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这篇拙作有以下三方面因素：芜湖有个大修厂的军工企业，专门修理歼6、歼7战斗机，我有个哥们儿从小长在修理厂的大院里，和我都是60后。一次，我偶然向他推荐贾樟柯的纪录片《二十四城记》，他很不屑，讲了他父亲70年代在厂里，只敲了三榔头，让一架军用飞机上天翱翔的故事，一下子撑起了我膨胀的创作欲望。岁月轮回，爱恨消长，我俩纵横捭阖，沟通得酣畅淋漓。他是中文系毕业，缱绻忘返，生活的琐碎，描摹得入心入肺，这成就了小说的框架和根。
　　其次，我出身医生世家，至今仍和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个远方亲戚在医院的专家心理科坐诊，从事病理临床三十余载，对文学他毫无兴趣，偶尔翻翻《圣经》，以排遣内心的垃圾情绪。每次面对我不依不饶的纠缠，他总是提醒我：顾城、海子、三毛这些作家虽是自杀，但诱因是重度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心理和精神疾病是人的脑神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当下的社会，有几千万在册的心理疾病患者，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所以他提醒我：人生如戏，入戏不要太深，每个人心里都有阴影，只是没有在特殊情景下被激活而已。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个同事多年前因为不堪精神、生活重压，最终以死解脱的病例，这似乎成了“我”和“张岩”的生活原型。
　　另外，长期在海关这个特殊行业里工作，面对的是反腐和防范执法风险的高压线，很多案例信手拈来。我很遗憾，因功力和“经验”有限，没有顾及到“管雷”和“韩军”这两个“道具”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从事基层和领导工作，对身边年轻人的精神轨迹和生活方式一直没有放弃跟踪，有时也混迹其中，嬉笑怒骂，其乐融融。这似乎又铸就了“张顺子”和“晋静”的性格。
　　我以为，人性中的善与爱是文学创作的永恒命题。我是不是太狠了一点，把“张岩”逼到生命的悬崖？太无能了一点，没有写出“晋静”和“我”人性中的崇高和温暖。这些都是我忐忑的，希望读者修正和完善。
　　感谢《文学港》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给我机会向读者如此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