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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18年，中华大地进入李氏唐朝时代，“安史之乱”后渐趋衰败，于公元907年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大唐刚立国的第一年，就释放因反叛而遭前代隋朝镇压并“没为奴”的爨氏，开始经略云南地区。在唐朝的经略及云南地方势力的图存图强较量中，“唐封首领大将军建宁国王张乐进求”，因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遣使往西洱河（《旧唐书·本纪》、《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的社会大势及地方势力的角逐使然，不得不以“奴逻素有祥异”之名而“遂妻以女，举国逊之”于是，蒙细奴逻“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年三十二岁，建号大蒙国，称奇嘉王”（《南诏野史》），后蒙氏自称南诏（王）、南国，史称“南诏国”。历13王，254年，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被郑氏“大长和国”取代，与唐朝大体相始终。其治国历程可分为五个时期。
南诏国的治国历程
1、大蒙国（唐置羁縻州县）时期开国之君的第一世王：奇王蒙细奴逻，于公元649年建立大蒙国后，即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遣逻盛炎入朝唐，诏授奴逻为巍州刺史。”即巍峰州刺史。这就是说，鉴于当时的李唐刚君临天下的朝气和锐势，以及周边各地或归附或观望的大好形势，唐朝不认可其为属国，仅将其地置为羁縻州、县而已。
第二世王：兴中王蒙逻盛炎，唐袭授巍峰州刺史。
第三世王：威成王蒙盛逻皮，“元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授逻皮为特进，封台登郡王。”所谓“特进”，是唐朝二十九级文官散阶中的第二级，正二品；唐朝台登县，即今四川冕宁县，当时的县治在今泸沽，而“郡王”是唐朝爵号九个等级的第二级，从一品，只有皇太子之子为“郡王”，及以恩进者得封“郡王”。蒙盛逻皮，属于后者。众所周知，“古之封建，誓以山河，义在酬庸，故无虚授”，不白封，是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月癸丑，吐蕃陷龟兹拔换城，废安西四镇。”（《新唐书·本纪第三·高宗》）同年，开始挥师唐朝的西南地区，又与唐朝争夺四川及云南的西部。到“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资治通鉴》）显然，“授逻皮为特进，封台登郡王”，就是要让大蒙国肩负起对付吐蕃，维护西南疆土的使命。
第四世王：蒙皮逻阁，在立国但仅为羁縻州县90年后的“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逻阁破吐蕃及弥蛮，入朝，元宗礼之，加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钿带七事。”由于有“破吐蕃及（不依附唐朝的）弥蛮”的“酬庸”之举，蒙氏之国的属国地位，才被唐朝认可。但是，所授爵号“云南王”表明，唐朝认定的国名是“云南”。但从蒙皮逻阁“自称南诏王”号，及《南诏德化碑》中所谓“蒙国大诏”、“南国大诏”可知，蒙氏自“蒙”后，另定的国名是“南”，即“南国”。但，世称“南诏国”。
2、号南诏（唐封云南王爵）时期 公元738年，唐封蒙皮逻阁为“云南王”，自为的“大蒙国”由此成为唐封的“云南”属国。蒙氏确实不辱使命，吐蕃的渗透得到了遏制。
第五世王：神武王蒙阁逻凤，天宝七载，唐“册袭云南王”。“国是”往往如此，外患消隐，难免内乱滋生。起先，唐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不量成败，亡奏是非。遣越■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引发诸爨头叛乱，唐朝“委先诏（蒙皮逻阁）招讨”，但他以“和”的方式，经“再和”而平息。后来，又有“越■都督张虔陀诳惑中禁，职起乱阶”，终于导致“天宝辛卯十载（公元751年），唐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军八万征云南”的“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蒙氏虽一退再退，直至唐军兵临城下，仍然“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谏……仍前差将军王天运帅领骁雄，自点苍山西，欲腹背交袭”，拟一举灭掉南诏国。在即将国破家亡的严峻情况下，蒙阁逻凤才“不得已而叛唐”。从蒙皮逻阁被封“云南王”，是为唐朝之云南属国，到蒙阁逻凤“不得已而叛唐”，仅有13年。难怪《南诏德化碑》这样慨叹：“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
3、赞普钟（吐蕃兄弟之国）时期天宝辛卯十载，南诏国虽“叛唐归吐蕃”，被“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蒙阁逻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但因本来不愿叛，内心并没叛。所以，蒙阁逻凤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令清平官郑回（应为：王蛮盛）撰《德化碑》……立石太和国门外，名其不得已而叛唐归吐蕃之故”。（《南诏野史》）在碑文中，赫然写入“册汉帝而继好”的赤胆忠心之词。
第六世王：孝桓王蒙异牟寻，“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即位”。公元785年，唐朝以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执行颇有谋略见地的李泌提出的“北和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战略之“南通云南”的使命。唐朝有“南通云南”之需，南诏国有受“册汉帝而继好”之愿。但是，双方经过10年的努力，才实现这一愿望。南诏国从“叛唐归吐蕃”，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蒙异牟寻“归唐”，历时43年。
4、册南诏（奸佞再次乱常）时期唐朝、南诏国双方经过近10年的努力，蒙异牟寻终于于贞元十年实现了《南诏德化碑》中“册汉帝而继好”的政治交代而“归唐”。唐朝也按他提出的要求授与金质“贞元册南诏印”，但是，唐朝文献，始终不称“南国”，仍称“云南”。
第七世王：孝惠王蒙寻阁劝；第八世王：幽王蒙劝龙晟；第九世王：靖王蒙劝利晟，虽都得袭“南诏”之封，但在蒙异牟寻英主之后，或弱，或幼，以致权臣弄权，西僧装神，至使唐朝小看。
到第十世王：昭成王蒙丰佑，后称“天启诏”（《白古通纪浅述》），公元824年即位，虽然还是17岁的幼主，但却是一位“善用其下，慕中国，不肯连父名”（《新唐书·南诏传》），想与唐朝进一步搞好关系，拟大加“宏覃王猷”的君王。可惜，一是当时的唐帝不明，二是再次因“奸佞乱常”，改封蒙丰佑“滇王”，刻意冷淡对“南诏国”的关系。因此，蒙丰佑改弦易辙：“废道教”，倡佛教。为什么？众所周知，唐朝以“道”立国。唐高祖李渊就为老子立庙，祀为先祖。于是，尊老子为始祖的“道教”，成为李氏皇室崇奉的家教，也是大唐王朝大力推行的国教。
第十一世王：蒙世隆，“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即位，年十六岁。”尽管仍是一幼主，却也像他的父王蒙丰佑一样，颇有主见。按例，即位第二年，即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唐将予以册封，却“又以世隆之名犯太宗（李世民）、元宗（李隆基）庙讳，唐不册封，隆益致怨望，至是自称皇帝。”（《南诏野史》）唐既不予册封，南诏国即被独立，蒙世隆于是“自号景庄皇帝”（《白古通纪浅述》），而是南诏成为帝制国家。从“归唐”册“南诏”，到“唐不册封”，历65年。
5、改国号（独立而为帝制）时期由于唐朝两个不“继好”的政治之举：一是唐宣宗驾崩，通报南诏国，要求去吊唁，但对也刚去逝的蒙世隆的父王蒙丰佑的死，却没有任何表示。二是“又以世隆之名犯太宗、元宗庙讳”而“不册封”。蒙世隆不仅自称“景庄皇帝”，还改国号为“鹤拓”及“大理”；而且一再出兵，竟“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在位十八年，“几乎年年用兵”（《资治通鉴》）。这应是我国历史上大国不“继好”，小国难“息民”的一起典型事例。一些史书将不是全归于南诏国，还称世隆为“酋龙”，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还需予以提及的是：蒙丰佑被改封“滇王”，不仅废道倡佛，以示与唐朝分道扬镳，而且也于公元829年“命王嵯巅等攻蜀”，由是，“唐改云南（南诏国）为鄯阐府”（《南诏野史》），早已废掉南诏国的属国地位，只视为羁縻府州而已。蒙丰佑父子这种政治上标新，军事上犯唐，是真想独立，真想侵略吗？有些学者认为是。笔者却不敢苟同，全面统观、认真审视南诏国的历史，丰佑、世隆父子不论以“废道教”的形式，“战争”的手段，还是后继的蒙隆舜“请和”、“和亲”的方法，虽然举措欠妥，但内心其实依然是“奉唐正朔”，只不过是使用不得而已的举动，以期引起唐帝的重视，改变唐朝的态度，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受“册汉帝而继好”的愿望。这是南诏国区别于我国历代任何其他藩属之国及羁縻之地的政治特点。而且，从蒙细奴逻开始的“遵唐正朔”，到《南诏德化碑》“册汉帝而继好”的政治态度，始终为蒙氏后代君王所秉承。
第十二世王：宣武皇帝蒙隆舜，公元877年即位，改国号为“大封（白）民国”。为什么？这是因为南诏国的官员和国民主体是白族，为赢得他们拥护的政治需要，是长期战争困苦遭致民怨，有必要予以抚慰而采取的一个明智之举。蒙隆舜虽称“宣武”帝，却一改蒙丰佑、蒙世隆时的政治路线，不再以“武”的反向刺激举措引唐重视，以达“继好”的目的，而是正面向唐朝表示“请和”，后还“使于唐，求和亲”，但“无表，只用牒，称弟不称臣”（《南诏野史》）。对老百姓来说，从公元829年蒙丰佑“命王嵯巅等攻蜀”，到蒙隆舜公元878年“请和亲”，结束了50年的不时发动战争之苦，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公元891年“蒲蛮火头”竟出格地为蒙隆舜“立生祠，以祭之曰：‘我百姓家宁，时世太平，不动刀兵，主之力也！’”（《白古通纪浅述》）。蒙隆舜崇奉以“阿嵯耶观音”为主尊的佛教密宗，按南亚佛教国家转轮王传统“自号摩诃罗嵯耶”，并由此形成了以崇奉“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大理崇圣寺寺名即源于此）为特征的佛教白族密宗。竟由此成就了大理国因“白密”的盛行，而被称为“妙香佛国”。
第十三世王：孝哀皇帝蒙舜化贞，“昭宗乾宁四年即位，以郑买嗣为国老，权归买嗣，主幼，只作佣人而已。”（《白古通纪浅述》）虽然，“南诏骠信舜化有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年号中兴，朝廷欲与诏书报之。（但）王建（却）上言：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从之。”（《资治通鉴》）由于自己、国内、唐朝等内外原因，蒙氏王室最终于公元902年被郑买嗣夺去了权柄。至此，“南诏”独立称帝43年。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一千多年前的南诏国，就有这种“追本溯源”，“中华一家”；“心仪向化”、“维护团结”的政治特质。但当今的中华大地上，却仍然有藏独、台独等少数地区的少数分子，企图搞分裂，闹独立。西南边境南诏古国的地方民族政治家们的政治眼光、政治气度、政治特质，难道不令人深思，不令人折服，不让企图搞分裂，闹独立者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吗？
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为生存、安全与发展而谋其治国之道。不说蒙氏“灭五诏”、“西开寻传”、“统东偏而作主”等内部问题，仅就在唐朝、吐蕃“两大”、“两强”之间如何生存、发展，也是“两难”重重。从蒙氏立国，虽比公元629年统一的军事强国——吐蕃迟20年，但又比吐蕃于公元842年灭亡晚60年的角度讲；以及自号“大蒙国”，唐置羁縻州90年；唐封“云南王”，自号“南诏”13年；“不得已而叛唐”为赞普钟43年；“归唐”而册“南诏”、后改“滇王”共65年；“唐不册封”，于是被独立而为帝制之国43年的254年中有86年不属唐朝的宗藩关系看，南诏国有些什么治国之道？至今还有没有意义？笔者在拙著《南诏德化碑探究》与《南诏国史探究》中，都曾浅议《南诏德化碑》有三大意义：一是为“蒙国大诏”、“南国大诏”蒙阁逻凤“志功颂德”；二是为“明不得已而叛唐归吐蕃”辩解，乃“天宝之战”惟一的纪事本末；三是以“有国而致理”作为标榜和追求，总结、交代了治国理念和治国之道。可以说，南诏国的治国理念与治国之道，就集中体现在《南诏德化碑》中。是当时社会意识及现实促成的思想，也是南诏国蒙氏曾尽力付诸的实践。作为历史，值得梳理；对于当下是否仍有现实意义，也值得予以探究。
南诏国的治国理念
简而言之，南诏国奉行的治国理念是“道治”和“性业合道”，主要强调了四个方面：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岂世情而致，抑天理之常。
这是《南诏德化碑》中首先提到的治国的执政理念，是关于行政举措的。意思简洁明白：任何行政举措，不能主观武断，必须遵循且符合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质及不断变化的发展规律来治国(道治)，则国内国外才会和谐稳定(则中外宁)；如果行政的举措不对或者不好(政乖)，那么，世风民情、社会舆论，乃至国际关系必然变坏、变糟（风雅变)。这岂只是社会世俗状况所致，其实是执政根本规律(天理)的必然(常)。
任何社会，都有体制、机制问题。体制、机制可以因地、因时而异，但体制、机制的背后，比体制、机制更本质的东西，是规律。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认识，心血来潮，拍脑袋强行，违背了，或迟或早还得认识它，改回来。比如，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阶段，农民的“非农化”是客观规律，任何限制“非农化”，不利于适时“农转非”的政策都是违背规律的，更不要说是逆其道而行之，让大量的城市居民、知青等到农村去。又比如，农业生产不适时的集体化（高级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以及“大炼钢、铁、铜”为代表的工业“大跃进”。因此，“道治”，即按经济的、组织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等各种社会领域的规律治国，很重要，是根本性的。
1、性业合道“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这是《南诏德化碑》提到治国的一个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者的素质水准的。虽说是对蒙阁逻凤的颂扬，但也不无对后世君王者们有着激励与要求的意义。因为，凡事在人，事在人为。所以，选人、用人，一要看其品德（性），二要察其政绩（业），即德和才（能、勤、绩），都必须要符合客观规律（合道）的要求。有德无才，当然比无德有才、无德无才好，但是，毕竟不利于一个地区及国家的健康发展。吏治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员成长的指挥棒。
2、智睹未萌这是《南诏德化碑》提到治国的第三个执政理念，是关于预见与创新问题。社会不断发展，人类已经走过了由采集、猎捕的全赖自然的谋生时代向人为主导的农业经济时代过渡，现正即将完成由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的过渡，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信息）经济时代的过渡，“人为”的因素与能力日益强大。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所处的经济形态及其成熟程度，而经济形态发展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为此，必须深入进行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和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执政、建设等人类社会各领域发展规律的认识。任何国家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前瞻性，具有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智睹未萌”，即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洞悉社会变化的情况，适时预见与妥当创新，是进步的灵魂，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执政者永葆生机的源泉。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而阶段性的变化也会随时发生，故而人类的学习与实践没有止境，预见与创新也没有止境。今人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今人，这也是社会前进的客观规律。要能预见与创新，就要不断学习，任何个人与组织，学不学习，是否善于学习，以及是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决定其先进与落后。
3、随世运机，观宜抚众这是《南诏德化碑》提到治国的第四个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为谁的问题。道理上，都说为民，就是朕即天下，“莫非王土”及“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时代，也讲“民为帮本”，也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理。何况强调“民主”的现代？因此，这不是怎么说，而是一个怎么做，及客观成效是什么的问题。为钱者，经商去；财政的钱，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花错了，浪费；花多了，行政成本高，都是对人民的犯罪，更不用说贪赃枉法，化公为私。作为执政的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员，职责既是“为民执政”，就要爱惜国家的资源和人民的钱财，一是不贪污；二是不浪费；三就是“随世运机，观宜抚众”，抓住机遇，及时为群众办好他们希望办的事，适时推进社会的发展。
南诏国的治国追求
“治国”是执政者的义务，放在严酷的你追我赶的国际背景下来说，“治国”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先进与落后。落后就要受欺，乃至挨打。因此，“绍先祖业，宏覃王猷”，不辱使命，“有国而致理”是南诏国的追求与实践。怎样才能使言行符合执政的根本规律？那就在于具体的“道”（不同时期应有的正确思想和举措）。南诏国当时有些什么具体的治国之“道”呢？《南诏德化碑》中的有关论述，既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也属对后世作出的交代，窃以为有如下七点：
1、君臣一德，内外无欺——信任平等《南诏德化碑》在第一段落，讲天地诞生，万物生长，社会结构等都有必然的规律(天理之常)；所以，国家要循“道治”，才能“中外宁”，如果“政乖”，则必然“风雅变”；南诏王“性业合道”，所以能“智睹未萌”，“叛唐”是“随世运机”，目的是“观宜抚众”，因此，是“退不负德，进不惭容者也。”第二段，在介绍了南诏王蒙阁逻凤身世后讲，由于先天“应灵杰秀”；后天“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所以“道隆三善，位即重离”，而且“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在与唐朝御史严正诲谋靖边寇中“忠绩载扬”，从“而官以材迁，功由干立。朝廷照鉴，委以兵权，寻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后来由于又扫除了“敢逆大邦”的“残丑”，即“越析诏余孽于赠”，于是“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所以，“制使奏闻”，又被“酬上柱国”。第三段落，则讲“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即南诏立国11年），先王（蒙皮罗阁）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遣使册封蒙阁逻凤“袭云南王”；其“长男凤迦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入朝，授鸿胪少卿”，此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之后，说：南诏“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月余。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了对唐忠诚的态度、原因及行动，二是点出“叛唐”的原因。言下之意，要治理好国家，要形成稳定、团结、统一、繁荣的边疆，必须彼此信任，遵循规范，即“君臣一德，内外无欺”，不能让“奸佞乱常，抚虐生变”，不能小看、怀疑与欺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并用了很大的作为主体性的篇幅，以事实说话：
最初导致唐朝误会南诏国的奸佞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不量成败，亡奏是非。遣越■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由于“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这只是表面的情况及可以言说的借口，其实是东方六爨头识破了唐朝内里欲进一步控制诸爨，占有安宁的交通要冲及盐池等利益的战略意图，而“陷杀竹灵倩，兼破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委先诏（蒙皮罗阁）招讨”。由于“诸爨畏威怀德，再置安宁。”可是李宓之流，仍然一再“奸佞乱常，抚虐生变”：一是“李宓妄国家大计，蹑章仇诡踪（德广校：随），务求进官荣，密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杀归王”。于是，使已经平定后的诸爨又“议者纷纭，人各有志”。后又由蒙阁逻凤出面而“再和诸爨”。二是李宓“矫伪居心，尚行反间，更令崇道，谋杀日进。”再度激怒“东爨诸酋，并皆惊怨”，以至“乃各兴师，召我（南诏国）同讨”。李宓，外表装得很中正，说是借我南诏国的郡兵，实际上“内蕴奸欺”，目的是“妄陈我违背”，幸“赖节度使郭虚已仁鉴，方表我无辜。”为此，李宓被贬流。
直接管辖南诏国的奸佞越■都督张虔陀，曾任云南别驾，那是阁逻凤以为他们是故“旧（同事），识风宜，表奏请为”姚州云南郡都督府都督的别驾。可是他“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南诏国只好列举了张虔陀“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等六项具体事实，“于时驰表上陈，缕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
奸佞中使贾奇俊“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尽管如此，南诏国仍然“切陈丹款，至于再三”，目的是“翼雪事由”，且表明“幸容自新”。并分析说“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相守，恐为渔父所擒。”
征讨南诏国的统帅鲜于仲通继续进兵，三路大军合击，置抵西洱河口，尽管南诏国又“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但就是“拂谏”而“唯言屠戮”，“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天宝十年）最终还是在杨国忠一伙的操纵下，强加到了南诏国的头上。由于兵临城下，南诏国才“不得已而叛唐”，求助于吐蕃。吐蕃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正月一日，在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及“改元为赞普钟元年”的是是非非及曲折过程。
之后，又用四个小段落讲了改元赞普钟后，唐朝与吐蕃和南诏国之间又发生的四次争战：
第一次：赞普钟“二年（公元753年），汉帝又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史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府，以将军贾■为都督。”这是杨国忠“败以捷闻”，致使“汉（唐朝）不务德，而以力争”的举措。因此，南诏国联合吐蕃“同围府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贾■面缚，士卒全驱。”这是“天宝之战”的第二次战役，这是南诏国出于自卫而主动出击。
第二次：赞普钟“三年，汉又命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使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垄坪，广布军威。”再次征讨南招国。本来“拟水陆俱进”，结果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但是“诏（蒙阁逻凤）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这是大家常提的、有名的李宓沉江的“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南诏国再次被动自卫。
第三次：赞普钟“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窃据河洛，开元帝出居江剑。赞普差御史赞朗罗于恙结，赍敕书曰：‘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会同，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南诏国“恭承上命”，出兵参与，“越■，固拒被夷；会同，请降无害。”
第四次：赞普钟“六年，汉复置越■，以杨廷■为都督，兼固台登。赞普使来曰：‘汉今更置越■，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南诏国“既举奉明旨，乃遣长男风迦异驻军泸水，权事制宜。令大军将杨传磨侔等，与军将欺急历如，数道齐入。越■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掳。于是扬兵邛部，而汉将大奔；回旆昆明，倾城稽颡。”
三四两次，因既为“赞普钟”，不得不协同吐蕃出兵。
所有上述争战，都是杨国忠一伙想灭掉南诏国，“妄邀边功”；也是当时的唐皇室及朝廷不“君臣一德，内外无欺”，而致使“奸佞乱常，抚虐生变”的结果。
“君臣一德，内外无欺”的治国之道，从《南诏德化碑》的有关记述，包括三个层次：一、君臣一德，必须内地与边疆一样看待和对待，才能实现；二、君臣一德，必须中央大吏与地方官员一样相信和任用，才能实现；三、君臣一德，必须不在地方之间及地方官员之间制造事端，不扶此抑彼，才能实现。如果让“奸佞乱常”，这里涉及的是边疆行政政策和民族干部政策问题，很重要，事关国家各地、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与稳定。作为上，准绳是“无欺”，原则是不能“抚虐”；作为下，关键是不能“妄国家大计”而“矫伪居心”，行“妄奏是非”，“尚行反间”，“务求进官荣”等阴私。
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边疆行政及干部问题，始终是治国的两大重要问题，事关安定团结，统一和谐，发展稳定，乃至“兴衰成败”。
2、阐三教，宾四门——重教尊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文化、科技的发展，而这都又取决于教育。古代的教育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南诏国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阐三教”的态度，即道、儒、释、巫等均允许设馆收徒，阐发弘扬，这说明其在教育文化上的需要及大气。一个国家、地方要兴旺发达，闭关自守、思想僵化是不行的，必须学术繁荣，人才辈出，这就需要“阐三教”，即让各种思想文化、宗教派别百花齐放。而要做到这一点，应当“宾四门”，即尊重到“四门馆”当博士、助教，掌教的教员，切实给予“宾客”的礼遇。也就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新。南诏国不仅“阐三教，宾四门”，还与各国商贾来往贸易；并有十多个国家的使节来仪，历史上有名的“五华楼”，就是当时的国宾馆。教育，思想、文化、科技的繁荣程度，对外开放以及与时俱进的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军事、政治的水平。社会发育整合的程度，是治国的基本之策，不可违背。所以，南诏国的王族“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对官员、社会，要求“修文习武”；对拓疆的新区，则“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以此来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及科学文化素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有好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的人类共同体，便会产生较好的技术、科学，然后是文化，最后是教育，相应便会有较多的人才，从而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后来，约于12世纪中叶，以大学的诞生，尤其是17世纪现代大学的诞生为标志，为契机，则反了过来，首先，必须有好的教育，然后，才会有好的人才，有好的文化，并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形成好的符合实际的思想、及较强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但不论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教育不论对个人的人生，还是对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南诏国在1000多年前，作为一个边疆羁縻蕃国，就“阐三教，宾四门”，即重教崇文，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对外开放，兼容并包，实在难能可贵，发人深省。
3、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统筹全面南诏国经“天宝之战”的被讨后，经过短期的巩固及休整，于赞普钟十一年开始，用约四年的时间进行“西开寻传”及“东统东偏”的开疆拓土作为。由于采用的是“耀以威武，喻以文辞”的方略，“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的举措。结果，“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颁告所及，翕然俯从。”因而，“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且于赞普钟“十四年春，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于是，“坐南面而称孤，统东偏而作主。”并实施“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的治国方略。
当时，所谓“礼”，即制度、规范。所以，“通三才而制礼”，意为执政者的知识、品德要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天道、地道、人道，并依“三道”而制定制度及采取举措，即现在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中国传统文化，自古非常强调通“三才”、符“三道”，很有道理。这是人民对为君、为王、为帝、为领导者的企盼；这是为君、为王、为帝、为领导者，应有的自觉的能力要求和修养目标。当下和今后，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难道不是更加需要吗?执政者，无不面对宇宙（天）大环境，地球（地）小环境，人类（人）的社会环境的客观存在和发展变化。问题在于要“通三才”之道（状态、规律），“三才”客观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对不断变化的“三道”，永远需要不断地探究、把握和遵循。在人类的活动已超出地球，进入了“航天时代”的今天，人类不仅对地球，而且对宇宙的探究、开发的影响已越来越深广。从全人类的角度，从可持续的角度，从大协调的角度等，“通三才而制礼”，应该说，更加具有时代的意义。已蕴含着领导者应有的德、能、勤、绩标准和执政的全部要求。《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显然，用六府以经邦，意即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及其相生相克的内在规律，发展生产以满足国计民生。
4、易贫成富，徙有之无——以民为本《南诏德化碑》这么说，不无自誉的味道，但“易贫成富”，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是对的。公民政治、公共管理的精髓：循道、诚信、平衡。执掌政权，治理国家，承担公务，归根结底，一是能否“循道”而有效地发展经济，推进社会；二是能否“诚信”而求真务实，说到做到；三是能否通过“徙有之无”的“平衡”，而使各种利益冲突或差异保持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南诏国疆土，北达四川西南部，西达缅甸北部，东达贵州、广西西部，南达南亚诸国北部，不仅地域广大，地形多样，而且民族众多。由于实施“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及“信及豚鱼，恩沾草木”的治国举措，效果卓著。《南诏德化碑》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遏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即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引流，把较高的土地开垦为农业生产的田地；修筑水库，以便下浇和建立林园等产业。二是“家饶五亩之桑”，每家仅蚕桑就多于五亩。作为农业社会，有了上述两项“为民置产”的举措，不仅民众温饱没有问题，而且，“国贮九年之廪”。百姓安居乐业，才能民富国强。任何时候，为民置产，解决就业，让每个家庭生活无虑是治国的根本。三是“易贫成富”，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没有一点贫富差异，不可能，做不到。但差异不可太大，尤其是贫富两头的比重不能大，要中产阶层大，贫富两头小。这样的社会才是最稳定的，才会健康、持续发展。执政的精髓，在于平衡，并把握好时、空、度。所以，要扶贫，要“易贫成富”，关心弱势群体。四是“徒有之无”，各地的物产并不完全一样，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何况还有丰欠之年等问题。因此，要调节、平衡有无与丰欠，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且，这些民众利益，以人为本的工作，要“信及豚鱼，恩沾草木”，即诚信和恩德要遍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有关工作要客观公正，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五是“珍帛之惠，遍及耆年”，人总是要老的，老人、残疾人等是社会弱势群体，也永远存在，应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爱和必要的物质扶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建设和谐社会。尊老、爱幼、助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进一步弘扬。敬老、教育、就业、医保、安居及残疾人事业等工作已在我国得到重视。易贫成富，共同富裕，是社会健康、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务、执政的永恒目标。
5、以危易安，亲仁善邻——谋求和平 “以危易安”是目的，是结果。“亲仁善邻”是原则，是态度。“亲仁善邻国之宝”，即亲近仁德的国家及国际友人和处理好邻国间的友善和睦关系，是国家安全“之宝”（重要保障）。这是南诏国的经验之谈，“亲仁善邻”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思想，迄今仍放射着基本原则的智慧光芒。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必然面临“危”还是“安”的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重要的邻国关系。不必讳言，邻国之间，由于山水、民族、姻亲等关系，有时会因更多更直接的各种利益冲突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我国虽一再声明是“和平崛起”，但不理解者有之，有意诽谤者有之，怀疑恐惧者有之，正面临着许多变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治理国家，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以危易安，转祸为福”。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安全的、和平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为此，要“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战术上有保障的国防力量；而战略上努力做到“高视则卓尔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
国际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世界形势，国际关系，总会不断地变化。因此，要“亲仁善邻”地去做好国际外交工作。国家安全是目标，共同发展是路子。“弱国无外交”，在有恰当的国防战略与国防实力的基础上，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以危易安”，尽可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话以化解纠纷，为复兴中华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6、务德，不以力争——修德化民“汉不务德，而以力争。”这是针对唐朝天宝年间一再发兵征讨，想灭掉南诏国说的。但是，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其实，不论是国内矛盾，还是国际争端，为政要“务德”，解决问题，不应只靠权力、只动武力。作为治国者，必须明德，为政务德，以德行政，以德教化，即“修德化民”。要德通“三才”，德贯“三道”地创立理论，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折不扣地执行，才能在治国上“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也才可能达到“有国而致理”，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其它国家皆“心仪向化”。如果官吏“贪荣构乱”，“诳惑中禁”，“事以贿成”，“共掩天听”，“背好贪功”，“无上无君”，“忘国家大计”等或弄权或谋私，而使“政乖”，以至“不务德，而以力争”，则只会脱离人民，祸国殃民。
7、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执政境界“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这是《南诏德化碑》对蒙阁逻凤的颂扬，也是对后世的激励。这也应该是所有执政者的应有境界。蒙阁逻凤实现了什么样的“致理”呢?《南诏德化碑》的记述是：“于是，犀象珍奇，贡献毕至”，即有向心力，凝聚力；“东西南北，烟尘不飞”，即和平、安定；“遐迩无剽掠之虞，黔首有击鼓之泰”，即社会和谐，国泰民安；“春云布而万物普润，霜风下而四海飒秋”，即社会公正、利益均衡；“化及有土，业著无疆”，即普遍进步，全面发展，可谓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其实，执政者都想把国治好，但是，要真正治好并不容易。首先，当然要有“有国而致理”的追求，并认真实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两手方略，缺一不可。法治属他律，是外因；德治是自律，属内因。不论法治还是法制，制、治的主要对象，是手握公众权力的各级政府及官吏，即操纵社会方方面面的实力人物及强势人群，而不是普通的广大平民百姓。所以，执政者不仅需要树立“执政为民”、“让民作主”、“受民监督”的观念；而且要眼睛向下，“执政一方，造福于民”。如果国家机关的领导都这么想，这么学，这么做，而且按正确的治国理念、治国之道行政，国家必然会“致理”，也才会“致理”。
责任编辑 王丽敏
南诏国的治国历程
1、大蒙国（唐置羁縻州县）时期开国之君的第一世王：奇王蒙细奴逻，于公元649年建立大蒙国后，即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遣逻盛炎入朝唐，诏授奴逻为巍州刺史。”即巍峰州刺史。这就是说，鉴于当时的李唐刚君临天下的朝气和锐势，以及周边各地或归附或观望的大好形势，唐朝不认可其为属国，仅将其地置为羁縻州、县而已。
第二世王：兴中王蒙逻盛炎，唐袭授巍峰州刺史。
第三世王：威成王蒙盛逻皮，“元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授逻皮为特进，封台登郡王。”所谓“特进”，是唐朝二十九级文官散阶中的第二级，正二品；唐朝台登县，即今四川冕宁县，当时的县治在今泸沽，而“郡王”是唐朝爵号九个等级的第二级，从一品，只有皇太子之子为“郡王”，及以恩进者得封“郡王”。蒙盛逻皮，属于后者。众所周知，“古之封建，誓以山河，义在酬庸，故无虚授”，不白封，是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四月癸丑，吐蕃陷龟兹拔换城，废安西四镇。”（《新唐书·本纪第三·高宗》）同年，开始挥师唐朝的西南地区，又与唐朝争夺四川及云南的西部。到“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资治通鉴》）显然，“授逻皮为特进，封台登郡王”，就是要让大蒙国肩负起对付吐蕃，维护西南疆土的使命。
第四世王：蒙皮逻阁，在立国但仅为羁縻州县90年后的“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逻阁破吐蕃及弥蛮，入朝，元宗礼之，加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钿带七事。”由于有“破吐蕃及（不依附唐朝的）弥蛮”的“酬庸”之举，蒙氏之国的属国地位，才被唐朝认可。但是，所授爵号“云南王”表明，唐朝认定的国名是“云南”。但从蒙皮逻阁“自称南诏王”号，及《南诏德化碑》中所谓“蒙国大诏”、“南国大诏”可知，蒙氏自“蒙”后，另定的国名是“南”，即“南国”。但，世称“南诏国”。
2、号南诏（唐封云南王爵）时期 公元738年，唐封蒙皮逻阁为“云南王”，自为的“大蒙国”由此成为唐封的“云南”属国。蒙氏确实不辱使命，吐蕃的渗透得到了遏制。
第五世王：神武王蒙阁逻凤，天宝七载，唐“册袭云南王”。“国是”往往如此，外患消隐，难免内乱滋生。起先，唐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不量成败，亡奏是非。遣越■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引发诸爨头叛乱，唐朝“委先诏（蒙皮逻阁）招讨”，但他以“和”的方式，经“再和”而平息。后来，又有“越■都督张虔陀诳惑中禁，职起乱阶”，终于导致“天宝辛卯十载（公元751年），唐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军八万征云南”的“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蒙氏虽一退再退，直至唐军兵临城下，仍然“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谏……仍前差将军王天运帅领骁雄，自点苍山西，欲腹背交袭”，拟一举灭掉南诏国。在即将国破家亡的严峻情况下，蒙阁逻凤才“不得已而叛唐”。从蒙皮逻阁被封“云南王”，是为唐朝之云南属国，到蒙阁逻凤“不得已而叛唐”，仅有13年。难怪《南诏德化碑》这样慨叹：“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
3、赞普钟（吐蕃兄弟之国）时期天宝辛卯十载，南诏国虽“叛唐归吐蕃”，被“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蒙阁逻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但因本来不愿叛，内心并没叛。所以，蒙阁逻凤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令清平官郑回（应为：王蛮盛）撰《德化碑》……立石太和国门外，名其不得已而叛唐归吐蕃之故”。（《南诏野史》）在碑文中，赫然写入“册汉帝而继好”的赤胆忠心之词。
第六世王：孝桓王蒙异牟寻，“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即位”。公元785年，唐朝以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执行颇有谋略见地的李泌提出的“北和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战略之“南通云南”的使命。唐朝有“南通云南”之需，南诏国有受“册汉帝而继好”之愿。但是，双方经过10年的努力，才实现这一愿望。南诏国从“叛唐归吐蕃”，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蒙异牟寻“归唐”，历时43年。
4、册南诏（奸佞再次乱常）时期唐朝、南诏国双方经过近10年的努力，蒙异牟寻终于于贞元十年实现了《南诏德化碑》中“册汉帝而继好”的政治交代而“归唐”。唐朝也按他提出的要求授与金质“贞元册南诏印”，但是，唐朝文献，始终不称“南国”，仍称“云南”。
第七世王：孝惠王蒙寻阁劝；第八世王：幽王蒙劝龙晟；第九世王：靖王蒙劝利晟，虽都得袭“南诏”之封，但在蒙异牟寻英主之后，或弱，或幼，以致权臣弄权，西僧装神，至使唐朝小看。
到第十世王：昭成王蒙丰佑，后称“天启诏”（《白古通纪浅述》），公元824年即位，虽然还是17岁的幼主，但却是一位“善用其下，慕中国，不肯连父名”（《新唐书·南诏传》），想与唐朝进一步搞好关系，拟大加“宏覃王猷”的君王。可惜，一是当时的唐帝不明，二是再次因“奸佞乱常”，改封蒙丰佑“滇王”，刻意冷淡对“南诏国”的关系。因此，蒙丰佑改弦易辙：“废道教”，倡佛教。为什么？众所周知，唐朝以“道”立国。唐高祖李渊就为老子立庙，祀为先祖。于是，尊老子为始祖的“道教”，成为李氏皇室崇奉的家教，也是大唐王朝大力推行的国教。
第十一世王：蒙世隆，“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即位，年十六岁。”尽管仍是一幼主，却也像他的父王蒙丰佑一样，颇有主见。按例，即位第二年，即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唐将予以册封，却“又以世隆之名犯太宗（李世民）、元宗（李隆基）庙讳，唐不册封，隆益致怨望，至是自称皇帝。”（《南诏野史》）唐既不予册封，南诏国即被独立，蒙世隆于是“自号景庄皇帝”（《白古通纪浅述》），而是南诏成为帝制国家。从“归唐”册“南诏”，到“唐不册封”，历65年。
5、改国号（独立而为帝制）时期由于唐朝两个不“继好”的政治之举：一是唐宣宗驾崩，通报南诏国，要求去吊唁，但对也刚去逝的蒙世隆的父王蒙丰佑的死，却没有任何表示。二是“又以世隆之名犯太宗、元宗庙讳”而“不册封”。蒙世隆不仅自称“景庄皇帝”，还改国号为“鹤拓”及“大理”；而且一再出兵，竟“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在位十八年，“几乎年年用兵”（《资治通鉴》）。这应是我国历史上大国不“继好”，小国难“息民”的一起典型事例。一些史书将不是全归于南诏国，还称世隆为“酋龙”，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还需予以提及的是：蒙丰佑被改封“滇王”，不仅废道倡佛，以示与唐朝分道扬镳，而且也于公元829年“命王嵯巅等攻蜀”，由是，“唐改云南（南诏国）为鄯阐府”（《南诏野史》），早已废掉南诏国的属国地位，只视为羁縻府州而已。蒙丰佑父子这种政治上标新，军事上犯唐，是真想独立，真想侵略吗？有些学者认为是。笔者却不敢苟同，全面统观、认真审视南诏国的历史，丰佑、世隆父子不论以“废道教”的形式，“战争”的手段，还是后继的蒙隆舜“请和”、“和亲”的方法，虽然举措欠妥，但内心其实依然是“奉唐正朔”，只不过是使用不得而已的举动，以期引起唐帝的重视，改变唐朝的态度，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受“册汉帝而继好”的愿望。这是南诏国区别于我国历代任何其他藩属之国及羁縻之地的政治特点。而且，从蒙细奴逻开始的“遵唐正朔”，到《南诏德化碑》“册汉帝而继好”的政治态度，始终为蒙氏后代君王所秉承。
第十二世王：宣武皇帝蒙隆舜，公元877年即位，改国号为“大封（白）民国”。为什么？这是因为南诏国的官员和国民主体是白族，为赢得他们拥护的政治需要，是长期战争困苦遭致民怨，有必要予以抚慰而采取的一个明智之举。蒙隆舜虽称“宣武”帝，却一改蒙丰佑、蒙世隆时的政治路线，不再以“武”的反向刺激举措引唐重视，以达“继好”的目的，而是正面向唐朝表示“请和”，后还“使于唐，求和亲”，但“无表，只用牒，称弟不称臣”（《南诏野史》）。对老百姓来说，从公元829年蒙丰佑“命王嵯巅等攻蜀”，到蒙隆舜公元878年“请和亲”，结束了50年的不时发动战争之苦，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公元891年“蒲蛮火头”竟出格地为蒙隆舜“立生祠，以祭之曰：‘我百姓家宁，时世太平，不动刀兵，主之力也！’”（《白古通纪浅述》）。蒙隆舜崇奉以“阿嵯耶观音”为主尊的佛教密宗，按南亚佛教国家转轮王传统“自号摩诃罗嵯耶”，并由此形成了以崇奉“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大理崇圣寺寺名即源于此）为特征的佛教白族密宗。竟由此成就了大理国因“白密”的盛行，而被称为“妙香佛国”。
第十三世王：孝哀皇帝蒙舜化贞，“昭宗乾宁四年即位，以郑买嗣为国老，权归买嗣，主幼，只作佣人而已。”（《白古通纪浅述》）虽然，“南诏骠信舜化有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年号中兴，朝廷欲与诏书报之。（但）王建（却）上言：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从之。”（《资治通鉴》）由于自己、国内、唐朝等内外原因，蒙氏王室最终于公元902年被郑买嗣夺去了权柄。至此，“南诏”独立称帝43年。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一千多年前的南诏国，就有这种“追本溯源”，“中华一家”；“心仪向化”、“维护团结”的政治特质。但当今的中华大地上，却仍然有藏独、台独等少数地区的少数分子，企图搞分裂，闹独立。西南边境南诏古国的地方民族政治家们的政治眼光、政治气度、政治特质，难道不令人深思，不令人折服，不让企图搞分裂，闹独立者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吗？
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为生存、安全与发展而谋其治国之道。不说蒙氏“灭五诏”、“西开寻传”、“统东偏而作主”等内部问题，仅就在唐朝、吐蕃“两大”、“两强”之间如何生存、发展，也是“两难”重重。从蒙氏立国，虽比公元629年统一的军事强国——吐蕃迟20年，但又比吐蕃于公元842年灭亡晚60年的角度讲；以及自号“大蒙国”，唐置羁縻州90年；唐封“云南王”，自号“南诏”13年；“不得已而叛唐”为赞普钟43年；“归唐”而册“南诏”、后改“滇王”共65年；“唐不册封”，于是被独立而为帝制之国43年的254年中有86年不属唐朝的宗藩关系看，南诏国有些什么治国之道？至今还有没有意义？笔者在拙著《南诏德化碑探究》与《南诏国史探究》中，都曾浅议《南诏德化碑》有三大意义：一是为“蒙国大诏”、“南国大诏”蒙阁逻凤“志功颂德”；二是为“明不得已而叛唐归吐蕃”辩解，乃“天宝之战”惟一的纪事本末；三是以“有国而致理”作为标榜和追求，总结、交代了治国理念和治国之道。可以说，南诏国的治国理念与治国之道，就集中体现在《南诏德化碑》中。是当时社会意识及现实促成的思想，也是南诏国蒙氏曾尽力付诸的实践。作为历史，值得梳理；对于当下是否仍有现实意义，也值得予以探究。
南诏国的治国理念
简而言之，南诏国奉行的治国理念是“道治”和“性业合道”，主要强调了四个方面：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岂世情而致，抑天理之常。
这是《南诏德化碑》中首先提到的治国的执政理念，是关于行政举措的。意思简洁明白：任何行政举措，不能主观武断，必须遵循且符合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质及不断变化的发展规律来治国(道治)，则国内国外才会和谐稳定(则中外宁)；如果行政的举措不对或者不好(政乖)，那么，世风民情、社会舆论，乃至国际关系必然变坏、变糟（风雅变)。这岂只是社会世俗状况所致，其实是执政根本规律(天理)的必然(常)。
任何社会，都有体制、机制问题。体制、机制可以因地、因时而异，但体制、机制的背后，比体制、机制更本质的东西，是规律。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认识，心血来潮，拍脑袋强行，违背了，或迟或早还得认识它，改回来。比如，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阶段，农民的“非农化”是客观规律，任何限制“非农化”，不利于适时“农转非”的政策都是违背规律的，更不要说是逆其道而行之，让大量的城市居民、知青等到农村去。又比如，农业生产不适时的集体化（高级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以及“大炼钢、铁、铜”为代表的工业“大跃进”。因此，“道治”，即按经济的、组织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等各种社会领域的规律治国，很重要，是根本性的。
1、性业合道“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这是《南诏德化碑》提到治国的一个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者的素质水准的。虽说是对蒙阁逻凤的颂扬，但也不无对后世君王者们有着激励与要求的意义。因为，凡事在人，事在人为。所以，选人、用人，一要看其品德（性），二要察其政绩（业），即德和才（能、勤、绩），都必须要符合客观规律（合道）的要求。有德无才，当然比无德有才、无德无才好，但是，毕竟不利于一个地区及国家的健康发展。吏治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员成长的指挥棒。
2、智睹未萌这是《南诏德化碑》提到治国的第三个执政理念，是关于预见与创新问题。社会不断发展，人类已经走过了由采集、猎捕的全赖自然的谋生时代向人为主导的农业经济时代过渡，现正即将完成由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的过渡，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信息）经济时代的过渡，“人为”的因素与能力日益强大。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所处的经济形态及其成熟程度，而经济形态发展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为此，必须深入进行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和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执政、建设等人类社会各领域发展规律的认识。任何国家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前瞻性，具有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智睹未萌”，即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洞悉社会变化的情况，适时预见与妥当创新，是进步的灵魂，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执政者永葆生机的源泉。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而阶段性的变化也会随时发生，故而人类的学习与实践没有止境，预见与创新也没有止境。今人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今人，这也是社会前进的客观规律。要能预见与创新，就要不断学习，任何个人与组织，学不学习，是否善于学习，以及是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决定其先进与落后。
3、随世运机，观宜抚众这是《南诏德化碑》提到治国的第四个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为谁的问题。道理上，都说为民，就是朕即天下，“莫非王土”及“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时代，也讲“民为帮本”，也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理。何况强调“民主”的现代？因此，这不是怎么说，而是一个怎么做，及客观成效是什么的问题。为钱者，经商去；财政的钱，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花错了，浪费；花多了，行政成本高，都是对人民的犯罪，更不用说贪赃枉法，化公为私。作为执政的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员，职责既是“为民执政”，就要爱惜国家的资源和人民的钱财，一是不贪污；二是不浪费；三就是“随世运机，观宜抚众”，抓住机遇，及时为群众办好他们希望办的事，适时推进社会的发展。
南诏国的治国追求
“治国”是执政者的义务，放在严酷的你追我赶的国际背景下来说，“治国”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先进与落后。落后就要受欺，乃至挨打。因此，“绍先祖业，宏覃王猷”，不辱使命，“有国而致理”是南诏国的追求与实践。怎样才能使言行符合执政的根本规律？那就在于具体的“道”（不同时期应有的正确思想和举措）。南诏国当时有些什么具体的治国之“道”呢？《南诏德化碑》中的有关论述，既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也属对后世作出的交代，窃以为有如下七点：
1、君臣一德，内外无欺——信任平等《南诏德化碑》在第一段落，讲天地诞生，万物生长，社会结构等都有必然的规律(天理之常)；所以，国家要循“道治”，才能“中外宁”，如果“政乖”，则必然“风雅变”；南诏王“性业合道”，所以能“智睹未萌”，“叛唐”是“随世运机”，目的是“观宜抚众”，因此，是“退不负德，进不惭容者也。”第二段，在介绍了南诏王蒙阁逻凤身世后讲，由于先天“应灵杰秀”；后天“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所以“道隆三善，位即重离”，而且“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在与唐朝御史严正诲谋靖边寇中“忠绩载扬”，从“而官以材迁，功由干立。朝廷照鉴，委以兵权，寻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后来由于又扫除了“敢逆大邦”的“残丑”，即“越析诏余孽于赠”，于是“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所以，“制使奏闻”，又被“酬上柱国”。第三段落，则讲“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即南诏立国11年），先王（蒙皮罗阁）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遣使册封蒙阁逻凤“袭云南王”；其“长男凤迦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入朝，授鸿胪少卿”，此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之后，说：南诏“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月余。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了对唐忠诚的态度、原因及行动，二是点出“叛唐”的原因。言下之意，要治理好国家，要形成稳定、团结、统一、繁荣的边疆，必须彼此信任，遵循规范，即“君臣一德，内外无欺”，不能让“奸佞乱常，抚虐生变”，不能小看、怀疑与欺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并用了很大的作为主体性的篇幅，以事实说话：
最初导致唐朝误会南诏国的奸佞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不量成败，亡奏是非。遣越■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由于“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这只是表面的情况及可以言说的借口，其实是东方六爨头识破了唐朝内里欲进一步控制诸爨，占有安宁的交通要冲及盐池等利益的战略意图，而“陷杀竹灵倩，兼破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委先诏（蒙皮罗阁）招讨”。由于“诸爨畏威怀德，再置安宁。”可是李宓之流，仍然一再“奸佞乱常，抚虐生变”：一是“李宓妄国家大计，蹑章仇诡踪（德广校：随），务求进官荣，密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杀归王”。于是，使已经平定后的诸爨又“议者纷纭，人各有志”。后又由蒙阁逻凤出面而“再和诸爨”。二是李宓“矫伪居心，尚行反间，更令崇道，谋杀日进。”再度激怒“东爨诸酋，并皆惊怨”，以至“乃各兴师，召我（南诏国）同讨”。李宓，外表装得很中正，说是借我南诏国的郡兵，实际上“内蕴奸欺”，目的是“妄陈我违背”，幸“赖节度使郭虚已仁鉴，方表我无辜。”为此，李宓被贬流。
直接管辖南诏国的奸佞越■都督张虔陀，曾任云南别驾，那是阁逻凤以为他们是故“旧（同事），识风宜，表奏请为”姚州云南郡都督府都督的别驾。可是他“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南诏国只好列举了张虔陀“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等六项具体事实，“于时驰表上陈，缕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
奸佞中使贾奇俊“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尽管如此，南诏国仍然“切陈丹款，至于再三”，目的是“翼雪事由”，且表明“幸容自新”。并分析说“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相守，恐为渔父所擒。”
征讨南诏国的统帅鲜于仲通继续进兵，三路大军合击，置抵西洱河口，尽管南诏国又“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但就是“拂谏”而“唯言屠戮”，“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天宝十年）最终还是在杨国忠一伙的操纵下，强加到了南诏国的头上。由于兵临城下，南诏国才“不得已而叛唐”，求助于吐蕃。吐蕃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正月一日，在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及“改元为赞普钟元年”的是是非非及曲折过程。
之后，又用四个小段落讲了改元赞普钟后，唐朝与吐蕃和南诏国之间又发生的四次争战：
第一次：赞普钟“二年（公元753年），汉帝又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史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府，以将军贾■为都督。”这是杨国忠“败以捷闻”，致使“汉（唐朝）不务德，而以力争”的举措。因此，南诏国联合吐蕃“同围府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贾■面缚，士卒全驱。”这是“天宝之战”的第二次战役，这是南诏国出于自卫而主动出击。
第二次：赞普钟“三年，汉又命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使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垄坪，广布军威。”再次征讨南招国。本来“拟水陆俱进”，结果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但是“诏（蒙阁逻凤）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这是大家常提的、有名的李宓沉江的“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南诏国再次被动自卫。
第三次：赞普钟“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窃据河洛，开元帝出居江剑。赞普差御史赞朗罗于恙结，赍敕书曰：‘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会同，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南诏国“恭承上命”，出兵参与，“越■，固拒被夷；会同，请降无害。”
第四次：赞普钟“六年，汉复置越■，以杨廷■为都督，兼固台登。赞普使来曰：‘汉今更置越■，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南诏国“既举奉明旨，乃遣长男风迦异驻军泸水，权事制宜。令大军将杨传磨侔等，与军将欺急历如，数道齐入。越■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掳。于是扬兵邛部，而汉将大奔；回旆昆明，倾城稽颡。”
三四两次，因既为“赞普钟”，不得不协同吐蕃出兵。
所有上述争战，都是杨国忠一伙想灭掉南诏国，“妄邀边功”；也是当时的唐皇室及朝廷不“君臣一德，内外无欺”，而致使“奸佞乱常，抚虐生变”的结果。
“君臣一德，内外无欺”的治国之道，从《南诏德化碑》的有关记述，包括三个层次：一、君臣一德，必须内地与边疆一样看待和对待，才能实现；二、君臣一德，必须中央大吏与地方官员一样相信和任用，才能实现；三、君臣一德，必须不在地方之间及地方官员之间制造事端，不扶此抑彼，才能实现。如果让“奸佞乱常”，这里涉及的是边疆行政政策和民族干部政策问题，很重要，事关国家各地、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与稳定。作为上，准绳是“无欺”，原则是不能“抚虐”；作为下，关键是不能“妄国家大计”而“矫伪居心”，行“妄奏是非”，“尚行反间”，“务求进官荣”等阴私。
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边疆行政及干部问题，始终是治国的两大重要问题，事关安定团结，统一和谐，发展稳定，乃至“兴衰成败”。
2、阐三教，宾四门——重教尊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文化、科技的发展，而这都又取决于教育。古代的教育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南诏国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阐三教”的态度，即道、儒、释、巫等均允许设馆收徒，阐发弘扬，这说明其在教育文化上的需要及大气。一个国家、地方要兴旺发达，闭关自守、思想僵化是不行的，必须学术繁荣，人才辈出，这就需要“阐三教”，即让各种思想文化、宗教派别百花齐放。而要做到这一点，应当“宾四门”，即尊重到“四门馆”当博士、助教，掌教的教员，切实给予“宾客”的礼遇。也就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新。南诏国不仅“阐三教，宾四门”，还与各国商贾来往贸易；并有十多个国家的使节来仪，历史上有名的“五华楼”，就是当时的国宾馆。教育，思想、文化、科技的繁荣程度，对外开放以及与时俱进的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军事、政治的水平。社会发育整合的程度，是治国的基本之策，不可违背。所以，南诏国的王族“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对官员、社会，要求“修文习武”；对拓疆的新区，则“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以此来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及科学文化素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有好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的人类共同体，便会产生较好的技术、科学，然后是文化，最后是教育，相应便会有较多的人才，从而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后来，约于12世纪中叶，以大学的诞生，尤其是17世纪现代大学的诞生为标志，为契机，则反了过来，首先，必须有好的教育，然后，才会有好的人才，有好的文化，并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形成好的符合实际的思想、及较强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但不论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教育不论对个人的人生，还是对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南诏国在1000多年前，作为一个边疆羁縻蕃国，就“阐三教，宾四门”，即重教崇文，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对外开放，兼容并包，实在难能可贵，发人深省。
3、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统筹全面南诏国经“天宝之战”的被讨后，经过短期的巩固及休整，于赞普钟十一年开始，用约四年的时间进行“西开寻传”及“东统东偏”的开疆拓土作为。由于采用的是“耀以威武，喻以文辞”的方略，“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的举措。结果，“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颁告所及，翕然俯从。”因而，“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且于赞普钟“十四年春，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于是，“坐南面而称孤，统东偏而作主。”并实施“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的治国方略。
当时，所谓“礼”，即制度、规范。所以，“通三才而制礼”，意为执政者的知识、品德要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天道、地道、人道，并依“三道”而制定制度及采取举措，即现在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中国传统文化，自古非常强调通“三才”、符“三道”，很有道理。这是人民对为君、为王、为帝、为领导者的企盼；这是为君、为王、为帝、为领导者，应有的自觉的能力要求和修养目标。当下和今后，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难道不是更加需要吗?执政者，无不面对宇宙（天）大环境，地球（地）小环境，人类（人）的社会环境的客观存在和发展变化。问题在于要“通三才”之道（状态、规律），“三才”客观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对不断变化的“三道”，永远需要不断地探究、把握和遵循。在人类的活动已超出地球，进入了“航天时代”的今天，人类不仅对地球，而且对宇宙的探究、开发的影响已越来越深广。从全人类的角度，从可持续的角度，从大协调的角度等，“通三才而制礼”，应该说，更加具有时代的意义。已蕴含着领导者应有的德、能、勤、绩标准和执政的全部要求。《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显然，用六府以经邦，意即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及其相生相克的内在规律，发展生产以满足国计民生。
4、易贫成富，徙有之无——以民为本《南诏德化碑》这么说，不无自誉的味道，但“易贫成富”，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是对的。公民政治、公共管理的精髓：循道、诚信、平衡。执掌政权，治理国家，承担公务，归根结底，一是能否“循道”而有效地发展经济，推进社会；二是能否“诚信”而求真务实，说到做到；三是能否通过“徙有之无”的“平衡”，而使各种利益冲突或差异保持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南诏国疆土，北达四川西南部，西达缅甸北部，东达贵州、广西西部，南达南亚诸国北部，不仅地域广大，地形多样，而且民族众多。由于实施“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及“信及豚鱼，恩沾草木”的治国举措，效果卓著。《南诏德化碑》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遏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即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引流，把较高的土地开垦为农业生产的田地；修筑水库，以便下浇和建立林园等产业。二是“家饶五亩之桑”，每家仅蚕桑就多于五亩。作为农业社会，有了上述两项“为民置产”的举措，不仅民众温饱没有问题，而且，“国贮九年之廪”。百姓安居乐业，才能民富国强。任何时候，为民置产，解决就业，让每个家庭生活无虑是治国的根本。三是“易贫成富”，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没有一点贫富差异，不可能，做不到。但差异不可太大，尤其是贫富两头的比重不能大，要中产阶层大，贫富两头小。这样的社会才是最稳定的，才会健康、持续发展。执政的精髓，在于平衡，并把握好时、空、度。所以，要扶贫，要“易贫成富”，关心弱势群体。四是“徒有之无”，各地的物产并不完全一样，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何况还有丰欠之年等问题。因此，要调节、平衡有无与丰欠，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且，这些民众利益，以人为本的工作，要“信及豚鱼，恩沾草木”，即诚信和恩德要遍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有关工作要客观公正，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五是“珍帛之惠，遍及耆年”，人总是要老的，老人、残疾人等是社会弱势群体，也永远存在，应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爱和必要的物质扶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建设和谐社会。尊老、爱幼、助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进一步弘扬。敬老、教育、就业、医保、安居及残疾人事业等工作已在我国得到重视。易贫成富，共同富裕，是社会健康、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务、执政的永恒目标。
5、以危易安，亲仁善邻——谋求和平 “以危易安”是目的，是结果。“亲仁善邻”是原则，是态度。“亲仁善邻国之宝”，即亲近仁德的国家及国际友人和处理好邻国间的友善和睦关系，是国家安全“之宝”（重要保障）。这是南诏国的经验之谈，“亲仁善邻”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思想，迄今仍放射着基本原则的智慧光芒。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必然面临“危”还是“安”的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重要的邻国关系。不必讳言，邻国之间，由于山水、民族、姻亲等关系，有时会因更多更直接的各种利益冲突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我国虽一再声明是“和平崛起”，但不理解者有之，有意诽谤者有之，怀疑恐惧者有之，正面临着许多变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治理国家，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以危易安，转祸为福”。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安全的、和平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为此，要“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战术上有保障的国防力量；而战略上努力做到“高视则卓尔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
国际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世界形势，国际关系，总会不断地变化。因此，要“亲仁善邻”地去做好国际外交工作。国家安全是目标，共同发展是路子。“弱国无外交”，在有恰当的国防战略与国防实力的基础上，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以危易安”，尽可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话以化解纠纷，为复兴中华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6、务德，不以力争——修德化民“汉不务德，而以力争。”这是针对唐朝天宝年间一再发兵征讨，想灭掉南诏国说的。但是，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其实，不论是国内矛盾，还是国际争端，为政要“务德”，解决问题，不应只靠权力、只动武力。作为治国者，必须明德，为政务德，以德行政，以德教化，即“修德化民”。要德通“三才”，德贯“三道”地创立理论，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折不扣地执行，才能在治国上“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也才可能达到“有国而致理”，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其它国家皆“心仪向化”。如果官吏“贪荣构乱”，“诳惑中禁”，“事以贿成”，“共掩天听”，“背好贪功”，“无上无君”，“忘国家大计”等或弄权或谋私，而使“政乖”，以至“不务德，而以力争”，则只会脱离人民，祸国殃民。
7、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执政境界“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这是《南诏德化碑》对蒙阁逻凤的颂扬，也是对后世的激励。这也应该是所有执政者的应有境界。蒙阁逻凤实现了什么样的“致理”呢?《南诏德化碑》的记述是：“于是，犀象珍奇，贡献毕至”，即有向心力，凝聚力；“东西南北，烟尘不飞”，即和平、安定；“遐迩无剽掠之虞，黔首有击鼓之泰”，即社会和谐，国泰民安；“春云布而万物普润，霜风下而四海飒秋”，即社会公正、利益均衡；“化及有土，业著无疆”，即普遍进步，全面发展，可谓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其实，执政者都想把国治好，但是，要真正治好并不容易。首先，当然要有“有国而致理”的追求，并认真实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两手方略，缺一不可。法治属他律，是外因；德治是自律，属内因。不论法治还是法制，制、治的主要对象，是手握公众权力的各级政府及官吏，即操纵社会方方面面的实力人物及强势人群，而不是普通的广大平民百姓。所以，执政者不仅需要树立“执政为民”、“让民作主”、“受民监督”的观念；而且要眼睛向下，“执政一方，造福于民”。如果国家机关的领导都这么想，这么学，这么做，而且按正确的治国理念、治国之道行政，国家必然会“致理”，也才会“致理”。
责任编辑 王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