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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对鲁迅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接受并未彻底形成强制性的权威话语和封闭型的阐释框架。当代论者将鲁迅译论作为'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剥离了鲁迅译论的生产语境;对硬译、直译、复译等命题进行阐发和重构的同时,苏联文论以及文艺大众化理论强势介入;文学翻译的体制化建设主导着对鲁迅译论接受的定型与定向。这既是对鲁迅译论的接收与重组,其内在的逻辑理路与依循的理论资源也彰显出文学翻译当代转型的诸多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