司。
　　美国政府对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干预在表面上看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案例都有上下文。为什么美国政府让雷曼兄弟破产，却没有让美林和花旗银行破产呢?这是因为每家银行在美国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不一样。花旗银行的规模非常庞大，一旦破产，将带给资本市场极大的冲击。所以美国政府出手干预，没有让花旗银行破产，是为了避免资本市场整体性的崩溃。
　　我认为迄今为止美国政府采取的举动是正确的，特别是向资本市场注资。我们看到一些接受政府注资的美国银行已经开始向政府还债了，也就是说纳税人的钱已经拿回来了。在市场当中政府应该发挥像“看门人”这样的角色，既要密切监控形势的发展，又要适时的去干预，且这种干预必须经过深思熟虑。
　　我们再来看通用汽车的例子。通用汽车是一家大型企业，过去曾经有一种说法，“对通用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但是他还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按照工会和通用汽车之间的合同，后者欠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债务非常庞大。常年以来通用都在负担着数十亿美元的巨额亏损。这种低效的公司必须要破产。
　　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推动了通用汽车破产，而是市场。政府所做的就是让这个影响尽可能小，过程尽可能短。政府最担心的是就业，他们希望把对就业的影响降到最小。因此自由经济和政府的监管是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无论是对于资本市场还是实体经济，政府的目标是既要监管又要创造便利条件。在碰到极端情况的时候，比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政府就要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去稳定市场。美国政府绝无意去运营和管理任何一家企业，但是同时必须要在为社会创造便利和监管其运营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商务周刊》：在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决策层以及外部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一般都成掎角之势，公司的重大决策都是三方博弈、商讨的结果。现在政府在金融危机中介入其中，使以前的三方博弈变成现在的四角关系。您怎么看四角关系之间的平衡?政府这第四方力量在其中是否做得恰如其分呢?
　　阿密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方面来看，答案是不一样的。比如在通用汽车的例子中，工会、股东、管理层站在各自的立场，给出的答案就是不同的。但是独立人士，比如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则达成了共识—通用汽车最终的破产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
　　政府作为一个监管者确实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通用汽车的破产程序拖得时间越长，伤害到的人就越多，因为在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三方之间开始了权力斗争，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看到政府在克莱斯勒案例中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即起到了加速并且寻找解决方案的作用。
　　但是这种四角关系不会推而广之。在美国经济当中，有两个实体经济行业是格外重要的，即房地产业和汽车业，而金融业之中的金融服务业为这两大行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了驱动力。此外，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也必将对美国金融的最终复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汽车工会的势力格外强大，但是其他行业工会的势力不一定那么强大，所以在未来，美国公司关系当中仍然是以投资者、工会和管理层的三角关系作为一种主导形式，政府的主要职责将是继续作为监管者而不是股东发挥作用。
　　在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案例中，政府之所以出手干预了，是因为政府已经因为大量注资成为其股东，其实政府代表的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在这几个案例当中的干预也是出于要保护纳税人资金的目的。
　　《商务周刊》：直到20年前，美国很多500强公司实际上还都是由10大财团控制的。但现在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家族在这些大公司的财报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趋势?
　　阿密特；首先这样的判断数据来源是不对的。实际上，美国的大家族现今仍控制了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中的37％。我在这方面做的很多研究显示，这些家族的影响力到今天也是非常大的。像摩根这样的大家族在美国企业界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500强公司，或者是非上市公司，他的影响力丝毫未减。比如，美国的报业像《华盛顿邮报》是由格兰特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过去150年也都是一个家族控制的。
　　之所以产生困惑，是由于市场的全球化使它们发挥的作用和过去有所不同。此外，出现了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后来崛起的家族名字，例如像沃伦·巴非特、比尔·盖茨等。他们既是投资者，也是创业者。他们创立了全新的行业，比如互联网、有线电视等。
　　我认为这些传统的强大财团不会放弃它们专注的领域进入到新的领域当中，因为对于洛克菲勒和摩根这样传统的大家族来说，他们对于新行业既无法贡献知识，也不能带来附加值。
　　另外美国和亚洲的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也有很大的不同。韩国的八大财团控制了韩国经济很大一部分，菲律宾的阿亚拉(Ayala)家族控制了菲律宾股市市值的27％，但这在多样性强的美国经济当中是看不到的。
　　《商务周刊》：金融危机中发生了很多收购案，在IT行业，我们看到惠普收购了EDS，甲骨文也正在收购sun，这些并购案背后意味着IT公司正在呈现向全业务发展的趋势。而在几年前经济形式较好时，公司则更多的强调分工越来越明确，比如IBM等都是将非主体业务刺离，您怎么看这一变化?
　　阿密特：IBM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根本的战略转型决定，它对基本商业模式做了很大的调整，从一家主导硬件的供应商变成了专注于服务的供应商，这就要求IBM对自身的业务做出根本性的重组。现在IBM的收入有85％来自于服务，而不是来自于过去的硬件。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甲骨文收购Sun的案例，前者作为一家软件公司是高度依赖于Sun的硬件环境去销售它们的软件以获利的。例如甲骨文的ERP软件，可以说很多软件都是为Sun的硬件量身订做的。而后Sun遇到了一些问题，使其公司股票走低，所以甲骨文就把Sun收购过来进行整合。
　　但是我并不确信这代表一种形势，这只是在目前市场形势下，甲骨文的股东抓住了由于市场的反常或者市场当中的波动带给它们的机会把Sun收购过来，我并不认为这代表广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