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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环境保护的需求逐步提上日程。而习近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充分显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极其重要性。因此，新时代我国应从完善生态制度建设，强化生态制度保障;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推动生态产业建设;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生态安全等三个方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新时代;生态文明;三维策略
一、完善生态制度建设，强化生态制度保障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发展的区域、行业、个人之间的不协调，导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探索新时代生态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一）制定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制度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组矛盾，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经济发展，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来反哺经济保护，这是有机统一的。制定生态制度第一就是要从源头抓起，经济发展的源头就来自于生产，生产带动消费，消费刺激生产，因此环境保护也应从生产开始。在当今社会产业有三大划分：农业、工业、服务业。不管那种产业，他们的生产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生态损害，例如农业生产使用大量的化肥、工业生产排放巨大的三废、服务业产生的塑料袋和一次性用具等等，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应该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摈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人类自身达到自觉状态，用人们的绿色消费观念刺激绿色生产。由上可见，国家也因从顶层战略设计入手，制定落实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制度，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源头上就达到相统一的状态。
（二）加强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建设
新时代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同时，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等重大工程，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我国这一块需要进一步加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明确政府、企业、个人、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划分;明确生态环境破坏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就目前而言，我国已经出台了终生追责制，但是就其具体问题而说，仍然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终生追责只是一个广泛化的限定。一是明确生态补偿的一个首要原则就是“谁受益、谁补偿”，一般情况下国家出台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受益主体上比较模糊，比如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制度，这既可以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又可以使企业少排三废等有害物质，使人民受益，因此这种情况一般以政府补偿为主。明确生态补偿的标准和范围，由于主体的受益程度不同，他们的补偿标准应该有所不同。生态补偿的范围应该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的居民失业、工人疾病和企业破产等一系列损失，还应有生态保护所支出的科研、教育、宣传等费用。二是需要拓展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探索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前提下，市场化、多元化的渠道更加广泛，社会资金也是一种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的渠道，例如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的募捐。构建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优势，也是未来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向，既涉及多元的补偿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又涵盖广泛的补偿对象，如湖泊、草原、土地、森林和最重要的人类自己本身。三是加强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的执行和监督。生态补偿的主体的责任划分的技术和方法需要进一步科学提高，赔偿主体对环境破坏力度的进一步科学评估，确保生态环保的修复力度，让修复的成果向社会公开并接受人们的监督，如终身追责制有利于监督政府官员和企业干部，让他们更清醒的认识到破坏环境的后果，但是人民自己破坏生态环境应该有明确的制度形成约束，使生态赔偿或者补偿有主体可寻，使执行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更加有力。
（三）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随着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加快，城乡差异非常显著，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目前而言针对城市较多，乡村生态文明制度相對较少，国家大力统筹城乡发展，显然统筹城市与乡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需要以乡村振兴为重要抓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只有这样，乡村生产才能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才能持久富裕，农村环境才能有效改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有力推进。[1]”一是强化乡村生态文明基础设施保障制度建设。没有相应的生态文明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制度的颁布就如同空中楼阁，所以我国在2003年开始就大力修建乡村公路，加大对乡村供电和用水的支持，而新时代我们应该更多把互联网技术引入乡村，用互联网带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使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推动乡村产业的技术升级，调整乡村产业的内部结构，重视对农业的技术性生态补偿，扩大惠农政策的实施范围和规模，激发农村要素市场的活力。加强乡村生态修复，扩大乡村生态补偿来源，把社会资金注入乡村生态补偿，调动市场的活力来加强乡村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使乡村生态文明制度有客观实在的载体，为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提供有力遵循。二是健全乡村人才引进制度。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文明”，其解释各种各样，但是究其所有解释，其中“文明”最重要就是文明主体的人，乡村生态文明也是需要人来建设的。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乡村人口流向城市、西部人口流向东部城市，乡村人口严重流失，城市人口的回流就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动力，而乡村人才是乡村生态文明制度的贯彻与执行者，他们又是乡村人民与乡村制度的联结者，同时他们受乡村人民的监督，需要切实履行生态责任，因此乡村人才是乡村生态文明制度落实和贯彻的重要一环。三是处理好城市人员回流的体制机制。随着城市的节奏加快和城市污染力度的加大，大部分城市人口愿意回流农村，去享受天美、心灵、水净的自然环境。如城市工人回到乡村轻松惬意的日子，大学生回乡创业，教师、公务员、医生等退休后的落叶归根的诉求，因此城市人员大量回流需要相关的体制机制进行保护和约束，否则乡村的生态破坏会随人口的增加愈发严重，要尽可能的吸引社会系统进入乡村，提高公民的参与度，渐渐提升是乡村人民也有主人翁意识。 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态产业建设
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中激发生态资源禀赋产业化的新功能，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倒逼机制，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进一步推动生态产业建设，提高發展质量和效率。
（一）推动“生态+农业”新模式的发展
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性，传统农业的规模都较小，且产量都不是太高，因此我国传统农业多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国家可以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大力提高农业产品的绿色程度，提高农业质量，并改造特色农村和农产品，使之形成相应的品牌，让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着力点。科学合理布局近远海养殖业和远洋渔业，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打造海洋生态世界，促进海洋生态系统循环。地方政府还可以因地制宜创造一系列生态旅游景点和生态旅游圈，鼓励发展特色小镇、房车露营、精品民宿等旅游休闲消费新业态，推动农村农家乐的新模式，这样不仅可以让政府获得较高的旅游收益，而且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高层次的满足。因此，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和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养殖业、生态畜牧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不可逆装的趋势，只有正确认识和改造传统农业，并且发展新兴生态农业，形成“生态+农业”新模式，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乡村要求。
（二）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先进制造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兴技术催生的新产业，二是用先进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我们需要坚持做强增量和调优存量两手抓。一是做大做强新兴产业。由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信息技术的不可替代性，我国应该突出重点领域的突破，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集成电路、航空发电机等。国家应鼓励绿色新兴技术的创新，强化政策的引导和监管作用，在掌握核心技术上下功夫，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和关联技术升级，打造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新兴产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不仅是为了节约资源，更是为了保护环境，使之成为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发展的支撑点。二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技术的落实是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国家应该充分运用好、发挥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使传统产业在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过程中引入新技术，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量，达到环境保护的作用，积极开发新兴产品，实施优质制造，提供给人们良好的生态产品，满足他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把制造业改造和互联网技术进一步结合，加快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改造，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攻击能力。因此，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我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挑战，如果相关政策落实和执行较好，把这个成果提供给社会并为人民群众监督，那么这必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打造服务业竞争新优势
21世纪的到来，服务业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随着这股潮流相应发展。一是国家在新时代应该积极发展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创客经济、跨界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型服务模式。例如新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诞生了一个新兴服务业，即物流业，它是需要先进的电子技术作为支撑的，所以加快建设现代物流市场体系、设施网络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高校开设物流管理专业，进一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物流市场输送专业的人才，加快改造传统商贸服务业，引导企业积极开发电子技术，使之满足现代市场的需要，积极为人民群众宣传和教育，统筹发展现代物流体系，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新优势，促进服务业的方向转变，适应世界潮流。二是支持绿色“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及国内主要经济区建立跨境电商平台和保税商品展示交易平台。绿色“一带一路”不仅给沿岸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生机与活力，而且促进了沿线各国共同的绿色发展。新兴电子技术把各国的品牌结合在一起，国家应该引导企业灵活采用品牌特许经营，扩大自身规模，以期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打造服务业竞争新优势不仅可以提升国家服务业实力，更是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必须，也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之一。
三、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生态安全
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不单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任务，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制定相应的生态全球治理机制。
（一）广泛开展国际环境合作
全球的生态治理需要全球的国家共同参与，他们不仅有享受世界公共资源的权利，更有承担治理生态环境的义务，为了更好的生存家园，每一个国家都应出一份力，努力推动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全球治理的理论，是一种力图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用统一的全球视野来审视、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2]例如海洋污染，2011年日本核泄漏，不仅给日本群众带来了严重的健康威胁，而且随着风向和洋流的作用，把日本的核污染带到了中国领海，同时威胁着中国沿海人民的生命威胁。因此，全球生态合作是历史的潮流，世界国家的风俗、能力和污染大小的不同，就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则，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单靠一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拥有多么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它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或地域性的环境问题，只有通过国家间的相互合作，才能有效的解决和保护环境问题。”[3]合作则世界各国互惠共赢，对抗则各国必然吞下苦果，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只有正确看待生态合作，因为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起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进行生态合作，探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为世界人民贡献中国力量。
（二）创新区域保护国际合作
中国一直参加国际生态合作的活动，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逐步提升，中国也一直承担起相应的国际义务。在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中国也很注重区域国际生态合作，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推动力。一是加强周边区域生态国际合作。因此，中国积极倡导国际周边合作，坚持用“稳固周边、塑造周边、惠及周边”[4]的原则，推动周边区域的国际生态合作。例如可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结合“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减少周边的生态安全摩擦，为区域生态国际合作提供蓝图，建立和完善周边生态合作机制，共同解决周边的生态矛盾，维护周边区域生态安全。二是推动国家生态安全治理现代化，构建生态安全机制体制。生态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态安全，其他安全根本无法谈起，但是生态安全也受到其他安全的制约。因此，我国应该积极加强生态安全体制机制建设，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为发展良好的经济打下基础。我国还应该建立生态安全监督和赔偿制度，针对破坏生态安全的主体，给予相应的惩罚，并把生态安全建设的成果分享给社会并受人民监督，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划的制定，提升生态安全的空间。我国一直秉承着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着相应的国际生态义务，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合作中，树立了中国环境保护引领者、建设者、承担者的的大国形象。目前中国面临着大量的外来生物的入侵，导致中国本土生物的减少和灭绝，国际投资也有发达国家把大量的污染企业工业制造业转入的情况。因此，我国应该提升本国的安全意识，建立生态安全评估制度，维护本国的生态安全。中国面临日益全球化，脱身已完全不可能，因此我国应该吸引良好的外资、充分利用全球各种资源和把握好国际市场来缓解本国内部的生态压力。 （三）反对生态霸权主义，促进国际生态安全
中国向来不把自身的社会制度和生态理念强加给任何国家，但是任何国家也不能把他们的强加给中国。中国一直提倡“求同存异”，在相互理解的推动下进行国际生态合作，努力促进国际生态合作新秩序。《斯德哥尔摩宣言》中指出：“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问题应当由所有的国家共同承担，不论其大小，各国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合作的精神加以处理”。[5]一是通过加强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生态新秩序。发展中国家其实一直是生态霸权主义的受害者，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污染损害高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与其说是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需要，不如说是生态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现在世界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比较尖锐，使国际生态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双方的合作是共同趋势，南北双方需要共同面对当今生态环境状况的现实，建立国际生态合作新秩序是现实要求，在双方平等互惠的合作原则下，为各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加强南北之间的交流，推动南北之间的合作，建立南北之间的国际合作生态新秩序，虽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必然。二是加强南南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生存权利。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國际生态合作中不吃亏，南南合作可以加强其内部凝聚力，有助于在国际生态合作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南北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才有可能促进南北之间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发展环境合作关系，从而推动国际环境新秩序的建立，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6]”因此，通过南南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联系，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形成相应的新型生态秩序，从而有利于南北合作的公平性，加强南北谈判中的话语权，最后形成全球国际生态合作新秩序，为各国人民带来幸福健康的幸福，为人类的长远生存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常纪文：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N]，中国环境报，2018年7月5日，第3版.
[2]郁建兴，刘大志：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28页.
[3]丁金光：国际环境外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4]郑军，周国梅：加强国际合作，维护生态安全[N]，中国环境报，2014年8月12日，第9版.
[5]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人类环境宣言》[J]，中国投资，2011年第6期，第72页.
[6]刘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第143页.
作者简介：
余成龙，（1993.7），男，重庆潼南人，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陈梅，（1994.12），女，重庆巫溪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研究
基金项目：
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ycx20192112;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习近平人民为中心思想研究”（ 2018ZDMK02）
关键词：新时代;生态文明;三维策略
一、完善生态制度建设，强化生态制度保障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发展的区域、行业、个人之间的不协调，导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探索新时代生态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一）制定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制度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组矛盾，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经济发展，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来反哺经济保护，这是有机统一的。制定生态制度第一就是要从源头抓起，经济发展的源头就来自于生产，生产带动消费，消费刺激生产，因此环境保护也应从生产开始。在当今社会产业有三大划分：农业、工业、服务业。不管那种产业，他们的生产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生态损害，例如农业生产使用大量的化肥、工业生产排放巨大的三废、服务业产生的塑料袋和一次性用具等等，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应该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摈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人类自身达到自觉状态，用人们的绿色消费观念刺激绿色生产。由上可见，国家也因从顶层战略设计入手，制定落实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制度，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源头上就达到相统一的状态。
（二）加强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建设
新时代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同时，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等重大工程，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我国这一块需要进一步加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明确政府、企业、个人、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划分;明确生态环境破坏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就目前而言，我国已经出台了终生追责制，但是就其具体问题而说，仍然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终生追责只是一个广泛化的限定。一是明确生态补偿的一个首要原则就是“谁受益、谁补偿”，一般情况下国家出台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受益主体上比较模糊，比如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制度，这既可以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又可以使企业少排三废等有害物质，使人民受益，因此这种情况一般以政府补偿为主。明确生态补偿的标准和范围，由于主体的受益程度不同，他们的补偿标准应该有所不同。生态补偿的范围应该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的居民失业、工人疾病和企业破产等一系列损失，还应有生态保护所支出的科研、教育、宣传等费用。二是需要拓展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探索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前提下，市场化、多元化的渠道更加广泛，社会资金也是一种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的渠道，例如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的募捐。构建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优势，也是未来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向，既涉及多元的补偿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又涵盖广泛的补偿对象，如湖泊、草原、土地、森林和最重要的人类自己本身。三是加强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的执行和监督。生态补偿的主体的责任划分的技术和方法需要进一步科学提高，赔偿主体对环境破坏力度的进一步科学评估，确保生态环保的修复力度，让修复的成果向社会公开并接受人们的监督，如终身追责制有利于监督政府官员和企业干部，让他们更清醒的认识到破坏环境的后果，但是人民自己破坏生态环境应该有明确的制度形成约束，使生态赔偿或者补偿有主体可寻，使执行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更加有力。
（三）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随着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加快，城乡差异非常显著，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目前而言针对城市较多，乡村生态文明制度相對较少，国家大力统筹城乡发展，显然统筹城市与乡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需要以乡村振兴为重要抓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只有这样，乡村生产才能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才能持久富裕，农村环境才能有效改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有力推进。[1]”一是强化乡村生态文明基础设施保障制度建设。没有相应的生态文明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制度的颁布就如同空中楼阁，所以我国在2003年开始就大力修建乡村公路，加大对乡村供电和用水的支持，而新时代我们应该更多把互联网技术引入乡村，用互联网带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使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推动乡村产业的技术升级，调整乡村产业的内部结构，重视对农业的技术性生态补偿，扩大惠农政策的实施范围和规模，激发农村要素市场的活力。加强乡村生态修复，扩大乡村生态补偿来源，把社会资金注入乡村生态补偿，调动市场的活力来加强乡村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使乡村生态文明制度有客观实在的载体，为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提供有力遵循。二是健全乡村人才引进制度。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文明”，其解释各种各样，但是究其所有解释，其中“文明”最重要就是文明主体的人，乡村生态文明也是需要人来建设的。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乡村人口流向城市、西部人口流向东部城市，乡村人口严重流失，城市人口的回流就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动力，而乡村人才是乡村生态文明制度的贯彻与执行者，他们又是乡村人民与乡村制度的联结者，同时他们受乡村人民的监督，需要切实履行生态责任，因此乡村人才是乡村生态文明制度落实和贯彻的重要一环。三是处理好城市人员回流的体制机制。随着城市的节奏加快和城市污染力度的加大，大部分城市人口愿意回流农村，去享受天美、心灵、水净的自然环境。如城市工人回到乡村轻松惬意的日子，大学生回乡创业，教师、公务员、医生等退休后的落叶归根的诉求，因此城市人员大量回流需要相关的体制机制进行保护和约束，否则乡村的生态破坏会随人口的增加愈发严重，要尽可能的吸引社会系统进入乡村，提高公民的参与度，渐渐提升是乡村人民也有主人翁意识。 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态产业建设
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中激发生态资源禀赋产业化的新功能，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倒逼机制，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进一步推动生态产业建设，提高發展质量和效率。
（一）推动“生态+农业”新模式的发展
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性，传统农业的规模都较小，且产量都不是太高，因此我国传统农业多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国家可以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大力提高农业产品的绿色程度，提高农业质量，并改造特色农村和农产品，使之形成相应的品牌，让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着力点。科学合理布局近远海养殖业和远洋渔业，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打造海洋生态世界，促进海洋生态系统循环。地方政府还可以因地制宜创造一系列生态旅游景点和生态旅游圈，鼓励发展特色小镇、房车露营、精品民宿等旅游休闲消费新业态，推动农村农家乐的新模式，这样不仅可以让政府获得较高的旅游收益，而且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高层次的满足。因此，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和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养殖业、生态畜牧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不可逆装的趋势，只有正确认识和改造传统农业，并且发展新兴生态农业，形成“生态+农业”新模式，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乡村要求。
（二）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先进制造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兴技术催生的新产业，二是用先进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我们需要坚持做强增量和调优存量两手抓。一是做大做强新兴产业。由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信息技术的不可替代性，我国应该突出重点领域的突破，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集成电路、航空发电机等。国家应鼓励绿色新兴技术的创新，强化政策的引导和监管作用，在掌握核心技术上下功夫，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和关联技术升级，打造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新兴产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不仅是为了节约资源，更是为了保护环境，使之成为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发展的支撑点。二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技术的落实是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国家应该充分运用好、发挥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使传统产业在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过程中引入新技术，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量，达到环境保护的作用，积极开发新兴产品，实施优质制造，提供给人们良好的生态产品，满足他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把制造业改造和互联网技术进一步结合，加快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改造，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攻击能力。因此，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我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挑战，如果相关政策落实和执行较好，把这个成果提供给社会并为人民群众监督，那么这必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打造服务业竞争新优势
21世纪的到来，服务业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随着这股潮流相应发展。一是国家在新时代应该积极发展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创客经济、跨界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型服务模式。例如新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诞生了一个新兴服务业，即物流业，它是需要先进的电子技术作为支撑的，所以加快建设现代物流市场体系、设施网络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高校开设物流管理专业，进一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物流市场输送专业的人才，加快改造传统商贸服务业，引导企业积极开发电子技术，使之满足现代市场的需要，积极为人民群众宣传和教育，统筹发展现代物流体系，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新优势，促进服务业的方向转变，适应世界潮流。二是支持绿色“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及国内主要经济区建立跨境电商平台和保税商品展示交易平台。绿色“一带一路”不仅给沿岸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生机与活力，而且促进了沿线各国共同的绿色发展。新兴电子技术把各国的品牌结合在一起，国家应该引导企业灵活采用品牌特许经营，扩大自身规模，以期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打造服务业竞争新优势不仅可以提升国家服务业实力，更是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必须，也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之一。
三、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生态安全
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不单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任务，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制定相应的生态全球治理机制。
（一）广泛开展国际环境合作
全球的生态治理需要全球的国家共同参与，他们不仅有享受世界公共资源的权利，更有承担治理生态环境的义务，为了更好的生存家园，每一个国家都应出一份力，努力推动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全球治理的理论，是一种力图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用统一的全球视野来审视、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2]例如海洋污染，2011年日本核泄漏，不仅给日本群众带来了严重的健康威胁，而且随着风向和洋流的作用，把日本的核污染带到了中国领海，同时威胁着中国沿海人民的生命威胁。因此，全球生态合作是历史的潮流，世界国家的风俗、能力和污染大小的不同，就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则，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单靠一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拥有多么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它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或地域性的环境问题，只有通过国家间的相互合作，才能有效的解决和保护环境问题。”[3]合作则世界各国互惠共赢，对抗则各国必然吞下苦果，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只有正确看待生态合作，因为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起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进行生态合作，探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为世界人民贡献中国力量。
（二）创新区域保护国际合作
中国一直参加国际生态合作的活动，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逐步提升，中国也一直承担起相应的国际义务。在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中国也很注重区域国际生态合作，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推动力。一是加强周边区域生态国际合作。因此，中国积极倡导国际周边合作，坚持用“稳固周边、塑造周边、惠及周边”[4]的原则，推动周边区域的国际生态合作。例如可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结合“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减少周边的生态安全摩擦，为区域生态国际合作提供蓝图，建立和完善周边生态合作机制，共同解决周边的生态矛盾，维护周边区域生态安全。二是推动国家生态安全治理现代化，构建生态安全机制体制。生态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态安全，其他安全根本无法谈起，但是生态安全也受到其他安全的制约。因此，我国应该积极加强生态安全体制机制建设，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为发展良好的经济打下基础。我国还应该建立生态安全监督和赔偿制度，针对破坏生态安全的主体，给予相应的惩罚，并把生态安全建设的成果分享给社会并受人民监督，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划的制定，提升生态安全的空间。我国一直秉承着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着相应的国际生态义务，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合作中，树立了中国环境保护引领者、建设者、承担者的的大国形象。目前中国面临着大量的外来生物的入侵，导致中国本土生物的减少和灭绝，国际投资也有发达国家把大量的污染企业工业制造业转入的情况。因此，我国应该提升本国的安全意识，建立生态安全评估制度，维护本国的生态安全。中国面临日益全球化，脱身已完全不可能，因此我国应该吸引良好的外资、充分利用全球各种资源和把握好国际市场来缓解本国内部的生态压力。 （三）反对生态霸权主义，促进国际生态安全
中国向来不把自身的社会制度和生态理念强加给任何国家，但是任何国家也不能把他们的强加给中国。中国一直提倡“求同存异”，在相互理解的推动下进行国际生态合作，努力促进国际生态合作新秩序。《斯德哥尔摩宣言》中指出：“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问题应当由所有的国家共同承担，不论其大小，各国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合作的精神加以处理”。[5]一是通过加强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生态新秩序。发展中国家其实一直是生态霸权主义的受害者，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污染损害高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与其说是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需要，不如说是生态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现在世界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比较尖锐，使国际生态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双方的合作是共同趋势，南北双方需要共同面对当今生态环境状况的现实，建立国际生态合作新秩序是现实要求，在双方平等互惠的合作原则下，为各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加强南北之间的交流，推动南北之间的合作，建立南北之间的国际合作生态新秩序，虽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必然。二是加强南南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生存权利。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國际生态合作中不吃亏，南南合作可以加强其内部凝聚力，有助于在国际生态合作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南北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才有可能促进南北之间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发展环境合作关系，从而推动国际环境新秩序的建立，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6]”因此，通过南南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联系，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形成相应的新型生态秩序，从而有利于南北合作的公平性，加强南北谈判中的话语权，最后形成全球国际生态合作新秩序，为各国人民带来幸福健康的幸福，为人类的长远生存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常纪文：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N]，中国环境报，2018年7月5日，第3版.
[2]郁建兴，刘大志：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28页.
[3]丁金光：国际环境外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4]郑军，周国梅：加强国际合作，维护生态安全[N]，中国环境报，2014年8月12日，第9版.
[5]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人类环境宣言》[J]，中国投资，2011年第6期，第72页.
[6]刘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第143页.
作者简介：
余成龙，（1993.7），男，重庆潼南人，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陈梅，（1994.12），女，重庆巫溪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研究
基金项目：
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ycx20192112;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习近平人民为中心思想研究”（ 2018ZDMK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