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明嘉靖年间，京城有一个裁缝，其所制衣服，长短、松紧、宽窄无一不贴身。
　　 有一次，他为一名御史缝一件圆领服，先问询对方年纪与资历。在常人看来，此问题似乎多此一举。其实，问题并不简单。正如古语所言：“初任雄职，意气高盛，其体微仰，衣当后短前长;在事将半，意气微平，衣当前后如一;任久欲迁，心存谦逊，其容微俯，衣当前短后长。”
　　 裁衣的学问在于量体。平面的布料穿在人身上，一律直剪难以适应有方有圆、有凹有凸的人体。越考究的缝衣，曲线、弧线越多。或严谨或随便的心态，也可以通过肩线的弧度、袖口宽松、裤管大小、腰身肥瘦等来体现。京城这个裁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寻找对象的个性差异，把握人的不同意气形态，最后落实到顾客所需要的衣服上。
　　 以个性度量人身，同样适用于度量人心。所谓人心，包括感情、智慧、心地、境界、品行。人心之美或丑、善或恶、真或假、好或坏等是很难捉摸的。天象有四季和日夜周期之变化，人心往往深藏于外表下难以辨识，“有的真诚，却是简装本;有的虚伪，却压膜烫金”。
　　 除了人心深埋暗处而难测外，其因还缺少一把能度量其质地的尺子。有了这把尺子，就可以减少或避免不识人心所产生的后果。三国时，魏国名将钟会文才武略超凡，被称为“非常之人”，其私下也表现出“不屈人下”之心态。司马昭根据其个性，断定其有才智可破蜀，又料有异志而须防之。后来，果真如司马昭之预料。
　　 如何把握个性这把尺子，古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如庄子的“九观法”、孔子的“知人三法”、李悝的“识人五法”、孟子的“知人四程序”等。曾国藩在吸收前人有益见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借助相面观，提出了“七看识人法”，即“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其间，虽或多或少有一些唯心因素，但大体彰显了曾国藩处世从政、识人用人之老到。他虽处于社会动荡多变之际，但应变自如、事业顺利，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善于用个性这把尺子度量人心，而终无识人之大误也。
　　 就领导者而言，首要的是自身必須身正心纯、头脑清醒，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张居正有雄才大略，善于治国理政，不乏识人、用人之妙招，但最终改革失败，本人也无好结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键时刻带病提拔了心地不纯、与改革反对派关系不清的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对张、申之所为，他不是不察，而是因其后期固执，听不得旁人提醒，违背了用人之初心和原则。故张居正之败，不只是败于改革的反对派。
　　（潘光贤荐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