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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损失会有多大，也不清楚金融危机会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实体经济。”施特劳斯-卡恩说
源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风暴越演越烈，从金融部门波及到实体经济，从美国经济放缓到全球贸易缩减。伴随各大银行继续公布巨亏，1月底出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度报告中，2008全球经济发展预测从4.9％下调至4.1％，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也从此前的11.4％调整为10％。
这场危机何时见底？新兴市场受到多大冲击？应当从中吸取何种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七国财长会议之后造访北京。2月15日接受《财经》专访时，他勾勒了次贷危机的演变和影响，对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危机提出建议，也阐述了他去年11月以来执掌的基金组织未来发展的方向。
《财经》：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广，还引发实体经济放缓。这场金融风暴最坏的时候过去了吗？美国经济何时能复苏？
施特劳斯-卡恩：我想就金融危机而言，相当一部分亏损已经暴露出来了。虽然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说，全部信息披露还要再等几个季度，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延伸至金融市场的其他部门，包括消费信贷甚至学生贷款等。而要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经济后果，上周我在日本对出席七国财长会议的代表说，IMF认为最坏的阶段尚未过去。而且，必须做好准备，2008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可能不会很好。我们两三周前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就相当悲观，不仅是美国和欧盟，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美国经济能否复苏取决于很多因素，有些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比如，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会是哪家银行公布损失，这个损失会有多大。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不清楚金融危机会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关于消费和就业的数据无疑十分重要，它们体现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反应，目前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数据。所以，这场危机还在继续，现在很难说会持续多久，但如果认为美国经济会很快结束放缓并走出阴影，未免过于乐观。
《财经》：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许多行动。1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布什总统提出的总额为14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次日，美联储宣布再次降息50个基点等等；你如何评价这些措施？
施特劳斯-卡恩：我认为美联储做得很不错，它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并且宣告如果形势出现恶化，随时准备干预。主席伯南克日前在国会作证时也表示随时准备行动，这是对的。
至于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启动大笔财政资金。根据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临时的、目标明确的救济行动很有必要。但这既不代表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采取跟美国一样的方式，也不代表别的国家不能效仿沿用。
《财经》：面对信贷紧缩，欧洲央行至今没有降息，你认为他们是否应当跟随美联储，也调低利息？
施特劳斯-卡恩：欧洲央行也采取了大量措施来增加必要的流动性，但它没有降息，因为欧洲央行比美联储更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
一方面这是历史原因——美联储比欧洲央行更关注就业，而欧洲侧重通胀风险；另一方面是现实原因——最近欧洲的通胀率也有抬头之势，所以我能理解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对此的担忧。大西洋两岸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为市场提供所需的流动性，但它们的方式不同。
《财经》：新兴市场国家怎样应对美国经济放缓的冲击？具体而言，中国该采取什么措施？
施特劳斯-卡恩：有一些讨论认为新兴市场和传统发达市场正在脱钩。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二者的联系还是很紧密，尤其是传统的贸易上的联系。过去我们常说，美国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下降0.5个到1个百分点，情况取决于该新兴市场与美国贸易联系的强度。况且今天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更复杂的金融联系，比如股票市场、海外直接投资等等。
所以我认为，说新兴市场经济与美国经济脱钩是有些夸张了。当然，像中国、印度这样较大的新兴市场都会延续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仍在10％以上，但相比去年略有缩减，大概降低了1个百分点，这正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总体而言，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都会放缓0.75个到1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一直表现突出，但过热的风险仍然存在。长期以来，IMF一直建议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也一直努力在做——就是要重新平衡经济增长结构，减少经济的外贸依赖度，增强内需。我们认为，这样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助于防止通胀攀升，也有助于调整全球经济不平衡。我们对中国政府的汇率改革表示欢迎，也鼓励中国政府能够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财经》：那么，你认为人民币升值速度应该多快呢？
施特劳斯-卡恩：这取决于多方因素，并没有一个“魔法数字”。我们看到了过去数月中人民币升值加快，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更快些，就能更好缓解全球不平衡。尽管无法提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我想强调的是，更快的升值速度既能解决很多中国国内问题，也对调整全球贸易失衡有好处，一举两得。
《财经》：次贷风暴以来美元持续疲软，这场危机是否会威胁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中期看对国际金融体系有什么影响？
施特劳斯-卡恩：很难用短短几句话预测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走向。过去世界经济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危机，但都没有威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演变，比如欧元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欧元已经在很多国际贸易中被作为结算货币使用，并且欧元也越来越坚挺，所以此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世界货币在欧元和美元之间重构平衡，也许将来还会有新的货币加入。但我想，要谈美元在今天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被颠覆还为时尚早。
当然，世界在变，国际金融体系也在变。除了美元、欧元这两大主要货币，还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货币，比如日元，比如英镑，事实上，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多的货币变得更为灵活,正如人民币现在所经历的。此外，还会出现更多重要的货币。IMF的职责就是来分析这些新现象，并尽快地采取行动，来调节世界金融体系的再平衡。IMF也一直致力于此，并给予各国建议。
《财经》：面临全球信贷紧缩，金融危机重重，IMF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施特劳斯-卡恩：60年前IMF成立之时，初衷是通过调节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平衡来解决货币危机。现在的新情况，也是我们从目前肆虐的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当某一部分出了问题波及整个金融系统，它并不一定触动货币系统。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可能来自一个前所未闻的发源地——比如美国；来自金融系统很小的一个部分——比如次级房贷市场；但可能深刻影响其他国家和其他金融部门，直至损害到实体经济。所以IMF现在应当关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联系。
有很多机构对于实体经济有大量研究和预测，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有很多机构研究金融部门，比如国际清算银行、各国的央行等，但没有一个机构像IMF一样致力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我们预见到，未来危机的发生很可能跟这种联系有关。因此，IMF现在拓宽了自己的角色范围，就是希望更多地针对问题。
就拿目前的这场危机来说，它源自结构性金融产品和分散风险的目的。最初的逻辑是如果每个人都分担一部分，整体风险就会被分散。这个想法可能是错误的，背后可能潜伏着流动性危机。因为每人手里拿着一些带有风险的证券，价格骤降，卖不出去，会导致金融危机。但当危机导致银行减少信贷时，就有可能引起整个经济规模缩水。此时必须分析整个因果链条，从金融风险的酝酿到它如何影响银行的行为方式。最重要的是，监管者必须精确地去分析对于金融部门监督、规范的方法，同时也要审视不同的联系渠道对于实体经济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消费信贷渠道我们最近也较为担忧。现在就要看这场危机是不是会延伸到消费信贷方面，因为那将不止是投资的问题，还要影响到消费了。
所有这些渠道都是以前所没有的，也比以往更为重要，所以更需要像IMF这样的组织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从一国的角度，更要从国际的角度，因为问题已经不会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之内了，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即新型联系的出现与对于一个多边机构的需要，IMF作用十分重要。上周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中代表们也呼吁IMF在分析、建议和指导等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财经》：IMF如何发挥协调作用呢？
施特劳斯-卡恩：首先，我们在各个国家之间组织对话，建立一些专门的数据库；其次，我们也对各国提供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建议和咨询。过去我们存在一些限制，因为IMF建立之初并非针对此种问题，但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进行了“再重构”，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源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风暴越演越烈，从金融部门波及到实体经济，从美国经济放缓到全球贸易缩减。伴随各大银行继续公布巨亏，1月底出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度报告中，2008全球经济发展预测从4.9％下调至4.1％，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也从此前的11.4％调整为10％。
这场危机何时见底？新兴市场受到多大冲击？应当从中吸取何种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七国财长会议之后造访北京。2月15日接受《财经》专访时，他勾勒了次贷危机的演变和影响，对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危机提出建议，也阐述了他去年11月以来执掌的基金组织未来发展的方向。
《财经》：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广，还引发实体经济放缓。这场金融风暴最坏的时候过去了吗？美国经济何时能复苏？
施特劳斯-卡恩：我想就金融危机而言，相当一部分亏损已经暴露出来了。虽然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说，全部信息披露还要再等几个季度，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延伸至金融市场的其他部门，包括消费信贷甚至学生贷款等。而要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经济后果，上周我在日本对出席七国财长会议的代表说，IMF认为最坏的阶段尚未过去。而且，必须做好准备，2008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可能不会很好。我们两三周前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就相当悲观，不仅是美国和欧盟，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美国经济能否复苏取决于很多因素，有些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比如，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会是哪家银行公布损失，这个损失会有多大。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不清楚金融危机会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关于消费和就业的数据无疑十分重要，它们体现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反应，目前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数据。所以，这场危机还在继续，现在很难说会持续多久，但如果认为美国经济会很快结束放缓并走出阴影，未免过于乐观。
《财经》：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许多行动。1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布什总统提出的总额为14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次日，美联储宣布再次降息50个基点等等；你如何评价这些措施？
施特劳斯-卡恩：我认为美联储做得很不错，它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并且宣告如果形势出现恶化，随时准备干预。主席伯南克日前在国会作证时也表示随时准备行动，这是对的。
至于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启动大笔财政资金。根据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临时的、目标明确的救济行动很有必要。但这既不代表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采取跟美国一样的方式，也不代表别的国家不能效仿沿用。
《财经》：面对信贷紧缩，欧洲央行至今没有降息，你认为他们是否应当跟随美联储，也调低利息？
施特劳斯-卡恩：欧洲央行也采取了大量措施来增加必要的流动性，但它没有降息，因为欧洲央行比美联储更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
一方面这是历史原因——美联储比欧洲央行更关注就业，而欧洲侧重通胀风险；另一方面是现实原因——最近欧洲的通胀率也有抬头之势，所以我能理解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对此的担忧。大西洋两岸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为市场提供所需的流动性，但它们的方式不同。
《财经》：新兴市场国家怎样应对美国经济放缓的冲击？具体而言，中国该采取什么措施？
施特劳斯-卡恩：有一些讨论认为新兴市场和传统发达市场正在脱钩。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二者的联系还是很紧密，尤其是传统的贸易上的联系。过去我们常说，美国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下降0.5个到1个百分点，情况取决于该新兴市场与美国贸易联系的强度。况且今天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更复杂的金融联系，比如股票市场、海外直接投资等等。
所以我认为，说新兴市场经济与美国经济脱钩是有些夸张了。当然，像中国、印度这样较大的新兴市场都会延续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仍在10％以上，但相比去年略有缩减，大概降低了1个百分点，这正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总体而言，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都会放缓0.75个到1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一直表现突出，但过热的风险仍然存在。长期以来，IMF一直建议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也一直努力在做——就是要重新平衡经济增长结构，减少经济的外贸依赖度，增强内需。我们认为，这样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助于防止通胀攀升，也有助于调整全球经济不平衡。我们对中国政府的汇率改革表示欢迎，也鼓励中国政府能够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财经》：那么，你认为人民币升值速度应该多快呢？
施特劳斯-卡恩：这取决于多方因素，并没有一个“魔法数字”。我们看到了过去数月中人民币升值加快，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更快些，就能更好缓解全球不平衡。尽管无法提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我想强调的是，更快的升值速度既能解决很多中国国内问题，也对调整全球贸易失衡有好处，一举两得。
《财经》：次贷风暴以来美元持续疲软，这场危机是否会威胁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中期看对国际金融体系有什么影响？
施特劳斯-卡恩：很难用短短几句话预测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走向。过去世界经济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危机，但都没有威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演变，比如欧元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欧元已经在很多国际贸易中被作为结算货币使用，并且欧元也越来越坚挺，所以此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世界货币在欧元和美元之间重构平衡，也许将来还会有新的货币加入。但我想，要谈美元在今天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被颠覆还为时尚早。
当然，世界在变，国际金融体系也在变。除了美元、欧元这两大主要货币，还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货币，比如日元，比如英镑，事实上，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多的货币变得更为灵活,正如人民币现在所经历的。此外，还会出现更多重要的货币。IMF的职责就是来分析这些新现象，并尽快地采取行动，来调节世界金融体系的再平衡。IMF也一直致力于此，并给予各国建议。
《财经》：面临全球信贷紧缩，金融危机重重，IMF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施特劳斯-卡恩：60年前IMF成立之时，初衷是通过调节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平衡来解决货币危机。现在的新情况，也是我们从目前肆虐的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当某一部分出了问题波及整个金融系统，它并不一定触动货币系统。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可能来自一个前所未闻的发源地——比如美国；来自金融系统很小的一个部分——比如次级房贷市场；但可能深刻影响其他国家和其他金融部门，直至损害到实体经济。所以IMF现在应当关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联系。
有很多机构对于实体经济有大量研究和预测，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有很多机构研究金融部门，比如国际清算银行、各国的央行等，但没有一个机构像IMF一样致力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我们预见到，未来危机的发生很可能跟这种联系有关。因此，IMF现在拓宽了自己的角色范围，就是希望更多地针对问题。
就拿目前的这场危机来说，它源自结构性金融产品和分散风险的目的。最初的逻辑是如果每个人都分担一部分，整体风险就会被分散。这个想法可能是错误的，背后可能潜伏着流动性危机。因为每人手里拿着一些带有风险的证券，价格骤降，卖不出去，会导致金融危机。但当危机导致银行减少信贷时，就有可能引起整个经济规模缩水。此时必须分析整个因果链条，从金融风险的酝酿到它如何影响银行的行为方式。最重要的是，监管者必须精确地去分析对于金融部门监督、规范的方法，同时也要审视不同的联系渠道对于实体经济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消费信贷渠道我们最近也较为担忧。现在就要看这场危机是不是会延伸到消费信贷方面，因为那将不止是投资的问题，还要影响到消费了。
所有这些渠道都是以前所没有的，也比以往更为重要，所以更需要像IMF这样的组织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从一国的角度，更要从国际的角度，因为问题已经不会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之内了，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即新型联系的出现与对于一个多边机构的需要，IMF作用十分重要。上周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中代表们也呼吁IMF在分析、建议和指导等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财经》：IMF如何发挥协调作用呢？
施特劳斯-卡恩：首先，我们在各个国家之间组织对话，建立一些专门的数据库；其次，我们也对各国提供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建议和咨询。过去我们存在一些限制，因为IMF建立之初并非针对此种问题，但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进行了“再重构”，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