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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预计投资8000余万元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等着要上马,地方政府着急不能按时向上级交差,群众关心的是有没有危害健康之虞,沟通的不充分让双方陷入僵局。
村口的一堆稻秆被点燃,这暗示着政府的“垃圾宣传队”要进村了。
闻“狼烟”而动的几百名村民迅速聚集到晒场上,只留下老人和小孩看家——这是他们的策略,以“不对抗、不接触”的方式与宣传队展开拉锯。
中了几次“空城计”的宣传人员索性不来了,大喇叭宣传车替代了进门入户,做起群众的“思想工作。”
每天早上九点,宣传车就开始在村口反复“嚷嚷”:“广西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是列入国家2009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新增中央预算项目,项目选址可行,废气达标,要顾全大局……”
机械的宣传在村民们看来“毫无感情可言”,有人干脆捂着耳朵绕行,“宣传车”与村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到底谁在代表民意”
生活变成这样,起因于一纸“桂平市人民政府征地公告”。
公告发布于2009年6月23日,称广西桂平市拟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通过修建垃圾堆肥厂、填埋场等方法,以消化市里日益膨胀的生活垃圾。
项目选址距市区约21公里的下湾镇石塘屯东南面,下湾镇龙岭村、团结村和社步镇宁江村的近300亩土地将被征。
据桂平市发展与改革局局长梁均荣介绍,该项目的选址“经过了前期大量的环境评估研究和可行性研究”。
村民们不明白,“可不可行难道不应该先听听我们的意见么?”
团结村四大队队长莫与信曾在2008年12月11日参加过一次“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座谈会”。共有15人参加,除了莫与另外两名村民代表之外,其余都是来自市建设局、环卫处、环保局等党政机关的官员。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基本都是领导说话,我们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莫与信回忆,“其中一位领导说,你给(征)也要建,不给(征)也要建,态度很强硬。”
社步镇、下湾镇随后召开了党支部讨论大会,召集所有党员干部前来投票表决是否同意搞垃圾填埋场,75岁的社步镇宁江村老村长陈章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当时党员有20多人参加,没有一个投赞成票的。”陈章生说。
然而在市政府委托贺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制作的环评报告中,公众参与环节呈现的绝大多数却是赞成意见。比如,2008年12月12日编制的一份《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群体访谈)》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在近80名受访者中,有90%来自桂平市政协、政府办等相关部门,他们对“污垃工程”的态度基本是“十分必要”“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余下的10%才是村民代表,他们的意见栏上写着:“不是在此地堆放垃圾、进行垃圾处理,无环境污染、无臭气味的,可上该项目。”也就是说,村民代表们并不赞成最初的选址。不过,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到底谁在代表民意?”村民们糊涂了。
“不容商量的口气”
早在征地公告现身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已经动工了两次。动工时间分别是2009年5月11日和2009年6月18日。
“都是早上八九点钟,几台推土机开到了下湾镇的公路边上,准备挖一条通向垃圾填埋场的路。”村民梁厢说。
村民们的抵制方式,就是一台推土机前站上几十人,不允许推土机往前作业。
因为遭到阻挠,推土机只在农田上留下了几道碾痕就撤退了。
梁厢曾经写信给桂平市政府,要求召开征地听证会,但消息很快就石沉大海了,最终等来的只有这纸公告。公告宣称,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限期20日内办理征地补偿登记,预期不办理者,将视为放弃补偿。
“冷冰冰,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梁厢说。
村民们很担心专家们所谓的“300米安全距离”是否真的安全,尽管桂平的垃圾填埋场已经将安全距离拉到了600米。
目前对于“垃圾处理厂距离居民区多远”才安全始终没有定论。出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之口的300米安全距离,其依据是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新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还有一些专家认为,700米才是安全距离,实际上没有一个确切的国家标准。
而对于专家们关于填埋场有“20年安全寿命”的说法,更让村民们忧心。“20年以后呢,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就不考虑了么?”
公告贴出后不久,24岁的宁江村青年莫福林就被退了婚,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不愿挨着垃圾堆闻臭味,不利于下一代。”同村的另外两名男青年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2009年,我们村没有一家婚嫁。”莫福林说。
这让村里人更觉得垃圾处理厂不能建了,“不吉利”。
宁江村宁冲屯的土地庙前已经聚集了上千号村民,“我们拜了土地公,誓要保卫我们的家园。”村民梁厢说。广西桂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发起地,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我们一直都有抱团的精神。”
升级了的对抗
两件看起来和“垃圾处理厂”毫无关联的事,却让村里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件与没有邮戳的快递有关。
2009年10月15日下午1点,社步镇邮电所邮递员张敏聪到宁江村送快递。快递封面除了写明寄件人“桂平国土资源局”和收件人外,并没有加盖桂平市邮电局和社步镇邮电所的邮戳。
“当时觉得很奇怪,就问邮递员:是谁叫你来送信的。”收件人之一的梁树永说。邮递员张敏聪支吾着,迟迟不肯讲明邮件的来由,这更加深了村民们的疑惑。
梁树永拆开快递一看,原来是一份桂平市国土资源局征地的协议。
“一定是要骗我们签字卖地!”有人开始嚷嚷。村民随即愤怒了,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在人群中蔓延。村民们拦住了邮递员不让走,一定要讨一个说法。
下午5点,在僵持了近4个小时后,“邮戳事件”以桂平市邮电局经理潘立波签字证明“是我局人员一时疏忽,造成群众误会,愿承担一切责任”而告终。
另一件事,是桂平市警方展开的新一轮“打黑除恶”大行动。
“凌晨4时,桂平市警方在社步镇宁江村铲除了一股农村恶势力,15名涉恶人员纷纷落网。”这是当地媒体《贵港日报》2009年11月20日的一则消息。
宁江村村民阿凤一家四口均以“公开聚赌”为由被捕。“天还没亮,警察把我们家门打烂了抓人。”阿凤说。阿凤否认“聚赌”罪名,她说,“只是因为在村中开了一家杂货铺,因为地方敞亮,平时村民们都喜欢上我家坐坐聊聊。”
有些村民开始猜测,“是不是觉得我们在商量什么,要抱成团反对建垃圾处理厂,才这么做来打乱我们?”
那段时间,成了惊弓之鸟的村民们晚上不敢在家过夜,在离村不远的山岭上,用几根木棍支起一个雨篷,再用稻草铺成床垫,就这样20户一个山岭聚集着露宿野外。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都去岭上睡。”村民莫鸣说,“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起身。”
“打黑除恶”六天后,“垃圾处理厂”工程就第三次开工了。
这一次,桂平市政府派出了400多名武警和100多名市、镇直属单位干部维持秩序。现场还有钩机4台,铲车2台,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大型客车等105辆。
闻讯赶来的村民被人为构筑的防线堵在填埋区外。有一些村民突破了防线,企图阻止铲车作业。两名村民被警棍当场击晕,另外两名被放出的警犬咬伤。
第三次开工的尝试最终以政府的妥协收场。而此时, 冲突双方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牌牌都出尽了”
为了缓和紧张关系,桂平市政府也采取了措施,譬如组织村里有卫生经验的医生和有文化知识的中学生、教师参观在建或已建好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张贴宣传资料、在学校开设生活无害化处理课、开辟专门的“无害化”宣传长廊等等。
“我们该采取的沟通办法都想尽了。”桂平市发展与改革局局长梁均荣说,“集合群众统一宣传也用过了,但是两三百人在一起,是很难解释的,你的嘴巴有多大?你一嘴,他有五嘴、十嘴,一百张嘴。”
“再来就是单门进户,一对一解释”。可是村民们统统采取“不对抗、不接触”的“回避”策略,“根本不给机会听我们解释”。
桂平市市长杨评防说,“我们甚至怕宣传资料太厚群众看不懂,还把有关的规定、知识全部浓缩成一张纸,一二三四五列出来。”
梁均荣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社步镇人,为了建这个垃圾处理厂,他没少受家里人埋怨。“村里人要挟我,说就是你把垃圾带回家。”
“我是亲情牌、友情牌、同乡牌,牌牌都出尽了。”梁均荣说。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一定要坚持推进,必要时还要强力推进。”项目迟迟无法动工,桂平市市长杨评防感觉“压力很大”。
来自桂平市环卫处的数据显示,桂平日清运垃圾量是200吨,而目前该市采取的清运方式还是传统的简易堆置式,垃圾“围城”的危险已近在眼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份《关于全面推进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决定》提到,“2008年至2010年底,所有市、县(区)和国家级、自治区级园区要建成污水垃圾处理厂(场)。”
第三重压力来自2007年通过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桂平市的垃圾处理项目是列入“十一五”规划的重点投资项目之一。“8000多万的投资进展如此缓慢,我为此已经三进自治区检讨了。”杨评防说。
“垃圾处理厂填埋区的选址有很多严格的要求,绝不是哪一个领导头脑发热圈个地就能算数的。”桂平市环保局局长林焕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建垃圾处理厂,相关部门前前后后考察了桂平17个区域,“只有这里才比较合适。”
“我们反对换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地方搞不下去就换个地方搞,别的地方会以更大的抵抗来对付你。”林焕祥说。
然而,对于如何解决目前官民拉锯的局面,桂平市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这也许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杨评防说。
村口的一堆稻秆被点燃,这暗示着政府的“垃圾宣传队”要进村了。
闻“狼烟”而动的几百名村民迅速聚集到晒场上,只留下老人和小孩看家——这是他们的策略,以“不对抗、不接触”的方式与宣传队展开拉锯。
中了几次“空城计”的宣传人员索性不来了,大喇叭宣传车替代了进门入户,做起群众的“思想工作。”
每天早上九点,宣传车就开始在村口反复“嚷嚷”:“广西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是列入国家2009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新增中央预算项目,项目选址可行,废气达标,要顾全大局……”
机械的宣传在村民们看来“毫无感情可言”,有人干脆捂着耳朵绕行,“宣传车”与村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到底谁在代表民意”
生活变成这样,起因于一纸“桂平市人民政府征地公告”。
公告发布于2009年6月23日,称广西桂平市拟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通过修建垃圾堆肥厂、填埋场等方法,以消化市里日益膨胀的生活垃圾。
项目选址距市区约21公里的下湾镇石塘屯东南面,下湾镇龙岭村、团结村和社步镇宁江村的近300亩土地将被征。
据桂平市发展与改革局局长梁均荣介绍,该项目的选址“经过了前期大量的环境评估研究和可行性研究”。
村民们不明白,“可不可行难道不应该先听听我们的意见么?”
团结村四大队队长莫与信曾在2008年12月11日参加过一次“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座谈会”。共有15人参加,除了莫与另外两名村民代表之外,其余都是来自市建设局、环卫处、环保局等党政机关的官员。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基本都是领导说话,我们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莫与信回忆,“其中一位领导说,你给(征)也要建,不给(征)也要建,态度很强硬。”
社步镇、下湾镇随后召开了党支部讨论大会,召集所有党员干部前来投票表决是否同意搞垃圾填埋场,75岁的社步镇宁江村老村长陈章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当时党员有20多人参加,没有一个投赞成票的。”陈章生说。
然而在市政府委托贺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制作的环评报告中,公众参与环节呈现的绝大多数却是赞成意见。比如,2008年12月12日编制的一份《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群体访谈)》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在近80名受访者中,有90%来自桂平市政协、政府办等相关部门,他们对“污垃工程”的态度基本是“十分必要”“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余下的10%才是村民代表,他们的意见栏上写着:“不是在此地堆放垃圾、进行垃圾处理,无环境污染、无臭气味的,可上该项目。”也就是说,村民代表们并不赞成最初的选址。不过,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到底谁在代表民意?”村民们糊涂了。
“不容商量的口气”
早在征地公告现身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已经动工了两次。动工时间分别是2009年5月11日和2009年6月18日。
“都是早上八九点钟,几台推土机开到了下湾镇的公路边上,准备挖一条通向垃圾填埋场的路。”村民梁厢说。
村民们的抵制方式,就是一台推土机前站上几十人,不允许推土机往前作业。
因为遭到阻挠,推土机只在农田上留下了几道碾痕就撤退了。
梁厢曾经写信给桂平市政府,要求召开征地听证会,但消息很快就石沉大海了,最终等来的只有这纸公告。公告宣称,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限期20日内办理征地补偿登记,预期不办理者,将视为放弃补偿。
“冷冰冰,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梁厢说。
村民们很担心专家们所谓的“300米安全距离”是否真的安全,尽管桂平的垃圾填埋场已经将安全距离拉到了600米。
目前对于“垃圾处理厂距离居民区多远”才安全始终没有定论。出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之口的300米安全距离,其依据是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新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还有一些专家认为,700米才是安全距离,实际上没有一个确切的国家标准。
而对于专家们关于填埋场有“20年安全寿命”的说法,更让村民们忧心。“20年以后呢,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就不考虑了么?”
公告贴出后不久,24岁的宁江村青年莫福林就被退了婚,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不愿挨着垃圾堆闻臭味,不利于下一代。”同村的另外两名男青年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2009年,我们村没有一家婚嫁。”莫福林说。
这让村里人更觉得垃圾处理厂不能建了,“不吉利”。
宁江村宁冲屯的土地庙前已经聚集了上千号村民,“我们拜了土地公,誓要保卫我们的家园。”村民梁厢说。广西桂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发起地,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我们一直都有抱团的精神。”
升级了的对抗
两件看起来和“垃圾处理厂”毫无关联的事,却让村里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件与没有邮戳的快递有关。
2009年10月15日下午1点,社步镇邮电所邮递员张敏聪到宁江村送快递。快递封面除了写明寄件人“桂平国土资源局”和收件人外,并没有加盖桂平市邮电局和社步镇邮电所的邮戳。
“当时觉得很奇怪,就问邮递员:是谁叫你来送信的。”收件人之一的梁树永说。邮递员张敏聪支吾着,迟迟不肯讲明邮件的来由,这更加深了村民们的疑惑。
梁树永拆开快递一看,原来是一份桂平市国土资源局征地的协议。
“一定是要骗我们签字卖地!”有人开始嚷嚷。村民随即愤怒了,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在人群中蔓延。村民们拦住了邮递员不让走,一定要讨一个说法。
下午5点,在僵持了近4个小时后,“邮戳事件”以桂平市邮电局经理潘立波签字证明“是我局人员一时疏忽,造成群众误会,愿承担一切责任”而告终。
另一件事,是桂平市警方展开的新一轮“打黑除恶”大行动。
“凌晨4时,桂平市警方在社步镇宁江村铲除了一股农村恶势力,15名涉恶人员纷纷落网。”这是当地媒体《贵港日报》2009年11月20日的一则消息。
宁江村村民阿凤一家四口均以“公开聚赌”为由被捕。“天还没亮,警察把我们家门打烂了抓人。”阿凤说。阿凤否认“聚赌”罪名,她说,“只是因为在村中开了一家杂货铺,因为地方敞亮,平时村民们都喜欢上我家坐坐聊聊。”
有些村民开始猜测,“是不是觉得我们在商量什么,要抱成团反对建垃圾处理厂,才这么做来打乱我们?”
那段时间,成了惊弓之鸟的村民们晚上不敢在家过夜,在离村不远的山岭上,用几根木棍支起一个雨篷,再用稻草铺成床垫,就这样20户一个山岭聚集着露宿野外。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都去岭上睡。”村民莫鸣说,“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起身。”
“打黑除恶”六天后,“垃圾处理厂”工程就第三次开工了。
这一次,桂平市政府派出了400多名武警和100多名市、镇直属单位干部维持秩序。现场还有钩机4台,铲车2台,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大型客车等105辆。
闻讯赶来的村民被人为构筑的防线堵在填埋区外。有一些村民突破了防线,企图阻止铲车作业。两名村民被警棍当场击晕,另外两名被放出的警犬咬伤。
第三次开工的尝试最终以政府的妥协收场。而此时, 冲突双方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牌牌都出尽了”
为了缓和紧张关系,桂平市政府也采取了措施,譬如组织村里有卫生经验的医生和有文化知识的中学生、教师参观在建或已建好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张贴宣传资料、在学校开设生活无害化处理课、开辟专门的“无害化”宣传长廊等等。
“我们该采取的沟通办法都想尽了。”桂平市发展与改革局局长梁均荣说,“集合群众统一宣传也用过了,但是两三百人在一起,是很难解释的,你的嘴巴有多大?你一嘴,他有五嘴、十嘴,一百张嘴。”
“再来就是单门进户,一对一解释”。可是村民们统统采取“不对抗、不接触”的“回避”策略,“根本不给机会听我们解释”。
桂平市市长杨评防说,“我们甚至怕宣传资料太厚群众看不懂,还把有关的规定、知识全部浓缩成一张纸,一二三四五列出来。”
梁均荣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社步镇人,为了建这个垃圾处理厂,他没少受家里人埋怨。“村里人要挟我,说就是你把垃圾带回家。”
“我是亲情牌、友情牌、同乡牌,牌牌都出尽了。”梁均荣说。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一定要坚持推进,必要时还要强力推进。”项目迟迟无法动工,桂平市市长杨评防感觉“压力很大”。
来自桂平市环卫处的数据显示,桂平日清运垃圾量是200吨,而目前该市采取的清运方式还是传统的简易堆置式,垃圾“围城”的危险已近在眼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份《关于全面推进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决定》提到,“2008年至2010年底,所有市、县(区)和国家级、自治区级园区要建成污水垃圾处理厂(场)。”
第三重压力来自2007年通过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桂平市的垃圾处理项目是列入“十一五”规划的重点投资项目之一。“8000多万的投资进展如此缓慢,我为此已经三进自治区检讨了。”杨评防说。
“垃圾处理厂填埋区的选址有很多严格的要求,绝不是哪一个领导头脑发热圈个地就能算数的。”桂平市环保局局长林焕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建垃圾处理厂,相关部门前前后后考察了桂平17个区域,“只有这里才比较合适。”
“我们反对换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地方搞不下去就换个地方搞,别的地方会以更大的抵抗来对付你。”林焕祥说。
然而,对于如何解决目前官民拉锯的局面,桂平市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这也许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杨评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