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第七天》中的拉美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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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余华曾表示拉美小说中,独爱博尔赫斯的《南方》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而这也成为余华最新作品《第七天》中展示拉美元素的重要蓝本。本文将结合《第七天》与这两部拉美小说的文学特点以及写作共性,剖析余华笔下浓厚却又多变的拉美元素,从而探讨余华与拉美文学之间的共性及其延伸。
  【关键词】:余华;《第七天》;先锋文学;拉美情结。
  一、中国先锋文学与拉美文学
  说起中国的先锋文学,其抽象、荒诞、意象等超现实的写作手法主要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人类进化之间不断升级的异化矛盾与畸形斗争。早在80年代中后期,该流派主要代表作为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其新颖的“拼图式”叙述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范式风格,为后期的先锋派作品打开了一条精彩纷呈的文学创作之路。90年代之后,以苏童、余华为代表的作家先后发表《米》、《活着》等作品,开始以朴实的语言对人类生存的环境进行剖析与感悟,更加关注基层群众的人物命运,并且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以巨大活力和创新精神为特色的拉美文学在这一时期译介至中国后,便成为了中国先锋小说叙事的话语资源。[1]于是,《第七天》这部作品便应运而生。
  小说描述了主人公杨飞去世后七天的遭遇,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逐步揭示出“我”的人生歷程,以及借助当下社会新闻热点而套出与“我”相关的他者的故事片段。故事开始便是主人公杨飞在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浓雾弥漫中走向火化尸体的殡仪馆,接着遇到前妻李青,回顾起自己短暂的爱情以及自己与养父杨金彪生活的片段;之后再揭露出生父生母出现后轰然混乱的家庭重组,然后在自己寻找养父的路上再次出现了隔壁刘梅与伍超的支线情节。最后在结局来临前又遇到“养母”李月珍的去世,并与二十七个死婴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在这样一个脱离科学的荒谬世界中,主人公杨飞以灵魂出窍的方式向我们再现了这个冰冷、病态、满目疮痍的潘多拉魔盒,而余华用有限的文笔蘸取了这几乎所有的血墨,直白犀利地向我们刻画出了一幅如同浮世绘一般的“余华式”的马孔多。这样看似简单却又内涵丰富的作品,不禁让人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礼拜二午睡时刻》,与博尔赫斯的《南方》。
  二、余华与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礼拜二午睡时刻》这部短篇小说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的哥伦比亚,拉斐尔﹒雷耶斯统治时期,马格雷纳河流域大面积种植的香蕉使得该国大西洋沿岸一带繁荣了起来。成千上万的外商开始对当地自然经济掠夺式的开发、对劳动力进行无情的剥削。经济上被压榨而政治上遭受的政权更迭使拉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之中。在这样一个混沌、愚昧的时代下,作者讲述了一位贫穷却坚强的母亲为儿子上坟的故事,借卡洛斯森特诺母亲的形象来起到警醒世人的目的。文中“母亲”被塑造成一位缄默却固执的角色,在为数不多的对白中她要求女儿“把鞋穿上,梳梳头”,“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立刻赶快做好!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这样只言片语却不容置疑的口吻不由自主地将故事由正在线性进展的情节一步一步推向背后令人好奇的谜底。这位母亲为什么不辞辛苦要来到这样一个小镇?她为什么神情忧伤?她要去找神父干什么?这一系列看似缓慢却环环相扣的情节张力将读者毫无意识地引导下去。最终真相大白,“母亲”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只为了为儿子上坟,她用笔挺的腰杆与从容的神情告诉神父,她的儿子当过拳击手,宁愿被人打到三天下不来床也不会去偷东西。然而寡妇雷薇卡太太在那天半夜听到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在慌乱之下用一把老式手枪结束了森特诺的生命。一个鲜活生命的终结在成日浑沌的小镇居然也如浮尘一般搁浅。然而死去的森特诺从未能为自己辩解一句,突然其来的灾祸使得整个事件不了了之。这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细节则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故事的结尾,本该在午睡的时刻,这位母亲的出现却打破了小镇以往的宁静,这是否又宣示着作者对于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的批判与号召人民觉醒的期望。
  如果说余华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么首先,余华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样巧妙地将时间作为小说的题目:在圣经文化中,礼拜一,上帝创造天地。改变世界的荣耀归于耶和华;而礼拜二,人类可以拥有这样的荣耀,礼拜二成为创造人间重大变化的时间。《礼拜二午睡时刻》同名短篇小说在标题中即高标这一时间,是在昭告,“母亲”的行为改变了小镇的人心世界:[2]居民从本该午睡的时刻中纷纷苏醒,来到神父窗前偷听与打量这位“母亲”。而余华的《第七天》中,我们不难想到在我国文化中“头七”的说法:在这一天死者灵魂返回家中,而家人要与之回避,否则灵魂看见家人便会牵挂。文中杨飞与杨金彪两人放不下前世的父子之情,犹如吞食彼岸花的亡灵,折返在冥界期盼着重逢,却又矛盾地希望对方不要出现。而余华在小说开头却又引用了一段《旧约》创世纪中的一段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然而在神安息的第七日,聒噪浮夸的人类社会却在上演一出出悲欢离合的荒谬悖事,需要上帝重新审判人间的罪恶。而最终主人公杨飞也找到了养父杨金彪,这似乎同时也暗示着生命的轮回。
  其次,在《马尔克斯回忆录》中曾有一段记载,大致将与小说内容几乎一样的情节做了复述。正是一段基于作者本身经历的故事才能将细腻入微的描写发挥得淋漓尽致。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的住宅阳台”;“从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到“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的车站地上的花砖”。故事的开始便是以这样细微的描述进行铺陈,几乎以底片般真实地还原作者童年时代的记忆印象,以平凡的口吻、简洁的叙述与不动声色的结构安排导演出了一场深刻的人类情感。在这样的打击下“母亲”依然高昂自己头颅,在逆境中依然维持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在虽然简单朴素却掷地有声的言语中,母亲平静地叙述着儿子的经历,而让读者感受到的是其背后对社会无声的控诉,以及对人性中愚昧、无意识顺从的悲哀。小镇上的人对小偷的死漠然处之,就好像从来如此,小偷就是小偷,没有人想过他如何成为小偷。母亲的庄严回答给予了我们某种启示,它拒绝小镇对儿子做出的判断,并且拷问着小镇人的心灵,从而粉碎了小镇人的安然、麻木、蒙昧的状态。[3]   反观余华的《第七天》中,文章以杨飞寻找养父杨金彪为主线,与之相关的他者犹如错综复杂的枝干,每一支枝干都携带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新闻热点。如遇到被强制拆迁后被逼死的人、因卖肾感染而亡的人、为男友送山寨iPhone负气跳楼自杀的人、由于屈打成招而怒杀警察被判处死刑的人,甚至在焚烧尸体的殡仪馆还上演着豪华贵宾候烧区、沙发贵宾候烧区与普通居民候烧区之间的等级差异,金钱在权利面前自惭形秽的社会中,官僚腐化、贫富差异、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暴力执法、城市鼠族等各阶层各方面的问题通过“他者”抽丝剥茧般被层层揭露。这样大胆直白,直击人心的叙述若没有作者直观的感受恐怕也无法写出如此赤裸却让人无可指摘的故事情节。同样平铺直叙的语言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发言欲,这与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不谋而合。文中鼠妹在为吓唬男友而威胁对方跳楼自尽时,众多键盘侠在幽幽的屏幕之后却为其出谋划策,提供各种自杀方式的建议。难怪马尔克斯在其后发行的自传中写道当年作为一个麻木不仁的旁观者,自己才应该是那个小偷。而书中的杨金彪的形象也与马尔克斯笔下的“母亲”渐渐重合,在无边的孤独、荒凉和沉寂中他们作为唯一有精神支撑的生命,成为画面上唯一有力量的景色。在浮夸的社会下依然选择坚定自己的原则,在牺牲感情与健康的代价下饱含了对养子深沉而无可替代的爱。如同直击灵魂的一盏探照灯,在罪恶冰冷的现实里依然能够握到一丝人性的温暖。然而在此基础上,余华又向前跨了一步,在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中,余华为我们建造了一座伊甸园:“那里的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当我们带着美好的期待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却被告知,这个理想国竟是死无葬身之地。如同子弹射入胸腔的力量,余华借这个不存在荒谬的乌托邦反讽了当今更加荒谬的社会现实,借颠覆传统的力量完成对当代残酷的控诉。
  三、余华与博尔赫斯
  然而如果从叙事手法上来看,《第七天》又处处带有博尔赫斯的影子。在余华的作品中,最为常见的便是类似于博尔赫斯的对叙述时间的拿捏与巧妙的重构技巧,以及对于生死、梦境、时间、迷宫、偶发等元素的掌控。在那部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博尔赫斯写道:“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藏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中。”寥寥数语却提出了平行时空的超然理论,在每一个时间单位里我们都分裂成了无数个新的自己,这样无限多的自己便正在进行所有可能性的尝试,构成了密密麻麻互相交错的维度网。而在《永生》中博尔赫斯同样他说:“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变的聪明而忧伤。”可见,余华正是吸收了这种更加睿智哲学的死亡观,才将《第七天》叙述视角切换到亡灵的身上:一方面,只有死亡不会受到利益的要挟,才会讲出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不合常理的亡灵如同“鬼故事”般的叙述才能让读者毛骨悚然,用现实的地狱反写死后的天堂,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现实的残酷与社会的冰冷。
  博尔赫斯曾谈到打破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的方式有四种,即:艺术作品中的艺术作品、现实与梦幻的混淆、时间旅行,以及双重人格。《南方》这部作品中首先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便是现实与梦幻的混淆。文中反复出现表现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如在火车上用餐是这样写的:“午饭(汤是盛在精光锃亮的金属碗里端来的,像遥远的儿时外出避暑时那样)又是宁静惬意的享受”。以及“闷热的夏季过后,初秋的清新空气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中解脱出来的自然界的象征。清晨七点钟的城市还没有失去黑夜使它产生的老宅的气氛,街道就像长长的走廊,广场像安静的院子。”短短几句,却将餐具的质地,空气的味道以及街边的场景都如真实的现实一般被描写得细致入微,那么谁还会去怀疑这样的描写到底是真是假呢?而还有的篇幅中大量充斥着如:“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到,他有一身而为二的感觉”等的虚幻描写,将读者本来以为发生在现实的情况又通过“仿佛”、“怀疑”、“梦”等字眼进行了重新的解构。这种既可以作为自然又可以作为超自然解释的手法为整部小说添加了完美的想象色彩。再看《第七天》,如“我出门时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容貌,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浓雾里影影幢幢,我听到活生生的声音此起彼伏,犹如波动之水。我虚无缥缈地站在这里,等待203路公交车。”等等之类的描写,先是为小说披上了一层迷幻的外衣,随后主人公杨飞回到自己的屋里,为自己净身、换衣“拧开水龙头,用手掌接水给自己净身时看到身上还有一些伤口。裂开的地方涂满灰尘,里面有碎石子和木头刺。”这样切肤般真实的场景描述在随后戛然而止,“本已停机两个月的手机又傳来殡仪馆的电话”又为整个现场增添了迷离的虚幻之感。这样一虚一实的不断交错非但不会让读者觉得难以接受,反而会让其一步一步越来越接近余华所构建的乌托邦。
  而另一种值得推敲的叙事手法便是“时间旅行”。余华曾指出:“鲁迅的孔乙己仿佛是记忆凝聚之后来到了现实之中,而《南方》中的胡安·达尔曼则是一个努力返回记忆的人,叙述方向的不同命名使这两个人物获得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孔乙己是现实的和可触摸的,胡安·达尔曼则是神秘和难以把握的。前者从记忆出发,来到现实;后者却从现实出发,回到记忆之中。”无论小说中达尔曼是否病愈,回到南方参加决斗,选择这样一个浪漫而又男人的方式来结束这场人生之旅,无疑都是在返回到“不愿意死在手术刀下的男人的野性回归”的南方记忆。而《第七天》中主人公杨飞先是以灵魂的方式徘徊在现实与虚无中,以自己的一生为一条主线,结合与自己成长所有相关人物的故事情节,通过倒叙以及插叙的方式进行排列。直到最后第七天,杨飞才终于回忆起那个在殡仪馆兢兢业业工作的男人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养父,将最后的结局依次填满后告诉读者,“那个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敌也没有恨,人人死而平等的乌托邦即是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边在冥界行走,一边回忆起生前故事的写作手法随着情节的推进,帮助主人公其纵跨几十年的人生得以完整地再现,从而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线性的叙述风格。这样的处理犹如一片脉络纵横交错的树叶,即便看到了如血管般生命流淌的清晰痕迹,也要按图索骥一般地细细品味,感叹百味人生。
  四、结语
  最后,无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拉美文学大师,还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出呐喊的中国先锋派作家,他们用犀利深刻的笔锋都透露着对社会的反思,向我们传递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方式与意义。余华借拉美小说的风格与特点反写中国社会现实,用看似与我们相隔甚远、离奇荒谬的手法却在时时表现大千世界的日新月异,究竟如何生存才是我们值得不断推敲与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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