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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9年2月26日上午
地 点：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主 办：中国作家协会
主持人：钱小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与会者：铁凝、王蒙、李存葆、徐怀中、郑伯农、缪俊杰、陈建功、高洪波、钱小芊、李敬泽、何向阳、黄尧、王必胜、从维熙、叶梅、刘锡诚、刘方、李一鸣、李建军、李茹、李炳银、杨匡满、束沛德、吴泰昌、何志云、张守仁、陈丹晨、陈德宏、范咏戈、金坚范、周大新、周明、贺绍俊、秦晋、高桦、萧立军、崔道怡、梁鸿鹰、程小玲、程绍武、鲁光、谢永旺、马波、严平、李洱、闻丹青、李迪、梁飞等近百人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冯牧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缅怀冯牧先生的卓越成就和对中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冯牧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对出席会议的文学界前辈、专家学者、作家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冯牧出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到今年正好是一百年。他的一生，印证着时代精神的脉动。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直到改革开放的澎湃激情，他始终走在时代变革的前沿。他从北平的书香之家走出，走过延河、走过太行、走过淮海、走过彩云之南，沧海横流、风云激荡，他始终忠诚于祖国和人民，深爱着生活和文学，他担当着对真实、美好和正义的责任，毕生矢志不渝。
冯牧十七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十九岁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由此投身党和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1941年起，他先后在鲁迅文艺研究室工作，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文艺编辑，以笔为旗，讴歌革命的胜利，鼓舞人民的斗志。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冯牧作为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随着刘邓大军前进，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战士。他采写的战地通讯、人物特写和报告文学，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刘邓大军的胜利征程和英雄群像，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读来，这些文字依然如战鼓如号角，神采飞扬。
在散文《久病延年》中，冯牧自述道：“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于人民有益”，这是他的责任，“性之所适、情之所至”，这是他的风骨，冯牧的一生，融责任与使命、风骨与性情为一体，以永不枯竭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无私地创造和奉献，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散文《沿着澜沧江的激流》，还记得在汹涌湍急的江流中“一尺一尺地撑向前去”的长篙，我想，很多同代人都是和我一样，从冯牧那些奇丽壮美的篇章中最初认识了云南。有学者认为，风景决不仅仅是客观的，风景是一种知觉结构，我想，这对于冯牧那些写于共和国早期的边地散文来说尤其恰切，这些文章中行走着一个人，年轻、浪漫、刚健，对新中国的山河和人民满怀自豪和热爱。
冯牧的散文不会被忘记，同时，在我们心中、在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留下最深刻印记的，无疑是冯牧的文学评论。冯牧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的评论，不是书斋的或经院的，他始终身在现场，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程中，特别是在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走向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冯牧是一个竭尽全力的参与者和探索者，是走在前边的人。他的评论有深厚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的导向意识，面对复杂多变的文学潮流、五光十色的创作现象，他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既有勇立时代潮头的远见卓识，又有严正的、原则性的批评锋芒。冯牧的批评实践鼓励和推动着思想的解放，召唤着现实主义精神，启发和引导着众多的作家和广大的读者。
冯牧是评论家，同时也是党的文艺事业的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他曾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作协的重建和发展、团结带领广大作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艺反映时代、反映现实，文艺的社会效果、现实主义的美学和历史原则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上，他始终坚定而清醒。无论作为一位评论家、一位思想者，还是作为一位领导者，冯牧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作出的贡献，必将长留史册。
今天我们缅怀冯牧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忠诚，学习他永远响应时代召唤的战士的信念和担当。在冯牧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活动中，始终贯彻着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立言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牢记着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历史斗争中的使命和责任。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上，冯牧都是一个胸怀群山、心向高峰的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前辈的业绩和道路激励启示着我们，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正在恢宏壮阔地在我们眼前展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向着中国文学的高峰奋勇迈进！
徐怀中（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原部长）：我是从部队生长起来的，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许多位领导的关心培养，扶持与提携，其中一位就是冯牧先生。回忆冯牧先生，总觉得他与别的长辈老同志有明显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不妨用一句话加以总括，他是看似浅淡而又是十分深厚的一个人。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可说是冯牧先生为人处世一以贯之的风格，是他特有的一种人生姿态。和他接触，不像通常人们那样笑脸相迎，紧紧握手，出语热情亲近。与冯牧见面，他很少主动搭话，或是嘘寒问暖什么的，总是点头一笑，随之便会是一阵缄默无语。照例的一刻沉寂，不会让你产生丝毫尴尬，感觉有些冷场，决不会的。这时候需要你即时提出话题，立刻就会引来对方一番侃侃而谈。彼此相知已深，不存在任何距离感，所有那些热情友好的言辞都可以省略了。
1955年初，西南大区撤销，我处于待分配状态。恰好冯牧先生正在重庆陆军医院住院，他要人带口信给我说，希望我能考虑到云南军区去。我虽然当即答应了下来，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不想真的把调动手续给办下来了。非常幸运，我被正式收编，进入彩云之南的冯牧军团麾下。这次调动，其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西南军区政治部原定我到进藏部队一个团里去任职，如果那样，十有八九以后不会再从事文学写作了。 时间无情地流逝，决不肯稍作停顿。不觉已是1995年7月10日，冯牧先生住在友谊医院，我们夫妻两个前往探视。他一向体弱多病，记忆中曾到北京各大医院探视过的。所以总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打熬一段时间，他又可以搬运着一沓一沓的书报文件回家去了。这次知道了他的真实病情，进入病房禁不住心怦怦地跳。冯牧先生从床头拿起一本书，用他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我们夫妇的名字，嬉笑着说：“对不起，把你们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我双手接过他的赠书——《但求无愧无悔》，吓了一跳，怎么竟会是这样一个书名呢！这句话不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终的遗言吗？
冯牧先生在他的岗位上奔忙一生，朋友圈内无人不曉，他却一生寄情于山水之间。谈起“彩云之南”，他总是双目闪放出醉洋洋的光亮，让你会深切感受到，他对大自然抱有无限热爱与深沉的敬畏之心。唯有如此矢志不渝的博大情怀，才可超越他实际体能，先后五次踏访云南边疆地区。其中一次为时一年之久，行程数百上千公里，最后一次成行，他已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能够如冯牧先生，以书写大地山川为永久主题，交出了颇富于地理学考察意义的一系列游记美文。
他与明人大学问家徐霞客相随，“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古时交通条件更为艰难，徐霞客到达滇西北丽江，距离金沙江虎跳峡仅三日路程，却失之交臂。在《徐霞客游记》中缺失的这一处充满了神秘意味的人间名胜，在冯牧的《虎跳峡探胜》中得到了补救。他生前仅出版了两卷散文集，还有近百万字云南采访手记，有待先生的后人整理出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冯牧先生并未远去，是他第六次整装启程了。你眺望彩云之南那山重水复深处，便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匆忙赶路的身影。
郑伯农（《文艺报》原主编）：冯牧同志是现当代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文艺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组织者。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和他有频繁的接触。中国有一句话：“天地君亲师”，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从搞音乐史、音乐评论，转到搞文艺理论与批评，是组织的安排，和冯牧的决定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冯牧是我的导师，是我的领路人，也是我的培育者，包括生活上对我们部下也很关心。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7年初，当时文化部刚刚恢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冯牧、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是负责人，冯牧是排第一。后来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调走了，丁宁、徐非光、江晓天进入领导班子。冯牧在拨乱反正里面有大功劳，可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冯牧是领军人之一。当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林默涵等同志尚背着文艺黑线的黑锅，许多老同志都没有被安排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担负了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冯牧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非常关心创作，他看很多的作品。我接触的领导人里面看作品最多的，在我的印象里一个陈荒煤，一个冯牧。荒煤看电影剧本，冯牧看文学作品，看了之后，还要找政研室、《文艺报》的同志谈，他集思广益，或者发表文章，或者在哪个报告里面讲，甚至找作者本人谈话。像李存葆同志的《高山下的花环》，没有冯牧就不会顺利出来。像邓刚的《迷人的海》，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诸如此类很多的作品，他都鼎力支持。冯牧看了很多作品，他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书斋里面做学问的坐而论道者，而是在实际工作里面为党为人民，培养了很多文学人才，推出很多文学佳作。文化部政研室里面分两个组，一个是调研组，我是理论组成员。当时文艺创作一片萧条，繁荣创作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有的人还在劳改，还在监督劳动，有的人还戴着黑线人物、黑线头子的帽子。如果当时不拨乱反正，不恢复文艺机构，不给一些人平反，文艺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巴老提出一个口号，叫“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这是很重要的。冯牧在拨乱反正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是贺敬之提议的，请冯牧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他们配合得非常密切，关系很好。研究室调研组调查过小说《刘志丹》问题，“样板戏”问题，“文艺黑线”回潮问题等，调查了许多文艺界的冤假错案。理论组撰写了许多清理“四人帮”流毒的重头文章。这些都是在贺敬之、冯牧的领导下进行的。
冯牧最后一次布置我写文章，是1983年。那年，文联召开全委会，要通过一个《文艺工作者公约》。当时，职业道德已成为众所关心、极需强调的问题。我奉命写就，通过后刊于报端。此后，冯牧全力和有关同志一起抓作协工作。我在文联，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少了，见面也少了。但逢年过节，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还是要去冯牧家看望老领导。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友谊医院，他已病危。他说诸葛亮活了五十多岁，杜甫五十九岁就死了，我活了七十多岁已经很满足了。听了这个话我感到心里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知道冯牧当时情况很严重，老领导和我诀别了。不多占大家时间，我觉得冯牧是一位有大功劳、非常值得怀念、值得学习的老前辈。
缪俊杰（《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我很赞同前面几位同志对冯牧同志的评价和赞扬，我也想到了几个字：战士、园丁、公仆，以表达我对冯牧同志的敬意。
其一，冯牧同志是一位勇于战斗的战士。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都进入一个“转型期”，需要大批勇于战斗，善于战斗的勇士去奋斗。冯牧同志就是这一“转型期”的敢于战斗的战士之一。文艺战线是被“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搞乱了的阵地之一。冯牧同志当年五十七岁，他既是从延安出来的，又是文艺界的内行，担负了参加重建文艺界的重任，他是负责恢复文联工作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领导一个大批判写作组。在他的领导下有丁宁、江晓天、顾骧、郑伯农、刘庆库（刘梦溪）、丁道希等同志作为重要的写作力量，他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许多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和其他笔名的文章，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大声呼吼，为被错误批判的作家和文艺作品平反昭雪。冯牧同志也深得文艺界许多老同志的信任。周扬、张光年在给《人民日报》的稿件中，常常有这样的批示：“请冯牧同志看看有什么意见。”“请打一份清样给冯牧同志看看，提出修改意见。”冯牧同志当时的职务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文化人中包括文化界的领导人中，威信是很高的，是得到他们信任的。从我和冯牧的接触中，我感到冯牧同志是一位勇于斗争又是善于斗争的一位文化战士，深得大家的尊敬。 其二，冯牧同志是培育新文艺人才成长的园丁。冯牧同志在文艺界拨乱反正时期，不仅有“破”，而且有“立”！他热烈支持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扶持新作者的涌现和成长。报刊上有新作品问世，出版社有新作品出版，他都要尽早尽快地阅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同志说：“冯牧是阅读新时期作品最多的一位评论家和领导。”我是很相信这样的评价的。据说冯牧同志家里经常门庭若市，都是些认识和不认识的青年作者，他们来向他求教。这些青年作者都不空手而回，他们得到冯牧同志的许多教导和指点，他们把冯牧同志作为自己成长中的恩人。
其三，冯牧同志是人民的公仆。冯牧同志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对人谦和、处事低调方面。在部队时期，他是云南军区的文化部长。改革开放以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用时下的说法，他已经是“高干”了，生活上应该得到“高干待遇”。我同他有过五次共同出差外地的经历，我感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不摆高干架子，二不提生活要求，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要求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南昌到赣州，要行车六百多公里，接待的主人看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比较弱提出让他坐小车出行，他坚持不坐，要同大家一起挤在一部面包车上。吃什么，他从不提出特殊要求。几次同行下来，我感到冯牧同志确实做到了人民公仆对自己的要求。
冯牧同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对待报刊的编辑都是很客气很尊重的。记得有一次他去云南参观了漫湾水电站，写了一篇较长的散文，他写信给我说：“我向你投个稿，你看行不行，如果嫌长一些，请酌情处理，如不能用退我就可以了。”完全不摆架子，一种商量的口气。我看到他的短短的信很受感动，心里没有了压力。不像某些作者对编辑颐指气使的态度。我感受到了作为编辑的“尊严”。这与冯牧同志的公仆心态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纪念冯牧同志，要好好地向他学习，把我们的文艺提高一个层次，发挥文艺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提到一个新的境界。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过去参加冯牧同志的纪念活动，都是怀着感恩和敬仰，这次纪念他百年诞辰，我想或许应该把对他的怀念有所升华。因此两周前开始读《冯牧文集》1—3卷。1—3卷集中收录了冯牧同志一生涉及文艺理论与评论的文字，我自知在文艺理论方面修养不够，通过阅读，算是对他在文学理论和评论方面的贡献，有所了解有所感受。
作为我国当代文艺界公认的文艺理论评论家，冯牧的成就并不以“等身”的学术著作来奠定。兼具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人物的身份，冯牧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贡献，呈现了突出的“实践品格”，而通过解读作品、关注作家以及对文学思潮的审度，对文坛新时期的呼唤与引领，又使冯牧的文艺评论达到那一时期令我們折服的理论高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后，仍然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冯牧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和他持续五十年的评论文字连在一起的。正如袁鹰同志在《冯牧文集》前言中所说，冯牧作为一个“权威评论家”的“权威”，“常常表现在他文章和讲话中的高瞻远瞩、真知灼见”。这里所说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已经为随后文学发展的实际所证明。
冯牧的文学理论、批评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是1977年以后，他先后出任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职务，在国家命运重大转折之时，他撰文、讲话，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界大倡“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贯彻“双百”方针，为独具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文学佳作鸣锣开道……这个被称为文学“新时期”的开创，是国家政治清明、人心昂扬、思想自由、艺术民主的大格局使然，但也是文艺工作者感时忧国呕心沥血，才有了思想藩篱的冲破、艺术氛围的营造和创造实绩的收获，而冯牧应是这中间思想敏锐、果敢无畏的领军人物之一。
今天，每当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前后形成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花团锦簇的局面，不能不对有着开创之功的冯牧及其当时所占据的理论高度表达由衷的敬意。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在某些同志眼里，冯牧仍然是个被“质疑”的文坛领导者。对此，我想以徐怀中同志在一篇回忆中的话，来回应这一质疑。怀中说，冯牧“并不像有些人在反右时期批判的那样，是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方式代替了党对文艺的领导。恰恰相反，他不过是从自己心性上就无法适应那种以政治概念去要求文艺创作的简单生硬做法，而是以尽可能符合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也是他所习惯的方式，去实现高度的领导责任”。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归属，使冯牧成为一个清醒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成了一个尊重文艺规律、了解创作心理、谙熟领导艺术的文艺界领导者。这是50年代任职昆明军区的冯牧，扶持云南军旅作家群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到了文坛风云多变的50-60年代，即使冒着重大的政治风险，冯牧仍然秉持自己认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向那些貌似神圣的、居高临下的、违反马克思主义艺术原理和艺术自身规律的观点发出执着的声音。而到了“新时期文学”的节点，他成为涌动的文学潮流的保护者、鼓吹者、激励者，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居功至伟的一笔，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了。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是一个放牧心灵与思想的牧人，他的散文成就有四点：一是少而精，广而博;二是有感而发触景生情;三是万里路与万卷书的有机叠加;四是“四力”即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早期自觉实践者，是“三养”即学养、素养和修养的具体体现者。冯牧的散文是行走者的散文，是在场者的散文，也是“纠结者”的散文。何言纠结？首先是创作者与批评家身份的纠结;其次是知识分子与革命者身份的纠结;再次是城市少年名门之后与军旅作家身份的纠结。纠结的结果是使冯牧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异样的光芒，相对于工农兵作家的文章更有哲思，相对于书斋作家更多体验与阅历。是边疆生活和战斗岁月给了冯牧写作的原动力，是多彩人生给了他散文情感的内核。使他有了一双洞彻生活、捕捉生活、剖析生活的“慧眼”，而冯牧那种充溢着对生活真挚情感仔细描摹的生活的散文，是稀有而珍贵的文学元素。我们向冯牧致敬的理由很多，对于我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我于2001年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那一届获奖者包括莫言在内的九位作家、评论家，我们都以自己的名字能与以冯牧同志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联系在一起而感到光荣。但是作为时年三十出头的批评家，我对于冯牧先生的了解还只停留在文学组织者和文学推动者层面，对于他作为一个评论家对于新时期文学所做的工作有所了解，但并不很多。他对新时期之初也就是共和国当时正在经历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关键时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身为评论家他提出的观点、理论、思想如何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做出贡献和引领，我的认识并不深入。最近，由于工作关系，需要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些状况，我找到《冯牧文集》（9卷本）查阅1980年前后的一些评论，读后我发现，有一个弥足珍贵的冯牧，不应被评论界淡忘。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举办了许多庆祝活动，但会议上谈文学创作繁荣的居多，言理论评论贡献的较少。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我以为，如若没有包括冯牧同志在内的那一代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思想推动，今天我们的文学面貌也许不会如此饱满丰富。我们的文学发展也许不会如此迅疾而扎实地站在一个被称作“高原”的高地上。所以，我想以1978年至1984年这一段时间为节点，以“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为题，谈一谈冯牧同志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冯牧同志率先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在当时不仅是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而且关乎着文艺的发展方向。当其时，文艺刚刚打碎“精神枷锁”，迎来思想解放，如何将万马齐喑、百花凋敝的局面变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何总结历史、反映现实，作家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仍是“心有余悸”，冯牧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扫除帮风”，主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力量”，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里造成一种正常的、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探讨、辩论的气氛”，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浇花除草”。并进一步指出，以“实践的尺度”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尺度，并前瞻性地提醒道：“如果我们只有兴趣于少数成熟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与分析，而不去关怀那些每时每日都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如果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能同文艺创作一样地时刻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我们的队伍也将停滞不前，最后必将走上一条同我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道路。”这些四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是在今天，于文学、于批评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作家应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评论家也一样，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正在飞驰的文学现象，而把握其完整性与新鲜性，冯牧同志是这优秀者中的一个代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冯牧一代评论家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不像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他们更像是文学这件有着绚丽色泽的锦缎织就的华美长袍的起着支撑作用的“里子”，往往，在历史的文学长河中，他们虽长期做着引领风尚、推波助澜的无私工作却大多保持着沉默而谦逊的品性。文学能有今天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有这样的一种人格存在。于此，我怀念冯牧和他所代表的文学精神。
黄尧（云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冯牧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家，卓有建树的理论家、作家。他突出的组织才干、政治风范、艺术家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奋力开拓的精神以及明锐的理论家气质、创作成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今天的中国文学，一方面新生面宽广，成果沛然;一方面充满变数和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困境。作家的生活、情感资源枯竭、格局狭小。某些区间圈子化、小团体化日显突出。大国文学是否有大国气度，当得起时代变量？经济高速而文学艺术趋于流俗。我常想，如果冯牧先生等老一辈作家尚在，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指势论事，发声为文，笔底是何等样的文墨风云？但至少我们不会怀疑，他们精神还在，犹似不远。如果我们加以回顾、省察、总结，会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深远意义。
云南，与冯牧先生有着渊源关系，是他一生行程中的重要栈点和“又一个故乡”。《八千里路云和月》并非酬唱之词，而是他用生命丈量过的历程，他心心念念、行行停停，充满深醉与幸福。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云南文学界重要领导者之一，冯牧不是对一位、两位或“一群”作家加以指引和培养，而是致力于“一支队伍”的组织建设。他永远在军中，永远是云南文学新军的号令者、组织者。在其后担任中国作协主要领导时，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并贯穿了他的一生。我以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工作经验。
冯牧同志具有超越一般领导者的文学艺术鉴赏力和经验，以及理论上永远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坦诚，绝无门户之见。我所知道的许多年轻作家，都是他“发现”的，一经“发现”，即深耕培土，热情推荐。甚至不吝亲自撰文评论。
冯牧同志有很高的政治责任感。同时又襟怀坦荡，敢于担当。
冯老由于年事已高，痼疾缠身。在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1994年9月，安排了“云南告别行”，指定只由我一人陪同。我征求行程时，他突然提出：“我想去阿泸古洞看看，琼瑶写过这个地方，我却没有去过，真想去看看！”我心下打鼓，那是滇南方向二百二十多公里的二级路和毛路啊！他近日状况不好，几乎手不离平喘喷雾器。但我深知，“告别”对他等于生命的沉重与“唯一”。倒不在乎某位作家如何，他是不希望他的云南梦有一丝残缺。我答应安排，次日登程，中午平稳抵达。他尽量不需人搀扶，勉力前行，如陟高山。但进入溶洞中厅，他喘得厉害，我即央他止步。这是穹顶极高的中央巨窟，气息森冷，我马上安排生起栎炭火盆。冯老一向火，心情顿时舒缓。不由得叹道：“如果来一碟苦荞粑粑蘸蜂蜜，那真是美啊！”我说只要您想到我就能做到！僅半小时，我奔出洞外，请管理处找小摊让他们把全套家什连同草墩子全部搬往洞里。冯老喜笑颜开：“你这是变戏法啊！”他亲自动手烤粑粑，蘸两种蜂蜜：冬蜂蜜和荷花蜜，不亦乐乎！他对云南民俗了若指掌，一下子数出荞麦制品多样，还说崖蜂蜜最紧实，但因崖蜂采集花粉过杂，多食易中毒，其实也非毒，是蜜醉。而蜜醉胜酒，最难解！写文章也一样，素材太杂芜不行，出味太甜太咸太苦太涩太腻也不行！建议在这里办个学习班，专讲“蜂蜜原理”——后来，云南省作家协会与泸西县合作在阿泸古洞办班超过十期。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历经四十年，也建立了一支涵盖老中青、各民族、文学类别齐全梯次完整的骨干作家队伍，二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成绩不可谓不大。这算是沿着以冯牧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开辟的道路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云南永远不忘冯牧！
（曾攀根据发言整理）
地 点：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主 办：中国作家协会
主持人：钱小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与会者：铁凝、王蒙、李存葆、徐怀中、郑伯农、缪俊杰、陈建功、高洪波、钱小芊、李敬泽、何向阳、黄尧、王必胜、从维熙、叶梅、刘锡诚、刘方、李一鸣、李建军、李茹、李炳银、杨匡满、束沛德、吴泰昌、何志云、张守仁、陈丹晨、陈德宏、范咏戈、金坚范、周大新、周明、贺绍俊、秦晋、高桦、萧立军、崔道怡、梁鸿鹰、程小玲、程绍武、鲁光、谢永旺、马波、严平、李洱、闻丹青、李迪、梁飞等近百人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冯牧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缅怀冯牧先生的卓越成就和对中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冯牧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对出席会议的文学界前辈、专家学者、作家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冯牧出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到今年正好是一百年。他的一生，印证着时代精神的脉动。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直到改革开放的澎湃激情，他始终走在时代变革的前沿。他从北平的书香之家走出，走过延河、走过太行、走过淮海、走过彩云之南，沧海横流、风云激荡，他始终忠诚于祖国和人民，深爱着生活和文学，他担当着对真实、美好和正义的责任，毕生矢志不渝。
冯牧十七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十九岁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由此投身党和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1941年起，他先后在鲁迅文艺研究室工作，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文艺编辑，以笔为旗，讴歌革命的胜利，鼓舞人民的斗志。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冯牧作为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随着刘邓大军前进，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战士。他采写的战地通讯、人物特写和报告文学，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刘邓大军的胜利征程和英雄群像，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读来，这些文字依然如战鼓如号角，神采飞扬。
在散文《久病延年》中，冯牧自述道：“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于人民有益”，这是他的责任，“性之所适、情之所至”，这是他的风骨，冯牧的一生，融责任与使命、风骨与性情为一体，以永不枯竭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无私地创造和奉献，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散文《沿着澜沧江的激流》，还记得在汹涌湍急的江流中“一尺一尺地撑向前去”的长篙，我想，很多同代人都是和我一样，从冯牧那些奇丽壮美的篇章中最初认识了云南。有学者认为，风景决不仅仅是客观的，风景是一种知觉结构，我想，这对于冯牧那些写于共和国早期的边地散文来说尤其恰切，这些文章中行走着一个人，年轻、浪漫、刚健，对新中国的山河和人民满怀自豪和热爱。
冯牧的散文不会被忘记，同时，在我们心中、在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留下最深刻印记的，无疑是冯牧的文学评论。冯牧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的评论，不是书斋的或经院的，他始终身在现场，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程中，特别是在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走向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冯牧是一个竭尽全力的参与者和探索者，是走在前边的人。他的评论有深厚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的导向意识，面对复杂多变的文学潮流、五光十色的创作现象，他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既有勇立时代潮头的远见卓识，又有严正的、原则性的批评锋芒。冯牧的批评实践鼓励和推动着思想的解放，召唤着现实主义精神，启发和引导着众多的作家和广大的读者。
冯牧是评论家，同时也是党的文艺事业的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他曾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作协的重建和发展、团结带领广大作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艺反映时代、反映现实，文艺的社会效果、现实主义的美学和历史原则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上，他始终坚定而清醒。无论作为一位评论家、一位思想者，还是作为一位领导者，冯牧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作出的贡献，必将长留史册。
今天我们缅怀冯牧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忠诚，学习他永远响应时代召唤的战士的信念和担当。在冯牧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活动中，始终贯彻着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立言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牢记着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历史斗争中的使命和责任。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上，冯牧都是一个胸怀群山、心向高峰的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前辈的业绩和道路激励启示着我们，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正在恢宏壮阔地在我们眼前展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向着中国文学的高峰奋勇迈进！
徐怀中（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原部长）：我是从部队生长起来的，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许多位领导的关心培养，扶持与提携，其中一位就是冯牧先生。回忆冯牧先生，总觉得他与别的长辈老同志有明显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不妨用一句话加以总括，他是看似浅淡而又是十分深厚的一个人。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可说是冯牧先生为人处世一以贯之的风格，是他特有的一种人生姿态。和他接触，不像通常人们那样笑脸相迎，紧紧握手，出语热情亲近。与冯牧见面，他很少主动搭话，或是嘘寒问暖什么的，总是点头一笑，随之便会是一阵缄默无语。照例的一刻沉寂，不会让你产生丝毫尴尬，感觉有些冷场，决不会的。这时候需要你即时提出话题，立刻就会引来对方一番侃侃而谈。彼此相知已深，不存在任何距离感，所有那些热情友好的言辞都可以省略了。
1955年初，西南大区撤销，我处于待分配状态。恰好冯牧先生正在重庆陆军医院住院，他要人带口信给我说，希望我能考虑到云南军区去。我虽然当即答应了下来，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不想真的把调动手续给办下来了。非常幸运，我被正式收编，进入彩云之南的冯牧军团麾下。这次调动，其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西南军区政治部原定我到进藏部队一个团里去任职，如果那样，十有八九以后不会再从事文学写作了。 时间无情地流逝，决不肯稍作停顿。不觉已是1995年7月10日，冯牧先生住在友谊医院，我们夫妻两个前往探视。他一向体弱多病，记忆中曾到北京各大医院探视过的。所以总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打熬一段时间，他又可以搬运着一沓一沓的书报文件回家去了。这次知道了他的真实病情，进入病房禁不住心怦怦地跳。冯牧先生从床头拿起一本书，用他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我们夫妇的名字，嬉笑着说：“对不起，把你们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我双手接过他的赠书——《但求无愧无悔》，吓了一跳，怎么竟会是这样一个书名呢！这句话不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终的遗言吗？
冯牧先生在他的岗位上奔忙一生，朋友圈内无人不曉，他却一生寄情于山水之间。谈起“彩云之南”，他总是双目闪放出醉洋洋的光亮，让你会深切感受到，他对大自然抱有无限热爱与深沉的敬畏之心。唯有如此矢志不渝的博大情怀，才可超越他实际体能，先后五次踏访云南边疆地区。其中一次为时一年之久，行程数百上千公里，最后一次成行，他已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能够如冯牧先生，以书写大地山川为永久主题，交出了颇富于地理学考察意义的一系列游记美文。
他与明人大学问家徐霞客相随，“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古时交通条件更为艰难，徐霞客到达滇西北丽江，距离金沙江虎跳峡仅三日路程，却失之交臂。在《徐霞客游记》中缺失的这一处充满了神秘意味的人间名胜，在冯牧的《虎跳峡探胜》中得到了补救。他生前仅出版了两卷散文集，还有近百万字云南采访手记，有待先生的后人整理出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冯牧先生并未远去，是他第六次整装启程了。你眺望彩云之南那山重水复深处，便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匆忙赶路的身影。
郑伯农（《文艺报》原主编）：冯牧同志是现当代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文艺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组织者。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和他有频繁的接触。中国有一句话：“天地君亲师”，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从搞音乐史、音乐评论，转到搞文艺理论与批评，是组织的安排，和冯牧的决定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冯牧是我的导师，是我的领路人，也是我的培育者，包括生活上对我们部下也很关心。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7年初，当时文化部刚刚恢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冯牧、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是负责人，冯牧是排第一。后来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调走了，丁宁、徐非光、江晓天进入领导班子。冯牧在拨乱反正里面有大功劳，可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冯牧是领军人之一。当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林默涵等同志尚背着文艺黑线的黑锅，许多老同志都没有被安排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担负了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冯牧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非常关心创作，他看很多的作品。我接触的领导人里面看作品最多的，在我的印象里一个陈荒煤，一个冯牧。荒煤看电影剧本，冯牧看文学作品，看了之后，还要找政研室、《文艺报》的同志谈，他集思广益，或者发表文章，或者在哪个报告里面讲，甚至找作者本人谈话。像李存葆同志的《高山下的花环》，没有冯牧就不会顺利出来。像邓刚的《迷人的海》，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诸如此类很多的作品，他都鼎力支持。冯牧看了很多作品，他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书斋里面做学问的坐而论道者，而是在实际工作里面为党为人民，培养了很多文学人才，推出很多文学佳作。文化部政研室里面分两个组，一个是调研组，我是理论组成员。当时文艺创作一片萧条，繁荣创作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有的人还在劳改，还在监督劳动，有的人还戴着黑线人物、黑线头子的帽子。如果当时不拨乱反正，不恢复文艺机构，不给一些人平反，文艺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巴老提出一个口号，叫“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这是很重要的。冯牧在拨乱反正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是贺敬之提议的，请冯牧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他们配合得非常密切，关系很好。研究室调研组调查过小说《刘志丹》问题，“样板戏”问题，“文艺黑线”回潮问题等，调查了许多文艺界的冤假错案。理论组撰写了许多清理“四人帮”流毒的重头文章。这些都是在贺敬之、冯牧的领导下进行的。
冯牧最后一次布置我写文章，是1983年。那年，文联召开全委会，要通过一个《文艺工作者公约》。当时，职业道德已成为众所关心、极需强调的问题。我奉命写就，通过后刊于报端。此后，冯牧全力和有关同志一起抓作协工作。我在文联，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少了，见面也少了。但逢年过节，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还是要去冯牧家看望老领导。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友谊医院，他已病危。他说诸葛亮活了五十多岁，杜甫五十九岁就死了，我活了七十多岁已经很满足了。听了这个话我感到心里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知道冯牧当时情况很严重，老领导和我诀别了。不多占大家时间，我觉得冯牧是一位有大功劳、非常值得怀念、值得学习的老前辈。
缪俊杰（《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我很赞同前面几位同志对冯牧同志的评价和赞扬，我也想到了几个字：战士、园丁、公仆，以表达我对冯牧同志的敬意。
其一，冯牧同志是一位勇于战斗的战士。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都进入一个“转型期”，需要大批勇于战斗，善于战斗的勇士去奋斗。冯牧同志就是这一“转型期”的敢于战斗的战士之一。文艺战线是被“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搞乱了的阵地之一。冯牧同志当年五十七岁，他既是从延安出来的，又是文艺界的内行，担负了参加重建文艺界的重任，他是负责恢复文联工作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领导一个大批判写作组。在他的领导下有丁宁、江晓天、顾骧、郑伯农、刘庆库（刘梦溪）、丁道希等同志作为重要的写作力量，他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许多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和其他笔名的文章，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大声呼吼，为被错误批判的作家和文艺作品平反昭雪。冯牧同志也深得文艺界许多老同志的信任。周扬、张光年在给《人民日报》的稿件中，常常有这样的批示：“请冯牧同志看看有什么意见。”“请打一份清样给冯牧同志看看，提出修改意见。”冯牧同志当时的职务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文化人中包括文化界的领导人中，威信是很高的，是得到他们信任的。从我和冯牧的接触中，我感到冯牧同志是一位勇于斗争又是善于斗争的一位文化战士，深得大家的尊敬。 其二，冯牧同志是培育新文艺人才成长的园丁。冯牧同志在文艺界拨乱反正时期，不仅有“破”，而且有“立”！他热烈支持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扶持新作者的涌现和成长。报刊上有新作品问世，出版社有新作品出版，他都要尽早尽快地阅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同志说：“冯牧是阅读新时期作品最多的一位评论家和领导。”我是很相信这样的评价的。据说冯牧同志家里经常门庭若市，都是些认识和不认识的青年作者，他们来向他求教。这些青年作者都不空手而回，他们得到冯牧同志的许多教导和指点，他们把冯牧同志作为自己成长中的恩人。
其三，冯牧同志是人民的公仆。冯牧同志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对人谦和、处事低调方面。在部队时期，他是云南军区的文化部长。改革开放以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用时下的说法，他已经是“高干”了，生活上应该得到“高干待遇”。我同他有过五次共同出差外地的经历，我感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不摆高干架子，二不提生活要求，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要求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南昌到赣州，要行车六百多公里，接待的主人看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比较弱提出让他坐小车出行，他坚持不坐，要同大家一起挤在一部面包车上。吃什么，他从不提出特殊要求。几次同行下来，我感到冯牧同志确实做到了人民公仆对自己的要求。
冯牧同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对待报刊的编辑都是很客气很尊重的。记得有一次他去云南参观了漫湾水电站，写了一篇较长的散文，他写信给我说：“我向你投个稿，你看行不行，如果嫌长一些，请酌情处理，如不能用退我就可以了。”完全不摆架子，一种商量的口气。我看到他的短短的信很受感动，心里没有了压力。不像某些作者对编辑颐指气使的态度。我感受到了作为编辑的“尊严”。这与冯牧同志的公仆心态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纪念冯牧同志，要好好地向他学习，把我们的文艺提高一个层次，发挥文艺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提到一个新的境界。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过去参加冯牧同志的纪念活动，都是怀着感恩和敬仰，这次纪念他百年诞辰，我想或许应该把对他的怀念有所升华。因此两周前开始读《冯牧文集》1—3卷。1—3卷集中收录了冯牧同志一生涉及文艺理论与评论的文字，我自知在文艺理论方面修养不够，通过阅读，算是对他在文学理论和评论方面的贡献，有所了解有所感受。
作为我国当代文艺界公认的文艺理论评论家，冯牧的成就并不以“等身”的学术著作来奠定。兼具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人物的身份，冯牧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贡献，呈现了突出的“实践品格”，而通过解读作品、关注作家以及对文学思潮的审度，对文坛新时期的呼唤与引领，又使冯牧的文艺评论达到那一时期令我們折服的理论高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后，仍然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冯牧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和他持续五十年的评论文字连在一起的。正如袁鹰同志在《冯牧文集》前言中所说，冯牧作为一个“权威评论家”的“权威”，“常常表现在他文章和讲话中的高瞻远瞩、真知灼见”。这里所说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已经为随后文学发展的实际所证明。
冯牧的文学理论、批评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是1977年以后，他先后出任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职务，在国家命运重大转折之时，他撰文、讲话，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界大倡“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贯彻“双百”方针，为独具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文学佳作鸣锣开道……这个被称为文学“新时期”的开创，是国家政治清明、人心昂扬、思想自由、艺术民主的大格局使然，但也是文艺工作者感时忧国呕心沥血，才有了思想藩篱的冲破、艺术氛围的营造和创造实绩的收获，而冯牧应是这中间思想敏锐、果敢无畏的领军人物之一。
今天，每当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前后形成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花团锦簇的局面，不能不对有着开创之功的冯牧及其当时所占据的理论高度表达由衷的敬意。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在某些同志眼里，冯牧仍然是个被“质疑”的文坛领导者。对此，我想以徐怀中同志在一篇回忆中的话，来回应这一质疑。怀中说，冯牧“并不像有些人在反右时期批判的那样，是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方式代替了党对文艺的领导。恰恰相反，他不过是从自己心性上就无法适应那种以政治概念去要求文艺创作的简单生硬做法，而是以尽可能符合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也是他所习惯的方式，去实现高度的领导责任”。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归属，使冯牧成为一个清醒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成了一个尊重文艺规律、了解创作心理、谙熟领导艺术的文艺界领导者。这是50年代任职昆明军区的冯牧，扶持云南军旅作家群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到了文坛风云多变的50-60年代，即使冒着重大的政治风险，冯牧仍然秉持自己认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向那些貌似神圣的、居高临下的、违反马克思主义艺术原理和艺术自身规律的观点发出执着的声音。而到了“新时期文学”的节点，他成为涌动的文学潮流的保护者、鼓吹者、激励者，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居功至伟的一笔，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了。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是一个放牧心灵与思想的牧人，他的散文成就有四点：一是少而精，广而博;二是有感而发触景生情;三是万里路与万卷书的有机叠加;四是“四力”即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早期自觉实践者，是“三养”即学养、素养和修养的具体体现者。冯牧的散文是行走者的散文，是在场者的散文，也是“纠结者”的散文。何言纠结？首先是创作者与批评家身份的纠结;其次是知识分子与革命者身份的纠结;再次是城市少年名门之后与军旅作家身份的纠结。纠结的结果是使冯牧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异样的光芒，相对于工农兵作家的文章更有哲思，相对于书斋作家更多体验与阅历。是边疆生活和战斗岁月给了冯牧写作的原动力，是多彩人生给了他散文情感的内核。使他有了一双洞彻生活、捕捉生活、剖析生活的“慧眼”，而冯牧那种充溢着对生活真挚情感仔细描摹的生活的散文，是稀有而珍贵的文学元素。我们向冯牧致敬的理由很多，对于我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我于2001年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那一届获奖者包括莫言在内的九位作家、评论家，我们都以自己的名字能与以冯牧同志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联系在一起而感到光荣。但是作为时年三十出头的批评家，我对于冯牧先生的了解还只停留在文学组织者和文学推动者层面，对于他作为一个评论家对于新时期文学所做的工作有所了解，但并不很多。他对新时期之初也就是共和国当时正在经历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关键时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身为评论家他提出的观点、理论、思想如何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做出贡献和引领，我的认识并不深入。最近，由于工作关系，需要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些状况，我找到《冯牧文集》（9卷本）查阅1980年前后的一些评论，读后我发现，有一个弥足珍贵的冯牧，不应被评论界淡忘。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举办了许多庆祝活动，但会议上谈文学创作繁荣的居多，言理论评论贡献的较少。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我以为，如若没有包括冯牧同志在内的那一代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思想推动，今天我们的文学面貌也许不会如此饱满丰富。我们的文学发展也许不会如此迅疾而扎实地站在一个被称作“高原”的高地上。所以，我想以1978年至1984年这一段时间为节点，以“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为题，谈一谈冯牧同志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冯牧同志率先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在当时不仅是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而且关乎着文艺的发展方向。当其时，文艺刚刚打碎“精神枷锁”，迎来思想解放，如何将万马齐喑、百花凋敝的局面变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何总结历史、反映现实，作家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仍是“心有余悸”，冯牧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扫除帮风”，主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力量”，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里造成一种正常的、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探讨、辩论的气氛”，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浇花除草”。并进一步指出，以“实践的尺度”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尺度，并前瞻性地提醒道：“如果我们只有兴趣于少数成熟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与分析，而不去关怀那些每时每日都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如果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能同文艺创作一样地时刻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我们的队伍也将停滞不前，最后必将走上一条同我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道路。”这些四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是在今天，于文学、于批评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作家应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评论家也一样，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正在飞驰的文学现象，而把握其完整性与新鲜性，冯牧同志是这优秀者中的一个代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冯牧一代评论家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不像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他们更像是文学这件有着绚丽色泽的锦缎织就的华美长袍的起着支撑作用的“里子”，往往，在历史的文学长河中，他们虽长期做着引领风尚、推波助澜的无私工作却大多保持着沉默而谦逊的品性。文学能有今天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有这样的一种人格存在。于此，我怀念冯牧和他所代表的文学精神。
黄尧（云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冯牧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家，卓有建树的理论家、作家。他突出的组织才干、政治风范、艺术家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奋力开拓的精神以及明锐的理论家气质、创作成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今天的中国文学，一方面新生面宽广，成果沛然;一方面充满变数和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困境。作家的生活、情感资源枯竭、格局狭小。某些区间圈子化、小团体化日显突出。大国文学是否有大国气度，当得起时代变量？经济高速而文学艺术趋于流俗。我常想，如果冯牧先生等老一辈作家尚在，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指势论事，发声为文，笔底是何等样的文墨风云？但至少我们不会怀疑，他们精神还在，犹似不远。如果我们加以回顾、省察、总结，会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深远意义。
云南，与冯牧先生有着渊源关系，是他一生行程中的重要栈点和“又一个故乡”。《八千里路云和月》并非酬唱之词，而是他用生命丈量过的历程，他心心念念、行行停停，充满深醉与幸福。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云南文学界重要领导者之一，冯牧不是对一位、两位或“一群”作家加以指引和培养，而是致力于“一支队伍”的组织建设。他永远在军中，永远是云南文学新军的号令者、组织者。在其后担任中国作协主要领导时，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并贯穿了他的一生。我以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工作经验。
冯牧同志具有超越一般领导者的文学艺术鉴赏力和经验，以及理论上永远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坦诚，绝无门户之见。我所知道的许多年轻作家，都是他“发现”的，一经“发现”，即深耕培土，热情推荐。甚至不吝亲自撰文评论。
冯牧同志有很高的政治责任感。同时又襟怀坦荡，敢于担当。
冯老由于年事已高，痼疾缠身。在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1994年9月，安排了“云南告别行”，指定只由我一人陪同。我征求行程时，他突然提出：“我想去阿泸古洞看看，琼瑶写过这个地方，我却没有去过，真想去看看！”我心下打鼓，那是滇南方向二百二十多公里的二级路和毛路啊！他近日状况不好，几乎手不离平喘喷雾器。但我深知，“告别”对他等于生命的沉重与“唯一”。倒不在乎某位作家如何，他是不希望他的云南梦有一丝残缺。我答应安排，次日登程，中午平稳抵达。他尽量不需人搀扶，勉力前行，如陟高山。但进入溶洞中厅，他喘得厉害，我即央他止步。这是穹顶极高的中央巨窟，气息森冷，我马上安排生起栎炭火盆。冯老一向火，心情顿时舒缓。不由得叹道：“如果来一碟苦荞粑粑蘸蜂蜜，那真是美啊！”我说只要您想到我就能做到！僅半小时，我奔出洞外，请管理处找小摊让他们把全套家什连同草墩子全部搬往洞里。冯老喜笑颜开：“你这是变戏法啊！”他亲自动手烤粑粑，蘸两种蜂蜜：冬蜂蜜和荷花蜜，不亦乐乎！他对云南民俗了若指掌，一下子数出荞麦制品多样，还说崖蜂蜜最紧实，但因崖蜂采集花粉过杂，多食易中毒，其实也非毒，是蜜醉。而蜜醉胜酒，最难解！写文章也一样，素材太杂芜不行，出味太甜太咸太苦太涩太腻也不行！建议在这里办个学习班，专讲“蜂蜜原理”——后来，云南省作家协会与泸西县合作在阿泸古洞办班超过十期。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历经四十年，也建立了一支涵盖老中青、各民族、文学类别齐全梯次完整的骨干作家队伍，二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成绩不可谓不大。这算是沿着以冯牧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开辟的道路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云南永远不忘冯牧！
（曾攀根据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