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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以阿克塞哈萨克族社会生活的历时性变迁为个案，以新中国68年纵向时间轴为研究基础，运用观察法、深度访谈、定量研究等混合研究方法，同时深入3户具有典型意义的哈萨克族牧民家庭（库丽达热一家、贾尔恒一家、海达尔汗一家）进行深度访谈和跟踪，从而获得该族群68年来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数据，来揭示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68年中媒介与社会生活、社会变迁的整体概貌。
【关键词】媒介 阿克塞哈萨克族 社会发展 信息环境
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是1936年至1939年陆续从新疆阿勒泰、巴里坤迁徙而来的，于1954年8月建立自治县，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性地形成了“甘肃哈萨克族”这一新的概念。1998年，阿克塞哈萨克族居民整体搬进新县城，开始了城镇化的发展道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是通过两大政策来完成城镇化的。一是游牧定居工程，在1998年整体搬迁的基础上，2016年，国家直接补贴每户牧民14万元左右，新建上下两层别墅式住房，总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二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该政策属于生态保护政策，目的是禁牧。这两大政策直接加速了游牧地区人口的迁移和集中，从传统游牧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生活方式，从而完成城镇化进程。
70岁的哈萨克族老人海达尔汗因为长期在草原放牧，睡在毡房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而现在全家4口人居住在140平方米的大房间，他指着卧室里的席梦思大床说：“从1998年搬进新县城睡上大床后，海拔低了，条件好了，关节炎犯的次数少了，从睡地上到睡床上，变化大得很”。从过去长期睡在毡房地上到现在客厅卧室分开，睡在温暖舒适的席梦思大床上，有人称之为“60公分的跨越”。①这“60公分的跨越”是伴随着新中国六十几年的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所以也可称之为“60公分的变迁”。
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该族群的生产方式、信息环境、交往模式、媒介接触短时间有了巨大的变化后，这一族群会伴随信息接触环境的改变进而在政治观念、信仰体系、社会规范等方面发生实质性变化。正如威尔伯·施拉姆说：“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②
一、游牧生活时期信息传播的概貌及社会变迁
（一）生产、生活方式
68年前，哈萨克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传统的游牧为主，住毡房、放牧、转场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访谈中，问及以前的游牧生活，海达尔汗老人说：“以前游牧的时候，搬一次家得几天；定居后，再也不用搬家了。转一次草场，两口人得要十几天，用骆驼、马子。我常常给后辈们讲过去的艰难生活”。3000多牧民分散生活在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些牧民的草场面积达到了2万亩。出行主要靠马，交通闭塞，生活质量较差。一户走到另一户短则数十里，长则数百里，人际交往圈主要围绕家族和部落形成。艰辛、单调是游牧生活的主要形态，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促使其传统文化传承较为完整，无论是文化艺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食俗都原生态地保留并传承下来。
（二）信息环境及大众媒介接触
六十多年前，阿克塞的哈萨克族传递信息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来进行。问及以前如何告知亲朋重要的事情时，库丽达热老人说：“主要通过骑马来告知，家里的男人骑马去说。”贾尔恒66岁的奶奶说：“近了步行，远了骑马，骑骆驼。男人给男人说，否则自己去。最远的亲朋要100-200公里”。70多岁的海达尔汗老人说：“大事主要骑马通知，一天走40-50公里左右，因为速度慢，有时候会耽误事情。比如重病什么的。”贾尔恒2岁时，其二哥感冒就因为马、骆驼等原始运输工具速度缓慢，导致医治不及时而亡。
为探析阿克塞哈萨克族族群组织内的信息互动、控制、冲突、决策运作和信息及交往环境，我们从系統维度对此做了问题的设计和调查。
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发现，协商是阿克塞哈萨克族在面对交往冲突时的主要解决方法。“协商其实是一种较为正式的传播行为，目的不仅仅是交流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缩小各方面的分歧，实现一种利益的分享或共赢。”③在组织内，除去解决矛盾、问题等冲突外，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也是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方式是通过参加各种聚会，例如婚礼、丧葬、割礼、节日等场合，互通信息，分享信息，获得对组织的认知和判断。
在游牧生活时，牧民接触最多的大众媒介是广播，由于广播的便携、成本低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成为哈萨克族牧民毡房里唯一拥有的大众传播媒体。由于元语言因素、信号覆盖率及效果差等因素影响，导致他们更愿意用聊天聚会来打发工作之余的生活。
二、城镇化后信息传播的概貌及社会变迁
（一）信息传播方式及大众传媒接触
1.数据来源及样本概况
20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调研团队在阿克塞民族新村社区通过走访入户式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此次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问卷116份，有效问卷110份，有效率91.7%。样本的整体设计分为4个板块：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主要了解多民族地区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职业以及家庭组成情况；第二部分为“媒介接触情况”，分析用户对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二者的使用和偏向；第三、四、五、六部分别为“信息需求”“媒介效果评价”“信息传播现状”“民族认同”板块，针对被调查对象的信息偏向程度以及对政府发布的信息的认知观念、个体自我媒介政治素养等进行探析。
根据变量的选择与测量分析，首先，因变量为信息传播，分为个体对当前国内热议事件和当地政策类的认知、个体对县乡村政府组织的态度、个体对政府组织的行为倾向三个维度；其次，自变量为媒体接触，传统媒体类型主要为报纸、广播和电视，而新媒体的类别则为能够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与手机终端，二者体现在媒介接触的频率和时间量，关于个体对于不同媒体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其的偏向位非常频繁、比较频繁、不多、比较少、非常少五个等级；再次，中介变量为媒介信任，通过对广播、电视、报纸与杂志、网络、手机五大类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赋予非常信任、信任、一般、不信任、非常不信任五个等级；最后，控制变量，通过对性别、年龄、教育、政治面貌、宗教信仰、职业、收入、媒介设备拥有的类型及数量等因素的纳入来分析在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牧民在现代化过程的整体转变。 通过后期数据整理、样本分析，其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4.5%和45.5%，不同年龄阶段的占比为：35岁以下的受访者达到了57%，36-45、46-55岁的受访者分别占15%，56岁以上的占10%。加大青年人问卷调查的比重并与中老年两代进行对比来探究在剧烈社会变迁下二者的变化，符合问卷调查受众人群的科学分布和其目的性。
2.媒介拥有和接触情况
研究得出：城镇化后的哈萨克族牧民信息传播方式和大众媒介接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定居后，阿克塞哈萨克族人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的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方式，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载体由口耳、马匹、聚会转变为电视、电话、手机。
（1）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传统媒体拥有和接触情况。数据显示，看报纸“非常频繁”的人群只占总比的2.7%，而不多、比较少、非常少的人群占总比的90.9%（见图1）。可见，报纸在阿克塞民族新村中的使用率非常低，影响力呈日趋低谷趋势。而收音机为载体的广播的使用率更低，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没有收音机，只有20%拥有。
阿克塞地区通过“村村通”工程，目前数字电视已经在定居村完全覆盖，阿克塞民族新村的电视媒体的普及率达到了99.09%，对于有电视的家庭而言，电视是他们了解中央最新动态，快速接受信息和文化的最优途径。通过看电视时间占比分析（见图2）可以看出，该地区忠实的电视受众比例较大，其中哈萨克语与汉语双重语言的覆盖可能提高哈萨克族尤其是老人对电视的黏性。
首先，由于阿克塞靠近新疆，大多数哈萨克族家庭喜欢收看新疆电视台3套、8套节目（哈语频道）以及阿克塞县自办哈语节目。收看的内容主要是电视剧和新闻，新闻则侧重关注和农牧民相关的政策、法规。其次，推行“三免两补”义务教育中推广的双语教学，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多语言运用的能力，加大阿克塞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力度。
（2）以手机为终端的新媒体媒介拥有和接触情况。阿克塞民族新村智能手机的覆盖已经达到97.27%，而家庭拥有3台及以上的智能手机的达到了65%，只有2.73%的群体使用传统手机。
调查中发现，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一般同时拥有固定电话，无线宽带在民族新村社区基本完成全覆盖，60岁以下的阿克塞地区牧民对于智能手机有较高的使用率（见图3）。手指在各类APP及社交软件中游走，成为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36%的牧民日均手机上网时长达5小时以上，上网时间为2-5小时的牧民占34%（见图4）。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近年开始向60岁以上和16岁以下的人群发展。
由于现代生活提供的良好物质基础和政府现代化管理及政策性指引，哈萨克游牧人群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与城市市民同步化，促使牧民更倾向定居城镇，电话、微信、QQ成为其沟通外界联系他人的重要方式之一。政策通过大众传媒、新媒体终端知晓，而娱乐则通过电视、手机和电脑来获取，形成了新的信息传播场景。
（二）生产、生活方式变迁
68年后，现今的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对牧场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雇工放牧，与牧场的联系方式也主要是用手机联系；第二是承包放牧，牧主在承包期内不用到牧场管理和劳作，只是协议到期时，到牧场结算即可；第三是棚圈养殖，2015年红柳湾兴旺养殖小区共投资852.5万元，修建肉羊、奶牛养殖棚圈15座，全县设施养殖棚圈达93座，养殖规模达2.6万（头）只以上，培育规模养殖户436户，④部分哈萨克族开始迈向标准化、现代化、产业化、信息化的养殖生产方式。城镇化后的哈萨克族牧民，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牧民逐步转化为牧场主，从亲自参与生产过程转化为在生产环节之外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视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⑤而这正是信息产业的生产特征。
同时，哈萨克族的生活方式变化非常明显，如使用安全达标的自来水，使用天然气，通过移动电话、微信、QQ进行联系沟通，安装机顶盒看各地电视节目，用私家车、摩托车代替了传统的马匹、骆驼，饭桌上增加了米饭、炒菜等。
（三）观念的变化与社会发展
68年前，传统的哈萨克族重复着迁徙、转场的简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其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信息封闭是其生活常态。68年后的今天，城镇化的哈萨克族牧民在现代社会的塑造和新媒介营造的氛围中，生活观念在微妙的感知下剧烈变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中较为典型的写照。
对于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阿克塞的哈萨克族牧民认同度较高，如问及是否觉得电视上的报道真实可信时，一致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每晚22：00用哈萨克语转播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成为他们必看的内容，其动机按照库里达热老人的话：“关心电视上中央关于对农牧民政策的内容，掌握各类政策，看县政府落实没有。”这一点笔者在乡政府调研时得到了确认。
综合分析得出：首先，在阿克塞地区，大众媒介关于政策类信息的传播起着正向的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牧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度，奠定了党和国家政策落实的民众基础，加深了阿克塞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其次，大众媒介和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泛娱乐功能成为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娱乐方式，对该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效果显著，正如柯克·约翰逊所说：“虽然哈特曼承认娱乐媒介可能会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他们的研究采用一种更开放的进路，在研究过程中吸纳一开始没有考虑的变量，那么他们对娱乐媒介作用的理解会更加全面。”⑥
哈萨克族老人接触的大众媒介主要是电视，电视通过构建的“拟像”效應内在地影响其思想观念，通过电视形成“移情”效应，从而构建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媒介构建的拟态信息环境塑造了哈萨克族现代观念形成的内在动力，促使其社会生活形态呈现跨越式发展。 三、社会变迁的典型意义
“他们投靠草原，不是要逃到草原的边界以外，而是要在那里安居乐业”“游牧民自行分布在一个平滑空间内，他们占据、居住，拥有那个空间，那是他的地域原则。”⑦哈萨克族在整体搬迁定居后，原有的平滑空间承载哈萨克族牧民生存、生活记忆的功能被打破，如现代城市化的居民制度、政府机关、公益设施、商业机构构成的信息社会，成为哈萨克族牧民生活的全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质变，而微观层面即观念发生了变迁，其抽象形式即文化发生了变迁。美国文化学者伍兹认为，文化变迁事实上是采取四种方式进行的：渐变、发现、发明和传播。⑧
“为使得在某一问题上知之较多与知之不多的人之间能够分享知识，需要有信息的适度流动，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要被引入决策过程，适度流动的信息是必需的。”⑨通过媒体的信息流动，将哈萨克族牧民引入到决策过程中或知晓国家决策过程，都将促使国家-当地政府-牧民形成良性互动，增强理解和拓宽认知渠道，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对传统习惯和观念结构的现代化重构，而这一重构过程是悄然进行的，没有专门的学习、政府的动员和宣讲，通过大众媒体、新媒体等媒介完成了这一使命。
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其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会对传统的游牧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和影响，如何选择和继承这种文化成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新命题。首先，表现在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的婚礼仪式变化，传统的哈萨克族婚礼是与游牧生活紧密相连的，宰羊杀马、送大牲畜、姑娘追、赛马、对唱、拜火仪式等都与古老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宗教习俗相关。城镇化后，程序日趋简化，马匹换为小汽车，毡房变成餐厅，赛马、姑娘追在现代城市布局的限制下逐渐消失，在保留传统的仪式基础上，婚礼朝着简单、同质化方向转变。其次是民族语言的继承问题，海达尔汗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好多孩子，不会说哈语，我们是哈族自治县，周围汉族多，写说都用汉语，但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母语、文化、习俗。应该让后代继承民族的文化。”“现代大众传播，给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儒家文化都带来冲击，文化的重构不可避免，但在短时间内通过大众文化传播来整合各民族文化，是较为痛苦的，也是较为困难的。”⑩阿克塞哈萨克的民族语言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如何保持和再建，对于其他民族地区都有典型意义。
总之，阿克塞地区哈萨克族牧民从睡地铺到睡床60公分距离的变化，是其社会、生活形式变迁发展的缩影，而媒介在其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迁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让人忧虑的是：在少数民族族群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更替矛盾以及全球化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下，信息传播如何实现创造性发展而不是大卫·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抑或林进阐述的“传播过程的断裂”，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当前渐进的或突变的社会变迁所在。
注释：
① 阿克塞县文史资料（第三辑）.2004（12）：87.
②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金燕宁、蒋千红、朱建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21.
③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0.
④阿克塞农牧局.阿克塞县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稳步推进.2016-05-21.http：//www.akesai.gov.cn/index.php/cms/item-view-id-2471.shtml.
2017-08-31.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
⑥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M].展明辉、张金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⑦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6.
⑧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
⑨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金燕宁、蒋千红、朱建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37.
⑩戴元光.戴元光自选集[M].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5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河西走廊多民族地区政治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6BXW076）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朱杰，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马菱遥，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孟凌霄
【关键词】媒介 阿克塞哈萨克族 社会发展 信息环境
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是1936年至1939年陆续从新疆阿勒泰、巴里坤迁徙而来的，于1954年8月建立自治县，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性地形成了“甘肃哈萨克族”这一新的概念。1998年，阿克塞哈萨克族居民整体搬进新县城，开始了城镇化的发展道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是通过两大政策来完成城镇化的。一是游牧定居工程，在1998年整体搬迁的基础上，2016年，国家直接补贴每户牧民14万元左右，新建上下两层别墅式住房，总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二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该政策属于生态保护政策，目的是禁牧。这两大政策直接加速了游牧地区人口的迁移和集中，从传统游牧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生活方式，从而完成城镇化进程。
70岁的哈萨克族老人海达尔汗因为长期在草原放牧，睡在毡房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而现在全家4口人居住在140平方米的大房间，他指着卧室里的席梦思大床说：“从1998年搬进新县城睡上大床后，海拔低了，条件好了，关节炎犯的次数少了，从睡地上到睡床上，变化大得很”。从过去长期睡在毡房地上到现在客厅卧室分开，睡在温暖舒适的席梦思大床上，有人称之为“60公分的跨越”。①这“60公分的跨越”是伴随着新中国六十几年的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所以也可称之为“60公分的变迁”。
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该族群的生产方式、信息环境、交往模式、媒介接触短时间有了巨大的变化后，这一族群会伴随信息接触环境的改变进而在政治观念、信仰体系、社会规范等方面发生实质性变化。正如威尔伯·施拉姆说：“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②
一、游牧生活时期信息传播的概貌及社会变迁
（一）生产、生活方式
68年前，哈萨克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传统的游牧为主，住毡房、放牧、转场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访谈中，问及以前的游牧生活，海达尔汗老人说：“以前游牧的时候，搬一次家得几天；定居后，再也不用搬家了。转一次草场，两口人得要十几天，用骆驼、马子。我常常给后辈们讲过去的艰难生活”。3000多牧民分散生活在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些牧民的草场面积达到了2万亩。出行主要靠马，交通闭塞，生活质量较差。一户走到另一户短则数十里，长则数百里，人际交往圈主要围绕家族和部落形成。艰辛、单调是游牧生活的主要形态，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促使其传统文化传承较为完整，无论是文化艺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食俗都原生态地保留并传承下来。
（二）信息环境及大众媒介接触
六十多年前，阿克塞的哈萨克族传递信息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来进行。问及以前如何告知亲朋重要的事情时，库丽达热老人说：“主要通过骑马来告知，家里的男人骑马去说。”贾尔恒66岁的奶奶说：“近了步行，远了骑马，骑骆驼。男人给男人说，否则自己去。最远的亲朋要100-200公里”。70多岁的海达尔汗老人说：“大事主要骑马通知，一天走40-50公里左右，因为速度慢，有时候会耽误事情。比如重病什么的。”贾尔恒2岁时，其二哥感冒就因为马、骆驼等原始运输工具速度缓慢，导致医治不及时而亡。
为探析阿克塞哈萨克族族群组织内的信息互动、控制、冲突、决策运作和信息及交往环境，我们从系統维度对此做了问题的设计和调查。
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发现，协商是阿克塞哈萨克族在面对交往冲突时的主要解决方法。“协商其实是一种较为正式的传播行为，目的不仅仅是交流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缩小各方面的分歧，实现一种利益的分享或共赢。”③在组织内，除去解决矛盾、问题等冲突外，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也是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方式是通过参加各种聚会，例如婚礼、丧葬、割礼、节日等场合，互通信息，分享信息，获得对组织的认知和判断。
在游牧生活时，牧民接触最多的大众媒介是广播，由于广播的便携、成本低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成为哈萨克族牧民毡房里唯一拥有的大众传播媒体。由于元语言因素、信号覆盖率及效果差等因素影响，导致他们更愿意用聊天聚会来打发工作之余的生活。
二、城镇化后信息传播的概貌及社会变迁
（一）信息传播方式及大众传媒接触
1.数据来源及样本概况
20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调研团队在阿克塞民族新村社区通过走访入户式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此次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问卷116份，有效问卷110份，有效率91.7%。样本的整体设计分为4个板块：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主要了解多民族地区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职业以及家庭组成情况；第二部分为“媒介接触情况”，分析用户对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二者的使用和偏向；第三、四、五、六部分别为“信息需求”“媒介效果评价”“信息传播现状”“民族认同”板块，针对被调查对象的信息偏向程度以及对政府发布的信息的认知观念、个体自我媒介政治素养等进行探析。
根据变量的选择与测量分析，首先，因变量为信息传播，分为个体对当前国内热议事件和当地政策类的认知、个体对县乡村政府组织的态度、个体对政府组织的行为倾向三个维度；其次，自变量为媒体接触，传统媒体类型主要为报纸、广播和电视，而新媒体的类别则为能够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与手机终端，二者体现在媒介接触的频率和时间量，关于个体对于不同媒体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其的偏向位非常频繁、比较频繁、不多、比较少、非常少五个等级；再次，中介变量为媒介信任，通过对广播、电视、报纸与杂志、网络、手机五大类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赋予非常信任、信任、一般、不信任、非常不信任五个等级；最后，控制变量，通过对性别、年龄、教育、政治面貌、宗教信仰、职业、收入、媒介设备拥有的类型及数量等因素的纳入来分析在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牧民在现代化过程的整体转变。 通过后期数据整理、样本分析，其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4.5%和45.5%，不同年龄阶段的占比为：35岁以下的受访者达到了57%，36-45、46-55岁的受访者分别占15%，56岁以上的占10%。加大青年人问卷调查的比重并与中老年两代进行对比来探究在剧烈社会变迁下二者的变化，符合问卷调查受众人群的科学分布和其目的性。
2.媒介拥有和接触情况
研究得出：城镇化后的哈萨克族牧民信息传播方式和大众媒介接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定居后，阿克塞哈萨克族人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的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方式，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载体由口耳、马匹、聚会转变为电视、电话、手机。
（1）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传统媒体拥有和接触情况。数据显示，看报纸“非常频繁”的人群只占总比的2.7%，而不多、比较少、非常少的人群占总比的90.9%（见图1）。可见，报纸在阿克塞民族新村中的使用率非常低，影响力呈日趋低谷趋势。而收音机为载体的广播的使用率更低，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没有收音机，只有20%拥有。
阿克塞地区通过“村村通”工程，目前数字电视已经在定居村完全覆盖，阿克塞民族新村的电视媒体的普及率达到了99.09%，对于有电视的家庭而言，电视是他们了解中央最新动态，快速接受信息和文化的最优途径。通过看电视时间占比分析（见图2）可以看出，该地区忠实的电视受众比例较大，其中哈萨克语与汉语双重语言的覆盖可能提高哈萨克族尤其是老人对电视的黏性。
首先，由于阿克塞靠近新疆，大多数哈萨克族家庭喜欢收看新疆电视台3套、8套节目（哈语频道）以及阿克塞县自办哈语节目。收看的内容主要是电视剧和新闻，新闻则侧重关注和农牧民相关的政策、法规。其次，推行“三免两补”义务教育中推广的双语教学，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多语言运用的能力，加大阿克塞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力度。
（2）以手机为终端的新媒体媒介拥有和接触情况。阿克塞民族新村智能手机的覆盖已经达到97.27%，而家庭拥有3台及以上的智能手机的达到了65%，只有2.73%的群体使用传统手机。
调查中发现，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一般同时拥有固定电话，无线宽带在民族新村社区基本完成全覆盖，60岁以下的阿克塞地区牧民对于智能手机有较高的使用率（见图3）。手指在各类APP及社交软件中游走，成为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36%的牧民日均手机上网时长达5小时以上，上网时间为2-5小时的牧民占34%（见图4）。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近年开始向60岁以上和16岁以下的人群发展。
由于现代生活提供的良好物质基础和政府现代化管理及政策性指引，哈萨克游牧人群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与城市市民同步化，促使牧民更倾向定居城镇，电话、微信、QQ成为其沟通外界联系他人的重要方式之一。政策通过大众传媒、新媒体终端知晓，而娱乐则通过电视、手机和电脑来获取，形成了新的信息传播场景。
（二）生产、生活方式变迁
68年后，现今的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对牧场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雇工放牧，与牧场的联系方式也主要是用手机联系；第二是承包放牧，牧主在承包期内不用到牧场管理和劳作，只是协议到期时，到牧场结算即可；第三是棚圈养殖，2015年红柳湾兴旺养殖小区共投资852.5万元，修建肉羊、奶牛养殖棚圈15座，全县设施养殖棚圈达93座，养殖规模达2.6万（头）只以上，培育规模养殖户436户，④部分哈萨克族开始迈向标准化、现代化、产业化、信息化的养殖生产方式。城镇化后的哈萨克族牧民，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牧民逐步转化为牧场主，从亲自参与生产过程转化为在生产环节之外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视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⑤而这正是信息产业的生产特征。
同时，哈萨克族的生活方式变化非常明显，如使用安全达标的自来水，使用天然气，通过移动电话、微信、QQ进行联系沟通，安装机顶盒看各地电视节目，用私家车、摩托车代替了传统的马匹、骆驼，饭桌上增加了米饭、炒菜等。
（三）观念的变化与社会发展
68年前，传统的哈萨克族重复着迁徙、转场的简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其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信息封闭是其生活常态。68年后的今天，城镇化的哈萨克族牧民在现代社会的塑造和新媒介营造的氛围中，生活观念在微妙的感知下剧烈变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中较为典型的写照。
对于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阿克塞的哈萨克族牧民认同度较高，如问及是否觉得电视上的报道真实可信时，一致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每晚22：00用哈萨克语转播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成为他们必看的内容，其动机按照库里达热老人的话：“关心电视上中央关于对农牧民政策的内容，掌握各类政策，看县政府落实没有。”这一点笔者在乡政府调研时得到了确认。
综合分析得出：首先，在阿克塞地区，大众媒介关于政策类信息的传播起着正向的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牧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度，奠定了党和国家政策落实的民众基础，加深了阿克塞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其次，大众媒介和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泛娱乐功能成为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娱乐方式，对该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效果显著，正如柯克·约翰逊所说：“虽然哈特曼承认娱乐媒介可能会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他们的研究采用一种更开放的进路，在研究过程中吸纳一开始没有考虑的变量，那么他们对娱乐媒介作用的理解会更加全面。”⑥
哈萨克族老人接触的大众媒介主要是电视，电视通过构建的“拟像”效應内在地影响其思想观念，通过电视形成“移情”效应，从而构建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媒介构建的拟态信息环境塑造了哈萨克族现代观念形成的内在动力，促使其社会生活形态呈现跨越式发展。 三、社会变迁的典型意义
“他们投靠草原，不是要逃到草原的边界以外，而是要在那里安居乐业”“游牧民自行分布在一个平滑空间内，他们占据、居住，拥有那个空间，那是他的地域原则。”⑦哈萨克族在整体搬迁定居后，原有的平滑空间承载哈萨克族牧民生存、生活记忆的功能被打破，如现代城市化的居民制度、政府机关、公益设施、商业机构构成的信息社会，成为哈萨克族牧民生活的全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质变，而微观层面即观念发生了变迁，其抽象形式即文化发生了变迁。美国文化学者伍兹认为，文化变迁事实上是采取四种方式进行的：渐变、发现、发明和传播。⑧
“为使得在某一问题上知之较多与知之不多的人之间能够分享知识，需要有信息的适度流动，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要被引入决策过程，适度流动的信息是必需的。”⑨通过媒体的信息流动，将哈萨克族牧民引入到决策过程中或知晓国家决策过程，都将促使国家-当地政府-牧民形成良性互动，增强理解和拓宽认知渠道，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对传统习惯和观念结构的现代化重构，而这一重构过程是悄然进行的，没有专门的学习、政府的动员和宣讲，通过大众媒体、新媒体等媒介完成了这一使命。
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其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会对传统的游牧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和影响，如何选择和继承这种文化成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新命题。首先，表现在阿克塞哈萨克族牧民的婚礼仪式变化，传统的哈萨克族婚礼是与游牧生活紧密相连的，宰羊杀马、送大牲畜、姑娘追、赛马、对唱、拜火仪式等都与古老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宗教习俗相关。城镇化后，程序日趋简化，马匹换为小汽车，毡房变成餐厅，赛马、姑娘追在现代城市布局的限制下逐渐消失，在保留传统的仪式基础上，婚礼朝着简单、同质化方向转变。其次是民族语言的继承问题，海达尔汗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好多孩子，不会说哈语，我们是哈族自治县，周围汉族多，写说都用汉语，但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母语、文化、习俗。应该让后代继承民族的文化。”“现代大众传播，给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儒家文化都带来冲击，文化的重构不可避免，但在短时间内通过大众文化传播来整合各民族文化，是较为痛苦的，也是较为困难的。”⑩阿克塞哈萨克的民族语言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如何保持和再建，对于其他民族地区都有典型意义。
总之，阿克塞地区哈萨克族牧民从睡地铺到睡床60公分距离的变化，是其社会、生活形式变迁发展的缩影，而媒介在其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迁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让人忧虑的是：在少数民族族群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更替矛盾以及全球化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下，信息传播如何实现创造性发展而不是大卫·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抑或林进阐述的“传播过程的断裂”，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当前渐进的或突变的社会变迁所在。
注释：
① 阿克塞县文史资料（第三辑）.2004（12）：87.
②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金燕宁、蒋千红、朱建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21.
③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0.
④阿克塞农牧局.阿克塞县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稳步推进.2016-05-21.http：//www.akesai.gov.cn/index.php/cms/item-view-id-2471.shtml.
2017-08-31.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
⑥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M].展明辉、张金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⑦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6.
⑧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
⑨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金燕宁、蒋千红、朱建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37.
⑩戴元光.戴元光自选集[M].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5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河西走廊多民族地区政治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6BXW076）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朱杰，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马菱遥，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孟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