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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相关经济数据的预测分析，结合重庆市199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考察重庆市在统筹城乡前后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得知：重庆市城乡金融的不均衡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中，金融发展效率的不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却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此为出发点，在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实现城乡间居民的共同富裕。
关键词：城乡统筹；金融非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4010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0年的2.57扩大到2010年的3.62，其中，2006年收入比达到最大为4.03。随着2007年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开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才得以逐年下降。尽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但毫不质疑的是，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金融结构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重庆市二元金融结构在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农村金融供给短缺、农村金融管理滞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此，重庆市政府加快统筹城乡步伐，促进城市化的实现，推进城乡金融的同步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期为政府有效制定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广泛而长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因素早已被诸多学者所证实。然而直到1990年，部分经济学家才开始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对这一领域进行首次探索的是Greenwood & Jovanovic利用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模型进行动态分析，论证了三者间的关系，指出在起步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不过在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得到改善［1］，但是，作者并未对此过程进行明确的划分。Townsend & Ueda在对前人成果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动态计量模型的构建，进一步讨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及路径变迁，其研究结论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曲线的存在［2］。这使得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外受到了推广和重视。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胡宗义、刘亦文论证了我国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函数关系［3］。而尹希果、陈刚等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未支持金融发展的“库兹涅茨效应”［4］。丁志国、赵晶等选取中国1985—2009年各省份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是先扩大再缩小［5］。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把注意力放在了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上，并对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金融发展扩大收入差距
Galor & Zeira认为，金融发展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在开始阶段金融市场制度的滞后无法与金融发展保持一致［6］。Dayal Gulati & Husain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差距的缩小起延缓作用，金融水平的提高促进地区间资产的转移，增加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可能［7］。国内学者杨德勇、初晓宁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出发，根据实证结论建议政府增强农村的经济基础，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8］。徐中生使用SVAR模型方法，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三方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长期以来，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金融发展初期［9］。夏传文、刘亦文从农村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规模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而金融效率的作用却相反。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与金融发展的均衡度密切相关［10］。孙永强、万玉琳建立PVEC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稳定和短期波动的关系。表明金融发展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11］。王修华、邱兆祥也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提高金融效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
（二）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Clark，Goerge等统计全球91个国家35年间的经济数据，通过引入基尼系数等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总结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流动到现代服务业的费用，重新调节自给农业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而缩小了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13］，但倒“U”型假说并没有得到有力解释。Jeanneney & Kpodar认为，尽管金融发展使贫困比例下降，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但金融的动态不确定性也使穷人原先所得的好处遭受侵害［14］。刘亭亭、刘传哲基于VAR模型及协整检验，从整体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三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31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结论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的关系为正，金融发展效率与其负相关［15］。
由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尚存在着明显分歧，尤其是以往多数研究没有对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差异性进行具体研究，本文基于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现状，尝试从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基础上，以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为视角，分析重庆市城乡统筹下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为研究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和提出政策建议。 三、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重庆市统筹城乡下二元金融结构特点是金融市场分割的现象得到逐步消除，城乡间收入差距得到控制。农村金融供给得到有效改善，使得金融效率与金融规模扩大，乡村地区分享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伴随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深化，近年来，重庆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迅速，并且在农村分布的服务网点更加均衡，推动了金融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一）变量定义
根据重庆市城乡统筹对社会经济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结合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度量标准，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适合充分反映重庆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加以运用。所选取的指标如下所示：
1.城镇化（LCIT）
郭军华认为，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城市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低时，加速城市化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6］。重庆市作为统筹城乡的试点区，为考察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故把城市化水平作为另外一项控制变量，该指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城乡收入差距（LINE）
基尼系数是度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最佳指标之一，它能较好地体现城乡收入差距程度。由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得，故采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其代理变量。乔海曙、陈力［1］，夏传文、刘亦文等在研究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5］。本文借鉴上述作者的做法，选取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行对比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为减小数据的剧烈波动性，故采取了对数化处理，实现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3.城乡固定资产投资（LCRI）
选取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可以与金融非均衡发展变量形成交互影响，反映变量间内在的互动关系，最终比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4.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LCRE）
金融的主要作用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因此用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比表示金融体系发展效率［6］。根据这个定义，选取城乡居民的存贷款总额来加以对比计算，作为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指标，最终比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5.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LCRS）
尽管在城乡统筹之后重庆市现有经济运行模式将会发生变化，但目前重庆市二元金融结构的特征依旧明显。因此，分别选取城乡银行贷款总额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GDP）进行对比来衡量各自的金融发展水平，然后比较其比重的大小，夏传文、刘亦文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最终比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6.对外贸易依存度（LDFT）
对外贸易水平也是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的“内陆开放高地”，对外贸易水平近年来增速显著。伴随着产业转移，产业逐渐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农村地区深入，这有可能对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最终比值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数据来源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经济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网站和《重庆统计年鉴》。城、乡贷款余额的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由于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根据中宏信息库的数据，在统计口径不一致时，在不引起数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下进行了适当调整。
其中，2011—2015年的数据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渝办发［2011］119号）①进行测算得到。对数化前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重庆市2011—2015年相关经济指标测算
年份对外贸易
依存度（%）城镇化
率（%）城乡收
入差距城乡固定资
产投资比金融发展效
率非均衡金融发展规
模非均衡201117.554.53.410.65.591.85201224.8563.29.95.121.7201332.157.538.74.771.58201438.5592.87.34.321.43201545.3602.586.14.01.3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减小可能产生的异方差的影响，先对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对数化，再确定所有变量是否平稳。运用Eviews6.0软件包进行ADF检验，遵照SIC标准取滞后阶数值。详细的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表2中所用变量的原值都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后呈平稳性，由此判定各变量的数据均为I（1）过程，结果完全符合协整的前提。
（二）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所有变量均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
①具体内容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分解下达全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主要指标落实责任的通知》和重庆市城乡统筹总体规划（2007－2020年）。关系。在基于SIC准则下选取变量LDFT、LCIT、LINE、LCRI、LCRE和LCRS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根据各个变量生成的特征，选择线性，确定趋势的模型检验。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ADF值5%的临界值Prob.结论LDFT-2.387 716-3.690 8140.372 5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DFT-2.877 977-1.961 4090.029 1拒绝原假设，平稳LCIT-1.888 127-3.759 7430.610 9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IT-5.604 329-3.759 7430.002 4拒绝原假设，平稳LINE-1.007 591-3.759 7430.911 4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INE-3.939 247-3.690 8140.032 1拒绝原假设，平稳LCRI0.249 980-3.673 6160.996 4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RI-3.948 018-3.690 8140.016 3拒绝原假设，平稳LCRE1.086 666-3.040 3910.995 6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RE-5.319 954-3.690 8140.002 5拒绝原假设，平稳LCRS-2.593 464-3.690 8140.286 4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RS-4.782 865-3.710 4820.007 4拒绝原假设，平稳 表3Johansen极大似然检验法检验
零假设协整
方程个数特征值迹统计量水平5%显著水平Prob.﹡﹡0个﹡0.998 159179.354 693.856 130.000 0最多1个﹡0.908 438132.120 677.797 070.000 0最多2个﹡0.832 90072.296 9555.494 710.000 0最多3个﹡0.717 30331.654 4723.841 50.001 0最多4个﹡0.560 62113.091 779.368 20.011 3最多5个0.070 2751.238 7273.841 4660.265 7注：“*”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为麦金农-豪格-米歇莉斯（1999）P值。
通过检验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LDFT、LCIT、LINE、LCRI、LCRE、LCRD 6个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5个协整关系。（三）Granger因果检验
ADF检验结果显示，6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能够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Johansen极大似然值检验法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格兰杰因果。根据SIC准则和信息最小原则选择最优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原假设滞后期样本数F统计值P值结论LCRSLCRS不是LINE的
格兰杰原因LINE不是LCRS的
格兰杰原因1190.085 130.044 2拒绝原假设190.015 600.902 2接受原假设LCRELCRE不是LINE的
格兰杰原因LINE不是LCRE的
格兰杰原因1186.617 750.010 4拒绝原假设182.854 270.198 3接受原假设
从表4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区间内，城乡金融发展的规模非均衡、城乡金融发展的效率非均衡，都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但收入差距却不是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不均衡的原因。变量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说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金融发展的非均衡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加大。
（四）重庆市统筹城乡前后指标的对比
结合上述变量的检验结果，对重庆市统筹城乡前后数值进行回归，在回归过程中，我们以2007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样本分界点，将1996—2015年全样本划分为1996—2006、2007—2015年两个分时期子样本，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
表5城乡统筹下金融发展不均衡与城乡收入差距（1996—2015）
1996—20062007—20151996—2015C4.116 481***（3.333 023）2.136 02***（3.074 276）3.267 259***（3.621 384）LDFT0.129 151***（1.464 332）-0.036 519***（-0.800 605）-0.019 850*（-0.624 501）LCIT0.341 137***（0.553 583）-1.391 252***（-2.812 434）-0.657 122***（-2.889 856）LCRI-0.040 654***（-0.229 330）0.353 524***（2.244 689）0.294 589**（5.783 507）LCRE-0.119 279**（-0.587 443）-0.433 199**（-1.596 066）-0.087 554***（-0.972 139）LCRS-0.030 340***（-0.719 066）0.126 187***（1.596 656）0.012 346**（0.337 068）adj.R20.874 2770.936 5510.917 121DW.值2.285 7602.273 3371.966 434说明：括号内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结果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上表5是统筹城乡下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其中，列2是统筹城乡前样本的回归结果，列3对应的是统筹城乡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列4则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统筹城乡后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从截距项C值来看，2.136明显小于统筹城乡前的4.116，当然对外开放（0.129）在统筹城乡前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在统筹城乡后会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0.036），城市化也具有相同的作用。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在统筹城乡前后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统筹之后效果将更加明显。而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在统筹城乡之前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在统筹城乡之后却起到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五、统筹城乡下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统筹城乡总体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各经济变量在统筹城乡前后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经济变量在统筹城乡前后呈现出明显的差异［17］？
第一，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通过有序的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2010年已达到53%，预计2015年将达到60%。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共享，使乡村地区居民得到实惠，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伴随着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战略的提出，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预计对外开放度在2015年达到45.3%。并且东部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不仅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使乡村地区廉价劳动力工资得到提升，带动周边区县、乡镇等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城市化偏好，因此，统筹城乡之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偏离程度更大。更多的资金将用于促进城市化发展方面，而降低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供给。2007年统筹城乡之前，LCRI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041），2007年统筹城乡之后，LCRI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354）。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所采取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有助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在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方面。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将得到改善。LCRE在统筹城乡前后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从统筹前的-0.119变为统筹后的-0.433，显然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极大地减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统筹城乡的继续发展，财富分配趋于更加合理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存款数额上升，同时金融信贷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增加了居民贷款额，城乡之间金融效率非均衡得到改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将进一步偏离，LCRS系数在统筹前为-0.030，而在统筹城乡之后变为0126，明显地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统筹城乡使农村GDP在整个GDP的比重逐步变小，城市化导致农村贷款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数额随之下降，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额也会减少，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城市地区，所以，在统筹城乡之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将使城乡收入扩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在目前情况下，重庆市在提出“缩差共富”政策时应将城乡金融发展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内［18］。解决金融均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可行的路径选择。重庆市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特点是：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得到了共同发展，尤其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力量将得到壮大，民间金融在农村逐渐活跃，形成了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合作与竞争的良好氛围，产生了农村金融集聚效应。为实现重庆市城乡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应采取以下手段：
第一，应该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维持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健康运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内陆开放高地”政策将加大重庆市对外开放力度。开展对外贸易将实现乡村地区的产业升级，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转型将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政府应调整城乡之间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加大对乡村地区的政策扶持，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投资环境。从表5看出，统筹城乡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会对收入差距起拉大作用（0.354），因此，政府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指导，纠正城乡投资的偏向。
第三，加快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出台农村金融准入政策，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存款额度、贷款额度，实现城乡之间资金的良性循环，促进城乡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将促进城乡金融均衡发展，对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起到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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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ment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Taking Chongqing as the Example
ZHENG L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ntire Associ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is paper aims at Empirical Test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before and after the government's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as a whole by forecast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ated data， and apply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96 to 2015 in Chongqing City. The results tell us that there is a long entire association between finance unbalanced developing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Chongqing City. The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 efficiency shorten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 level widens i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on shorten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view of finance development under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编辑：刘仲秋）
关键词：城乡统筹；金融非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4010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0年的2.57扩大到2010年的3.62，其中，2006年收入比达到最大为4.03。随着2007年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开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才得以逐年下降。尽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但毫不质疑的是，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金融结构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重庆市二元金融结构在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农村金融供给短缺、农村金融管理滞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此，重庆市政府加快统筹城乡步伐，促进城市化的实现，推进城乡金融的同步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期为政府有效制定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广泛而长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因素早已被诸多学者所证实。然而直到1990年，部分经济学家才开始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对这一领域进行首次探索的是Greenwood & Jovanovic利用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模型进行动态分析，论证了三者间的关系，指出在起步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不过在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得到改善［1］，但是，作者并未对此过程进行明确的划分。Townsend & Ueda在对前人成果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动态计量模型的构建，进一步讨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及路径变迁，其研究结论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曲线的存在［2］。这使得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外受到了推广和重视。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胡宗义、刘亦文论证了我国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函数关系［3］。而尹希果、陈刚等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未支持金融发展的“库兹涅茨效应”［4］。丁志国、赵晶等选取中国1985—2009年各省份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是先扩大再缩小［5］。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把注意力放在了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上，并对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金融发展扩大收入差距
Galor & Zeira认为，金融发展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在开始阶段金融市场制度的滞后无法与金融发展保持一致［6］。Dayal Gulati & Husain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差距的缩小起延缓作用，金融水平的提高促进地区间资产的转移，增加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可能［7］。国内学者杨德勇、初晓宁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出发，根据实证结论建议政府增强农村的经济基础，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8］。徐中生使用SVAR模型方法，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三方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长期以来，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金融发展初期［9］。夏传文、刘亦文从农村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规模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而金融效率的作用却相反。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与金融发展的均衡度密切相关［10］。孙永强、万玉琳建立PVEC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稳定和短期波动的关系。表明金融发展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11］。王修华、邱兆祥也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提高金融效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
（二）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Clark，Goerge等统计全球91个国家35年间的经济数据，通过引入基尼系数等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总结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流动到现代服务业的费用，重新调节自给农业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而缩小了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13］，但倒“U”型假说并没有得到有力解释。Jeanneney & Kpodar认为，尽管金融发展使贫困比例下降，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但金融的动态不确定性也使穷人原先所得的好处遭受侵害［14］。刘亭亭、刘传哲基于VAR模型及协整检验，从整体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三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31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结论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的关系为正，金融发展效率与其负相关［15］。
由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尚存在着明显分歧，尤其是以往多数研究没有对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差异性进行具体研究，本文基于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现状，尝试从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基础上，以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为视角，分析重庆市城乡统筹下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为研究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和提出政策建议。 三、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重庆市统筹城乡下二元金融结构特点是金融市场分割的现象得到逐步消除，城乡间收入差距得到控制。农村金融供给得到有效改善，使得金融效率与金融规模扩大，乡村地区分享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伴随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深化，近年来，重庆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迅速，并且在农村分布的服务网点更加均衡，推动了金融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一）变量定义
根据重庆市城乡统筹对社会经济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结合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度量标准，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适合充分反映重庆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加以运用。所选取的指标如下所示：
1.城镇化（LCIT）
郭军华认为，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城市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低时，加速城市化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6］。重庆市作为统筹城乡的试点区，为考察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故把城市化水平作为另外一项控制变量，该指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城乡收入差距（LINE）
基尼系数是度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最佳指标之一，它能较好地体现城乡收入差距程度。由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得，故采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其代理变量。乔海曙、陈力［1］，夏传文、刘亦文等在研究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5］。本文借鉴上述作者的做法，选取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行对比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为减小数据的剧烈波动性，故采取了对数化处理，实现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3.城乡固定资产投资（LCRI）
选取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可以与金融非均衡发展变量形成交互影响，反映变量间内在的互动关系，最终比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4.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LCRE）
金融的主要作用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因此用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比表示金融体系发展效率［6］。根据这个定义，选取城乡居民的存贷款总额来加以对比计算，作为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指标，最终比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5.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LCRS）
尽管在城乡统筹之后重庆市现有经济运行模式将会发生变化，但目前重庆市二元金融结构的特征依旧明显。因此，分别选取城乡银行贷款总额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GDP）进行对比来衡量各自的金融发展水平，然后比较其比重的大小，夏传文、刘亦文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最终比值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6.对外贸易依存度（LDFT）
对外贸易水平也是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的“内陆开放高地”，对外贸易水平近年来增速显著。伴随着产业转移，产业逐渐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农村地区深入，这有可能对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最终比值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数据来源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经济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网站和《重庆统计年鉴》。城、乡贷款余额的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由于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根据中宏信息库的数据，在统计口径不一致时，在不引起数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下进行了适当调整。
其中，2011—2015年的数据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渝办发［2011］119号）①进行测算得到。对数化前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重庆市2011—2015年相关经济指标测算
年份对外贸易
依存度（%）城镇化
率（%）城乡收
入差距城乡固定资
产投资比金融发展效
率非均衡金融发展规
模非均衡201117.554.53.410.65.591.85201224.8563.29.95.121.7201332.157.538.74.771.58201438.5592.87.34.321.43201545.3602.586.14.01.3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减小可能产生的异方差的影响，先对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对数化，再确定所有变量是否平稳。运用Eviews6.0软件包进行ADF检验，遵照SIC标准取滞后阶数值。详细的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表2中所用变量的原值都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后呈平稳性，由此判定各变量的数据均为I（1）过程，结果完全符合协整的前提。
（二）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所有变量均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
①具体内容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分解下达全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主要指标落实责任的通知》和重庆市城乡统筹总体规划（2007－2020年）。关系。在基于SIC准则下选取变量LDFT、LCIT、LINE、LCRI、LCRE和LCRS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根据各个变量生成的特征，选择线性，确定趋势的模型检验。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ADF值5%的临界值Prob.结论LDFT-2.387 716-3.690 8140.372 5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DFT-2.877 977-1.961 4090.029 1拒绝原假设，平稳LCIT-1.888 127-3.759 7430.610 9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IT-5.604 329-3.759 7430.002 4拒绝原假设，平稳LINE-1.007 591-3.759 7430.911 4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INE-3.939 247-3.690 8140.032 1拒绝原假设，平稳LCRI0.249 980-3.673 6160.996 4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RI-3.948 018-3.690 8140.016 3拒绝原假设，平稳LCRE1.086 666-3.040 3910.995 6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RE-5.319 954-3.690 8140.002 5拒绝原假设，平稳LCRS-2.593 464-3.690 8140.286 4接受原假设，非平稳DLCRS-4.782 865-3.710 4820.007 4拒绝原假设，平稳 表3Johansen极大似然检验法检验
零假设协整
方程个数特征值迹统计量水平5%显著水平Prob.﹡﹡0个﹡0.998 159179.354 693.856 130.000 0最多1个﹡0.908 438132.120 677.797 070.000 0最多2个﹡0.832 90072.296 9555.494 710.000 0最多3个﹡0.717 30331.654 4723.841 50.001 0最多4个﹡0.560 62113.091 779.368 20.011 3最多5个0.070 2751.238 7273.841 4660.265 7注：“*”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为麦金农-豪格-米歇莉斯（1999）P值。
通过检验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LDFT、LCIT、LINE、LCRI、LCRE、LCRD 6个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5个协整关系。（三）Granger因果检验
ADF检验结果显示，6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能够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Johansen极大似然值检验法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格兰杰因果。根据SIC准则和信息最小原则选择最优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原假设滞后期样本数F统计值P值结论LCRSLCRS不是LINE的
格兰杰原因LINE不是LCRS的
格兰杰原因1190.085 130.044 2拒绝原假设190.015 600.902 2接受原假设LCRELCRE不是LINE的
格兰杰原因LINE不是LCRE的
格兰杰原因1186.617 750.010 4拒绝原假设182.854 270.198 3接受原假设
从表4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区间内，城乡金融发展的规模非均衡、城乡金融发展的效率非均衡，都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但收入差距却不是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不均衡的原因。变量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说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金融发展的非均衡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加大。
（四）重庆市统筹城乡前后指标的对比
结合上述变量的检验结果，对重庆市统筹城乡前后数值进行回归，在回归过程中，我们以2007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样本分界点，将1996—2015年全样本划分为1996—2006、2007—2015年两个分时期子样本，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
表5城乡统筹下金融发展不均衡与城乡收入差距（1996—2015）
1996—20062007—20151996—2015C4.116 481***（3.333 023）2.136 02***（3.074 276）3.267 259***（3.621 384）LDFT0.129 151***（1.464 332）-0.036 519***（-0.800 605）-0.019 850*（-0.624 501）LCIT0.341 137***（0.553 583）-1.391 252***（-2.812 434）-0.657 122***（-2.889 856）LCRI-0.040 654***（-0.229 330）0.353 524***（2.244 689）0.294 589**（5.783 507）LCRE-0.119 279**（-0.587 443）-0.433 199**（-1.596 066）-0.087 554***（-0.972 139）LCRS-0.030 340***（-0.719 066）0.126 187***（1.596 656）0.012 346**（0.337 068）adj.R20.874 2770.936 5510.917 121DW.值2.285 7602.273 3371.966 434说明：括号内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结果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上表5是统筹城乡下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其中，列2是统筹城乡前样本的回归结果，列3对应的是统筹城乡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列4则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统筹城乡后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从截距项C值来看，2.136明显小于统筹城乡前的4.116，当然对外开放（0.129）在统筹城乡前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在统筹城乡后会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0.036），城市化也具有相同的作用。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在统筹城乡前后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统筹之后效果将更加明显。而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在统筹城乡之前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在统筹城乡之后却起到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五、统筹城乡下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统筹城乡总体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各经济变量在统筹城乡前后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经济变量在统筹城乡前后呈现出明显的差异［17］？
第一，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通过有序的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2010年已达到53%，预计2015年将达到60%。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共享，使乡村地区居民得到实惠，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伴随着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战略的提出，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预计对外开放度在2015年达到45.3%。并且东部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不仅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使乡村地区廉价劳动力工资得到提升，带动周边区县、乡镇等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城市化偏好，因此，统筹城乡之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偏离程度更大。更多的资金将用于促进城市化发展方面，而降低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供给。2007年统筹城乡之前，LCRI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041），2007年统筹城乡之后，LCRI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354）。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所采取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有助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在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方面。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将得到改善。LCRE在统筹城乡前后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从统筹前的-0.119变为统筹后的-0.433，显然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极大地减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统筹城乡的继续发展，财富分配趋于更加合理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存款数额上升，同时金融信贷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增加了居民贷款额，城乡之间金融效率非均衡得到改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将进一步偏离，LCRS系数在统筹前为-0.030，而在统筹城乡之后变为0126，明显地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统筹城乡使农村GDP在整个GDP的比重逐步变小，城市化导致农村贷款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数额随之下降，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额也会减少，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城市地区，所以，在统筹城乡之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将使城乡收入扩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在目前情况下，重庆市在提出“缩差共富”政策时应将城乡金融发展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内［18］。解决金融均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可行的路径选择。重庆市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特点是：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得到了共同发展，尤其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力量将得到壮大，民间金融在农村逐渐活跃，形成了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合作与竞争的良好氛围，产生了农村金融集聚效应。为实现重庆市城乡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应采取以下手段：
第一，应该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维持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健康运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内陆开放高地”政策将加大重庆市对外开放力度。开展对外贸易将实现乡村地区的产业升级，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转型将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政府应调整城乡之间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加大对乡村地区的政策扶持，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投资环境。从表5看出，统筹城乡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会对收入差距起拉大作用（0.354），因此，政府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指导，纠正城乡投资的偏向。
第三，加快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出台农村金融准入政策，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存款额度、贷款额度，实现城乡之间资金的良性循环，促进城乡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将促进城乡金融均衡发展，对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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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ment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Taking Chongqing as the Example
ZHENG L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ntire Associ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is paper aims at Empirical Test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before and after the government's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as a whole by forecast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ated data， and apply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96 to 2015 in Chongqing City. The results tell us that there is a long entire association between finance unbalanced developing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Chongqing City. The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 efficiency shorten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 level widens i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on shorten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view of finance development under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hole，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unbalanced finance developing；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编辑：刘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