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当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场景下的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分别受到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的型塑,但少有文献探讨上述三种不同逻辑融合如何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常态化功能发挥.文章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发现,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等方式促进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融合:坚持以会员逻辑为基础核心,激发各类会员的活力和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公共逻辑为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