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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在部分地区领导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民政治运动，这些农民政治运动的开展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为党在日后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农民政治运动的顺利开展，主要得益于党在政治运动中注意到了这三方面：坚持将奋斗目标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坚持培养骨干与群众动员相结合，以及坚持理论教育与多样宣传相结合，这些宝贵的经验为党后期的革命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农民政治运动 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伴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政治运动也空前规模地发展起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政治运动，不仅为党推进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动摇了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在中国所依附的封建经济基础，并且为党在革命理论与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在关于《农民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可见，共产党人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正确的判断。 但是问题在于农民的经济形态是分散的，这也导致了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意识。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为充分动员农民群体，对其进行了效果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因而也创造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和经验。
一、坚持奋斗目标与物质利益相结合
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动员，应当让农民充分意识到并且得到与之相应的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革命早期的农民政治运动中强调并肯定农民群众的利益，其具体表现就是满足农民关于土地的经济要求。在革命早期的运动实践中，“减租减息”政策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和执行，这是符合满足农民物质利益要求的。此外，在共产党人带领的经济斗争中，农民也得以摆脱地主阶级强加的其他项目繁多的杂税勒索，在斗争中获得了相对主动权。
正如毛泽东所言“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在基层运动中察觉到农民关于土地问题的要求的改变，随之，1925年 10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首次在党内提出农民关于土地的问题，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实行“耕地农有”列入党的纲领。虽然这一纲领在后期的革命实践中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是却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在农民政治动员中，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坚持奋斗目标与物质利益相结合，极大的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二、坚持培养骨干与群众动员相结合
革命早期的农民政治运动骨干的培养主要是由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的。骨干成员的培养，干部队伍的建设，对于农民运动的动员与开展有着直接影响。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早期的农民政治运动中早就有所认识，并加以严格执行。1924 年 1 月，彭湃在写给刘仁静的信中提到：“天下无难事，只怕少同志！”，指出“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随后，在彭湃等人的提议下，1924年7月，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办。农讲所的办学宗旨是： “ 为养成农民政治运动之指导人才”，“ 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使其成为“ 农民政治运动之推进机”。为了提高农运骨干的素质和经验，农讲所在学员的招录上明确标准、严格把关；在教学上，采取理论教育与实践的互相结合的方式，在促进学员全面发展的同时，尤其注重宣传和组织能力的培养。
农讲所的创建和办学极大地推动了农民政治运动的开展，在这里接受学习的骨干成员们回到各地投身于农民政治运动，“ 农民运动讲习所有 29个学生回去湖南各地实地工作，农民政治运动在湖南便萌芽起来了”。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与革命范围的扩展，1926 年12月武昌中央农运讲习所也开启了培养农运骨干的进程。由讲习所培养出来的近 800 名学员，始终战斗在农村革命的最前线 ，在同封建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
革命早期对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主要以农会为组织依托。除了培养农运骨干深入开展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积极组建农民协会也使农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马克思认为农村农民的状况“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而农会的建立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法宝。农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在各地快速生根发芽，其中广东省农会的组织架构较为完善，形成了以省农会为中心，以县农会为分支，以乡、鎮农会为基础的严密组织架构。这对于农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处要求组织农会至为兴盛，各乡县几乎无处不勃然兴起”。
三、坚持理论教育与多样宣传相结合
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农运骨干采取理论教育为主的方式。从武昌中央农讲所奉行的《规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带来了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 ”摆脱这种毒菌而成为革命先锋的转变，便是通过理论教育来实现的。所以，学习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相关革命理论是在农讲所学习的主要任务。应当指出，农讲所的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大多是当时名声显赫的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等学者。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农运骨干的头脑，为他们日后在农村基层开展农民政治运动和思政教育活动提供了争取的指引。
此外，应当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是多种多样的。在武昌中央农讲所成立之初，邓演达在致词中说到：“农讲所学生……从农间来还是回到农间去，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也就是说，要做到在农民政治运动的实践中，和农民群众融为一体。正如朱霄（ 朱啸） 在创建夜校时提出建议，“穿农民衣服举止行动要完全仿效农民”，“说农民的话，不要说什么学术的名词”。彭湃在动员农民的运动中就是抓住干农活的间隙和农民“闲聊”、交谈来动员农民的，在“闲聊”的过程中分析农民痛苦的原因，并借此机会宣传革命理论。除了跟农民一起干活，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农民群体，彭湃也注重做到说农民的话。在注重拉进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之外，共产党人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也积极采取多种表现形式，恽代英指出“如能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自然更好”，比如采用生动活泼的文艺动员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十分普遍的宣传形式。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时期内，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深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政治运动，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它在武装农民的同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封建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农民政治运动的丰富实践为党在日后的成长提供了经验积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至此，一个新的革命征程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M].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8.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卷）[M].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0
[4] 彭湃.彭湃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4.
[5] 《 农民讲习所之简章》，详见《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 7 月 24 日
[6] 阮啸仙： 《 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的地位》，载《 犁头周报》第 19、20期合刊， 1926 年 11 月 19日版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566-567.
[8] 江西办事处会务报告[J].中国农民，1927（6、7）.
[9] 朱霄.告有志作农民运动的青年[J].中国青年，1925（106）.
[10]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759.
作者简介：张万泽，1997年5月22日，男，汉，河北省唐山市，南京师范大学本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农民政治运动 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伴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政治运动也空前规模地发展起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政治运动，不仅为党推进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动摇了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在中国所依附的封建经济基础，并且为党在革命理论与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在关于《农民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可见，共产党人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正确的判断。 但是问题在于农民的经济形态是分散的，这也导致了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意识。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为充分动员农民群体，对其进行了效果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因而也创造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和经验。
一、坚持奋斗目标与物质利益相结合
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动员，应当让农民充分意识到并且得到与之相应的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革命早期的农民政治运动中强调并肯定农民群众的利益，其具体表现就是满足农民关于土地的经济要求。在革命早期的运动实践中，“减租减息”政策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和执行，这是符合满足农民物质利益要求的。此外，在共产党人带领的经济斗争中，农民也得以摆脱地主阶级强加的其他项目繁多的杂税勒索，在斗争中获得了相对主动权。
正如毛泽东所言“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在基层运动中察觉到农民关于土地问题的要求的改变，随之，1925年 10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首次在党内提出农民关于土地的问题，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实行“耕地农有”列入党的纲领。虽然这一纲领在后期的革命实践中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是却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在农民政治动员中，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坚持奋斗目标与物质利益相结合，极大的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二、坚持培养骨干与群众动员相结合
革命早期的农民政治运动骨干的培养主要是由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的。骨干成员的培养，干部队伍的建设，对于农民运动的动员与开展有着直接影响。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早期的农民政治运动中早就有所认识，并加以严格执行。1924 年 1 月，彭湃在写给刘仁静的信中提到：“天下无难事，只怕少同志！”，指出“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随后，在彭湃等人的提议下，1924年7月，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办。农讲所的办学宗旨是： “ 为养成农民政治运动之指导人才”，“ 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使其成为“ 农民政治运动之推进机”。为了提高农运骨干的素质和经验，农讲所在学员的招录上明确标准、严格把关；在教学上，采取理论教育与实践的互相结合的方式，在促进学员全面发展的同时，尤其注重宣传和组织能力的培养。
农讲所的创建和办学极大地推动了农民政治运动的开展，在这里接受学习的骨干成员们回到各地投身于农民政治运动，“ 农民运动讲习所有 29个学生回去湖南各地实地工作，农民政治运动在湖南便萌芽起来了”。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与革命范围的扩展，1926 年12月武昌中央农运讲习所也开启了培养农运骨干的进程。由讲习所培养出来的近 800 名学员，始终战斗在农村革命的最前线 ，在同封建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
革命早期对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主要以农会为组织依托。除了培养农运骨干深入开展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积极组建农民协会也使农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马克思认为农村农民的状况“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而农会的建立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法宝。农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在各地快速生根发芽，其中广东省农会的组织架构较为完善，形成了以省农会为中心，以县农会为分支，以乡、鎮农会为基础的严密组织架构。这对于农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处要求组织农会至为兴盛，各乡县几乎无处不勃然兴起”。
三、坚持理论教育与多样宣传相结合
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农运骨干采取理论教育为主的方式。从武昌中央农讲所奉行的《规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带来了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 ”摆脱这种毒菌而成为革命先锋的转变，便是通过理论教育来实现的。所以，学习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相关革命理论是在农讲所学习的主要任务。应当指出，农讲所的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大多是当时名声显赫的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等学者。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农运骨干的头脑，为他们日后在农村基层开展农民政治运动和思政教育活动提供了争取的指引。
此外，应当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是多种多样的。在武昌中央农讲所成立之初，邓演达在致词中说到：“农讲所学生……从农间来还是回到农间去，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也就是说，要做到在农民政治运动的实践中，和农民群众融为一体。正如朱霄（ 朱啸） 在创建夜校时提出建议，“穿农民衣服举止行动要完全仿效农民”，“说农民的话，不要说什么学术的名词”。彭湃在动员农民的运动中就是抓住干农活的间隙和农民“闲聊”、交谈来动员农民的，在“闲聊”的过程中分析农民痛苦的原因，并借此机会宣传革命理论。除了跟农民一起干活，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农民群体，彭湃也注重做到说农民的话。在注重拉进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之外，共产党人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也积极采取多种表现形式，恽代英指出“如能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自然更好”，比如采用生动活泼的文艺动员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十分普遍的宣传形式。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时期内，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深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政治运动，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它在武装农民的同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封建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农民政治运动的丰富实践为党在日后的成长提供了经验积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至此，一个新的革命征程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M].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8.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卷）[M].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0
[4] 彭湃.彭湃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4.
[5] 《 农民讲习所之简章》，详见《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 7 月 24 日
[6] 阮啸仙： 《 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的地位》，载《 犁头周报》第 19、20期合刊， 1926 年 11 月 19日版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566-567.
[8] 江西办事处会务报告[J].中国农民，1927（6、7）.
[9] 朱霄.告有志作农民运动的青年[J].中国青年，1925（106）.
[10]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759.
作者简介：张万泽，1997年5月22日，男，汉，河北省唐山市，南京师范大学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