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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源远流长，与希腊喜剧、悲剧和印度梵剧并称世界上三种古老的戏剧文化。在中国戏曲史上，元明杂剧承前启后，占有独特的地位。元明杂剧传世作品众多，良莠不齐，近世以来，对元明杂剧整理校勘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两位文化名人，他们是郑振铎和张元济。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温州，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藏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文研所所长。1958年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郑振铎一生自奉俭薄，唯书是好，以平生最大的热情和坚忍的毅力收集藏书，践行“保存一代文献”的心愿。抗日战争中，他毅然以一己之力收购了大批江南地区流散的古籍珍本，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其中，他历尽艰困百折，极力搜购到堪称“国宝”的稀世孤本《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令人称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国东南数省相继沦陷，江南地区惨遭涂炭，大批文物古籍或被日军攘窃，或毁为煨烬，中华文化遭到空前浩劫，许多藏书家难以保全，唯求赡救度难，大量珍贵古籍散入上海旧书市，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一些摊贩向路人兜售，有的商贩肩挑手提，沿街叫卖，大量古籍被作为还魂纸，成为造纸原料。许多善本书成为一些市侩书贾的猎取目标，重价转卖给美、英、日、德等外国人，南北敌伪汉奸也蠢蠢欲动，为虎作伥，大发国难财。坚持留在上海孤岛的郑振铎目睹这场文化劫难，寸心如焚，他在《劫中得书记》中激愤地写道：“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此，怀有强烈爱国热情和高度民族责任感的郑振铎誓发宏愿，以衔石填海、倚仗追日的不屈不挠精神自励，对兵燹锋镝之余的江南文献进行抢救，铁肩负担，金革不避，竭尽心力为祖国保存了一大批珍宝，堪称功德无量。
郑振铎是著名藏书家，他嗜书如命，爱书疏财，视藏书为“人生一乐”，立志搜读人间未见之书。从中学时代起，每见同学购得好书，他都欣羡不已，总要借来抄存。为了购书，他往往倾囊不吝，经过二十余年损衣削食、百计搜求，终于积书盈室充栋，收藏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版画、弹词、宝卷、民歌等俗文学作品各类图书二万余册，堪称宏富。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兵火之灾，使他寄存于岳父、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家和开明书店图书馆的藏书大半化为飞灰，劫乱幸存者寥寥，二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令他痛心不已。
1938年5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突然接到上海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一个惊人的好消息：苏州某书商发现了三十二册元明杂剧，有刻本也有抄本，像是《古今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抄本多半有明代常熟藏书家赵清常的题跋，据说书是从常熟丁祖荫家散出的。书商索价千元。郑振铎听到这个意外喜讯，惊喜得眼镜差点掉地，多日的抑郁心情一扫而空，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原来，早在1929年他从欧洲访学归来，曾在《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过丁祖荫的一篇《黄荛圃题跋续记》，文中说他曾见到过六十四册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得到这一线索，郑振铎因喜而数日不寐，急欲寻觅此书下落，他立即驰函北平友人，请他们代为追寻其书踪迹，又拜托和丁祖荫相识的友人直接询问丁氏此书的去向。不料，丁祖荫推说此书他仅借阅三日，已交还赵宗建旧山楼，不知今日此书流落何所。不久，丁祖荫去世，无从追问此书去向。对此，郑振铎深感遗憾，总是“耿耿不忘于心，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如今，陈乃乾通知他此书再现世间，让他惊喜莫名。
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人，清代藏书家陈仲鱼后裔，毕业于东吴大学国文系，此人博闻强记，经先辈名师指点，善识古书，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有北赵（赵万里）南陈（陈乃乾）之誉。他曾用白话文写作，在郑振铎办的《文学周刊》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参加学术团体“中国学会”，并在大学执教，多有著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开明书店任编辑。迫于生计，陈乃乾与金颂清、金祖同父子在西藏路南京路口大庆里一百一十号开设了一家中国书店，专营古本线装书。店内备有清代精校精刊且有参考价值的书籍，并刊印目录，标明定价，还与外埠读者进行通信交流，该店代为搜求所需之书。一时无力偿还者，或赊或借，各如其愿，藏家称便。这种经营方式与一般唯利是图的书贾大不相类。因此，他与当时一批藏书家过从甚密，阿英、郑振铎、王欣夫等人是这里的老主顾。一次，郑振铎在福州路西段北侧汉口路的来青阁看见一本元代陈澔著的《礼记集说》，为明代万历年间刻本，但版式奇怪，书中每页上半部均是空白，杨老板说：“这本书没什么用处，我准备把它上半部的白纸裁去，可以用来补其他的书。”郑振铎珍惜此书，买了下来，因来青阁与中国书店相距仅百米，于是他持去与陈乃乾共同鉴赏。陈乃乾见状，认为：“上端空白，当是‘高头讲章’，是后人把这上半部分割掉不印进去的。”二人所见略同，由此可见陈乃乾经见古书之多，审定之精。郑振铎为了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珍本古籍，曾与几家大的古旧书店打过招呼，如遇到好书，请先通知他。所以，陈乃乾从苏州大华书店唐耕馀那里见到三十二本古旧书，马上打电话通知了郑振铎。
郑振铎庆幸自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部奇书终于再现人间的同时，也为阮囊已竭而犯愁。作为一介寒士，他身处孤岛，经济拮据到“咬菜根”的境况，不得不鬻去部分藏书以供十口之家的柴米之资。以他个人之力，如何能购下这部书呢？凄风苦雨中，他彻夜难眠。捱到次日，他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发电报通知了在武汉的教育部干事、原暨南大学的同事、词曲专家卢冀野和在香港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筹书款。下午，他赶往来青阁，老板杨寿祺告诉他，此书还有三十余册，在古董商人孙伯渊处，大约一千四五百元至二千元可以购得。这一夜，郑振铎失眠了，兴奋得像是光复了一座名城。第二天，他和几位同事凑齐了一千元，下午他兴冲冲地把预定款交给了杨寿祺。不料，次日下午，杨寿祺转告郑振铎，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书商唐耕馀处的三十二本书已被九百元之价售与古董商孙伯渊了。现在，孙氏手中书成完璧，以为奇货可居，声言绝不出售。面对垂得而复失，郑振铎怅然若失，不甘心任其失之交臂，郑振铎又请与孙伯渊相熟的陈乃乾出面与孙氏再三交涉，待价而沽的孙氏声称非万元不售，而且必须立刻商妥，否则将要他售。此事非个人之力所能为，郑振铎再次与卢冀野、袁同礼联系，与郑振铎一样对元杂剧狂热的卢冀野回电“决购”，请郑振铎前去议价。几经周折，征得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拨款购买。又经他和陈乃乾一起与孙伯渊经过三天的讨价还价，最终以九千元成交，天遂人愿，使这部不世之遇的古籍珍本回归公藏。 当郑振铎把这部书捧回家展读时，犹如得胜还朝的将军一样兴奋，这一夜，他痛饮两斤花雕酒，酣然入梦。次日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不翼而飞，是昨天丢在什么地方他已经记不清了。这部书堪称一座戏曲文化宝库，包括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这些作品比欧洲文艺复兴还要早二三百年。郑振铎一直热衷于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的收藏与研究。由于古代文人对戏曲的轻视，视为小道末技而不屑为，历经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流传于世的资料匮乏。元代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名家辈出，云蒸霞蔚，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号称元杂剧四大名家。然而后世研究元人杂剧，多赖明代臧晋叔所选的《元曲选》，所选杂剧凡百种（其中六种为明人作品），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直至近代，王国维、罗振玉发现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其中有臧选和他选元杂剧未收的十七种。由于黄丕烈（字荛圃）在书签上批写有“乙编”二字，由此推知，尚有“甲编”乃至“丙编”、“丁编”等行世。郑振铎坚信异日必有新的发现。因为从文献上看，明初亲王就藩之国时，朝廷必赐以杂剧千种，《永乐大典》即录元杂剧二十一卷。郑振铎推测，此为汇选杂剧之始。后来他看到丁祖荫那篇文章，得知他曾从旧山楼借阅过六十四册古今杂剧，是明代赵清常的手抄本，且有题跋，欣喜之余，访之而未果。其实这部书丁祖荫已从赵宗建旧山楼收购，黄荛圃是清代著名藏书家，精于校勘，与目录学家顾广圻的序跋批注为士林学界推重，人称“顾批黄校”，丁氏想借黄跋炫示，又故弄玄虚，布下疑团，以迷惑世上关心此项国宝者，对此他生前极为保密，实为文人狡狯。不料，抗战爆发后，丁祖荫在苏州的住宅被日军侵占，藏书殆尽，此书随同木器家具被旧货商人购去，古书又被转卖到旧书店，大华书店的唐耕馀先收购了下半部，售与文物收藏家潘博山，上半部有黄荛圃手抄目录，后来也被唐氏续收，携往上海，售与古董商孙伯渊，几经周折，最后为郑振铎求得，明珠重光，收归国有。
经过仔细研读，郑振铎于1940年10月17日写下了三万字的《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详叙了搜求这部稀世珍籍的艰辛过程。这部书三百余年间辗转易主，因因相传，虽屡遭兵火之险，始终为藏书家深闭固拒而沉埋于世。其受授源流为赵琦美——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此书初为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所抄，收有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赵琦美（1563—1624），号清常道人。其父赵用贤隆庆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赵琦美以父荫，官至刑部郎中。父子二人热心搜求古籍，在故乡兴建了明代常熟地区三大著名藏书楼之一的脉望馆。楼名典出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又取明人“雨荒苔巷夫须合，日上芸窗脉望飞”诗意，可以见出藏书楼主人对文献典籍的痴爱与崇尚。明代士大夫以抄藏杂剧为时尚，在京为官期间，赵琦美结识了东阁大学士于慎行的儿子于小谷，二人关注当时流行的杂剧，互通有无，从明代宫廷演出本（内府本）和于小谷的本子传抄了二百四十二种杂剧，其中十五种配以明息机子本，还有五十五种配古名家杂剧，其余托胥手抄录，均经赵氏本人校跋。赵琦美死后，大部藏书归于常熟大藏书家钱谦益，清初钱氏藏书楼绛云楼不慎失火，所幸这部书烬余幸存，后归钱谦益族孙钱曾，钱曾《也是园藏书目》录有大批戏曲书，主要即赵琦美的抄校本。当时著录三百四十种，七十二册，此后又经季振宜、何焯、黄荛圃等人递藏有绪，黄氏名目录上定名为“古今杂剧”。其后，此书又在汪士钟艺芸精舍、赵宗建旧山楼、丁祖荫缃素楼等苏、常一带辗转相传。此书在流传中不断损失，在钱曾手中，有三百四十种，到季振宜著录时只有三百种，黄荛圃时二百六十六种六十六册，而到汪士钟手里时只有二百四十二种六十四册。经过三百多年，这部宏伟的戏曲宝库终归国库，此事一经公布，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经研究，此书价值极大，其中抄本一百七十三种，刻本六十九种，共二百四十二种，其中一百三十六种为湮没了三百余年的孤本。从这些剧目中不仅可以窥见春秋至宋代的历史故事在元明间递传变化之迹，如有关《水浒传》的剧本，可以发现从水浒故事到演变成诸多杂剧的线索；还可以从明内府本中提供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如每剧末尾均附有“穿关”，即注明穿扮之意。每折戏注明出场人物所穿的衣冠服饰、须鬓髯口式样，应执砌末（道具），为明代宫廷演出之实况资料。此外，许多传世刻本、抄本文字有异同或缺佚，此书可供校勘之用，使之更趋完善。
郑振铎对此书的重现人间极为重视，认为是不亚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和敦煌经卷抄本的重要发现。由于此书是脉望馆主人赵清常费时三年亲手抄校而成，郑振铎把这部书定名为《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他在跋文中动情地写道：“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例。”郑振铎的好友王伯祥、徐调孚通览全书后，为之编订《明虞山赵氏脉望馆藏杂剧目录》，记录下这部稀世玮宝的抢救过程。
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获知郑振铎为北平图书馆购得国宝后，欣喜之余，征得郑振铎同意，决定由商务印书馆从《脉望馆抄本古今杂剧》中选取向无传本的一百四十四种，辑印《孤本元明杂剧》。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幼入学塾攻读，1892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参与维新变法，向光绪帝面陈新学培养人才之策。百日维新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告别仕途，返回上海。1899年3月，经盛宣怀之介，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总理校务。1902年辞去教职，应聘加入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平生愿”，甘为“书丛老蠹虫”，自此一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顺应时代变化，开风气之先，出版发行了大批中小学教材，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翻译了大批外国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传播了新思想新知识；编印了《辞源》等大型工具书和各类专科辞典，创办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多种有社会影响的刊物，其为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为世所公认。此外，张元济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校勘整理古籍，以新式排印技术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自称这是“为古人续命”。他以惊人的毅力与才能，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印刷所发展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不愧为“现代出版业之父”。张元济满腹经纶，视域广阔，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的茅盾称赞说：“他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1953年，上海市文史馆成立，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张元济被延聘为首任馆长。 张元济向来对古本戏曲很重视，视之为国宝，所以不惜下大精力对《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进行整理校勘。为此，他与郑振铎多次往复商量出版此书选本事宜，并约请词曲专家、《集成曲谱》的编者王季烈负责校订工作。《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虽经赵琦美耗时三年校勘，后钱曾在《也是园书目》中编定次第，但仍存在诸多错讹缺脱，鲁鱼亥豕，疑误难读，悬而未决，未经校理。从1938年下半年起，张元济开始研读《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为整理出版工作作出充分准备，并向郑振铎借阅了明人陈与郊编的杂剧剧本选集《古名家杂剧选》、明人选辑的杂剧剧本《十段锦杂剧》等书以备参证之用。由于此项工作繁重，张元济决定先由姜殿扬初校，他本人进行复校，最后由王季烈校定。当时，王季烈在北平，张元济与之函牍频通，往返磋商，不惮繁琐，推敲细微，由张元济总其成。
由于所选取《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均为人间孤本，无别本可以对校，因此整理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凭着丰富的校书经验和广博的学识，三位先生拟定了整理校订范围和校勘方法的《校例》，由此展开工作。首先，编排全书次第。虽然基本上保持了钱曾《也是园书目》编排的旧次，但对作者次序作了较大变动。一些无名氏的作品，考知其为元人的，入元人剧；考知为明人的，入明人剧；考知其真名的标明撰作者，失名而确系元人笔墨的，分别改入元人剧或元无名氏剧，并对原有次序失当者进行了调整，如元剧次第中，把王实甫提到关汉卿之前。同时，还更定了一些传抄致误的剧名，如《王兰卿服信明真传》，考得“真”为“贞”之误，信为信石，即砒霜，因此根据剧情，更定剧名为《王兰卿服信明贞传》。其次，标点和统一了全书体例。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极其审慎的态度，谨严的方法，进行了文字校订。校勘中，对赵校全面复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对明显的讹衍缺脱，别有所据的，校改后“必注原文于其下”，两说可通者，则“两存其说”。没有确定把握的，以“疑误”入注，以示存疑。如此，既保持了原书面貌，不致因误改而窜乱古书，又能备读者采择。
张元济对此书流播贡献尤大。他不仅担任此书覆校，对文字的是非去取做出准确判断，还要对姜殿扬的初校提出意见，并照例进行覆核，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也不稍歇。1940年12月，张元济在医院中多次写信函告友人，并催询此书校样、封面进展情况，以期早日成书。1941年，《孤本元明杂剧》终于排印出版。作为三百多年来脉望馆抄本第一次的整理本，不仅荟萃了原书的精华，使之公诸社会，更使原来体例混乱、错讹迭出、抄写不一的抄写本，经过精心整理，成为校勘精细，体例统一、句读清晰，便于阅读流传的一个版本，有裨学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郑振铎的提议下，海内孤帙《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影印问世，收在《古本戏曲丛刊》第四辑中，以广流播。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温州，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藏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文研所所长。1958年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郑振铎一生自奉俭薄，唯书是好，以平生最大的热情和坚忍的毅力收集藏书，践行“保存一代文献”的心愿。抗日战争中，他毅然以一己之力收购了大批江南地区流散的古籍珍本，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其中，他历尽艰困百折，极力搜购到堪称“国宝”的稀世孤本《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令人称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国东南数省相继沦陷，江南地区惨遭涂炭，大批文物古籍或被日军攘窃，或毁为煨烬，中华文化遭到空前浩劫，许多藏书家难以保全，唯求赡救度难，大量珍贵古籍散入上海旧书市，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一些摊贩向路人兜售，有的商贩肩挑手提，沿街叫卖，大量古籍被作为还魂纸，成为造纸原料。许多善本书成为一些市侩书贾的猎取目标，重价转卖给美、英、日、德等外国人，南北敌伪汉奸也蠢蠢欲动，为虎作伥，大发国难财。坚持留在上海孤岛的郑振铎目睹这场文化劫难，寸心如焚，他在《劫中得书记》中激愤地写道：“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此，怀有强烈爱国热情和高度民族责任感的郑振铎誓发宏愿，以衔石填海、倚仗追日的不屈不挠精神自励，对兵燹锋镝之余的江南文献进行抢救，铁肩负担，金革不避，竭尽心力为祖国保存了一大批珍宝，堪称功德无量。
郑振铎是著名藏书家，他嗜书如命，爱书疏财，视藏书为“人生一乐”，立志搜读人间未见之书。从中学时代起，每见同学购得好书，他都欣羡不已，总要借来抄存。为了购书，他往往倾囊不吝，经过二十余年损衣削食、百计搜求，终于积书盈室充栋，收藏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版画、弹词、宝卷、民歌等俗文学作品各类图书二万余册，堪称宏富。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兵火之灾，使他寄存于岳父、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家和开明书店图书馆的藏书大半化为飞灰，劫乱幸存者寥寥，二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令他痛心不已。
1938年5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突然接到上海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一个惊人的好消息：苏州某书商发现了三十二册元明杂剧，有刻本也有抄本，像是《古今名家杂剧选》，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抄本多半有明代常熟藏书家赵清常的题跋，据说书是从常熟丁祖荫家散出的。书商索价千元。郑振铎听到这个意外喜讯，惊喜得眼镜差点掉地，多日的抑郁心情一扫而空，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原来，早在1929年他从欧洲访学归来，曾在《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过丁祖荫的一篇《黄荛圃题跋续记》，文中说他曾见到过六十四册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得到这一线索，郑振铎因喜而数日不寐，急欲寻觅此书下落，他立即驰函北平友人，请他们代为追寻其书踪迹，又拜托和丁祖荫相识的友人直接询问丁氏此书的去向。不料，丁祖荫推说此书他仅借阅三日，已交还赵宗建旧山楼，不知今日此书流落何所。不久，丁祖荫去世，无从追问此书去向。对此，郑振铎深感遗憾，总是“耿耿不忘于心，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如今，陈乃乾通知他此书再现世间，让他惊喜莫名。
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人，清代藏书家陈仲鱼后裔，毕业于东吴大学国文系，此人博闻强记，经先辈名师指点，善识古书，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有北赵（赵万里）南陈（陈乃乾）之誉。他曾用白话文写作，在郑振铎办的《文学周刊》和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参加学术团体“中国学会”，并在大学执教，多有著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开明书店任编辑。迫于生计，陈乃乾与金颂清、金祖同父子在西藏路南京路口大庆里一百一十号开设了一家中国书店，专营古本线装书。店内备有清代精校精刊且有参考价值的书籍，并刊印目录，标明定价，还与外埠读者进行通信交流，该店代为搜求所需之书。一时无力偿还者，或赊或借，各如其愿，藏家称便。这种经营方式与一般唯利是图的书贾大不相类。因此，他与当时一批藏书家过从甚密，阿英、郑振铎、王欣夫等人是这里的老主顾。一次，郑振铎在福州路西段北侧汉口路的来青阁看见一本元代陈澔著的《礼记集说》，为明代万历年间刻本，但版式奇怪，书中每页上半部均是空白，杨老板说：“这本书没什么用处，我准备把它上半部的白纸裁去，可以用来补其他的书。”郑振铎珍惜此书，买了下来，因来青阁与中国书店相距仅百米，于是他持去与陈乃乾共同鉴赏。陈乃乾见状，认为：“上端空白，当是‘高头讲章’，是后人把这上半部分割掉不印进去的。”二人所见略同，由此可见陈乃乾经见古书之多，审定之精。郑振铎为了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珍本古籍，曾与几家大的古旧书店打过招呼，如遇到好书，请先通知他。所以，陈乃乾从苏州大华书店唐耕馀那里见到三十二本古旧书，马上打电话通知了郑振铎。
郑振铎庆幸自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部奇书终于再现人间的同时，也为阮囊已竭而犯愁。作为一介寒士，他身处孤岛，经济拮据到“咬菜根”的境况，不得不鬻去部分藏书以供十口之家的柴米之资。以他个人之力，如何能购下这部书呢？凄风苦雨中，他彻夜难眠。捱到次日，他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发电报通知了在武汉的教育部干事、原暨南大学的同事、词曲专家卢冀野和在香港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筹书款。下午，他赶往来青阁，老板杨寿祺告诉他，此书还有三十余册，在古董商人孙伯渊处，大约一千四五百元至二千元可以购得。这一夜，郑振铎失眠了，兴奋得像是光复了一座名城。第二天，他和几位同事凑齐了一千元，下午他兴冲冲地把预定款交给了杨寿祺。不料，次日下午，杨寿祺转告郑振铎，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书商唐耕馀处的三十二本书已被九百元之价售与古董商孙伯渊了。现在，孙氏手中书成完璧，以为奇货可居，声言绝不出售。面对垂得而复失，郑振铎怅然若失，不甘心任其失之交臂，郑振铎又请与孙伯渊相熟的陈乃乾出面与孙氏再三交涉，待价而沽的孙氏声称非万元不售，而且必须立刻商妥，否则将要他售。此事非个人之力所能为，郑振铎再次与卢冀野、袁同礼联系，与郑振铎一样对元杂剧狂热的卢冀野回电“决购”，请郑振铎前去议价。几经周折，征得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拨款购买。又经他和陈乃乾一起与孙伯渊经过三天的讨价还价，最终以九千元成交，天遂人愿，使这部不世之遇的古籍珍本回归公藏。 当郑振铎把这部书捧回家展读时，犹如得胜还朝的将军一样兴奋，这一夜，他痛饮两斤花雕酒，酣然入梦。次日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不翼而飞，是昨天丢在什么地方他已经记不清了。这部书堪称一座戏曲文化宝库，包括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这些作品比欧洲文艺复兴还要早二三百年。郑振铎一直热衷于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的收藏与研究。由于古代文人对戏曲的轻视，视为小道末技而不屑为，历经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流传于世的资料匮乏。元代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名家辈出，云蒸霞蔚，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号称元杂剧四大名家。然而后世研究元人杂剧，多赖明代臧晋叔所选的《元曲选》，所选杂剧凡百种（其中六种为明人作品），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直至近代，王国维、罗振玉发现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其中有臧选和他选元杂剧未收的十七种。由于黄丕烈（字荛圃）在书签上批写有“乙编”二字，由此推知，尚有“甲编”乃至“丙编”、“丁编”等行世。郑振铎坚信异日必有新的发现。因为从文献上看，明初亲王就藩之国时，朝廷必赐以杂剧千种，《永乐大典》即录元杂剧二十一卷。郑振铎推测，此为汇选杂剧之始。后来他看到丁祖荫那篇文章，得知他曾从旧山楼借阅过六十四册古今杂剧，是明代赵清常的手抄本，且有题跋，欣喜之余，访之而未果。其实这部书丁祖荫已从赵宗建旧山楼收购，黄荛圃是清代著名藏书家，精于校勘，与目录学家顾广圻的序跋批注为士林学界推重，人称“顾批黄校”，丁氏想借黄跋炫示，又故弄玄虚，布下疑团，以迷惑世上关心此项国宝者，对此他生前极为保密，实为文人狡狯。不料，抗战爆发后，丁祖荫在苏州的住宅被日军侵占，藏书殆尽，此书随同木器家具被旧货商人购去，古书又被转卖到旧书店，大华书店的唐耕馀先收购了下半部，售与文物收藏家潘博山，上半部有黄荛圃手抄目录，后来也被唐氏续收，携往上海，售与古董商孙伯渊，几经周折，最后为郑振铎求得，明珠重光，收归国有。
经过仔细研读，郑振铎于1940年10月17日写下了三万字的《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详叙了搜求这部稀世珍籍的艰辛过程。这部书三百余年间辗转易主，因因相传，虽屡遭兵火之险，始终为藏书家深闭固拒而沉埋于世。其受授源流为赵琦美——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此书初为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所抄，收有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赵琦美（1563—1624），号清常道人。其父赵用贤隆庆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赵琦美以父荫，官至刑部郎中。父子二人热心搜求古籍，在故乡兴建了明代常熟地区三大著名藏书楼之一的脉望馆。楼名典出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又取明人“雨荒苔巷夫须合，日上芸窗脉望飞”诗意，可以见出藏书楼主人对文献典籍的痴爱与崇尚。明代士大夫以抄藏杂剧为时尚，在京为官期间，赵琦美结识了东阁大学士于慎行的儿子于小谷，二人关注当时流行的杂剧，互通有无，从明代宫廷演出本（内府本）和于小谷的本子传抄了二百四十二种杂剧，其中十五种配以明息机子本，还有五十五种配古名家杂剧，其余托胥手抄录，均经赵氏本人校跋。赵琦美死后，大部藏书归于常熟大藏书家钱谦益，清初钱氏藏书楼绛云楼不慎失火，所幸这部书烬余幸存，后归钱谦益族孙钱曾，钱曾《也是园藏书目》录有大批戏曲书，主要即赵琦美的抄校本。当时著录三百四十种，七十二册，此后又经季振宜、何焯、黄荛圃等人递藏有绪，黄氏名目录上定名为“古今杂剧”。其后，此书又在汪士钟艺芸精舍、赵宗建旧山楼、丁祖荫缃素楼等苏、常一带辗转相传。此书在流传中不断损失，在钱曾手中，有三百四十种，到季振宜著录时只有三百种，黄荛圃时二百六十六种六十六册，而到汪士钟手里时只有二百四十二种六十四册。经过三百多年，这部宏伟的戏曲宝库终归国库，此事一经公布，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经研究，此书价值极大，其中抄本一百七十三种，刻本六十九种，共二百四十二种，其中一百三十六种为湮没了三百余年的孤本。从这些剧目中不仅可以窥见春秋至宋代的历史故事在元明间递传变化之迹，如有关《水浒传》的剧本，可以发现从水浒故事到演变成诸多杂剧的线索；还可以从明内府本中提供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如每剧末尾均附有“穿关”，即注明穿扮之意。每折戏注明出场人物所穿的衣冠服饰、须鬓髯口式样，应执砌末（道具），为明代宫廷演出之实况资料。此外，许多传世刻本、抄本文字有异同或缺佚，此书可供校勘之用，使之更趋完善。
郑振铎对此书的重现人间极为重视，认为是不亚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和敦煌经卷抄本的重要发现。由于此书是脉望馆主人赵清常费时三年亲手抄校而成，郑振铎把这部书定名为《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他在跋文中动情地写道：“这‘书’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例。”郑振铎的好友王伯祥、徐调孚通览全书后，为之编订《明虞山赵氏脉望馆藏杂剧目录》，记录下这部稀世玮宝的抢救过程。
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获知郑振铎为北平图书馆购得国宝后，欣喜之余，征得郑振铎同意，决定由商务印书馆从《脉望馆抄本古今杂剧》中选取向无传本的一百四十四种，辑印《孤本元明杂剧》。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幼入学塾攻读，1892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参与维新变法，向光绪帝面陈新学培养人才之策。百日维新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告别仕途，返回上海。1899年3月，经盛宣怀之介，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总理校务。1902年辞去教职，应聘加入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平生愿”，甘为“书丛老蠹虫”，自此一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顺应时代变化，开风气之先，出版发行了大批中小学教材，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翻译了大批外国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传播了新思想新知识；编印了《辞源》等大型工具书和各类专科辞典，创办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多种有社会影响的刊物，其为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为世所公认。此外，张元济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校勘整理古籍，以新式排印技术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自称这是“为古人续命”。他以惊人的毅力与才能，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印刷所发展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不愧为“现代出版业之父”。张元济满腹经纶，视域广阔，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的茅盾称赞说：“他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1953年，上海市文史馆成立，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张元济被延聘为首任馆长。 张元济向来对古本戏曲很重视，视之为国宝，所以不惜下大精力对《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进行整理校勘。为此，他与郑振铎多次往复商量出版此书选本事宜，并约请词曲专家、《集成曲谱》的编者王季烈负责校订工作。《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虽经赵琦美耗时三年校勘，后钱曾在《也是园书目》中编定次第，但仍存在诸多错讹缺脱，鲁鱼亥豕，疑误难读，悬而未决，未经校理。从1938年下半年起，张元济开始研读《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为整理出版工作作出充分准备，并向郑振铎借阅了明人陈与郊编的杂剧剧本选集《古名家杂剧选》、明人选辑的杂剧剧本《十段锦杂剧》等书以备参证之用。由于此项工作繁重，张元济决定先由姜殿扬初校，他本人进行复校，最后由王季烈校定。当时，王季烈在北平，张元济与之函牍频通，往返磋商，不惮繁琐，推敲细微，由张元济总其成。
由于所选取《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均为人间孤本，无别本可以对校，因此整理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凭着丰富的校书经验和广博的学识，三位先生拟定了整理校订范围和校勘方法的《校例》，由此展开工作。首先，编排全书次第。虽然基本上保持了钱曾《也是园书目》编排的旧次，但对作者次序作了较大变动。一些无名氏的作品，考知其为元人的，入元人剧；考知为明人的，入明人剧；考知其真名的标明撰作者，失名而确系元人笔墨的，分别改入元人剧或元无名氏剧，并对原有次序失当者进行了调整，如元剧次第中，把王实甫提到关汉卿之前。同时，还更定了一些传抄致误的剧名，如《王兰卿服信明真传》，考得“真”为“贞”之误，信为信石，即砒霜，因此根据剧情，更定剧名为《王兰卿服信明贞传》。其次，标点和统一了全书体例。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极其审慎的态度，谨严的方法，进行了文字校订。校勘中，对赵校全面复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对明显的讹衍缺脱，别有所据的，校改后“必注原文于其下”，两说可通者，则“两存其说”。没有确定把握的，以“疑误”入注，以示存疑。如此，既保持了原书面貌，不致因误改而窜乱古书，又能备读者采择。
张元济对此书流播贡献尤大。他不仅担任此书覆校，对文字的是非去取做出准确判断，还要对姜殿扬的初校提出意见，并照例进行覆核，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也不稍歇。1940年12月，张元济在医院中多次写信函告友人，并催询此书校样、封面进展情况，以期早日成书。1941年，《孤本元明杂剧》终于排印出版。作为三百多年来脉望馆抄本第一次的整理本，不仅荟萃了原书的精华，使之公诸社会，更使原来体例混乱、错讹迭出、抄写不一的抄写本，经过精心整理，成为校勘精细，体例统一、句读清晰，便于阅读流传的一个版本，有裨学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郑振铎的提议下，海内孤帙《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影印问世，收在《古本戏曲丛刊》第四辑中，以广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