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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以“舒愤自见”的创作论评屈论骚。而“舒愤自见”说并不是对先秦文学创作史的科学总结，仅是司马迁自己著史舒愤自见的经验概括。所以，司马迁用“舒愤自见”的创作来评屈论骚，就造成了“以己度人”、“以今量古”、“以经解骚”、“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等诸多方法论失误。中国诗体文学自觉的时代是在汉末魏晋，即诗体文学完成了它的“文人化”、“抒情化”、“个性化”、“案头化”特征。自此以后，诗体文学才有所谓的“舒愤自见”的情景出现；而在此之前，有“乐人”、“乐坛”、“乐歌”，而无“诗人”、“诗坛”、“诗歌”，即所谓“垂诗”以“舒愤自见”的情况是没有的。我们不能忽略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历史阶段性，过分提早诗体文学的自觉时期，把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的桂冠戴在屈原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