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4日,随着“快乐女声”总冠军的诞生,持续了4个月的“快乐女声”华丽谢幕。这个湖南卫视搭建了5年的大众娱乐的狂欢舞台,践行着巴赫金的大众狂欢理论,却因为介质的不同,而带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气息。市场化条件下的电视运作,要实现的目标是收视率的持续攀升,而收视率攀升的终极目标就是收益。对于大众来说,受众是一个更专业的新闻传播学术语,受众和受益是两个紧密联系的字眼。但是对于媒体来说,受众却和收益仅仅相连。这是一个站在不同立场的悖论存在。前者需要的是真正的广场性的狂欢,带有强烈的个人印痕,而后者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带有更多的哗众取宠的元素。无论怎么样,“快乐女声”只是娱乐界不断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一环,它踏着无数大众的肩膀走过,依托着大众的参与支持,又将大众带入一种流行文化的视野中,改造并引导着大众的品位。
　　
　　全球化的传播视野
　　
　　2009年“快乐女声”的海选不仅仅局限于现场实地的分赛区比赛,而且将网络选秀拉入了商业运作的模式中。在中国人不断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网络化的今天,网络正在逐渐取代电视,成为重要的大众传媒。无数新兴媒体的出现将“新兴”不断改写。网络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源库,它打破了电视播出的规则性特征,可以随意调出,可以自由拖动,它将无数的媒体资源整合,将大众可以获取的信息资源量放到最大,并带动大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娱乐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娱乐性无疑又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无论是苏珊大妈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是全球魔术的北京聚焦,全球化是大众传媒商业运作下必然的走向。而全球化的实现,在中国电视国外落地很少的情况下,依托网络进行现场直播以及后续节目的传播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湖南卫视2009年的快乐女声在网络选秀这一点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商业举措,这一举措源于全球化的传播视野。它联合网易、搜狐等诸多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将受众面扩大,同时搭建自己言论开放性的金鹰网站,将诸多网民轻而易举地吸引到选秀节目中来,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尽可能多的大众参与,探索了诸多网络媒体合作实现商业利益双赢之路的可行性空间。在网易、搜狐、百度、新浪、腾讯等诸家网站上随处可见“快乐女声”的信息,同时网站也建立了专门的“快乐女声”网页,为大众的观看、参与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这些带有官方意味的平台,因为“快乐女声”明显的大众娱乐化特征,而具有了明显的民间化气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频频说出的“快乐女声”全球直播,其实是一种新的商业视野下的引导,也是在当下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大众传媒发展的必然。去年的“快乐女声”第二名来自墨尔本的华人李霄云,而此前来自台湾、香港以及欧美的选手也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联合网络媒体搭建的新的娱乐传播平台将国内观众、海外华人以及老外纳入到同一个商业体系中,初步实现了全球性的大众狂欢。
　　
　　新闻热点的频繁制造
　　
　　“快乐女声”海选之初,有关“快乐女声”的新闻铺天盖地。新闻信息量的扩大不足以吸引更多人的眼球,于是一个个新闻热点被频繁制造。贡米曾被传为小张柏芝,电视以及网络上的照片视频飞传,满足了无数人猎艳的好奇心。此时,电视与网络成了相得益彰互帮互助的好兄弟,无数大众在拥有电视观众头衔的同时又兼具网民的良好称呼,电视信息量的有限将大众引入网络平台,在网络上,大家分享信息,畅所欲言,将新闻热点进行到底。新闻热点由媒体炒作进入了一种全民自觉炒作的层面,商业化运作再一次与大众狂欢不谋而合。是商业运作带动了大众狂欢,又是大众狂欢掀起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去年的“快乐女声”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避免在黄金时段播出,节目时间仅限4个小时以内,同时取消了大众投票参与的方式。黄金时段的放弃无疑将造成电视观众的大量流失,节目时间的缩短以及黄金时段的取消又将广告这一块巨大的收益压缩到最小化,大众投票的取消无疑是在此基础上的雪上加霜。在收视率无法保证而收益又受损的情况下,“快乐女声”明显具有鸡肋的意味。于是提高收视率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新闻热点。于是我们听到了曾轶可的绵羊音,绵羊音以及包小柏的“她留我走”迅速升温为新闻热点。大众再一次被热点所吸引,无数网民在绵羊音调侃的狂欢声中再一次将“快乐女声”推到了收视率的高峰。曾轶可抱着她的吉他带着她的绵羊音进入全国十强,而十强的演出在播出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分为两个星期完成,这为新闻热点的制造传播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至于曾轶可的家庭以及抄袭门事件只不过是这一高潮的余波。曾轶可成为网络热点人物似乎是湖南卫视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恶搞,而这一恶搞所产生的强大爆发力却是在大众狂欢下完成的。
　　大众在媒体联合搭建的平台上,实现了超越热点事件的狭义传播,进入到广义传播的层面上。事件不再仅仅是谈资,事件成了大众进行精神狂欢的一个导火索,大众希望看到恶搞的继续,“快乐女声”的娱乐化特征混以大众的恶搞期待加上专业评审的推波助澜再一次使湖南卫视实现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事业元素、商业利益、大众口味的竞逐
　　
　　“快乐女声”是在事业元素、商业利益以及大众口味的不断竞逐中实现一种流行文化而打造的。可以说大众口味是事业元素、商业利益的基础,但大众口味一旦混合一股巨大的支持洪流进入同商业运作以及事业元素插入的竞逐中时,无论大众口味存在怎样的多元,商业利益以及为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提供保障的事业元素便当仁不让地登上喧嚣的舞台成为主角。而最终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商业利益。大众最终发现自己已经由主角退隐到配角的位置,自己不过是这场建立在商业平台上的商业利益的直接或间接的怂恿者。
　　“快乐女声”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后,专业评审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选手的演唱实力在一场场不到4个小时的演播中,除去广告、背景和剧情短片的介绍,在台上的演出时间屈指可数。屈指可数的演唱时间加上歌手演唱能力的明显不同,使比赛更多地聚焦于专业评审身上。这几乎是全国的唱片专业团队的集体亮相,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商业选秀的成分异常明显。在第一期封面女生的争夺中,郁可唯荣登榜首。而第二场郁可唯的优势依然明显。这样的比赛似乎已无悬念。比赛更多的关注点从选手转向专业评审,因为观众力图维护比赛的公平公正,防止自己的大众口味被商业元素扼杀。而在前四名尘埃落定之时,一切似乎都在大众的眼里渐渐清晰。黄英成为红色经典的代名词,成为最耀眼的事业元素的体现者。正因为如此,黄英具有了一定的商演价值。因为任何晚会的主办方都不会拒绝红色经典的加入,多数听着革命歌曲长大的人,都会在喧嚣的流行乐中顺着黄英的歌声找回久远的回忆。黄英进入前三名成为最大的黑马,其实是一种大众需求与商业化的调和。李霄云带有明显的中性风,这似乎是湖南卫视历届女生选秀中一贯保留的重要一环,中性从天娱一姐李宇春开始,而中性也成为现代女性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对自我现代性的直接追求。所以李霄云几乎是在大比分落后郁可唯的情况下,依靠赛制,进入前三名。江映蓉成为最具有商业价值的选手,能歌能舞,且外形不错。所谓“小天后”是中国娱乐界对外走向世界的重要筹码,对内吸引目前国内最大音乐消费群体年轻一代最可口的奶酪。
　　歌声在“快乐女声”的舞台上偷梁换柱地变成了“生”,“快乐女声”本质上是在以歌声为依托进行的全方位的选秀,其最终都将服务于商业利益。郁可唯的年龄门事件其实恰好成为“快乐女声”选秀的极好注释,年龄在女艺人的商业化运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全方位如同全球化一样成为娱乐界的最终追求。对于一个生活在唱片不景气的时代却只适合灌唱片的歌者来说,商业化这把无形的刀会将其直接PK下去,淹没在静静的角落。至于大众口味,带有更多嘲讽的意味。迎合大众口味是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是大众将“快乐女声”推向了又一个收视率的高峰。但当大众口味进入到最终的商业化运作中时,大众口味被删减成为一个定语,商业化运作最终将其融会到大众文化的洪流中,成为随波逐流的被动接受者,而大众在经历过无数次自我以及互动的精神狂欢后,无可避免地成为流行元素最强有力的购买者。从先前以优雅小资女士为消费主体的ELLE杂志被疯抢一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大众口味最终被消减在流行文化的狂潮中,是商业化催生的产物还是大众的自觉追求?是“快乐女声”成就了ELLE杂志,还是ELLE杂志装点了快乐女声的舞台?我们很难进行数据量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诸商家无疑借助“快乐女声”的舞台实现了其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快乐女声”无疑是搭建在大众狂欢背景下的商业舞台,大众狂欢不过是其实现商业价值的一个药引。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讲师,文学博士)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