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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茵的创业史始自1985年。那一年她28岁，怀揣3万元跑到香港，靠回收废纸挖得第一桶金。3年后，她在广东东莞建立自己的工厂（东莞中南纸业），主要生产生活用纸，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生意越来越红火，张茵发现香港的废纸质量满足不了内地纸品工厂的需要，于是在1990年前往美国，创建美国中南公司，东莞的中南公司则由丈夫刘名中执掌。张茵在美国收购大量废纸，然后送到她在东莞的工厂加工，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牛卡纸再来出售。
有必要提及张茵废纸事业中可圈可点的一些做法。
一是她无意间建立起来的品牌观——摊子慢慢大起来后，敢于去改变游戏规则。当初她从香港收废纸卖到内地，而香港废纸的水分比较高，一般在20%左右，张茵想着改变废纸的品质，宁缺勿滥，于是决定只收没水分的，有水分就退货，这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多年之后张茵回想起这一疯狂举措时还感到一丝后怕：“可能因为年纪小吧，不知道什么是‘死’字。”
二是她超前的“产业转移”意识。她见香港采购空间狭窄，于是在1990年挥师美国。美国是全球消费力旺盛的地区，废纸制造能力不言而喻，关键是其中纤维含量较高，可再生利用价值高，这无异于节约了成本。可以说，正是美国废纸行业的这种粗放生态，使得张茵早早地完成了旗下公司的业务对接。
三是张茵在美国时为了保持货源稳定，自始至终与供货商共进退，价格波动时，一起应对，而非相互挤兑。
1996年是张茵创业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张茵旗下的中南公司名列第四；次年美国一项“妇女企业500强”评选中，张茵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女性名列第95位。
也是在1996年，中国内地的高档包装纸供不应求，高级牛卡纸更是稀缺，张茵顺势而为，在东莞建立玖龙纸业公司，生产高档牛卡纸，她的第一台机器就是20万吨的年产规模，到2008年，产量已近700万吨，居亚洲地区前列。
一份涉及张茵的统计报告值得提一下。美国港口海运研究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张茵掌舵的美国中南公司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当年美国中南公司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
张茵在此过程中却一如既往地低调，平淡地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运气好”。这显然是谦逊之辞。
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张茵成为中国首富后，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少制造业企业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然而，一些企业在谈到张茵的成功时，只是大发感慨道：“哪儿能跟她比，她当时运气多好啊！”至于张茵在10多年前就开始的品牌塑造、产业转移与升级、与上下游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等做法，他们倒是没兴趣去借鉴，甚至认为过时了。
这是多大的反差啊。
张茵成为“中国首富”最大的推力是，玖龙纸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577倍的超额认购，于2006年3月在香港成功上市。香港企业界一些红人，如李兆基、郑裕彤等都来捧场，成为投资者。我们当时推测，张茵定会在这一年的“百富榜”上名列前茅。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玖龙纸业上市后股价一路飞涨，10月份“胡润百富榜”发布前夕，玫龙股价是发行价的近3倍！以张茵所持玖龙股价计，彼时个人财富为260亿港元，这还不包括她在美国的一些产业。最后我们榜单上的数字为270亿元。
张茵上榜引发坊间对她的身世和生活的好奇。答案可能令不少人“失望”——她的父亲并非传说中的“高官”，他曾是一个连长，在张茵小时候就已转业，然后到广东韶关一矿上当矿长，张家不穷，但也不算富裕；张茵成为首富后，坐骑仍是之前的一辆40余万元的商务面包车。
2007年，玖龙业绩继续上升，股市持续走牛，9月份股价竟然最高到了26.75元，10月初公布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张茵财富为770亿元，排在第二位。她拱手把头把交椅让给了同在广东的年轻女富豪杨惠妍。
有趣的是张茵与丈夫刘名中的角色——张茵主外，刘名中主内，一个经常“打飞的”，穿梭于美国、东莞和香港之间，一个坐镇东莞。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妇唱夫随”。他俩并不介意，特别是刘名中从小在西方长大，并没有感到“没面子”，而张茵的回答是“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2008年，张茵的烦恼来了。
3月初，“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张茵在提案中讲了3点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进口选择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在媒体的传播效应下，张茵成为众矢之的，“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都扣到了她的头上。
张茵觉得很委屈，她说她不是为富人代言，而是“为国家利益讲真话”。
《福布斯》杂志网站很快刊登了这一消息，题为“中国首富要求所得税减额”。文章称，在中国，有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题总能引发讨论，“中国女首富”张茵提出了“减税”这一敏感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茵”更像一个代号，向张茵拍过来的“砖头”更是砸向整个富人群体。这一现象映射的是，在中国内地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形下，“仇富”气氛依然浓重。社会学家孙立平曾说，中国“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事件刚刚平息不久，2008年4月中旬，香港又出现情况——香港民间团体发布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上，5家企业榜上有名，玖龙纸业赫然在列。报告称，玖龙纸业存在的拒绝与工人建立固定劳动关系、逃避雇主责任等问题值得关注。
輿论再度哗然。张茵大怒，称香港这一民间组织是“无良组织”。广东省总工会其后介入调查，5月初公布的调查结论是：玖龙纸业并非“血汗工厂”，工厂伙食、住宿条件尚佳。这一结论发布后，外界一片嘲讽。
2008年4月底，玫龙纸业成功融资3亿美元，据称是“中国民企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发行投资级债券”。5月初，玫龙纸业拉开挺进越南市场序幕。按理，这本来都是令张茵非常高兴的事，没想到“血汗门事件”把她的心情全都搅乱了。
《环球企业家》杂志在报道中称：“这意味着张茵用23年时间打造起来的玖龙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境地：一方面是公司正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的目标跃进，但另一方面，由于玖龙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压力，这很有可能成为玖龙国际化道路上最重要的障碍。”
张茵最后还是登场了，称“玖龙纸业确实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有7%的员工福利待遇存在不足，公司正在进行改进；我们永远欢迎善良的批评和监督”。
这一表态令事态慢慢平息下来。纵观整个事件，最大意义其实在于，张茵在多次遭到社会质疑后，心态在慢慢转变，就像她由当年无论如何都不想被写进“百富榜”到后来欣然接受一样。
美国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张茵的玖龙纸业符合这一特征。但柯林斯也同时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摘自中信出版社《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美］胡润 ［中]东方愚）
生意越来越红火，张茵发现香港的废纸质量满足不了内地纸品工厂的需要，于是在1990年前往美国，创建美国中南公司，东莞的中南公司则由丈夫刘名中执掌。张茵在美国收购大量废纸，然后送到她在东莞的工厂加工，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牛卡纸再来出售。
有必要提及张茵废纸事业中可圈可点的一些做法。
一是她无意间建立起来的品牌观——摊子慢慢大起来后，敢于去改变游戏规则。当初她从香港收废纸卖到内地，而香港废纸的水分比较高，一般在20%左右，张茵想着改变废纸的品质，宁缺勿滥，于是决定只收没水分的，有水分就退货，这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多年之后张茵回想起这一疯狂举措时还感到一丝后怕：“可能因为年纪小吧，不知道什么是‘死’字。”
二是她超前的“产业转移”意识。她见香港采购空间狭窄，于是在1990年挥师美国。美国是全球消费力旺盛的地区，废纸制造能力不言而喻，关键是其中纤维含量较高，可再生利用价值高，这无异于节约了成本。可以说，正是美国废纸行业的这种粗放生态，使得张茵早早地完成了旗下公司的业务对接。
三是张茵在美国时为了保持货源稳定，自始至终与供货商共进退，价格波动时，一起应对，而非相互挤兑。
1996年是张茵创业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张茵旗下的中南公司名列第四；次年美国一项“妇女企业500强”评选中，张茵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女性名列第95位。
也是在1996年，中国内地的高档包装纸供不应求，高级牛卡纸更是稀缺，张茵顺势而为，在东莞建立玖龙纸业公司，生产高档牛卡纸，她的第一台机器就是20万吨的年产规模，到2008年，产量已近700万吨，居亚洲地区前列。
一份涉及张茵的统计报告值得提一下。美国港口海运研究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张茵掌舵的美国中南公司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当年美国中南公司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
张茵在此过程中却一如既往地低调，平淡地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运气好”。这显然是谦逊之辞。
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张茵成为中国首富后，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少制造业企业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然而，一些企业在谈到张茵的成功时，只是大发感慨道：“哪儿能跟她比，她当时运气多好啊！”至于张茵在10多年前就开始的品牌塑造、产业转移与升级、与上下游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等做法，他们倒是没兴趣去借鉴，甚至认为过时了。
这是多大的反差啊。
张茵成为“中国首富”最大的推力是，玖龙纸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577倍的超额认购，于2006年3月在香港成功上市。香港企业界一些红人，如李兆基、郑裕彤等都来捧场，成为投资者。我们当时推测，张茵定会在这一年的“百富榜”上名列前茅。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玖龙纸业上市后股价一路飞涨，10月份“胡润百富榜”发布前夕，玫龙股价是发行价的近3倍！以张茵所持玖龙股价计，彼时个人财富为260亿港元，这还不包括她在美国的一些产业。最后我们榜单上的数字为270亿元。
张茵上榜引发坊间对她的身世和生活的好奇。答案可能令不少人“失望”——她的父亲并非传说中的“高官”，他曾是一个连长，在张茵小时候就已转业，然后到广东韶关一矿上当矿长，张家不穷，但也不算富裕；张茵成为首富后，坐骑仍是之前的一辆40余万元的商务面包车。
2007年，玖龙业绩继续上升，股市持续走牛，9月份股价竟然最高到了26.75元，10月初公布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张茵财富为770亿元，排在第二位。她拱手把头把交椅让给了同在广东的年轻女富豪杨惠妍。
有趣的是张茵与丈夫刘名中的角色——张茵主外，刘名中主内，一个经常“打飞的”，穿梭于美国、东莞和香港之间，一个坐镇东莞。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妇唱夫随”。他俩并不介意，特别是刘名中从小在西方长大，并没有感到“没面子”，而张茵的回答是“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2008年，张茵的烦恼来了。
3月初，“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张茵在提案中讲了3点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进口选择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在媒体的传播效应下，张茵成为众矢之的，“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都扣到了她的头上。
张茵觉得很委屈，她说她不是为富人代言，而是“为国家利益讲真话”。
《福布斯》杂志网站很快刊登了这一消息，题为“中国首富要求所得税减额”。文章称，在中国，有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题总能引发讨论，“中国女首富”张茵提出了“减税”这一敏感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茵”更像一个代号，向张茵拍过来的“砖头”更是砸向整个富人群体。这一现象映射的是，在中国内地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形下，“仇富”气氛依然浓重。社会学家孙立平曾说，中国“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事件刚刚平息不久，2008年4月中旬，香港又出现情况——香港民间团体发布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上，5家企业榜上有名，玖龙纸业赫然在列。报告称，玖龙纸业存在的拒绝与工人建立固定劳动关系、逃避雇主责任等问题值得关注。
輿论再度哗然。张茵大怒，称香港这一民间组织是“无良组织”。广东省总工会其后介入调查，5月初公布的调查结论是：玖龙纸业并非“血汗工厂”，工厂伙食、住宿条件尚佳。这一结论发布后，外界一片嘲讽。
2008年4月底，玫龙纸业成功融资3亿美元，据称是“中国民企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发行投资级债券”。5月初，玫龙纸业拉开挺进越南市场序幕。按理，这本来都是令张茵非常高兴的事，没想到“血汗门事件”把她的心情全都搅乱了。
《环球企业家》杂志在报道中称：“这意味着张茵用23年时间打造起来的玖龙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境地：一方面是公司正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的目标跃进，但另一方面，由于玖龙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压力，这很有可能成为玖龙国际化道路上最重要的障碍。”
张茵最后还是登场了，称“玖龙纸业确实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有7%的员工福利待遇存在不足，公司正在进行改进；我们永远欢迎善良的批评和监督”。
这一表态令事态慢慢平息下来。纵观整个事件，最大意义其实在于，张茵在多次遭到社会质疑后，心态在慢慢转变，就像她由当年无论如何都不想被写进“百富榜”到后来欣然接受一样。
美国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张茵的玖龙纸业符合这一特征。但柯林斯也同时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摘自中信出版社《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美］胡润 ［中]东方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