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个论坛上，“电影工业化”几乎已经到了“言必称”的高频程度。事实上，过去的两年里，“电影工业化”几乎是每个制片人、投资人包装自己、包装作品、包装公司的万金油——一如两年前的IP、三四年前的互联网思维，后两者成就了过去几年资本市场上一个又一个新贵，却并未给行业带来一部接一部的佳作。
　　对于什么是电影工业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最早开始谈到电影工业化的公开报道，到现如今大大小小的演讲、文章，基本可以总结为“电影工业化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同样是有关工业化的升级概念，德国提出的“工业4.0”背后有着清晰的内涵（定义）、主题（概念分解）、目标，这为德国的企业、科技工作者以及官员理解和明确什么是工业4.0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这一宏大且高度抽象的目标，也有了让大家可以切实为之齐心协力的抓手。
　　正值高校毕业季，不妨想想做出合格学位论文的前提——要做到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对研究问题中所涉概念有着清晰的定义。如果从一开始定义就是模糊不清、充满歧义的，那么观点也好，问题的解决途径也罢，都将失去可信的基础，也将失去实践的依托。
　　回到1993年，国家对中国电影市场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时，是有着清晰的对于市场化的内涵描述以及改革路径的。“三号文件”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关系，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在发行体制里的“统购统销”，赋予制片厂、省市发行公司与中影公司同样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2002年，产业化改革也有着清晰定义，在概念上以“产业”取代过去的“事业”，背后也有着支撑和夯实这一改革目标的具体路径，包括国有电影制片厂的集团化改制、院线制的改革，以及出台新的政策、修订法规来激活业外资本，扩展电影业的外延以铺展出产业版图。
　　诚然，这次“电影工业化”的“自强运动”看上去更多的是自下而上，这也是为什么对“电影工业化”的讨论十分热闹，也十分嘈杂——举凡自下而上的改革或升级，就是让市场自身不断试错，由企业自己去承擔“电影工业化”的成本、代价。为什么企业愿意试错？一定是出于自身需要，而这些试错也一定是从微小的、试探性的局部入手，逐渐深入。每个企业的需求不同，自身承受成本和代价的能力也不同，因此不能盲目，也不能大干快上，只能是在实践里不断总结，不断明确“什么是电影工业化”。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同时也需要清醒地明白中国电影产业环境的不同，在看似对标好莱坞“电影工业化”的口号下，二者中间的差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的必要性或许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得多。不论是借鉴学习，还是改良创新都必然需要从实践中去检验“电影工业化”的对与错，去明了什么是中国电影所需要或是所适用的“电影工业化”。如果期待行业能够在短期内集体完成所谓电影工业化的升级换代，那么明确定义、规划路径就是必需，而这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如1993年的市场化改革、2002年的产业化改革。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今天在舆论场里纷繁的“电影工业化”讨论极有可能因为没有共识的定义、没有共识的标准而沦为空谈。真正的企业家、真正的梦想者一定是从点滴的实践去探索、去发现、去总结，去为行业创造价值，为行业描绘出可落地的蓝图。不要让“电影工业化”成为一轮新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