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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底到1965年初，国家计委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人事更动。先是石油部部长余秋里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接着在国家计委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叫做“小计委”的机构；随后“小计委”的成员统统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任第一副主任兼党委组书记，全面主持国家计委工作，而主任李富春只挂虚名，不再视事，原来的副主任则大多调各大区任职。
国务院一个部门变动负责人本不奇怪，但国家计委这次人事变更却使人感到蹊跷，它不是调整一两位负责人，而是来了个大换班，实际改组了领导班子。这其中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前因。
“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
国家计委领导班子的改组在1964年底，但是“换班”的隐隐雷声在两年多前就曾响起。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这个原本讨论农村、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的会议，一开始就因为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而转变了主题，转向讨论阶级斗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反映了他对这年年初以来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调整方针和政策不满。
经过三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是赞成对经济实行调整的。但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调整政策却引起他不快。他在1961年底就认为困难已经到“谷底”，形势从此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却发现最困难的时候尚未过去，经济形势在继续下滑，因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对各地农村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毛泽东实际上并不同意，强调巩固集体经济；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不仅赞成，还积极支持。对“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毛泽东也有不满。在党中央领导层，显然存在矛盾和分歧。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对七千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他斥之为“黑暗风”。对包产到户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他斥之为“单干风”。对彭德怀写信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他斥之为“翻案风”。他反复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求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毛泽东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时也殃及李富春和国家计委。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经济调整和经济工作的决策和组织领导，在估计形势、决定政策、安排步骤上，他同中央一线领导人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李富春和国家计委还积极主动地提出过许多调整经济的建议和意见。这年春夏，他分别到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农村考察，赞成农民“借地”、“责任田”的办法，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国家计委还拟出文件肯定“责任田”和“借地渡荒”。按照毛泽东的基调，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许多看法和主张，也属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之列。因此，毛泽东不满的对象包括李富春。
不过，毛泽东对李富春的不满是以另外的理由表达出来的。他在8月9日会议中心组的会上提出要反对个人独裁，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指责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不下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他甚至说道：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指谁，毛泽东没有点明。几天后，李富春在会议中心组发言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你同先念三个人批准的文件，为什么发得那样少?李富春答道：过去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不对的。到这时，毛泽东自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指的就是李富春。自然，“换班”就是要换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班。
其实，李富春是组织观念极强的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从来都向中央请示和汇报，从不自作主张。至于有些问题直接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些问题先向中央书记处或中央财经小组报告，再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那是按照组织程序办事，毫无“封锁”之意。中央一线决定大政方针，他只是作为中央领导层的一员参与商讨，没有也不可能“独裁”。显然，毛泽东的不满主要还不在他批评的不请示汇报这些问题上，而在于李富春同中央一线其他领导人一样，在前一阶段调整工作中有“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问题。不管李富春当时是否真正意识到毛泽东的不满所在，他都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对计划工作作了检查。毛泽东这次动了“换班”的念头，但没实施。他说要“再看一年”，这一看却看了两年。
“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两年后毛泽东再次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表示出不满，另有起因。
1964年4月，国家计委党组正式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这设想提出"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因为这个《设想》是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的，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这个设想得到中央书记处的肯定。
就在这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讨论这个设想时，毛泽东却对"三五"计划提出了另外的想法。他把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要求建设必须以准备打仗为出发点，提出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设想不满意，并由此批评国家计委的工作，说计划工作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他要求改变原来的计划方法，并且说"这是一个革命"。
这样一来，"三五"计划就得按照毛泽东的主意重新考虑，不能再以吃穿用为中心，而必须以备战为中心，国家计委原来的设想只能放弃。对此，李富春没有思想准备，他不仅事先没有想到，而且事后的反应也显得仓促。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才提出上述想法的，要在短时间里全面调整五年计划，显然时间来不及。尽管如此，李富春还是尽力调整思路，积极贯彻毛泽东的主张。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搞好计划，必须尽可能吃透两头，一头是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例如摆好战略布局、坐稳屁股、多快好省；一头是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有很多潜力，首先计委要下去调查三个月，同各地区一起研究计划。"
重新调整计划谈何容易！思路一改，全盘皆变，其中基建规模、投资重点、资金缺口都是调整的重点和难点。原先安排计划时资金的矛盾就很突出，现在要改计划，尤其是要上"三线"，更是捉襟见肘。李富春曾坦言："照现在的想法安排，要把成昆路、攀枝花搞上去，拿这个新的盘子来算，还差六七十亿投资。我们想，要从农业、工业、国防、文教等方面统筹考虑，反复平衡。"所谓"统筹考虑"，只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从别的方面挤出资金来。
6月，为研究三线建设和调整"三五"计划，李富春安排国家计委各位副主任先后动身分赴各地考察，程子华、王光伟去成都、西昌、贵阳，安志文到上海和福建，杨英杰去辽宁、吉林，柴树藩去宁夏、甘肃，范慕韩去陕西、四川、贵州、云南。考察中，西南局、四川省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建厂地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认为选择攀枝花不合适，建议另选厂址；而程子华等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专家则倾向于攀枝花地区。因此，三线建设论证工作一时无法定案。
三线建设的盘子定不下来，引得毛泽东很不高兴。8月中旬，他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道，没有钱用我的工资。他认为三线建设的步子太慢，责任在国家计委，并批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不当，工作不力；要求立即把三线建设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
就在这个月，陈伯达向毛泽东进谗言，更加使得毛泽东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不满。
8月1日至25日，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年度计划座谈会。会议期间，李富春派人将会议讨论情况和他的一些意见，转告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分管政策研究工作的陈伯达，既是为了通气，又是供研究计划政策作参考。20日，陈伯达对国家计委来人口述四点意见，说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他煞有介事，说国家计委"要改变疲疲沓沓的作风"，如果不这样做，不快点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还指责国家计委说，毛主席在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当天晚上，陈伯达将意见送给了李富春。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知道毛泽东近来对三线建设的进度不满，便另外送了一份抄件给毛泽东。
23日，毛泽东召见陈伯达，听他对国家计委工作的看法。陈伯达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27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意见作了批示："伯达同志的意见是可行的，印发省、市、自治区党委，准备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得更加严厉：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两年前，毛泽东要"换班"，现在干脆要"另立机构"。这一次没有等两年，半年不到，毛泽东就真的"另立机构"了。
"不改，就真要解散了"
平心而论，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工作虽有不足，但根本不存在"封锁"消息的问题，而且成绩毕竟是主要的；至于计划工作的不足和缺陷，有些是现有体制造成的，并不属于国家计委本身的问题，有些即便是出自国家计委，也完全可以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另立机构"既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不公平，也绝非改进工作的良策。
毛泽东的批示在国家计委传达后，计委不少干部对陈伯达的为人和他所提的意见有不同看法，觉得他是故弄玄虚，另有他图，但是李富春却从不附和这些议论。尽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李富春还是要求大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9月3、4、13日，李富春连续三次致信毛泽东，一方面检查计划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一方面汇报加快三线建设的设想和安排。他多次主持召开国家计委党组扩大会和十七级以上干部座谈会，学习领会毛泽东的批示，讨论计划工作的改进和三线建设。10月12日，李富春综合国家计委党组讨论意见和当时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写出长篇书面报告，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问题和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问题。
关于三线建设，李富春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措施：（1）加快成昆铁路的建设，争取1969年全部通车。（2）准备用三年时间，以重庆钢铁公司为中心，在重庆地区建立一个生产常规武器和机械制造的工业基地；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以酒钢为中心，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生产常规武器和必要的机械制造的工业基地；用七年左右的时间，以攀枝花钢铁工业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工业基地。（3）三线的建设，还要加强公路、地质勘探、煤、电和水源的建设工作，并且在西昌地区和河西走廊用军垦为主的办法，解决农业问题。（4）现在二线还未完工的重要项目，必须继续建设完工，以利于今后的工业发展。（5）从今年起，在第三线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储备一批战略物资，如粮食、布匹、石油、生铁、钢材、有色金属、盐等。（6）和战结合是个长期的方针。过去认识不够，做得不好，做了一些，还不够有力。在一些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要做好转产军品的准备；有些军工厂，在平时也要生产一些民品；重要的工厂、铁路枢纽和水库，从明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民防工作。（7）第三线的建设和第一线的调整，除了明年即办的以外，还必须分别制定专门的总体规划，成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李富春对三线建设工作抓得更紧了。10月下旬至11月，他和薄一波（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亲临西南地区考察，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他们先到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对选择攀枝花为厂址的意见，统一认识，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接着他们又去了攀枝花。攀枝花地区山高路远，谷深流急，交通不便，年逾64岁的李富春和年近六旬的薄一波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不辞辛劳，其情其景感人殊深。
然而，当李富春风尘仆仆从外地返京后，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会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1月2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关于三线建设规划问题。毛泽东指责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抓小不抓大，他说，计经委搞了十五年，没有办事章程，计委的职责是什么？经委的职责是什么？办什么事，不办什么事？上下左右的关系怎样？还说：我看计委有五十人就够了，计委怎样改组，要研究一下。要改，抓大事情；不改，就真要解散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党组研究调整国家计委机构、编制计委工作条例和长期计划等问题，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12月3日，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12日，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批示的字里行间，透出毛泽东对国家计委工作的极大不满。这个月初，居心叵测的陈伯达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再次进谗言，说国家计委前一段搞机关革命化声势不小，但效果不大；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他们完不成任务；计委机构应改组。这成为毛泽东下决心改组国家计委领导班子的最后一服催化剂。
这年底到翌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还在小范围说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委。他提议调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他说：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么？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国家计委领导班子，调余秋里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同时由各大区推举一位书记或者副省长到国家计委工作，原来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到各大区任职。程子华调西南局，安志文调西北局，顾卓新调东北局，韩哲一调华东局。
岁末，12月31日上午，李富春主持召开国家计委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宣布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他检讨了国家计委工作存在的缺点、错误和今后的努力方向，同时对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表示了热忱欢迎和希望，要求国家计委的同志一定要鼓起更大的干劲，尽其所能，把工作任务完成好。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由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北京市委书记贾庭三、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陈伯达组成。"小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摆脱国家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订"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研究战略问题。毛泽东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计划工作国务院有两个机构，国家计委和"小计委"，其工作性质一个实，一个虚。事实上，两者的工作内容联系密切，很难分开。薄一波后来回顾说："小计委"成立后虽然摆脱了繁琐的日常工作，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战略问题，但编制全面的具体的计划仍然离不开国家计委。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处于一种难以言清的尴尬地位，既要与"小计委"的工作衔接，又担心"越线"过多造成对"小计委"的"干预"。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李富春同薄一波商量，请"小计委"的成员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任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过渡一个时期后接替他的国家计委主任职务。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同意。随即，"小计委"正式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义。李富春呢，国家计委主任的职务还是保留了，但从此不再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全面工作。
这就是国家计委改组的来龙和去脉。
(注：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因七千人大会重申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对他的批判结论，特别是再次指责他"里通外国"，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长篇申诉信。彭在信中叙述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更没有什么"里通外国"的活动。8月22日，他再次写信，要求党中央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国务院一个部门变动负责人本不奇怪，但国家计委这次人事变更却使人感到蹊跷，它不是调整一两位负责人，而是来了个大换班，实际改组了领导班子。这其中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前因。
“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
国家计委领导班子的改组在1964年底，但是“换班”的隐隐雷声在两年多前就曾响起。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这个原本讨论农村、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的会议，一开始就因为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而转变了主题，转向讨论阶级斗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反映了他对这年年初以来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调整方针和政策不满。
经过三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是赞成对经济实行调整的。但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调整政策却引起他不快。他在1961年底就认为困难已经到“谷底”，形势从此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却发现最困难的时候尚未过去，经济形势在继续下滑，因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对各地农村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毛泽东实际上并不同意，强调巩固集体经济；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不仅赞成，还积极支持。对“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毛泽东也有不满。在党中央领导层，显然存在矛盾和分歧。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对七千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他斥之为“黑暗风”。对包产到户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他斥之为“单干风”。对彭德怀写信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他斥之为“翻案风”。他反复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求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毛泽东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时也殃及李富春和国家计委。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经济调整和经济工作的决策和组织领导，在估计形势、决定政策、安排步骤上，他同中央一线领导人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李富春和国家计委还积极主动地提出过许多调整经济的建议和意见。这年春夏，他分别到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农村考察，赞成农民“借地”、“责任田”的办法，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国家计委还拟出文件肯定“责任田”和“借地渡荒”。按照毛泽东的基调，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许多看法和主张，也属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之列。因此，毛泽东不满的对象包括李富春。
不过，毛泽东对李富春的不满是以另外的理由表达出来的。他在8月9日会议中心组的会上提出要反对个人独裁，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指责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不下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他甚至说道：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指谁，毛泽东没有点明。几天后，李富春在会议中心组发言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你同先念三个人批准的文件，为什么发得那样少?李富春答道：过去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不对的。到这时，毛泽东自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指的就是李富春。自然，“换班”就是要换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班。
其实，李富春是组织观念极强的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从来都向中央请示和汇报，从不自作主张。至于有些问题直接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些问题先向中央书记处或中央财经小组报告，再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那是按照组织程序办事，毫无“封锁”之意。中央一线决定大政方针，他只是作为中央领导层的一员参与商讨，没有也不可能“独裁”。显然，毛泽东的不满主要还不在他批评的不请示汇报这些问题上，而在于李富春同中央一线其他领导人一样，在前一阶段调整工作中有“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问题。不管李富春当时是否真正意识到毛泽东的不满所在，他都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对计划工作作了检查。毛泽东这次动了“换班”的念头，但没实施。他说要“再看一年”，这一看却看了两年。
“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两年后毛泽东再次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表示出不满，另有起因。
1964年4月，国家计委党组正式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这设想提出"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因为这个《设想》是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的，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这个设想得到中央书记处的肯定。
就在这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讨论这个设想时，毛泽东却对"三五"计划提出了另外的想法。他把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要求建设必须以准备打仗为出发点，提出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设想不满意，并由此批评国家计委的工作，说计划工作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他要求改变原来的计划方法，并且说"这是一个革命"。
这样一来，"三五"计划就得按照毛泽东的主意重新考虑，不能再以吃穿用为中心，而必须以备战为中心，国家计委原来的设想只能放弃。对此，李富春没有思想准备，他不仅事先没有想到，而且事后的反应也显得仓促。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才提出上述想法的，要在短时间里全面调整五年计划，显然时间来不及。尽管如此，李富春还是尽力调整思路，积极贯彻毛泽东的主张。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搞好计划，必须尽可能吃透两头，一头是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例如摆好战略布局、坐稳屁股、多快好省；一头是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有很多潜力，首先计委要下去调查三个月，同各地区一起研究计划。"
重新调整计划谈何容易！思路一改，全盘皆变，其中基建规模、投资重点、资金缺口都是调整的重点和难点。原先安排计划时资金的矛盾就很突出，现在要改计划，尤其是要上"三线"，更是捉襟见肘。李富春曾坦言："照现在的想法安排，要把成昆路、攀枝花搞上去，拿这个新的盘子来算，还差六七十亿投资。我们想，要从农业、工业、国防、文教等方面统筹考虑，反复平衡。"所谓"统筹考虑"，只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从别的方面挤出资金来。
6月，为研究三线建设和调整"三五"计划，李富春安排国家计委各位副主任先后动身分赴各地考察，程子华、王光伟去成都、西昌、贵阳，安志文到上海和福建，杨英杰去辽宁、吉林，柴树藩去宁夏、甘肃，范慕韩去陕西、四川、贵州、云南。考察中，西南局、四川省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建厂地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认为选择攀枝花不合适，建议另选厂址；而程子华等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专家则倾向于攀枝花地区。因此，三线建设论证工作一时无法定案。
三线建设的盘子定不下来，引得毛泽东很不高兴。8月中旬，他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道，没有钱用我的工资。他认为三线建设的步子太慢，责任在国家计委，并批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不当，工作不力；要求立即把三线建设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
就在这个月，陈伯达向毛泽东进谗言，更加使得毛泽东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不满。
8月1日至25日，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年度计划座谈会。会议期间，李富春派人将会议讨论情况和他的一些意见，转告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分管政策研究工作的陈伯达，既是为了通气，又是供研究计划政策作参考。20日，陈伯达对国家计委来人口述四点意见，说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他煞有介事，说国家计委"要改变疲疲沓沓的作风"，如果不这样做，不快点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还指责国家计委说，毛主席在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当天晚上，陈伯达将意见送给了李富春。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知道毛泽东近来对三线建设的进度不满，便另外送了一份抄件给毛泽东。
23日，毛泽东召见陈伯达，听他对国家计委工作的看法。陈伯达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27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意见作了批示："伯达同志的意见是可行的，印发省、市、自治区党委，准备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得更加严厉：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两年前，毛泽东要"换班"，现在干脆要"另立机构"。这一次没有等两年，半年不到，毛泽东就真的"另立机构"了。
"不改，就真要解散了"
平心而论，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工作虽有不足，但根本不存在"封锁"消息的问题，而且成绩毕竟是主要的；至于计划工作的不足和缺陷，有些是现有体制造成的，并不属于国家计委本身的问题，有些即便是出自国家计委，也完全可以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另立机构"既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不公平，也绝非改进工作的良策。
毛泽东的批示在国家计委传达后，计委不少干部对陈伯达的为人和他所提的意见有不同看法，觉得他是故弄玄虚，另有他图，但是李富春却从不附和这些议论。尽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李富春还是要求大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9月3、4、13日，李富春连续三次致信毛泽东，一方面检查计划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一方面汇报加快三线建设的设想和安排。他多次主持召开国家计委党组扩大会和十七级以上干部座谈会，学习领会毛泽东的批示，讨论计划工作的改进和三线建设。10月12日，李富春综合国家计委党组讨论意见和当时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写出长篇书面报告，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问题和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问题。
关于三线建设，李富春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措施：（1）加快成昆铁路的建设，争取1969年全部通车。（2）准备用三年时间，以重庆钢铁公司为中心，在重庆地区建立一个生产常规武器和机械制造的工业基地；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以酒钢为中心，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生产常规武器和必要的机械制造的工业基地；用七年左右的时间，以攀枝花钢铁工业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工业基地。（3）三线的建设，还要加强公路、地质勘探、煤、电和水源的建设工作，并且在西昌地区和河西走廊用军垦为主的办法，解决农业问题。（4）现在二线还未完工的重要项目，必须继续建设完工，以利于今后的工业发展。（5）从今年起，在第三线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储备一批战略物资，如粮食、布匹、石油、生铁、钢材、有色金属、盐等。（6）和战结合是个长期的方针。过去认识不够，做得不好，做了一些，还不够有力。在一些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要做好转产军品的准备；有些军工厂，在平时也要生产一些民品；重要的工厂、铁路枢纽和水库，从明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民防工作。（7）第三线的建设和第一线的调整，除了明年即办的以外，还必须分别制定专门的总体规划，成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李富春对三线建设工作抓得更紧了。10月下旬至11月，他和薄一波（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亲临西南地区考察，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他们先到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对选择攀枝花为厂址的意见，统一认识，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接着他们又去了攀枝花。攀枝花地区山高路远，谷深流急，交通不便，年逾64岁的李富春和年近六旬的薄一波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不辞辛劳，其情其景感人殊深。
然而，当李富春风尘仆仆从外地返京后，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会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1月2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关于三线建设规划问题。毛泽东指责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抓小不抓大，他说，计经委搞了十五年，没有办事章程，计委的职责是什么？经委的职责是什么？办什么事，不办什么事？上下左右的关系怎样？还说：我看计委有五十人就够了，计委怎样改组，要研究一下。要改，抓大事情；不改，就真要解散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党组研究调整国家计委机构、编制计委工作条例和长期计划等问题，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12月3日，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12日，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批示的字里行间，透出毛泽东对国家计委工作的极大不满。这个月初，居心叵测的陈伯达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再次进谗言，说国家计委前一段搞机关革命化声势不小，但效果不大；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他们完不成任务；计委机构应改组。这成为毛泽东下决心改组国家计委领导班子的最后一服催化剂。
这年底到翌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还在小范围说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委。他提议调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他说：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么？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国家计委领导班子，调余秋里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同时由各大区推举一位书记或者副省长到国家计委工作，原来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到各大区任职。程子华调西南局，安志文调西北局，顾卓新调东北局，韩哲一调华东局。
岁末，12月31日上午，李富春主持召开国家计委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宣布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他检讨了国家计委工作存在的缺点、错误和今后的努力方向，同时对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表示了热忱欢迎和希望，要求国家计委的同志一定要鼓起更大的干劲，尽其所能，把工作任务完成好。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由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北京市委书记贾庭三、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陈伯达组成。"小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摆脱国家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订"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研究战略问题。毛泽东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计划工作国务院有两个机构，国家计委和"小计委"，其工作性质一个实，一个虚。事实上，两者的工作内容联系密切，很难分开。薄一波后来回顾说："小计委"成立后虽然摆脱了繁琐的日常工作，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战略问题，但编制全面的具体的计划仍然离不开国家计委。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处于一种难以言清的尴尬地位，既要与"小计委"的工作衔接，又担心"越线"过多造成对"小计委"的"干预"。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李富春同薄一波商量，请"小计委"的成员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任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过渡一个时期后接替他的国家计委主任职务。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同意。随即，"小计委"正式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义。李富春呢，国家计委主任的职务还是保留了，但从此不再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全面工作。
这就是国家计委改组的来龙和去脉。
(注：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因七千人大会重申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对他的批判结论，特别是再次指责他"里通外国"，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长篇申诉信。彭在信中叙述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更没有什么"里通外国"的活动。8月22日，他再次写信，要求党中央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