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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本为印度摩揭陀国国王，亦译阿输迦，意思是“无忧王”，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268年至前232年)。他继承并发展了父祖统一印度的事业，使孔雀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他把自己统治的业绩及对人民的教化要求，刻在岩壁及石柱上，这就是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据佛教传说，阿育王即位之初，诸多暴虐。后信仰佛教，在全国修建了84000座佛舍利塔，多次对佛教僧团施舍大量的土地与财物。阿育王成了佛教上的大弘法者和大护法。
汉文的《阿育王经》七卷，最初由西晋安法钦译，此后又被敕征召扶南国名僧僧伽婆罗再译。梁武帝对阿育王广兴佛法的事迹颇为仰慕，据《历代三宝记》十一：“阿育王经十卷，天监十一年六月二十六于杨都寿光殿译，初翻日，帝躬自笔受”。即梁天监十一年(512年)僧伽婆罗在扬州寿光殿开译时，梁武帝亲自作记录。
所谓阿育王像，指的并非是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是传说阿育王在世时所监造的佛像。 阿育王像的故事最初流行也集中在扬州长干寺、荆州长沙寺等长江中下游地区。
据佛史的记载，阿育王像的发现往往附会有种种灵异故事，且不是地下，就是海中，《法苑珠林》卷二十一“东晋杨都金像出渚缘”记有以下故事:
晋成帝成和年中，丹阳尹高俚往还市阙，每张侯桥浦有异光现，乃使寻之，获金像—躯，西域古制，足趺并阙。
说的是东晋咸和年(326—334)丹阳尹高俚往返街市，每次路过张侯桥时水中都出现奇异的光芒，于是遣人捕捞，发现金铜佛像一尊，古老的西域形制，但是背光和台座都不全了。
下文后又说此后临海渔人张系世在海上捕鱼捞出了铜莲花座，晋成帝司马衍试着安在像足上，恰然符合。此事过后四十余年，竟又在南海交州合浦于海中得佛像的背光，于是台座和背光全部配齐了，真是缘分所致。不仅于此，且发现台座上有外国字，经求那跋陀罗辨认，刻的是阿育王第四个女儿所做的佛像云云。
此事在《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所记大同小异，《法苑珠林》所记应该是来自《梁书》，但《梁书》仅记为“得金像”，《法苑珠林》强调了“西域古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佛教徒崇尚西域古制佛像。在《粱书》中记为“阿育王第四作”并没有“女”字，《法苑珠林》不知从哪里得来“女”字。如果依据《粱书》，则亦可理解为阿育王作佛像的第四次临摹本。
阿育王像被送到瓦棺寺，沙门慧遂想复制这尊像：
瓦棺寺沙门慧遂欲求模写，寺主僧尚恐损金色，语遂曰：若能令佛放光，回身西向者，非途所及。遂至诚祈请，至于中宵，闻有异声，开殿见像，大放光明，转坐西面。于是乃许模之传写数十躯，所在流布。
瓦棺寺沙门慧遂想复制此像，名为僧尚的寺主怕损伤了金色，就说：如果能让佛像放光，转身面向西方，否则别想仿制。慧遂于是诚心祈请，到了半夜，听见有声音异常，开殿见像，大放光明，转坐西面，于是获许仿制了几十尊，流传开来。
注意这“模写”二字，字面上理解可以是临摹，但如果只是用画笔临摹的话，金铜像是不可能有损金色的，所以这“模写”实际上说的是以这尊铜像为样本，翻制蜡模，然后铸造佛像，“模之传写数十躯”，即是用这尊阿育王像翻模铸造了数十尊(唐道世《法苑珠林》)。
《高僧传》慧远传中也有阿育王像的故事：
又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每夕艳发，经旬弥蛊，怪以白侃，侃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寺。
在《法苑珠林》卷二十一“东晋庐山文殊金像缘”还记有海中出阿育王造文殊菩萨像：
东晋庐山文殊师利菩萨像者，昔有晋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旗南海，有渔人每夕见海滨光，因以白侃，遗寻，俄见金像，凌波而趣船侧，捡其铭勒，乃阿育王所遣文殊师利菩萨像也。……乃送武昌寒溪寺，后迁荆州。
说的都是晋代名臣陶侃在海中捞获金铜佛像的故事。《高僧传》记为阿育王像， 《法苑珠林》记的是阿育王造文殊菩萨像，大同小异。总之阿育王像或阿育王造某某佛像的神异故事在僧人所撰的史书里层出不穷，不可尽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成都几次大规模出土的数百件南朝石刻佛像中，有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阿育王像，均为立像，通肩式大衣，螺发粗大。成都商业街1995年出土的内中一尊像背后有铭文：
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杜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处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七世因像及六道含灵普同斯誓，谨口。
太清五年，即公元551年，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尊有明确纪年和确切出土地点的名副其实的阿育王像(见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10期) 这尊佛像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僧史上所记的阿育王像到底是什么样式。(图一—图三)
观察实物，从佛像的通肩式大衣的u形衣纹组合排列和螺发形式上看，还是属于印度马土腊系统的佛像，但蓄有唇须，面相上多少有些犍陀罗佛像的味道，图像中的外来因素较多。
此前，万佛寺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尊样式相同的阿育王像，约在北周保定二年至五年间所造，像上有铭文“益州总管赵国公招敬造阿育王像一躯”。据以上两尊像，可以知道，当年阿育王信仰在益州是比较流行的(刘志远《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在龙门石窟的唐字洞的西壁上层，发现有唐武则天时代的景福寺比丘尼净命、净智、净卫等人雕造的一组小型龛像，内中有一龛阿育王立像(龛高52厘米)，是龙门石窟迄今发现的唯一一龛带有铭文的阿育王像。 (图四)
这尊佛像也是立像，通肩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握大衣一角，与成都的阿育王像形制大同小异。像旁有题记：“景福寺尼净命为亡和上敬造阿育王像”。与此窟其他龛不同的是，在这一像龛的内壁敷有一层色泽浓丽的银朱，将阿育王像衬托得光彩照人。据认为很可能是为了表现僧传中关于阿育王放光的灵异现象(张成渝、张乃翥、张成岱，《略论龙门石窟新发现的阿育王造像》，《敦煌研究》2000年4期)
扬州长干寺曾供奉阿育王瑞像，隋文帝时将此像迎入宫中供养。《续高僧传》二十九《释僧明》：
又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王候所共尊敬。(隋文帝)迎接入大内供养，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对坐，乃下救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像。
隋文帝将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迎请入宫内，因阿育王像是站立像，隋文帝在立像前不能轻易坐下，于是特令人造成了坐像形。出于同样理念的例子还有隋代僧慧儡：
释慧儡，曲阿人也，住蒋州大归善寺。灵通幽显世莫识之，而翘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辄坐，劝人遣像唯作坐者(《神僧传》卷五，载《大正藏》五十卷)。
据此可知，同样典故的佛像，可以因情况制成立像或者坐像，并无定式。 还有所谓装饰佛像，即是在佛像(任何佛像都可以，不限于阿育王像)的头上加冠，或臂上加臂钏之类饰物以示庄严和尊重。这方面记载可见《续高僧传》卷二十九：
又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王侯所共遵敬……敕延太极殿，设斋行道。先有七宝冠在于像顶，饰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复加锦帽，经夜至晓，宝冠挂于像手，锦帽犹加头上。帝闻之乃烧香祝日：若必国有不祥，还脱冠也，乃以冠在顶，及至明晨，脱挂如故。
说的是扬州长干寺的阿育王像，法相庄严，原来戴有七宝冠，上饰珠宝，重百斤，在冠上又加上锦帽。但是被移人皇宫太极殿后，过了一夜，早晨却发现宝冠挂在了手上，而锦帽仍在头上。国王听说此事，烧香祈祷：要真是国家有不祥之事，就仍将宝冠脱下来。结果第二天一看，宝冠和锦帽仍然像昨天一样脱挂。
结果事情不可信，但从中可以知道，古代佛像上可以被人加以加戴宝冠锦帽，以示尊崇。
汉文的《阿育王经》七卷，最初由西晋安法钦译，此后又被敕征召扶南国名僧僧伽婆罗再译。梁武帝对阿育王广兴佛法的事迹颇为仰慕，据《历代三宝记》十一：“阿育王经十卷，天监十一年六月二十六于杨都寿光殿译，初翻日，帝躬自笔受”。即梁天监十一年(512年)僧伽婆罗在扬州寿光殿开译时，梁武帝亲自作记录。
所谓阿育王像，指的并非是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是传说阿育王在世时所监造的佛像。 阿育王像的故事最初流行也集中在扬州长干寺、荆州长沙寺等长江中下游地区。
据佛史的记载，阿育王像的发现往往附会有种种灵异故事，且不是地下，就是海中，《法苑珠林》卷二十一“东晋杨都金像出渚缘”记有以下故事:
晋成帝成和年中，丹阳尹高俚往还市阙，每张侯桥浦有异光现，乃使寻之，获金像—躯，西域古制，足趺并阙。
说的是东晋咸和年(326—334)丹阳尹高俚往返街市，每次路过张侯桥时水中都出现奇异的光芒，于是遣人捕捞，发现金铜佛像一尊，古老的西域形制，但是背光和台座都不全了。
下文后又说此后临海渔人张系世在海上捕鱼捞出了铜莲花座，晋成帝司马衍试着安在像足上，恰然符合。此事过后四十余年，竟又在南海交州合浦于海中得佛像的背光，于是台座和背光全部配齐了，真是缘分所致。不仅于此，且发现台座上有外国字，经求那跋陀罗辨认，刻的是阿育王第四个女儿所做的佛像云云。
此事在《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所记大同小异，《法苑珠林》所记应该是来自《梁书》，但《梁书》仅记为“得金像”，《法苑珠林》强调了“西域古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佛教徒崇尚西域古制佛像。在《粱书》中记为“阿育王第四作”并没有“女”字，《法苑珠林》不知从哪里得来“女”字。如果依据《粱书》，则亦可理解为阿育王作佛像的第四次临摹本。
阿育王像被送到瓦棺寺，沙门慧遂想复制这尊像：
瓦棺寺沙门慧遂欲求模写，寺主僧尚恐损金色，语遂曰：若能令佛放光，回身西向者，非途所及。遂至诚祈请，至于中宵，闻有异声，开殿见像，大放光明，转坐西面。于是乃许模之传写数十躯，所在流布。
瓦棺寺沙门慧遂想复制此像，名为僧尚的寺主怕损伤了金色，就说：如果能让佛像放光，转身面向西方，否则别想仿制。慧遂于是诚心祈请，到了半夜，听见有声音异常，开殿见像，大放光明，转坐西面，于是获许仿制了几十尊，流传开来。
注意这“模写”二字，字面上理解可以是临摹，但如果只是用画笔临摹的话，金铜像是不可能有损金色的，所以这“模写”实际上说的是以这尊铜像为样本，翻制蜡模，然后铸造佛像，“模之传写数十躯”，即是用这尊阿育王像翻模铸造了数十尊(唐道世《法苑珠林》)。
《高僧传》慧远传中也有阿育王像的故事：
又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每夕艳发，经旬弥蛊，怪以白侃，侃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寺。
在《法苑珠林》卷二十一“东晋庐山文殊金像缘”还记有海中出阿育王造文殊菩萨像：
东晋庐山文殊师利菩萨像者，昔有晋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旗南海，有渔人每夕见海滨光，因以白侃，遗寻，俄见金像，凌波而趣船侧，捡其铭勒，乃阿育王所遣文殊师利菩萨像也。……乃送武昌寒溪寺，后迁荆州。
说的都是晋代名臣陶侃在海中捞获金铜佛像的故事。《高僧传》记为阿育王像， 《法苑珠林》记的是阿育王造文殊菩萨像，大同小异。总之阿育王像或阿育王造某某佛像的神异故事在僧人所撰的史书里层出不穷，不可尽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成都几次大规模出土的数百件南朝石刻佛像中，有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阿育王像，均为立像，通肩式大衣，螺发粗大。成都商业街1995年出土的内中一尊像背后有铭文：
太清五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杜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处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七世因像及六道含灵普同斯誓，谨口。
太清五年，即公元551年，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尊有明确纪年和确切出土地点的名副其实的阿育王像(见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10期) 这尊佛像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僧史上所记的阿育王像到底是什么样式。(图一—图三)
观察实物，从佛像的通肩式大衣的u形衣纹组合排列和螺发形式上看，还是属于印度马土腊系统的佛像，但蓄有唇须，面相上多少有些犍陀罗佛像的味道，图像中的外来因素较多。
此前，万佛寺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尊样式相同的阿育王像，约在北周保定二年至五年间所造，像上有铭文“益州总管赵国公招敬造阿育王像一躯”。据以上两尊像，可以知道，当年阿育王信仰在益州是比较流行的(刘志远《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在龙门石窟的唐字洞的西壁上层，发现有唐武则天时代的景福寺比丘尼净命、净智、净卫等人雕造的一组小型龛像，内中有一龛阿育王立像(龛高52厘米)，是龙门石窟迄今发现的唯一一龛带有铭文的阿育王像。 (图四)
这尊佛像也是立像，通肩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握大衣一角，与成都的阿育王像形制大同小异。像旁有题记：“景福寺尼净命为亡和上敬造阿育王像”。与此窟其他龛不同的是，在这一像龛的内壁敷有一层色泽浓丽的银朱，将阿育王像衬托得光彩照人。据认为很可能是为了表现僧传中关于阿育王放光的灵异现象(张成渝、张乃翥、张成岱，《略论龙门石窟新发现的阿育王造像》，《敦煌研究》2000年4期)
扬州长干寺曾供奉阿育王瑞像，隋文帝时将此像迎入宫中供养。《续高僧传》二十九《释僧明》：
又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王候所共尊敬。(隋文帝)迎接入大内供养，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对坐，乃下救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像。
隋文帝将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迎请入宫内，因阿育王像是站立像，隋文帝在立像前不能轻易坐下，于是特令人造成了坐像形。出于同样理念的例子还有隋代僧慧儡：
释慧儡，曲阿人也，住蒋州大归善寺。灵通幽显世莫识之，而翘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辄坐，劝人遣像唯作坐者(《神僧传》卷五，载《大正藏》五十卷)。
据此可知，同样典故的佛像，可以因情况制成立像或者坐像，并无定式。 还有所谓装饰佛像，即是在佛像(任何佛像都可以，不限于阿育王像)的头上加冠，或臂上加臂钏之类饰物以示庄严和尊重。这方面记载可见《续高僧传》卷二十九：
又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王侯所共遵敬……敕延太极殿，设斋行道。先有七宝冠在于像顶，饰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复加锦帽，经夜至晓，宝冠挂于像手，锦帽犹加头上。帝闻之乃烧香祝日：若必国有不祥，还脱冠也，乃以冠在顶，及至明晨，脱挂如故。
说的是扬州长干寺的阿育王像，法相庄严，原来戴有七宝冠，上饰珠宝，重百斤，在冠上又加上锦帽。但是被移人皇宫太极殿后，过了一夜，早晨却发现宝冠挂在了手上，而锦帽仍在头上。国王听说此事，烧香祈祷：要真是国家有不祥之事，就仍将宝冠脱下来。结果第二天一看，宝冠和锦帽仍然像昨天一样脱挂。
结果事情不可信，但从中可以知道，古代佛像上可以被人加以加戴宝冠锦帽，以示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