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自白：
做记者的三十年里，我一直跑在中国文化现场一线。涵盖的采访对象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王蒙、刘心武、卢新华、贾平凹、冯骥才、韩少功、王安忆、张炜、刘震云、池莉……以及“先锋文学”，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潘军、孙甘露、迟子建、林白、陈染……两千年前后的“新写实”与“新生代”，毕飞宇、邱华栋、韩东、东西、李洱、红柯、麦家……关于电影的访谈，有艺术到商业化之间的转变，有电影电视剧导演、演员、学者是如何适应时代对话的，谢晋、孙道临、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徐克、吴宇森、关锦鹏、李少红、顾长卫、贾樟柯、赵宝刚、张黎、戴锦华、尹鸿、任仲伦、刘和平、陈道明、王志文、濮存昕、葛优、陈冲、邬君梅、吴倩莲、蒋雯丽、茅威涛、徐帆、周迅……还有做戏剧的导演田沁鑫、林兆华、孟京辉，艺术家吴冠中、陈丹青、徐冰、蔡国强、方力钧、刘小东、谭盾、王潮歌……
以上的这些人物，我采访了不下十多次，也惺惺相惜，最后成为师友，甚至知己。在我眼里，他们构成了这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化地理版图。
三十多年风雨兼程，我一直走在中国的文化现场，触摸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心跳。如今人生半百，做记者三十多年，也算有了些见识。现在，我把师友们一个个从岁月的长河里打捞出来，放在了《西湖》的专栏里。
我想做一个伟大的记者。
做新闻当记者之前，我的职业梦想是当作家。仔细想一想，这大概与我受父亲的影响有关。我父亲自幼喜欢读书，喜欢舞文弄墨。打我小时候起，就记得家里到处都是书。除了父亲的书房外，客厅、厨房、卧室的床头柜，甚至厕所，摆放的都是书。在空闲没事的时候，父亲、母亲手里都捧着一本书或者是某本文学杂志。
大约在中学时代起，父亲就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在当时所在的县区，也算是小有名气。后来，先是“伤痕文学”，接着是因为思潮解放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父亲那种总是盯着自己家族或者是脚站立的那块土地上人们的悲欢离合、受传统古典小说影响很深的小说，根本就不曾被变革的文坛所接受。父亲先写小说，后来转为民间故事和科幻故事创作，也在湖北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不管在云夢，还是在孝感地区，他也算小有名气，因为经常给《中国农民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写稿，地区的《孝感报》也聘请他去当记者，但到最后，考虑再三他都没有去。原因很简单：“记者会采访作家，为很多人服务，作家可能采访记者吗？”父亲看不起新闻这个行当。
或许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和哥哥、妹妹都爱看书。很自然地，在小学时代，我在语文上的天赋已经显露无疑，两节语文课，我半个小时写好的作文已经交掉，基本上都是满分。我初一时，作文已经登上了学校的黑板报。高中时，已经开始在《作文通讯》、《中外少年》、《金色年华》、《少年文艺》等杂志发表诗歌和散文。
大学时代，我参与了校刊、诗社的活动，也在《大学生》、《青年报》、《金田》、《诗神》、《山花》、《作家》、《大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
与此同时，父亲对写作经历了从希望到放弃。看着家里厚厚的小说文稿，还有如山高的文学杂志，父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文学了。也许是被退稿的次数多了，加上要抚养4个孩子的压力，父亲最后远离了书桌，远离了黑夜，远离了昏黄的灯下写作，开始踏踏实实地工作和生活。从文化馆的创作员到教师到地方剧团的编剧，最后到下岗回家到大街上去摆摊，父亲一步步后退，最后彻底被生活打败，变得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为生存而奔忙。
心高气傲的他，烟抽得越来越凶，酒也喝得越来越多，和母亲的感情也渐渐荒芜，他们在一起，就是无尽的争吵——很像我这代人对父母那代人的记忆，人们组建一个家庭，不能说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生存困难，他们很快被生活击碎。很快，父亲慢慢变成了职业彩迷，从最早的商场抽奖、体彩到今天的彩票，从晒着太阳读书看报到今天的打麻将摇骰子赌博。因为烟、酒的过度刺激，父亲的身体就败了下去，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了。他唯一的劳动也许就是偶尔帮助母亲给我哥的两个孩子做做饭。
但我知道，父亲是不甘心的。他后来把自己未竟的心愿，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他看了比我还高兴，很认真放在家里的书架上。他很希望我成为一个小说家，能够出人头地，加入作协，在他认为的一流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然后出书，在广播电台里被朗诵播出，最后拍成电影、电视剧。但在我的时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不被人关心的行当了。我在大学毕业后，曾经辞掉工作一年，在租来的房屋里从事自由写作。但问题是，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也越来越少，小说、散文的稿费只有千字50元，诗歌的稿费就更少了。这样的写作其实一点也不自由，我微薄的积蓄很快在交完一年房租后见底了。为了维持生计，我最后去报馆做了一名记者。
从1993年起，在不同的时期，我曾经为《今日名流》、《沿海经济时报》、《青年报》工作，在做社会新闻的同时，我给《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文学报》写固定或者不定期的文学专栏，在《山花》、《作家》等杂志开始连续发表作家专访，在上海的文化圈和文学圈内慢慢也算小有名气。我记得，那时我还在《南方周末》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梁晓声的专访，当时的编辑是朱强。
1996年，我去了北京，当时卖羊毛衫的袁杰伟刚刚改行做出版，挂靠南海出版公司成立了第八编辑部，经《文学报》的副总编陈志强介绍，我在他那里当了一名策划编辑。在出版了《河的第三条岸》等书后，我们又出版了余华的新版《活着》。余华那时刚刚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趁这个机会我们给他出了个《活着》的新版本。没想到这个版本异常畅销，连着卖了十几万册。之前，《活着》前两个版本的印数也就在一万左右。后来，余华把《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给了我们，连着出版了南海版的新版，居然都卖得不错。
1998年，经刘毅然介绍，我到《音乐生活报》做了文化周刊的头版“观潮”的编辑。这家周报当时由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轻音乐学会主办，当时的总编辑是黄燎原，社长郭向鹰。这家报社当时的经营陷入困境，工资也不高，长期拖欠稿费。但因为黄燎原的缘故，一批浪迹北京不得志的艺术青年都进了这家报纸，比如狗子、江熙、科尔沁夫、公路等人，大家的打算都差不多，谋份差事养活自己，顺便继续自己的艺术梦想。 当时分管文化的是张桨，一个山东的复员军人，写报告文学的文学爱好者。在他的默许下，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感，“观潮”版的选题策划和采写都是我一个人，涉及音乐、艺术、文学，连续两年，我一直是《音乐生活报》发稿量最大的记者。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新闻的敏感应该是那个时期造就的。作为周报，我们的选题，除了音乐圈的文章外，其他的来自个人资源的积累，以及从日报、期刊杂志上找来的材料，我们再进行二度创作。
最后，因为投资商和当时社长的利益问题冲突，文化周刊停刊，我去了《北京文学》编小说，每周上两天班。经《中华工商时报》的邱华栋推荐，去了刚创办的《科学时报·今日生活》周刊工作。这份周刊实际上是离开《中华工商时报》的陈西林、杨文利两人拉来社会投资主办的。在那里我认识了后来到《南方周末》成为同事的李虎军。这份周刊的生命极为短暂，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靠着军事、时政加娱乐新闻，还有彩色印刷和大照片特写，重视渠道和发行，从无到有，最后做到了在北京零售发行量达40万份。
作为文化副刊的编辑，我当时采写的关于姜文和作家尤凤伟打官司的《“鬼子来了”侵权案调查》和袁始人编辑的一组批评冯小刚电影的稿子，后来导致冯小刚上门挑衅叫骂，在当时影响很大。可惜好景不长，作为主管方的中国科学院担心走军事、时政方向有问题，最后中国科学院决定停办“今日生活周刊”。
在由哈尔滨报业集团于北京创办的《家报》短暂过渡后，我跳槽到了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阅读导刊》当记者，这个周报是利用新华书店所属的《社科新书目》增刊名义办的，由《中国图书商报》创办人张维特主编，靠着沈浩波、李师江等几个北师大毕业生，我们办了一张不同于《中华读书报》和《中国图书商报》的图书文化周报。我们把书的概念放大，强调“世界是一本书，中国是一本书”，话题最后落在社会热点和文化热点，还有专门的人物、文学、电影、时尚、批评等版面，真的是一份活色生香的彩色印刷报纸。这个报纸不到一年，当时被刘波的诚诚文化看中，准备和新华书店音像发行所一起收购，最后因为资金问题停刊。
报纸做到绝望，我想不如彻底去赚钱，我去了席殊新办的旌旗网出任文学频道主编，后来又担任《好书》杂志主编。那是我离财富最近的距离，如果旌旗当时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我的期权也至少应该值身价百万了。当时旌旗网、当当网、卓越网三家网上书店，旌旗才是老大。就在我满心期望的时候，纳斯达克崩溃，旌旗上市的梦想也破碎，席殊白花了几十万美金。网上书店不赚钱，完全赚个吆喝，上市不成，我和于奇等高工资的外聘人马立即被辞退。
此后，我又经历了短暂时期的《新潮》和《经济观察报》。前者是纯粹艺术杂志，由成都一家地产商投钱，由徐晓、张远山和我、徐晋如等4人操办，我在那里待了3个月，发现投资商派来的管理团队是原来的房产开发商，根本不懂杂志，做了一期试刊后，我不感兴趣选择退出，后来栗宪庭和吴文光接手;《经济观察报》由山东三联投钱，来自《中华工商时报》的何力操办，我和杨文利再度合作，执掌副刊部。两家都是新单位，后者为了省钱，连画版的美术编辑都没有，我做了几期试刊，便匆匆告别而去。
此后，我被安妮宝贝、陈村推荐，和朱威廉谈了两次，去了上海的“榕树下”，担任图书出版部主编，负责杂志策划和图书出版。结果朱威廉当时根本没钱，我待了8个月，眼看着朱威廉在贝塔斯曼和诚诚文化之间摇摆，前者出200万美金，收购70%的股份;后者吹牛说给400万美金，还承诺把《希望》、《舞台与银幕》等诚诚旗下刊物和提速出版全部交给朱威廉管理，结果到最后鸡飞蛋打，贝塔斯曼榕树下背信弃义中止洽谈;诚诚文化那边刘波收购榕树下的议案在董事局未能通过而告吹，榕树下最后贬值以近乎白送的价钱卖给了贝塔斯曼。
2002年，我再度回到北京，和呼延华合作，帮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贝贝特出版公司策划了“电影馆”和“雅典娜童书小经典”等丛书。这年冬天，我来到了《南方周末》文化部。然后工作了13年。
这家报社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通过和他们的合作，锻炼自我的业务能力，从一个采访的准备功课、提纲的设置，到现场的采访技巧，还有后期的写作，我都获益匪浅。
这些年里，我采访了两百多位名人名家，印象强烈，对我有直接影响力的人，其中包括叶永烈、金庸、王蒙、余华、刘震云，王志文、陈道明、周迅，姜文、张艺谋、贾樟柯，方力钧、徐冰和陈丹青。他们对我的影响，除了阅读和眼界提升上，更多是在工作的认真和敬业上，让我知道，人生和命运，其实都与工作认真有关，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除了写新闻，我也开始写特稿和非虚构。回想当年，最遗憾的是为提升自我、打开原有界限、花大力气的特稿专题《黑户三十年》，最终却没有发表出来。好在最后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还入选了那一年的中国纪实文学作品选。
人过四十，渐渐知道自己的长与短，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念头。如果写小说、散文，凭着自知之明，我顶多算个三流的，但如果把精力花在新闻上，做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有可能做到一流。
《北京青年报》的陈徒手，《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李辉，是在文化新闻报道领域里，对我有示范性作用的前辈同行。我同意海明威和马尔克斯的说法，一个好的小说家，年轻的时候，都应该做几年记者，对他身处的世界和社会有真正的了解，知晓这世界大部分人的生存处境。海明威和马尔克斯，年轻的时候都做过新闻工作，当过记者，两个人也有杰出的非虚构写作和新闻作品。
在《海明威新闻集》里，记者海明威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刻画人物完全凭借“事实”，即叙述人物本身的行动和言语，描述了战争前线、渔猎生活等精彩场景。欧洲战争中，海明威担任驻外记者，对欧亚战场的报道，内容涉及西班牙内战、二战中的中国、印度殖民地、马德里战争等，体现出他对局势的独特观察。海明戚通过对话使他的新闻故事具有戏剧性的特点，报道文章中的喜剧元素会让那些仅了解他说故事的人感到惊讶。
马尔克斯一生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结集出版的有《1948—1952年报道文集》、《1954—1955年报道文集》、《1955—1960年報道文集》、《1974—1995年报道文集》及《1980—1984年报道文集》。其中，《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的系列报道，揭露了一项政府丑闻，引起社会轰动。
马尔克斯对这位海难幸存者进行了为期二十天、每天六小时的采访，以妙笔再现了船员扣人心弦的十天漂流历程，《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创造了轰动全国的报业传奇，作品成为了非虚构的杰出典范。
“我为文学和新闻之间的关系着迷。我在哥伦比亚以记者身份踏上了职业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我一直都是一个记者。新闻工作帮助我与现实保持联系，这一点对文学来说至关重要。”马尔克斯曾说，记者和小说家的工作都是为了找出真相，我一直认为我最好的职业经历是记者。
一个合格的非虚构作者，他应该拥有优秀记者的新闻采访能力，能够与很多人打交道，知道什么是大鱼，有价值的主题，知道事物的复杂性，任何事件背后都有不那么简单的缘由;同时，他有小说家杰出的虚构能力，还原现场的观察能力，掌握不同的叙述能力和写作技巧，还能够写出精彩、与众不同的故事，写出入木三分、让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来。
眼下，中国社会正在飞速发展当中，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给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提供了太多好的故事。上世纪的普利策新闻奖，很多获奖作品和中国当下的同类社会事件比起来不算什么。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拐卖妇女儿童等问题，对非虚构写作者来说是富矿。
写作者能不能深耕细作，花大量的精力，去完成有力量的作品？我们能不能抓住重点，有没有才华，能不能认真吃苦，遵守非虚构写作的规范，没有虚构和失实，记录这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经历，讲述他们在大时代的遭遇下，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故事？
这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挑战。
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这代新闻人，经历了手稿书写时代、电波传真排版印刷，又经历了互联网电子阅读时代，未来究竟会怎么样？我也很好奇。作为新闻人，我经历了这些变化，也参与了这些变化，成为这个时代和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已经快五十岁了，在写作上刚刚步入成熟期，在新闻写作的道路上，我还有很多可能性，也有好奇心，我想走得更远。
但我的父亲并不因此为我自豪和骄傲。他知道，我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文学梦想了。
我想对他说，我其实是在用新闻写着真正的小说。不是吗？我们在用自己的笔，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记录着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这一代人。今天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小说吗？
做记者的三十年里，我一直跑在中国文化现场一线。涵盖的采访对象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王蒙、刘心武、卢新华、贾平凹、冯骥才、韩少功、王安忆、张炜、刘震云、池莉……以及“先锋文学”，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潘军、孙甘露、迟子建、林白、陈染……两千年前后的“新写实”与“新生代”，毕飞宇、邱华栋、韩东、东西、李洱、红柯、麦家……关于电影的访谈，有艺术到商业化之间的转变，有电影电视剧导演、演员、学者是如何适应时代对话的，谢晋、孙道临、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徐克、吴宇森、关锦鹏、李少红、顾长卫、贾樟柯、赵宝刚、张黎、戴锦华、尹鸿、任仲伦、刘和平、陈道明、王志文、濮存昕、葛优、陈冲、邬君梅、吴倩莲、蒋雯丽、茅威涛、徐帆、周迅……还有做戏剧的导演田沁鑫、林兆华、孟京辉，艺术家吴冠中、陈丹青、徐冰、蔡国强、方力钧、刘小东、谭盾、王潮歌……
以上的这些人物，我采访了不下十多次，也惺惺相惜，最后成为师友，甚至知己。在我眼里，他们构成了这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化地理版图。
三十多年风雨兼程，我一直走在中国的文化现场，触摸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心跳。如今人生半百，做记者三十多年，也算有了些见识。现在，我把师友们一个个从岁月的长河里打捞出来，放在了《西湖》的专栏里。
我想做一个伟大的记者。
做新闻当记者之前，我的职业梦想是当作家。仔细想一想，这大概与我受父亲的影响有关。我父亲自幼喜欢读书，喜欢舞文弄墨。打我小时候起，就记得家里到处都是书。除了父亲的书房外，客厅、厨房、卧室的床头柜，甚至厕所，摆放的都是书。在空闲没事的时候，父亲、母亲手里都捧着一本书或者是某本文学杂志。
大约在中学时代起，父亲就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在当时所在的县区，也算是小有名气。后来，先是“伤痕文学”，接着是因为思潮解放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父亲那种总是盯着自己家族或者是脚站立的那块土地上人们的悲欢离合、受传统古典小说影响很深的小说，根本就不曾被变革的文坛所接受。父亲先写小说，后来转为民间故事和科幻故事创作，也在湖北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不管在云夢，还是在孝感地区，他也算小有名气，因为经常给《中国农民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写稿，地区的《孝感报》也聘请他去当记者，但到最后，考虑再三他都没有去。原因很简单：“记者会采访作家，为很多人服务，作家可能采访记者吗？”父亲看不起新闻这个行当。
或许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和哥哥、妹妹都爱看书。很自然地，在小学时代，我在语文上的天赋已经显露无疑，两节语文课，我半个小时写好的作文已经交掉，基本上都是满分。我初一时，作文已经登上了学校的黑板报。高中时，已经开始在《作文通讯》、《中外少年》、《金色年华》、《少年文艺》等杂志发表诗歌和散文。
大学时代，我参与了校刊、诗社的活动，也在《大学生》、《青年报》、《金田》、《诗神》、《山花》、《作家》、《大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
与此同时，父亲对写作经历了从希望到放弃。看着家里厚厚的小说文稿，还有如山高的文学杂志，父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文学了。也许是被退稿的次数多了，加上要抚养4个孩子的压力，父亲最后远离了书桌，远离了黑夜，远离了昏黄的灯下写作，开始踏踏实实地工作和生活。从文化馆的创作员到教师到地方剧团的编剧，最后到下岗回家到大街上去摆摊，父亲一步步后退，最后彻底被生活打败，变得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为生存而奔忙。
心高气傲的他，烟抽得越来越凶，酒也喝得越来越多，和母亲的感情也渐渐荒芜，他们在一起，就是无尽的争吵——很像我这代人对父母那代人的记忆，人们组建一个家庭，不能说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生存困难，他们很快被生活击碎。很快，父亲慢慢变成了职业彩迷，从最早的商场抽奖、体彩到今天的彩票，从晒着太阳读书看报到今天的打麻将摇骰子赌博。因为烟、酒的过度刺激，父亲的身体就败了下去，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了。他唯一的劳动也许就是偶尔帮助母亲给我哥的两个孩子做做饭。
但我知道，父亲是不甘心的。他后来把自己未竟的心愿，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他看了比我还高兴，很认真放在家里的书架上。他很希望我成为一个小说家，能够出人头地，加入作协，在他认为的一流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然后出书，在广播电台里被朗诵播出，最后拍成电影、电视剧。但在我的时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不被人关心的行当了。我在大学毕业后，曾经辞掉工作一年，在租来的房屋里从事自由写作。但问题是，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也越来越少，小说、散文的稿费只有千字50元，诗歌的稿费就更少了。这样的写作其实一点也不自由，我微薄的积蓄很快在交完一年房租后见底了。为了维持生计，我最后去报馆做了一名记者。
从1993年起，在不同的时期，我曾经为《今日名流》、《沿海经济时报》、《青年报》工作，在做社会新闻的同时，我给《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文学报》写固定或者不定期的文学专栏，在《山花》、《作家》等杂志开始连续发表作家专访，在上海的文化圈和文学圈内慢慢也算小有名气。我记得，那时我还在《南方周末》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梁晓声的专访，当时的编辑是朱强。
1996年，我去了北京，当时卖羊毛衫的袁杰伟刚刚改行做出版，挂靠南海出版公司成立了第八编辑部，经《文学报》的副总编陈志强介绍，我在他那里当了一名策划编辑。在出版了《河的第三条岸》等书后，我们又出版了余华的新版《活着》。余华那时刚刚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趁这个机会我们给他出了个《活着》的新版本。没想到这个版本异常畅销，连着卖了十几万册。之前，《活着》前两个版本的印数也就在一万左右。后来，余华把《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给了我们，连着出版了南海版的新版，居然都卖得不错。
1998年，经刘毅然介绍，我到《音乐生活报》做了文化周刊的头版“观潮”的编辑。这家周报当时由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轻音乐学会主办，当时的总编辑是黄燎原，社长郭向鹰。这家报社当时的经营陷入困境，工资也不高，长期拖欠稿费。但因为黄燎原的缘故，一批浪迹北京不得志的艺术青年都进了这家报纸，比如狗子、江熙、科尔沁夫、公路等人，大家的打算都差不多，谋份差事养活自己，顺便继续自己的艺术梦想。 当时分管文化的是张桨，一个山东的复员军人，写报告文学的文学爱好者。在他的默许下，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感，“观潮”版的选题策划和采写都是我一个人，涉及音乐、艺术、文学，连续两年，我一直是《音乐生活报》发稿量最大的记者。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新闻的敏感应该是那个时期造就的。作为周报，我们的选题，除了音乐圈的文章外，其他的来自个人资源的积累，以及从日报、期刊杂志上找来的材料，我们再进行二度创作。
最后，因为投资商和当时社长的利益问题冲突，文化周刊停刊，我去了《北京文学》编小说，每周上两天班。经《中华工商时报》的邱华栋推荐，去了刚创办的《科学时报·今日生活》周刊工作。这份周刊实际上是离开《中华工商时报》的陈西林、杨文利两人拉来社会投资主办的。在那里我认识了后来到《南方周末》成为同事的李虎军。这份周刊的生命极为短暂，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靠着军事、时政加娱乐新闻，还有彩色印刷和大照片特写，重视渠道和发行，从无到有，最后做到了在北京零售发行量达40万份。
作为文化副刊的编辑，我当时采写的关于姜文和作家尤凤伟打官司的《“鬼子来了”侵权案调查》和袁始人编辑的一组批评冯小刚电影的稿子，后来导致冯小刚上门挑衅叫骂，在当时影响很大。可惜好景不长，作为主管方的中国科学院担心走军事、时政方向有问题，最后中国科学院决定停办“今日生活周刊”。
在由哈尔滨报业集团于北京创办的《家报》短暂过渡后，我跳槽到了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阅读导刊》当记者，这个周报是利用新华书店所属的《社科新书目》增刊名义办的，由《中国图书商报》创办人张维特主编，靠着沈浩波、李师江等几个北师大毕业生，我们办了一张不同于《中华读书报》和《中国图书商报》的图书文化周报。我们把书的概念放大，强调“世界是一本书，中国是一本书”，话题最后落在社会热点和文化热点，还有专门的人物、文学、电影、时尚、批评等版面，真的是一份活色生香的彩色印刷报纸。这个报纸不到一年，当时被刘波的诚诚文化看中，准备和新华书店音像发行所一起收购，最后因为资金问题停刊。
报纸做到绝望，我想不如彻底去赚钱，我去了席殊新办的旌旗网出任文学频道主编，后来又担任《好书》杂志主编。那是我离财富最近的距离，如果旌旗当时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我的期权也至少应该值身价百万了。当时旌旗网、当当网、卓越网三家网上书店，旌旗才是老大。就在我满心期望的时候，纳斯达克崩溃，旌旗上市的梦想也破碎，席殊白花了几十万美金。网上书店不赚钱，完全赚个吆喝，上市不成，我和于奇等高工资的外聘人马立即被辞退。
此后，我又经历了短暂时期的《新潮》和《经济观察报》。前者是纯粹艺术杂志，由成都一家地产商投钱，由徐晓、张远山和我、徐晋如等4人操办，我在那里待了3个月，发现投资商派来的管理团队是原来的房产开发商，根本不懂杂志，做了一期试刊后，我不感兴趣选择退出，后来栗宪庭和吴文光接手;《经济观察报》由山东三联投钱，来自《中华工商时报》的何力操办，我和杨文利再度合作，执掌副刊部。两家都是新单位，后者为了省钱，连画版的美术编辑都没有，我做了几期试刊，便匆匆告别而去。
此后，我被安妮宝贝、陈村推荐，和朱威廉谈了两次，去了上海的“榕树下”，担任图书出版部主编，负责杂志策划和图书出版。结果朱威廉当时根本没钱，我待了8个月，眼看着朱威廉在贝塔斯曼和诚诚文化之间摇摆，前者出200万美金，收购70%的股份;后者吹牛说给400万美金，还承诺把《希望》、《舞台与银幕》等诚诚旗下刊物和提速出版全部交给朱威廉管理，结果到最后鸡飞蛋打，贝塔斯曼榕树下背信弃义中止洽谈;诚诚文化那边刘波收购榕树下的议案在董事局未能通过而告吹，榕树下最后贬值以近乎白送的价钱卖给了贝塔斯曼。
2002年，我再度回到北京，和呼延华合作，帮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贝贝特出版公司策划了“电影馆”和“雅典娜童书小经典”等丛书。这年冬天，我来到了《南方周末》文化部。然后工作了13年。
这家报社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通过和他们的合作，锻炼自我的业务能力，从一个采访的准备功课、提纲的设置，到现场的采访技巧，还有后期的写作，我都获益匪浅。
这些年里，我采访了两百多位名人名家，印象强烈，对我有直接影响力的人，其中包括叶永烈、金庸、王蒙、余华、刘震云，王志文、陈道明、周迅，姜文、张艺谋、贾樟柯，方力钧、徐冰和陈丹青。他们对我的影响，除了阅读和眼界提升上，更多是在工作的认真和敬业上，让我知道，人生和命运，其实都与工作认真有关，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除了写新闻，我也开始写特稿和非虚构。回想当年，最遗憾的是为提升自我、打开原有界限、花大力气的特稿专题《黑户三十年》，最终却没有发表出来。好在最后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还入选了那一年的中国纪实文学作品选。
人过四十，渐渐知道自己的长与短，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念头。如果写小说、散文，凭着自知之明，我顶多算个三流的，但如果把精力花在新闻上，做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有可能做到一流。
《北京青年报》的陈徒手，《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李辉，是在文化新闻报道领域里，对我有示范性作用的前辈同行。我同意海明威和马尔克斯的说法，一个好的小说家，年轻的时候，都应该做几年记者，对他身处的世界和社会有真正的了解，知晓这世界大部分人的生存处境。海明威和马尔克斯，年轻的时候都做过新闻工作，当过记者，两个人也有杰出的非虚构写作和新闻作品。
在《海明威新闻集》里，记者海明威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刻画人物完全凭借“事实”，即叙述人物本身的行动和言语，描述了战争前线、渔猎生活等精彩场景。欧洲战争中，海明威担任驻外记者，对欧亚战场的报道，内容涉及西班牙内战、二战中的中国、印度殖民地、马德里战争等，体现出他对局势的独特观察。海明戚通过对话使他的新闻故事具有戏剧性的特点，报道文章中的喜剧元素会让那些仅了解他说故事的人感到惊讶。
马尔克斯一生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结集出版的有《1948—1952年报道文集》、《1954—1955年报道文集》、《1955—1960年報道文集》、《1974—1995年报道文集》及《1980—1984年报道文集》。其中，《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的系列报道，揭露了一项政府丑闻，引起社会轰动。
马尔克斯对这位海难幸存者进行了为期二十天、每天六小时的采访，以妙笔再现了船员扣人心弦的十天漂流历程，《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创造了轰动全国的报业传奇，作品成为了非虚构的杰出典范。
“我为文学和新闻之间的关系着迷。我在哥伦比亚以记者身份踏上了职业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我一直都是一个记者。新闻工作帮助我与现实保持联系，这一点对文学来说至关重要。”马尔克斯曾说，记者和小说家的工作都是为了找出真相，我一直认为我最好的职业经历是记者。
一个合格的非虚构作者，他应该拥有优秀记者的新闻采访能力，能够与很多人打交道，知道什么是大鱼，有价值的主题，知道事物的复杂性，任何事件背后都有不那么简单的缘由;同时，他有小说家杰出的虚构能力，还原现场的观察能力，掌握不同的叙述能力和写作技巧，还能够写出精彩、与众不同的故事，写出入木三分、让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来。
眼下，中国社会正在飞速发展当中，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给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提供了太多好的故事。上世纪的普利策新闻奖，很多获奖作品和中国当下的同类社会事件比起来不算什么。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拐卖妇女儿童等问题，对非虚构写作者来说是富矿。
写作者能不能深耕细作，花大量的精力，去完成有力量的作品？我们能不能抓住重点，有没有才华，能不能认真吃苦，遵守非虚构写作的规范，没有虚构和失实，记录这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经历，讲述他们在大时代的遭遇下，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故事？
这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挑战。
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这代新闻人，经历了手稿书写时代、电波传真排版印刷，又经历了互联网电子阅读时代，未来究竟会怎么样？我也很好奇。作为新闻人，我经历了这些变化，也参与了这些变化，成为这个时代和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我已经快五十岁了，在写作上刚刚步入成熟期，在新闻写作的道路上，我还有很多可能性，也有好奇心，我想走得更远。
但我的父亲并不因此为我自豪和骄傲。他知道，我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文学梦想了。
我想对他说，我其实是在用新闻写着真正的小说。不是吗？我们在用自己的笔，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记录着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这一代人。今天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小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