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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汉代历史叙事模式，即我们常说的纪传体史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正史的体裁。追溯其确立过程，既有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个人天才，但不可忽视前人奠定的优良传统。笔者本文主要探讨《史记》对之前叙事模式的继承，以及《汉书》对此的改变。
关键词：《史记》；体例；《汉书》；纪传体史书
中图分类号：1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11-03
一、汉代之前的历史叙述模式
正本先清源，历史叙述模式并非起源于汉代，所以首先必须得把汉代以前的叙述模式进行一个简略的概述。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将史书分为六种体裁，分别是：“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①其中，《史记》和《汉书》属于本文要讨论的叙述模式，《左传》和《春秋》可并为编年体，即先秦文献在后世比较有影响的是编年体，《尚书》体（类似于纪事本末体），《国语》体（即国别体）。
而且在司马迁自己的行文里也可以看得出上述文体的影响。在《五帝本纪》、《周本纪》中多引用《尚书》，《汉书·儒林传》也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而孔安国是钻研《古文尚书》的大家，可知司马迁对《尚书》的叙述模式是非常了解的；自序里称“左氏失明，厥有《国语》”②，《周本纪》东周十二诸侯的《世家》多有引用，如《国语·周语上》中祭公谋父之谏，此外如十二诸侯诸多篇章有很多取自《战国策》的文章，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部分和《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基本相同，可知司马迁对国别体史书也是十分了解的；关于《左氏春秋》，司马迁是否看过有学术争议，不过即使没看过，《春秋》是肯定看过的，司马迁受学于《春秋》学大师董仲舒，其影响我们无法忽略。
所以可知，上述三种史书叙事模式，对汉代的影响我们无法忽略。
上述三种叙事模式主要见于《春秋》、《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尚书》等书，在《汉书·艺文志》中，都被列入《六艺》部（即经部）③，也是历代学者所关注的部分。但我们不可忽略的是，汉代之前的含有叙事的文体不仅仅是在经部，诸子是我们绕不开的。
在诸子之中，叙事模式和体例最为完备的莫过于《吕氏春秋》。日本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提到：“或许《史记》在整体结构上借鉴了《吕氏春秋》也未可知”④。首先，《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⑤在《报任安书》中也提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氏春秋》也从未有过失传的记载，综合以上可知司马迁应该是看过《吕氏春秋》的。
具体来看，《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其中《纪》后面附有《自序》。《史记》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列传》中的最后一篇也是《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前，书中分不同体例的书，以《吕氏春秋》为最著，虽然该书不以纪事为务，但这种把全书分为不同体例的做法便于全文不同内容的排布编纂，对后世显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尤其是十二《纪》，《吕氏春秋》以春夏秋冬分为十二纪，暗指天地大纲。这种方式可能是源于《春秋》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鲁国君王，以十二位君王为纪，记录春秋时代的历史事件。《吕氏春秋》名为《春秋》，对于《春秋》不会没有借鉴，《纪》可能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无论从数字还是从重要性来看都是。
此外，在太史公能够得到的材料里，还有一种名为“谱牒”的文献：在《太史公自序》里提到“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即在司马迁（此处太史公也可能为司马谈，然无关宏旨）《史记》成书过程中，这种谱牒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此外，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中著录了《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两种。⑦这种谱牒、《年纪》应该就是类似于年表之类的文献档案，以年为纲，略记事件。
二、司马迁熔铸叙事诸体，会于《太史公书》
西汉司马迁作《太史公书》，世称《史记》，既是汉代叙事文章的代表之作，更是古代史传文的不祧之宗，其开创的纪传体的史书体例，遂成为古代正史的体例，影响深远，非但近代《清史稿》和《新元史》依然按照此体例，前不久刚刚编纂完成的《中华民国史》，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大事纪》、《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三部分，类似于《本纪》、《表》、《列传》，《志》夹杂其中。可见司马迁创制这种叙事体例的伟大。
然而，这样的伟大，固然有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但也不可忽视司马迁前人的卓越贡献。首先先来看看每个体例对前人著述的继承关系。
（一）《本纪》。
《本纪》前文已经略微叙述过，和《春秋》、《吕氏春秋》等书有关，（其余诸多以《春秋》为名的书已佚，难知其貌），《春秋》鲁国十二公，《吕氏春秋》以春夏秋冬十二纪，史记亦有十二《本纪》，从数字上来看，都是十二，台湾学者杨希牧先生认为十二是个神秘数字，代表“天之大数”，象征天圆地方。⑧从功能上来看，《吕氏春秋》的《纪》和《史记》的《本纪》都是全书总纲，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史记正义》曰：“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⑨总体来说，《本纪》便是全书总纲。这一点还可以在《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的设立得到佐证，《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分别针对三篇设立本纪批评道：“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武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系家》。”⑩对《项羽本纪》、《吕后本纪》的批评大同小异。赵生群先生对此认为这是“他们是考察天下兴衰的重要观测点。”B11笔者比较认可这样的观点，这也符合太史公自己所言的“通古今之变”，再结合司马贞、张守节的解释，也就是本纪是从通史角度，以历史上起到重要兴衰变化的王朝或个人为纲纪，纪录历史。而之所以为秦国、项羽、吕后立本纪，也正是因为以之可以成为全书总纲，而不拘泥于义帝、惠帝等没有实权却有帝王之名的傀儡，以其无法统领其事也。而《吕氏春秋》十二《纪》对应十二月令，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B12可见《吕氏春秋》之《十二纪》亦是全书总纲。 综上可知，在数字和功能上《本纪》都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有很深的渊源。
从叙事来看，《本纪》还结合了《春秋》即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如果单独把十二本纪（《今上本纪》、《孝景本纪》非原书，不予讨论，前人已有论述。）串联起来看，其实就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岁首曰“XX年X月”，这和《春秋》和《左氏春秋》在形式上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本纪》这种体例，司马迁在功能上结合了《吕氏春秋》的特点，内容上吸取了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的优点，熔铸为全书总纲。
（二）《世家》。
《世家》分为三类，从《吴太伯世家》到《田敬仲完世家》十六篇叙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从《外戚世家》到《三王世家》大致是汉代功臣和贵族的家族列传；中间两篇《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算是另类，较有争议，但从形式上来看，和第二种差别不大，故并入一起讨论。
第二第三种和《列传》差别并不大，这一点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世家》中已经提到：“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实同列传”，可谓卓识。故放至《列传》讨论。
第一种是该部分主要讨论的。《世家》这种体裁，大致是结合了《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以及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的特色。编年体的特色如《本纪》中所述，大致以时间、君王为轴，叙述一国之兴衰，只是《本纪》关系天下兴衰，《世家》只关系一国兴衰。此外，诸国分列，详记本国相关事件，这在形式上和以国分列的《国语》、《战国策》十分相似。所以可知，《世家》体主要是借鉴了以《国语》、《战国策》为主的国别体的形式，和编年体的内容。其主要作用在于条列当时有较大影响的诸侯国的兴亡成败。
（三）《列传》。
《列传》这种体例的特色在于，首先详其名号、出生，然后载其言语、事迹。这种历史散文，最早应当可以追溯到《尚书》体，代表作有《尚书》、《逸周书》（在太史公时当有遗篇），本文主要以《尚书》B13为例。
《尚书·尧典》曰：“帝尧曰放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帝曰：‘畴咨若时登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B14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出生、死亡、言、行皆备，已经完全满足了构成一部列传的全部要素。此外，像《盘庚》把盘庚迁都这一事件本末详细记录，像《皋陶谟》详记会议始末，可知此时对于历史叙事已经有较为完备的写作方法了。将在《尚书》中已然具备的方法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其独特的传记体风格。在此过程中，后世《左氏春秋》、《战国策》、《国语》、《礼记·檀弓》诸书的叙事也已趋近成熟，人物刻画已然具有一定特色，如前文所述荆轲，但都是散见诸篇，没有融为一篇，这个工作到太史公作《列传》才始创。综上，《列传》体大致结合了当时诸多较为成型的历史叙事方式，太史公的开创之功主要在于这种专述一人或数人的体例。具体对于前人如何借鉴难以下定论。
（四）《表》。
应当是取自当时的诸多《谱牒》、《年纪》。除前文所引《十二诸侯年表序》提及谱牒外，《三代世表序》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B15对谍记的解释，《史记索隐》曰：“纪系谥之书也。”B16关于前文所提及的谱牒，《史记索隐》引刘杳曰：“又自古为《春秋》学者，有年历、谱牒之说，故杜元凯作《春秋长历》及《公子谱》。盖因于旧说，故太史公得读焉也。”B17
（五）《志》。
多述典章，与历史叙述关联较小。当取自如《礼经》（即今之《仪礼》）、诸子诸书。
（六）论赞。
《左氏春秋》有“君子曰”，大概是论赞所本，前人所述已多，在此不赘述。
此外，五体之间绝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本纪》为总纲，关乎天下兴亡；《世家》为一国之纲，关乎一国之兴亡；《列传》为一人或一个群体的纲，关乎个人兴亡荣辱。由上而下，层次鲜明。《志》为时代物质、精神诸文明，为背景；《表》，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言：“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B18方便作比较，弥补以时间为轴横向比较不足的缺陷，同时可以将一些不足以列入《列传》的人物事迹录入其中。通过这样一个有机体，自上而下，从古至今，由表及里，纵横相较，成败互见，将一个历史全面地展现出来。
三、《汉书》修订体例，成纪传体不祧之宗
《史》、《汉》优劣的问题，前人如刘知幾、郑樵、章学诚诸位史学理论大家争执各自成说，笔者在此不欲予以讨论，仅从叙事模式讨论。
首先，《史记》虽然是一部杰出的史传大作，但是有其自身的缺点，即可模仿性太低。《史通》如此说道：“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B19原因有很多，既有司马迁个人的卓越天才难以为后人企及，又有如刘知幾所说：“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B20不像司马迁以太史公全职为史。两条原因之外，当还有此书本身之难续，即通史这种体例之难。这从后代通史断绝之久也可得知。梁武帝下诏著《通史》，后佚。至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通史乃复活。
鉴于修通史之难，班固父子修《汉书》，其断限不再是自古迄今，而仅仅是限于西汉一朝，起于高帝反秦，讫于新莽覆灭，自此以后，正史几乎都是按照班固的路子在写。从历史叙事模式来看，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本纪》为《纪》，以帝王为纲。除吕后外，都是帝王，而且包括了司马迁未立于《本纪》而是附庸于《吕后本纪》的汉惠帝立《惠帝纪》。这个应是当时定为一尊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结果。
（二）废《世家》。如前文所引《史通》所言，到汉代，诸侯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东周时期。这一变化也是符合历史大势的做法。除了极个别情况，如《晋书》中为北方蛮族政权设置《载纪》，《宋史》为投降诸国设置《世家》，《世家》基本消失。 （三）改《列传》为传，不再出现跨时代的人同传的现象B21。如《史记》中有《鲁仲连邹阳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两位传主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仅仅是有共同特征而列入同传，由于司马迁所著为通史，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是在班固《汉书》里就再也没这种现象，同传诸人都是行事相类，年代相近的人，这对于集中表现一代政治、军事大有裨益。
班固所改，为郑樵所讥：“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B22认为失掉了司马迁著通史的精神。但正是因为通史本身曲高和寡，难以成为一个容易学习效仿的史书叙事模式，遂有班固的革新，这对于中国纪传体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后世正史除了《南史》、《北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外，都遵循班书的叙事模式。即使是在汉代，官修的《东观汉记》基本就是模仿《汉书》而修。
综上，可知班固将司马迁奠定的纪传体的历史叙事模式略加修正，遂为后世所宗。
注释：
①《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3。
②《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4006。
③《汉书》：[东汉]班固 著，[唐]颜师古 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P1705-1714。
④《中国史学史》：[日]内藤湖南 著，马彪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P81。
⑤《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4026。
⑥《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647.。
⑦《汉书》：[东汉]班固 著，[唐]颜师古 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P1714。
⑧转引自《当代学人精品·辛德勇卷·秦始皇三十六卷新考》：辛德勇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P63。
⑨《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1。
⑩同上，P223。
B11《<史记>体例平议（上）》：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B12《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 撰，梁运华 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一版；P274。
B13言及《尚书》皆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为准，伪古文《尚书》篇次、文字一概不取。
B14《尚书今古文注疏》：[清]孙星衍 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一版；P3-P58。
B15《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624。
B16同上。
B17《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648。
B18《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4027。
B19《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314。
B20《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284。
B21仅讨论数人合传，如《儒林列传》这种类传不予讨论。
B22《通志二十略》：[宋]郑樵 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一版；P2。
参考文献：
[1]《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
[2]《汉书》：[东汉]班固 著，[唐]颜师古 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3]《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4]《通志二十略》：[宋]郑樵 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一版。
[5]《尚书今古文注疏》：[清]孙星衍 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一版。
[6]《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 撰，梁运华 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一版。
[7]《中国史学史》：[日]内藤湖南 著，马彪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8]《当代学人精品·辛德勇卷》：辛德勇 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9]《史记研究》：张大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第一版。
[10]《<史记>体例平议（上）》：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陈金鑫，男，汉族，江苏扬州人，本科在读，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意英双语专业，辅修法学。
关键词：《史记》；体例；《汉书》；纪传体史书
中图分类号：1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11-03
一、汉代之前的历史叙述模式
正本先清源，历史叙述模式并非起源于汉代，所以首先必须得把汉代以前的叙述模式进行一个简略的概述。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将史书分为六种体裁，分别是：“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①其中，《史记》和《汉书》属于本文要讨论的叙述模式，《左传》和《春秋》可并为编年体，即先秦文献在后世比较有影响的是编年体，《尚书》体（类似于纪事本末体），《国语》体（即国别体）。
而且在司马迁自己的行文里也可以看得出上述文体的影响。在《五帝本纪》、《周本纪》中多引用《尚书》，《汉书·儒林传》也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而孔安国是钻研《古文尚书》的大家，可知司马迁对《尚书》的叙述模式是非常了解的；自序里称“左氏失明，厥有《国语》”②，《周本纪》东周十二诸侯的《世家》多有引用，如《国语·周语上》中祭公谋父之谏，此外如十二诸侯诸多篇章有很多取自《战国策》的文章，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部分和《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基本相同，可知司马迁对国别体史书也是十分了解的；关于《左氏春秋》，司马迁是否看过有学术争议，不过即使没看过，《春秋》是肯定看过的，司马迁受学于《春秋》学大师董仲舒，其影响我们无法忽略。
所以可知，上述三种史书叙事模式，对汉代的影响我们无法忽略。
上述三种叙事模式主要见于《春秋》、《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尚书》等书，在《汉书·艺文志》中，都被列入《六艺》部（即经部）③，也是历代学者所关注的部分。但我们不可忽略的是，汉代之前的含有叙事的文体不仅仅是在经部，诸子是我们绕不开的。
在诸子之中，叙事模式和体例最为完备的莫过于《吕氏春秋》。日本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提到：“或许《史记》在整体结构上借鉴了《吕氏春秋》也未可知”④。首先，《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⑤在《报任安书》中也提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氏春秋》也从未有过失传的记载，综合以上可知司马迁应该是看过《吕氏春秋》的。
具体来看，《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其中《纪》后面附有《自序》。《史记》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列传》中的最后一篇也是《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前，书中分不同体例的书，以《吕氏春秋》为最著，虽然该书不以纪事为务，但这种把全书分为不同体例的做法便于全文不同内容的排布编纂，对后世显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尤其是十二《纪》，《吕氏春秋》以春夏秋冬分为十二纪，暗指天地大纲。这种方式可能是源于《春秋》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鲁国君王，以十二位君王为纪，记录春秋时代的历史事件。《吕氏春秋》名为《春秋》，对于《春秋》不会没有借鉴，《纪》可能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无论从数字还是从重要性来看都是。
此外，在太史公能够得到的材料里，还有一种名为“谱牒”的文献：在《太史公自序》里提到“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即在司马迁（此处太史公也可能为司马谈，然无关宏旨）《史记》成书过程中，这种谱牒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此外，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中著录了《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两种。⑦这种谱牒、《年纪》应该就是类似于年表之类的文献档案，以年为纲，略记事件。
二、司马迁熔铸叙事诸体，会于《太史公书》
西汉司马迁作《太史公书》，世称《史记》，既是汉代叙事文章的代表之作，更是古代史传文的不祧之宗，其开创的纪传体的史书体例，遂成为古代正史的体例，影响深远，非但近代《清史稿》和《新元史》依然按照此体例，前不久刚刚编纂完成的《中华民国史》，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大事纪》、《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三部分，类似于《本纪》、《表》、《列传》，《志》夹杂其中。可见司马迁创制这种叙事体例的伟大。
然而，这样的伟大，固然有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但也不可忽视司马迁前人的卓越贡献。首先先来看看每个体例对前人著述的继承关系。
（一）《本纪》。
《本纪》前文已经略微叙述过，和《春秋》、《吕氏春秋》等书有关，（其余诸多以《春秋》为名的书已佚，难知其貌），《春秋》鲁国十二公，《吕氏春秋》以春夏秋冬十二纪，史记亦有十二《本纪》，从数字上来看，都是十二，台湾学者杨希牧先生认为十二是个神秘数字，代表“天之大数”，象征天圆地方。⑧从功能上来看，《吕氏春秋》的《纪》和《史记》的《本纪》都是全书总纲，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史记正义》曰：“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⑨总体来说，《本纪》便是全书总纲。这一点还可以在《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的设立得到佐证，《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分别针对三篇设立本纪批评道：“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武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系家》。”⑩对《项羽本纪》、《吕后本纪》的批评大同小异。赵生群先生对此认为这是“他们是考察天下兴衰的重要观测点。”B11笔者比较认可这样的观点，这也符合太史公自己所言的“通古今之变”，再结合司马贞、张守节的解释，也就是本纪是从通史角度，以历史上起到重要兴衰变化的王朝或个人为纲纪，纪录历史。而之所以为秦国、项羽、吕后立本纪，也正是因为以之可以成为全书总纲，而不拘泥于义帝、惠帝等没有实权却有帝王之名的傀儡，以其无法统领其事也。而《吕氏春秋》十二《纪》对应十二月令，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B12可见《吕氏春秋》之《十二纪》亦是全书总纲。 综上可知，在数字和功能上《本纪》都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有很深的渊源。
从叙事来看，《本纪》还结合了《春秋》即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如果单独把十二本纪（《今上本纪》、《孝景本纪》非原书，不予讨论，前人已有论述。）串联起来看，其实就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岁首曰“XX年X月”，这和《春秋》和《左氏春秋》在形式上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本纪》这种体例，司马迁在功能上结合了《吕氏春秋》的特点，内容上吸取了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的优点，熔铸为全书总纲。
（二）《世家》。
《世家》分为三类，从《吴太伯世家》到《田敬仲完世家》十六篇叙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从《外戚世家》到《三王世家》大致是汉代功臣和贵族的家族列传；中间两篇《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算是另类，较有争议，但从形式上来看，和第二种差别不大，故并入一起讨论。
第二第三种和《列传》差别并不大，这一点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世家》中已经提到：“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实同列传”，可谓卓识。故放至《列传》讨论。
第一种是该部分主要讨论的。《世家》这种体裁，大致是结合了《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以及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的特色。编年体的特色如《本纪》中所述，大致以时间、君王为轴，叙述一国之兴衰，只是《本纪》关系天下兴衰，《世家》只关系一国兴衰。此外，诸国分列，详记本国相关事件，这在形式上和以国分列的《国语》、《战国策》十分相似。所以可知，《世家》体主要是借鉴了以《国语》、《战国策》为主的国别体的形式，和编年体的内容。其主要作用在于条列当时有较大影响的诸侯国的兴亡成败。
（三）《列传》。
《列传》这种体例的特色在于，首先详其名号、出生，然后载其言语、事迹。这种历史散文，最早应当可以追溯到《尚书》体，代表作有《尚书》、《逸周书》（在太史公时当有遗篇），本文主要以《尚书》B13为例。
《尚书·尧典》曰：“帝尧曰放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帝曰：‘畴咨若时登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B14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出生、死亡、言、行皆备，已经完全满足了构成一部列传的全部要素。此外，像《盘庚》把盘庚迁都这一事件本末详细记录，像《皋陶谟》详记会议始末，可知此时对于历史叙事已经有较为完备的写作方法了。将在《尚书》中已然具备的方法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其独特的传记体风格。在此过程中，后世《左氏春秋》、《战国策》、《国语》、《礼记·檀弓》诸书的叙事也已趋近成熟，人物刻画已然具有一定特色，如前文所述荆轲，但都是散见诸篇，没有融为一篇，这个工作到太史公作《列传》才始创。综上，《列传》体大致结合了当时诸多较为成型的历史叙事方式，太史公的开创之功主要在于这种专述一人或数人的体例。具体对于前人如何借鉴难以下定论。
（四）《表》。
应当是取自当时的诸多《谱牒》、《年纪》。除前文所引《十二诸侯年表序》提及谱牒外，《三代世表序》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B15对谍记的解释，《史记索隐》曰：“纪系谥之书也。”B16关于前文所提及的谱牒，《史记索隐》引刘杳曰：“又自古为《春秋》学者，有年历、谱牒之说，故杜元凯作《春秋长历》及《公子谱》。盖因于旧说，故太史公得读焉也。”B17
（五）《志》。
多述典章，与历史叙述关联较小。当取自如《礼经》（即今之《仪礼》）、诸子诸书。
（六）论赞。
《左氏春秋》有“君子曰”，大概是论赞所本，前人所述已多，在此不赘述。
此外，五体之间绝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本纪》为总纲，关乎天下兴亡；《世家》为一国之纲，关乎一国之兴亡；《列传》为一人或一个群体的纲，关乎个人兴亡荣辱。由上而下，层次鲜明。《志》为时代物质、精神诸文明，为背景；《表》，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言：“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B18方便作比较，弥补以时间为轴横向比较不足的缺陷，同时可以将一些不足以列入《列传》的人物事迹录入其中。通过这样一个有机体，自上而下，从古至今，由表及里，纵横相较，成败互见，将一个历史全面地展现出来。
三、《汉书》修订体例，成纪传体不祧之宗
《史》、《汉》优劣的问题，前人如刘知幾、郑樵、章学诚诸位史学理论大家争执各自成说，笔者在此不欲予以讨论，仅从叙事模式讨论。
首先，《史记》虽然是一部杰出的史传大作，但是有其自身的缺点，即可模仿性太低。《史通》如此说道：“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B19原因有很多，既有司马迁个人的卓越天才难以为后人企及，又有如刘知幾所说：“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B20不像司马迁以太史公全职为史。两条原因之外，当还有此书本身之难续，即通史这种体例之难。这从后代通史断绝之久也可得知。梁武帝下诏著《通史》，后佚。至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通史乃复活。
鉴于修通史之难，班固父子修《汉书》，其断限不再是自古迄今，而仅仅是限于西汉一朝，起于高帝反秦，讫于新莽覆灭，自此以后，正史几乎都是按照班固的路子在写。从历史叙事模式来看，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本纪》为《纪》，以帝王为纲。除吕后外，都是帝王，而且包括了司马迁未立于《本纪》而是附庸于《吕后本纪》的汉惠帝立《惠帝纪》。这个应是当时定为一尊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结果。
（二）废《世家》。如前文所引《史通》所言，到汉代，诸侯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东周时期。这一变化也是符合历史大势的做法。除了极个别情况，如《晋书》中为北方蛮族政权设置《载纪》，《宋史》为投降诸国设置《世家》，《世家》基本消失。 （三）改《列传》为传，不再出现跨时代的人同传的现象B21。如《史记》中有《鲁仲连邹阳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两位传主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仅仅是有共同特征而列入同传，由于司马迁所著为通史，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是在班固《汉书》里就再也没这种现象，同传诸人都是行事相类，年代相近的人，这对于集中表现一代政治、军事大有裨益。
班固所改，为郑樵所讥：“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B22认为失掉了司马迁著通史的精神。但正是因为通史本身曲高和寡，难以成为一个容易学习效仿的史书叙事模式，遂有班固的革新，这对于中国纪传体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后世正史除了《南史》、《北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外，都遵循班书的叙事模式。即使是在汉代，官修的《东观汉记》基本就是模仿《汉书》而修。
综上，可知班固将司马迁奠定的纪传体的历史叙事模式略加修正，遂为后世所宗。
注释：
①《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3。
②《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4006。
③《汉书》：[东汉]班固 著，[唐]颜师古 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P1705-1714。
④《中国史学史》：[日]内藤湖南 著，马彪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P81。
⑤《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4026。
⑥《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647.。
⑦《汉书》：[东汉]班固 著，[唐]颜师古 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P1714。
⑧转引自《当代学人精品·辛德勇卷·秦始皇三十六卷新考》：辛德勇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P63。
⑨《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1。
⑩同上，P223。
B11《<史记>体例平议（上）》：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B12《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 撰，梁运华 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一版；P274。
B13言及《尚书》皆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为准，伪古文《尚书》篇次、文字一概不取。
B14《尚书今古文注疏》：[清]孙星衍 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一版；P3-P58。
B15《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624。
B16同上。
B17《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648。
B18《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P4027。
B19《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314。
B20《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P284。
B21仅讨论数人合传，如《儒林列传》这种类传不予讨论。
B22《通志二十略》：[宋]郑樵 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一版；P2。
参考文献：
[1]《史记》：[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
[2]《汉书》：[东汉]班固 著，[唐]颜师古 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3]《史通通释》：[唐]刘知幾 著，[清]浦起龙 通释，王煦华 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4]《通志二十略》：[宋]郑樵 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一版。
[5]《尚书今古文注疏》：[清]孙星衍 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一版。
[6]《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 撰，梁运华 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一版。
[7]《中国史学史》：[日]内藤湖南 著，马彪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8]《当代学人精品·辛德勇卷》：辛德勇 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9]《史记研究》：张大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第一版。
[10]《<史记>体例平议（上）》：赵生群；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陈金鑫，男，汉族，江苏扬州人，本科在读，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意英双语专业，辅修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