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下 抢 人

　　 调研发现，新型建材生产方面，当时全国仅有四家企业，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浙江，清一色的国营企业。在市场方面，上海规定要凭票购买建材产品，浙江全省每年按照计划分到的建材只能造不到一万平方米的大楼，根本满足不了民众日趋庞大的需求。
　　 很快，我从厂里挑出老家是南方山城而且愿意短时间回故乡工作的技术骨干。
　　 得到这个信息后，吴一荣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乡里分管乡镇企业的经济委员会主任进行了汇报，得到乡里支持后，他们又马不停蹄一起找到县委书记，进行了详细汇报。县委书记当即表示支持。在当时，之所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除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解决群众就业问题。
　　 县委书记拍着吴一荣肩膀说：“这个项目很好！一是投资不大，二是朝阳产业，三是劳动密集型。”
　　 在谈这个项目前，我曾到该县档案馆查阅当地县志，了解到乡（村）镇工业的情况：
　　 1958年大办工业时，全县有社办企业二百零七家，职工一万五千多人。次年经调整，绝大部分“下马”，仅保留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铁木竹、农产品加工及磚瓦、石灰等工厂六十六家，职工三千八百四十八人。
　　 1968年后，为安排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推行“厂社挂钩”，社镇工业数量开始回升。1975年增至一百三十家，职工五千零一十九人，年产值一千二百九十四万元。此后，在国家低息低税政策扶持下，社镇工业进一步发展。
　　 1978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五家，职工八千二百四十二人，年产值二千四百六十六万元。次年，农村中大批富余劳力转入社镇工业，各地兴办一批市场急需、适销对路的轻纺、建材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
　　 1980年，全县有社镇工业六百九十二家，职工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人，年产值五千四百二十七万元。此后各地采取“劳务投资”“带资进厂”“入股分红”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办厂。
　　 1983年，乡镇工业发展到一千零二十三家，固定资产八千六百三十七万元，年产值二亿四千多万，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中十家企业产值超千万元，八家企业利润超百万元。有丝绸、建材、电子、电器、纺织、化工、食品、机械、造纸、印刷、服装、鞋帽、木材加工、矿产及电力等行业六十余个。
　　 可见，江南这个县的工业基础还是很不错的。吴一荣得到县里的支持后，立刻北上直接找到我们厂，在老乡朋友的安排下，偷偷地与几名本地籍的工程技术人员见了面。
　　 经过几次接触，最后共有四名工程技术人员愿意到老家工作，乡镇企业方面承诺给予他们优厚的条件，除了解决住房和三倍工资外，还一次性付给每人一万元的生活补助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吴一荣拿着一个名单找到我：
　　 “大厂长，是不是将我的这几位老乡，派到我们乡镇企业？”
　　 我看了名单后，感到这几个人在企业表现一般，将他们派到乡镇企业去，真的无伤大雅，只是担忧地说道：
　　 “怕就怕他们不愿意去。”
　　 吴一荣见我没有反对，心头一喜：
　　 “支持家乡建设，他们的思想工作，我们来做！”
　　 这事我也没有多想，既然人家乡镇企业如此主动，我当然愿意成人之美……
　　 而在吴一荣看来，这些技术人员之所以愿意来乡镇企业工作，除了原工厂工资低外，还因为他们没有文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如无法评职称等。其中一人的家属还一直在老家农村，长期两地分居。
　　 到国营企业挖人才，对乡镇企业来说，成本不菲。当时国营企业职工每月的工资只有七十五元，光是一万元的生活补助金，就相当于额外提前给他们支付了十年的工资。再加上住房和三倍工资，真的是蛮有吸引力的。
　　 为了消除四名技术人员的顾虑，以及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吴一荣以乡镇经济委员会的名义，与他们签订了聘用合同，还请当地的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四位技术人员感到这事万无一失，吴一荣也觉得这事做得十分漂亮，万分牢靠。他怕夜长梦多，马上以加快国营与乡镇联营为名，借了一辆面包车，把这四名技术人员从我们厂接到家乡。
　　 当天正好是星期天，吴一荣他们一户一户上门去接人，并没发生什么事。第二天上班，我在办公室桌子上见到四人的辞职信后，发现人没来上班，宿舍也没人，立即向省属主管厅局做了汇报，并在他们的组织下，派人到吴一荣乡镇企业的省级主管部门，让有关部门给吴一荣所在县政府打电话，要求他们尽快把人送回我们厂。但县里出于地方保护，没有理睬我们。此后，迫于我厂的压力，当地有关方面还带着我们的人亲自到吴一荣的乡镇企业寻找，但提前得到消息的吴一荣，早已把这四人藏匿到了汽车都不能到达的村子里，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最终，此事惊动了两省的高层。正值两省省长在北京开会，我省省长专门就此事找到对方省长，要求他们把人尽快送回。对方省长没有当场答应，仅是让省政府通知吴一荣所在的行署，让他们尽快把人送回。
　　 正在主持召开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省委书记听到地委书记汇报后并没有简单地通知放人，而是就此事征求大家的意见。当地一市委书记认为不能送回去：“他们那里要走了我们多少制茶师傅，我们也没要求他们送回来，我们要他几个建材师傅，为什么就得送回去？”
　　 作为发达地区的老大哥，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挖走我们的人，还要不回来，这让我们企业所在地的领导感觉很没面子。
　　 没多久，中央新闻单位主办的一家报纸，在头版以《许以万金，挖走关键技术人员;人心思‘走’，危及新型建材正常生产》为题，对吴一荣的乡镇企业，以万元“安家费”和三倍高工资私下与我厂的技术人员签订协议一事进行了公开报道。
　　 三天后，我们省内的一家大报，同样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样的人才交流是否合理？—省建材总厂王广舟副书记的来信》，指责“江南一乡镇企业挖走该厂四名技术骨干”。在这封信的旁边，还配以《省级部门会议提出，人才交流要防止自由流动》的报道。次日，我省另一家经济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文章《建议与呼声》，对重金挖人予以批评。 　　 事已至此，江南那里的省委、省政府领导不得不高度重视。在省委书记、省长先后作出批示“认真调查此事”后，当地一大报又派出两名记者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四名技术人员从沿海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合理的、正确的，不应当指责刁难，而应当鼓励提倡，并将调查材料通过相关渠道送给中央和有关部委领导。
　　 此后，受国务院领导指派，国务院政研室派出工作人员到当地调研，认为欠发达地区企业更有解决技术难题的需求，工程师可以在星期天（即休息日，当时一周工作六天）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至此，这场惊动全国的争夺人才“官司”才基本结束。
　　 然而即便如此，王广舟副书记对此也没有完全放弃。出走的四名技术人员中的一位是中共党员，不久他以厂党委的名义，对其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处理。
　　 对此，吴一荣先是以乡镇企业党支部名义，给我厂党委书记写信，要求我厂恢复该技术人员的党籍，被我厂拒绝。之后，又写信给我厂所属的省级主管部门党组书记，但石沉大海。
　　 吴一荣就此事向县委汇报，半个月后县委就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由乡镇企业所在的乡党委按共产党员标准，重新吸收该工程技术人员入党，让他安心工作，发挥作用。
　　 要是事先我们有剧本，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早已内定好，必须属于国营企业。而当改革大幕徐徐拉开，国营企业自身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开始显现，那些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边缘化的角色和群体，直接登上舞台，抢了主角的戏，扮演起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角色。这个群体中，包括吴一荣这类包工头，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在这场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中，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和惊人的创造力。
　　 吴一荣成功导演的一场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盛况空前的“人才大战”，某种程度上不亚于一场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历经风雨的四名工程技术人员一夜成名，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好在他们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希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在原来废弃的矿山上，打造出了“中国南方首家建筑材料基地”。
　　 “泥腿子”洗脚上田，办起了乡镇企业，一开始就显现出超越国营企业的活力，当时个体户和创业者的增多，又较国营企业的改革更能给城市带来活力。
　　 市场经济，千回百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终于又回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后来承认，在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在评价乡镇企业的表现时，邓小平使用了一个成语—“异军突起”。
　　 就在吴一荣得到当地省政府给予乡镇企业的功勋奖章时，王广舟正在他们厂，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怒不可遏，指着吴一荣的鼻子大骂：
　　 “什么功勋？你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
　　 吴一荣朝王广舟一脸坏笑地说：
　　 “请你弄清楚，乡镇企业赚的钱，和国营企业一样都是交给国家的。”
　　 吴一荣说完这话，对王副书记鄙视地一笑，肩膀一甩，扬长而去。
　　 本来王广舟是代表厂党委来处理这件事的，现在反在吴一荣的乡镇企业碰了一鼻子灰，他觉得这样太丢人了，而就这样不明不白回去，也无法向厂党委交代。
　　 这时王广舟开始盘算一个坏主意。他决定把对吴一荣所有的气，都朝着我的身上发泄过来，说我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幕后总导演。
　　 最后他还在我面前说了一句：“厂长，对不起你啊，这既是对你负责，也是对组织负责，我要提议尽快罢免掉你现任厂长的职务。”
　　 罗列的具体罪状有—
　　 好端端的国营大企业，你为什么要把产能向乡镇企业转移;
　　 乡镇企业开始就要挖人才，你为什么不阻止，默认就是纵容;
　　 人家跑到我们企业挑人，你为什么照单收下，竟然同意放人……
　　 你这是十足的出卖国营企业，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这仿佛几座大山向我头上压过来，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什么叫挖墙脚？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挖社会主义墙脚，那是多么可怕的罪名。
　　 我在党委会议上承认：“这件事的处理上，我有过失。但说我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这显然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王广舟似一个胜利者，朝我呵呵冷笑。
　　 我像被押上刑场的罪犯，做最后的申辩：
　　 “如果说国营企业是正规军，那些乡镇企业充其量不過是游击队，它们没有原材料，没有技术和熟练工人，也没有银行贷款，甚至没有销售渠道，备受社会歧视。”
　　 我把话题一转：“我知道在座多数祖籍或故乡都在农村，家不在农村的也一定有亲戚朋友在那里，当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兄弟、你们的亲戚，望穿秋水期盼我们国营企业帮他们一把时，我们能否发扬一下我们工人老大哥的精神呢？”
　　 没有人回答我，大家都沉默无语，看来多数还是认可我的话，被我的话打动……
　　 最终，王广舟的建议被党委会否决。之后，他仍然不服气，独自跑到企业主管部门，向厅党委告我的状，结果被厅长训斥了一通：
　　 “你们厂长及时开拓古砖瓦生产，今年一下拿进了一个亿的订单。现在将砖瓦生产产能逐步转移到乡镇，这个主意是我最早提岀来的，预计到年底，企业就可以全部收回投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