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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期，郭沫若与田汉一同在日本求学，两人惺惺相惜，以歌德和席勒期许，建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两位大文豪在诗歌、文学、戏剧方面都做出重大建树。由于新中国建设探索道路的艰难曲折，以及人生性格的不同，这两位文坛巨匠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遭遇着不同的坎坷和人生命运。
留学日本时建立友谊
郭沫若与田汉相识于1919年至1920年之交。当时，郭沫若求学于日本福岗九州帝国大学，已在国内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大量新诗。同在日本东京求学的田汉，对郭沫若心仪已久，于1920年4月间乘车由东京专程去福岗博多湾拜访郭沫若。时值郭沫若妻安娜刚分娩，郭沫若正忙得不可开交。面对不速之客，主人喜不自禁。
尽管用以待客的只是“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两位倾心于新文学的学子畅饮纵谈，十分投机。想到田汉在通信中对自己的诗作《独游太宰府》的激赏，郭沫若特邀友人同去实地一游。欣赏着闻名遐迩的梅花，倾诉着出自肺腑的情怀：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自我当中
吐露出清淡的天香，
开放出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青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这次初晤另有纪念意义的是合影。田汉在38年之后以无限的深情追忆当年的情景：“我们还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与席勒的铜像状，我们当时的确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
1921年6月中旬，在东京郁达夫寓所，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聚会，成立创造社。
20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由提倡革命文学而转入政治斗争，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并由周恩来介绍入党，可谓戎马书生；田汉则以主持南国社而从事文学创作、艺术教育、戏剧活动，可谓文坛健将。到了30年代前期，两人仿佛换了一个位置。郭沫若于1928年春亡命日本，为环境所迫，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字和奴隶社会，在30年代写出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著作；田汉则于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在创作大量剧本的同时，与夏衍、阳翰笙等人卓有成效地占领了国统区诸多艺术阵地，尤其是拍摄了许多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影片，鼓舞了亿万民众。
但这只是外表的不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郭沫若在1932年出版的《金文丛考》一书的扉页题诗明志：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愧无其文。
爱将金石，自励坚贞。
1935年春，田汉被捕，在狱中吟诗明志：
平生一掬忧时泪，
此日从容作楚囚。
安用螺纹留十指，
早将鸿爪付千秋。
娇儿且喜传书字，
巨盗何妨共枕头。
目断风云天际恶，
手扶铁槛使人愁。
这年秋天，田汉经营救保释，于l0月间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并在此后的短短半年间，接连举行了一连串的公演，使一向冷寂的南京剧坛显得分外热闹。对此，进步舆论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主要问题是有无替当局粉饰太平之弊。田汉听到种种议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来表明心迹：“我们的背上虽然背上很重的十字架，我们仍当勇迈地前进，走向牺牲的祭坛。”
第一次在政治上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使郭沫若和田汉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俩在睽违十载之后，相逢在大上海的“八·一三民族再生”的喜炮声中。
8月初，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郭沫若为负责人之一，田汉为协会成员，均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抗日救亡宣传之中。
9月19日，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郭沫若与会并发表题为《鲁迅并没有死》的讲演。结合时势，郭沫若强调“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指出“贯彻鲁迅精神”和“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方法，也是保卫国族的最好的方法”。田汉则以七律一首言志抒情：
手法何妨有异同，
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政，
亮节堪为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
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
百万旌旗祭树翁。
在鲁迅生前，郭沫若和田汉都曾与之以笔墨相讥，但大的方向又都是一致的；鲁迅逝世后，郭沫若与田汉又都真诚地纪念鲁迅，推崇和弘扬鲁迅精神。
此后，郭沫若和田汉等人负责组织抗战演剧队和战地服务团，多次率团赴前线进行慰劳宣传和救济难民的工作。
第二年，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田汉任三厅六处（主管艺术）处长，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上任伊始，郭沫若在阳翰笙、田汉、洪深等人的襄助下，开展了规模盛大的宣传周活动。为欢呼台儿庄大捷，田汉作词、张曙谱曲的《洪波曲》分外引人：
我们战黄河，
我们战淮河，
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
…………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首即兴创作的抗战歌曲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之后，张曙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之下，郭沫若写了许多吊诗挽联来纪念他，一再提及此曲：“且听《洪波》一曲，抗战唱连年”、“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等等。后来郭沫若所撰写的抗战回忆录，也取名为《洪波曲》。 10月下旬，武汉沦陷。郭沫若率三厅工作人员历经长沙大火、衡阳流连、桂林轰炸。几十天颠沛流离、出生入死，郭沫若始终与三厅成员同甘共苦。田汉感慨系之地说：“沫若表现得真不愧是一个果毅而亲切的领导者。”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郭沫若和田汉并肩前行，相知日深。
“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1938年末，郭沫若来到重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较为和谐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前景如同山城的迷雾，令人莫测。1940年春，田汉由桂林抵渝，两位相别经年的战友得在令人窒息的雾重庆畅叙别情。
此时，国民党向三厅下最后通牒：不集体加入国民党即作离厅论。在郭沫若率全体人员抵制下，未果，九月即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消三厅。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于极点。国事堪忧，加以家事纷扰，田汉于这年春天重返桂林。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反共声浪甚嚣尘上。为着推进抗战民主进步事业，在党的影响下，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前于该年11月为郭沫若举行50寿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论鲁迅与郭沫若》，赞扬郭沫若是“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祝他永远地前进，要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田汉在桂林举行的纪念活动中，为沫若兄五十寿辰而作长诗《南山之什》。纪念会上，诗人满怀深情地朗颂出自肺腑的心声：
没有你，
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
没有你，
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
没有你，
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
没有你，
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
将失去紧密联系。
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
中国有着你，
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
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民族的期待，战友的奋勉，汇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郭沫若久蓄的创作情绪。终于，以1942年创作历史剧《屈原》为喷发口，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高潮期出现了：《虎符》、《高游离》、《南冠草》等历史剧源源而出。这一组历史剧不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而且以其独具的浪漫主义诗意而产生浓郁的艺术魅力。这是与20年前为新诗奠基的《女神》相映生辉的并峙双峰。
“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和田汉于1946年2月上旬相继抵达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他们的记忆中有着特殊的感情：20年代的文坛狂飚，抗战之初的救亡呐喊。这是他们展露艺术才华和显示战士风骨的人生舞台。现在，又面临着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这两种命运的决战。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这是郭沫若对上海的写真。时势的激荡每每使这位历史剧创作的高手生发激情。在重庆时期即已着手研究的王安石这个历史人物重又在他的心头浮现，一个以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为三种不同类型的文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历史剧构想开始酝酿。他命之为《三人行》，用以表现一千年前的那幕改革与保守反复较量而终致失败的民族悲剧，歌颂以王安石集中体现的人民本位的历史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创作计划终究未能付诸实施。
不无巧合的是，田汉以《丽人行》发出了时代的呼声，作品的主角是3个不同类型的现代女性，适与《三人行》形成有趣的对照。据作者称，这部20场大型话剧创作契机得之于现实斗争的刺激。这期间有几件事使作者十分激动：北平的“沈崇案”、上海的“摊贩案”，美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成为一种催化剂，于是以沛然而下的激情，写出了这部不但在作者创作生涯中，而且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留下印记的杰作。《丽人行》的时代背景虽规定为抗战末期的上海，但观众一望而知是对现实的鞭笞，故1947年2月在无锡首演之后，效果极佳，3月剧团赴沪公演，更是引起轰动。
就在上海公演的前夕，3月13日，进步文化界为田汉50寿辰暨创作生活3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会。
作为近30年的知交和同一营垒中的战友，郭沫若更是热情洋溢，写出诸多情意真挚的诗文。3月11日作散文《先驱者田汉》，以言简意赅的笔触勾勒出田汉的人格画像，由衷地称颂“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3月14日，正是田汉的寿辰，郭沫若以诗人的情怀赋五律一首为祝：
卅年如手足，献纣在东佞。
一觉君先我，相期席与歌。
平生沥肝胆，世事苦蹉跎。
命为生民在，还当战养和。
诗后有一段饶有意味的跋文：“寿昌今年五十，余已五十有六矣，回忆在（日本）博多相见时曾以席勒歌德相拟，忽忽已三十年，幸彼此尚顽健，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灯下成此，书以共勉。”
“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这正显示出两位诗人戏剧家兼民主斗士的风骨。时逢《丽人行》公演，作者题写过一首感情激越而传诵一时的五言绝句：
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这年11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民盟非法”。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赴香港，田汉返长沙。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战略决战的前夜，郭沫若和田汉奉召相继北上解放区。待得他们相会在北京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曙光行将照亮长夜难明的神州大地了。
“新华颂”与“为民请命”
新中国开国前夕，1949年7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以其崇高的声望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后来，田汉也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开国之际，有一件不无意味的事，似乎成为日后郭沫若与田汉在历史新时期不同命运和遭际的征兆，那便是《国歌》歌词的选择。
1949年9月，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任的郭沫若，写了一首题为《新华颂》的应征国歌歌词，发表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歌词共3段，今录其三： 人民专政，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领袖雍容。
江河洋海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如弟兄，
千秋万岁颂东风。
《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郭沫若也认同这样的批评，他自责道：“……是老掉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尽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后来他的创作实践就美学追求来看，似乎未能脱出《新华颂》的窠臼。
有人提议以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曲谱。郭沫若为此还填了一首词，但没有为大家接受。后来有人提出干脆仍以田汉的原词为好。这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周恩来则以赞赏的口吻表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警策自励嘛。
建国以后的9年间，这两位诗歌创作的捷才，在剧本创作上几乎都是空白（田汉有几部改编的戏曲作品），究其原委，除却各自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这个原因之外，文艺界频仍的批判运动也不无影响，举凡《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冯雪峰丁玲批判等等，几乎是接踵而来。这当中与郭沫若和田汉相涉的各有一次。1951年2月下旬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到半个月，郭沫若于6月初，在《人民日报》发表《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时隔两个月，郭沫若在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之后，撰文“重新再检讨一次”。虽然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郭沫若不乏自我否定，但武训批判却是带有政治包彩，这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来说，影响是深刻的。
田汉则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险遭不测，起因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的两篇触及时弊的文章。这年春季，田汉以人大代表资格去广西、湖南、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视察，了解到一些艺人在生活方面有诸多困难，有些演员长期无戏可演而浪费青春。田汉向来刚直而有侠气，在闻知这些状况之后愤慨不平，在有关的座谈会上，当众重申国家的有关条例，并以自己的千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补贴确有困难的一部分老艺人。回京之后，即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文，分别刊登在戏剧家协会主编的机关刊物《戏剧报》当年第7期和第11期上。这两篇文章在戏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和知识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因为它触及时弊，揭露阴暗面而又出自全国剧协主席之手。请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一文中的一节：
浪费了国家的一寸丝、一尺布、一口铁钉、一块木头，我们还知道计较，浪费了广大演员的宝贵的、不可再来的青春我们却十分大方，气也不叹，心也不动。
这两篇文章几乎给作者带来厄运。钟惦裴以《电影的锣鼓》（仿佛是田文的姊妹篇）而获罪，后来被打成“右派”；丁玲则因南京狱中的一段经历而导致1955年“反党集团”的冤案，并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中遭再批判。田汉的处境真是危乎殆哉。也许是田汉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夏间谨言慎行，但更主要的是得到周恩来的保护。总之，田汉算是捱过了这一难关。
现在看来，田汉对戏剧界的“右派”（如吴祖光等）的批判更多地带有表明心迹的意味。当然，这种举止终究是人格的扭曲。郭沫若已经很少再有“为民请命”的表示（一半是崇拜，一半是谨慎--他与陈明远的通信、言谈往往有对现实的较为清醒的评判）。田汉则还要在适当的气候下顽强地表现自己，后来的创作就是一个明证。
《蝶双飞》与《重睹芳华》
1958年是一个热烘烘的年头，大跃进的浪潮汹涌而来。“赶美超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神州六亿正以极大的热诚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干着南辕北辙的事情。“反右”之后，已经很少再有不同意见的争鸣。
3月中旬，郭沫若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上讲话，强调：“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大跃进的目标。”于是写中心成为文艺界同行一时的准则。郭沫若和田汉都赶写出了歌颂大跃进的作品。郭沫若以诗集《百花齐放》为之鼓吹，田汉则以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为之讴歌。《百花齐放》有若干首作于1956年，推想起来恐怕是受到毛泽东主席于同年5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启示和鼓舞而产生的创作契机，但当时因所熟悉的花不多而未能写成百花齐放，2年之后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之下，仅仅以1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计101首的诗集。作者后来承认：“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我是深以为憾”。撇开作品的立意，仅以形式而言，“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所以，诗人深叹：“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一部分幕话剧，上演过，稍后还改编并拍摄成电影。一望剧名而知，这是以修筑十三陵水库为题材的作品，歌颂大跃进，畅想共产主义的到来。
如果一直是这样写“中心”，田汉也就不成其为田汉了，这年3月，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田汉勉力写出了9场（后来扩展为12场）大型话剧《关汉卿》。诚如众多评论者所指出的，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瑰宝，是田汉创作生涯的高峰。
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再现了关汉卿这位现实主义戏剧大师的战斗风骨，歌颂了下层民众敢于反抗，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鞭挞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腐朽。全剧洋溢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融一体的艺术情味，压轴的一阕《蝶双飞》更是感人至深，“可以跟历来脍炙人口的好曲子并驾齐驱”（叶圣陶语）。田汉对此曲亦颇自得，屡以其中的前半段书奉友人：
将碧血，写忠烈。
作厉鬼，除逆贼。
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
长与英雄共魂魄。
强似佳人绣户描花叶，
学士锦袍趋殿阁，
浪子朱窗弄风月。 虽留得绮词丽句满江湖，
怎及得傲干奇枝斗霜雪？
郭沫若对《关汉卿》有很高的评价，称赞这“是不朽的传世之作”。5月初，他在读到田汉寄去的征求意见稿后，灯下挥笔，写了一封充满由衷情意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勖勉：“你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你使关汉卿活得更有意义了。”
2月初，郭沫若在广州以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五幕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曾流着泪对曹禺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他在剧本出版单行本时所写的序中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些话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作品和作者心境的钥匙。作者有过亡命日本10年之久的坎坷经历……郭沫若对毛泽东确实怀有知遇之情。因此，作品借“文姬归汉”的史实，着重歌颂曹操的文治武功就不难理解了。郭沫若通过蔡文姬这个古人，吹嘘进了现代人（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气息，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知遇之情。歌颂革命领袖，只要无悖历史唯物主义，当是天经地义之事。
但历史剧毕竟多少要受到史实的规范。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作者将曹操塑造成“一个人民的领袖，说他是太阳，是天下人的再生父母”是不恰当的。还有人指出，作品中对东汉末年蔡文姬归汉时经长安到邺下（曹操所在地）一路所见的太平景象的描写有背于史实。田汉为《蔡文姬》的修改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才华。郭沫若在一封信中以感激的心情提及此事：“我到底是有十多年不写历史剧了，初稿很不成样子；多亏了寿昌他们大力帮助我修改，特别是后半部。结尾的《重睹芳华》则完全出于寿昌的大手笔。”
“盛唐气象”与“载舟覆舟”
继《关汉卿》和《蔡文姬》问世并引起重大反响之后，两位诗人戏剧家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在此后的几年间各自又连续创作了几部历史剧：郭沫若有《武则天》（1960）和《郑成功》（1962，电影文学剧本，分为上下两集），田汉则有《文成公主》（1960）、《谢瑶环》（1961，京剧剧本）等。其中最能显示两位诗人戏剧家深厚情谊和不同风格的，当数《武则天》与《谢瑶环》。
《武则天》剧作以武则天最成熟的时代即60岁前后的6年，平息徐敬业策动的叛乱作为主干，塑造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女政治家形象，从而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翻案。
与《蔡文姬》一样，作品发表后也引起热烈反响，有不小的争议，郭沫若照例将作品寄送田汉等友人提意见，并还让周恩来和陈毅抽空审阅。田汉读了作品，很坦率地向作者表示：对于武则天敷粉过多了。
郭沫若对田汉的“敷粉过多”的批评不以为然（后来在昆明观看此剧后曾写过“翻案何妨敷粉多”的诗句，正是对这类批评的一个回答），其相当自信的一个理由是：“我是着重写了武则天的中年时代，即她一生中最光彩的一段”。在60年代初这个天灾人祸交加的岁月，郭沫若的续篇之说触动了田汉，他向郭沫若表示：既然你为《武则天》写了续集，若有可能，我再写出武则天的后期悲剧，对她晚年的过失提出批评。
1961年下半年，田汉以陕西碗碗腔《女巡按》为本，改编成京剧《谢瑶环》。这个改编本不是剧种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种再创作。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评价，由原作的骂而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作一定批评；其次，原作是一个喜剧的结尾（谢瑶环受权奸迫害，后与她所爱之江湖义士结合而隐入太湖），田汉改为悲剧结局（谢瑶环被权奸迫害致死）。田汉认为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作者的意图在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一方面体现武则天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批评她统治后期的一些过失。
在“文革”风暴降临之前，《谢瑶环》被首先用来开刀祭旗。完全了解田汉创作《武则天》三部曲之三的郭沫若，发出“像田汉那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的哀叹，真是让人怵目惊心。“性格即命运”，郭沫若和田汉在后来的那场空前浩劫中，处境和结局终究有很大不同，其中虽有诸多复杂因素，但这种“表现盛唐气象”与告诫“载舟覆舟”（《谢瑶环》中有“载舟之水也覆舟”的唱词）的异趣，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精忠柏”和“泰山神”
60年代初期的一二年，是文艺界相对宽松的短暂时光，田汉等不少文艺工作者较有锋芒的作品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为着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左倾”，处在中央一线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文艺而言，周恩来1961年6月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陈毅同年3月在紫光阁戏曲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批评了违反艺术规律，践踏艺术民主的错误倾向。到了1962年，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的鼓舞下，由田汉和阳翰笙主持，这年三月间在广州召开了影响很大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出于对“左”倾路线的深恶痛绝，田汉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从北京到各省市都传达了文艺十条”，许多同志出了气，吐了苦水，但气可能还没有出够，苦水还没有吐完。在这次座谈会上可以一吐为快。陈毅应邀到会发表长篇讲演，痛快淋漓地批判了许多左的东西，与会者精神大为振奋。”
广州会议召开之际，郭沫若也在南国花城，《羊城晚报》记者整理发表的《郭老谈诗》中，颇能见出这位文坛泰斗谨言慎行的心态。
宽松的好时光真如昙花一现。1962年9月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浪中，“左倾”思潮以更为急剧的势头汹涌而来。田汉首当其冲。
1963年9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艺界，其中特别提到戏剧界。到了这年11月，毛泽东更进一步抨击：“《戏剧报》（田汉主持的全国剧协机关刊物）尽是牛鬼蛇神，《戏剧报》宣传牛鬼蛇神。”这等于是不点名的点名，田汉蒙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紧接着，12月12日，毛泽东在反映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了一个措词尖刻的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文艺）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抨击“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得到毛泽东批示的鼓舞，柯庆施按预定计划加紧筹备，终于在这年12月25日拉开了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的帷幕。 田汉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身分，迢迢千里从北京来到上海与会。刚刚取陈其五而代之的张春桥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之职，严密控制整个观摩演出的会务，自然不会淡忘1年前田汉在广州会议上点名批评的旧恨（上海第一书记在广州会议结束后，严厉制止上海与会代表向上海文艺界传达会议精神）。在张春桥的直接控制下，会务安排居然既不让上海有关部门去迎接田汉，更有甚者竟不让这位全国剧协主席上主席台。
田汉自然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海的权贵。观摩期间，田汉有感而发，写了一首题为《江南——中国革命戏剧的摇篮》长诗，其中特别歌颂了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功绩。送去刊登时，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说是一定要将涉及30年代的部分尽行删除才能发表。尽管处境难堪，田汉还是毫不退让地表示：“要改，你们去改，我是不改。这首诗可以抽回不登”。对于柯庆施于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田汉颇不以为然，认为它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这样恶劣的氛围中，出于关切，与会友人提议田汉提前回京。田汉权衡再三，接受了友人的好意。返京途经苏州因事小住，田汉在司徒庙观赏著名的清、奇、古、怪四棵古柏，感而赋诗，托物明志：
裂断腰身剩薄皮，
新枝依旧翠云重。
司徒庙里精忠柏，
暴雨飚风总不移。
“暴雨飚风”正一阵紧似一阵地袭来。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田汉已被康生、江青之流视为异己，处境相当困难。大会开幕当天，几位演员去看望田汉。他满腹委屈地对不知内情的来客说：“我也要去参加大会，我是发起人之一，你们了解我，我是一向支持现代戏的啊！"郭沫若以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文联主席的身分参加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坐。这个会，原本是田汉施展英才的人生舞台呵，然而却与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戏剧的奠基者无缘。
大会期间，毛泽东于6月27日在一份关于文艺界整风的报告上作了措词严峻的批示，断言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发出令人震惊的政治警告：“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一来，火药味就更浓烈了。大会后期，康生在讲话中大开杀戒，点了许多作家和作品以大加挞伐。这位靠整人起家的理论家，将包括《谢瑶环》在内的不少作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居心险恶地由现实追溯历史，鼓蛊人心地倒腾出田汉1935年被捕入狱的那段历史，诬陷田汉“自首变节”。在主席台就坐的郭沫若真是如芒在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走向牺牲的祭坛”，挚友当年写下的表明心迹的誓词，30年后不幸而言中。从此，田汉便从公众场合消失了，报刊也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字。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革”的狂风降临之前两年便结束了。饶有意味的是，他在世时，在报刊上最后发表的作品，是同年6月下旬刊载在《羊城晚报》上的《唁马师曾》，中有“乘风破浪豪情在，忍向芦沟送汉卿”的绝唱。这是巧妙的双关语，既是对当年扮演关汉卿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高度赞赏，也是身处逆境的自励。
这样一位献身于我国现代革命戏剧事业的杰出战士蒙受不白之冤，倏忽之间从文坛上消失了。郭沫若的处境毕竟要好得多。这年春节，毛泽东点名要他参加由诸多党政要员和民主人士与会的教育座谈会，并与之亲切交谈；春夏间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8篇阐释毛泽东诗词的大块文章；就在田汉大遭厄运的7月间，他率代表团出访越南，并有不少出访诗抄在《人民日报》发表。
田汉是首先被拿来开刀祭旗的。在“两个批示”的威慑下，文化界又进入多事之秋；杨献珍的哲学、夏衍的电影、邵荃麟的文艺理论相继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郭沫若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尽管实际地位迹近民主人士，但毕竟是中共党员，不能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好在有毛泽东的关怀（1965年夏间亲自提议郭沫若作井冈山之行，接着又两次写信给郭沫若夫妇，言词亲切，“敬颂安吉”），郭沫若国务活动照样参与，诗文依然发表。郭沫若的心头总是悒郁难消，然而对于大政方针须以虔诚的拥戴来表示。这年11月，74岁高龄的郭沫若冒着朔方严寒，赴山西参观社教运动，并且还象征性地下农田地与社员一起摘棉花。1966年元旦，《光明日报》套红刊出此行所作组诗《大寨行》18首，讴歌“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1966年的早春二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转载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位著名评论家撰写的《评〈谢瑶环〉》，将田汉的这部作品与孟超的《李慧娘》、吴晗的《海瑞罢官》并列为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面教员。如果说1964年7月康生的讲话只在内部传达的话（此后周扬等还一再强调对田汉等人“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而竭力加以保护），那末在毛泽东认定“《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从而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动乱的序幕，田汉是心如死灰了。几乎是与此同时，戚本禹等在《红旗》上抛出《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翦伯赞的不少史学观点其实也就是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作为文坛泰斗和史界班头，这回正面临着双重的政治压力。在惶恐不安之下，郭沫若以书面形式向中国科学院党委提出辞呈。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近年来总是觉着疲倦，想告老还乡，晚年只想找个小小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些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其忧谗畏讥之心境可见一斑。田汉和翦伯赞是郭沫若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相知最深、情意最笃的挚友，如今都在挨整，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又谈何容易。
毛泽东决意保护郭沫若。4月下旬，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郭沫若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例行会议上的发言。郭沫若在这篇发言中大作检讨，而且情词恳切，通篇贯穿对“文化大革命”的竭诚拥戴。这与其说是要郭沫若难堪，不如说是为他自己的解脱。
1968年12月l0日，田汉在历尽磨难之后瘐死狱中，11年之后获平反昭雪，骨灰盒中竟无骨灰，以至于开追悼会时只得放一枝笔和一本《关汉卿》。也是1968年，郭沫若的爱子郭庶英被迫害致死，白发人葬黑发人，心中痛楚无以言表。郭沫若后来在“批林批孔”历经坎坷，但一直得到毛泽东的明令保护。1978年6月以86岁高龄去世，备极哀荣，其时复出不久的周扬尊之为“泰山之神”。
田汉和郭沫若在早年分别以席勒与歌德期许。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田汉仍对席勒表示敬重，而郭沫若则对世人称之为“中国的歌德”表示反感。“卅年如手足，相期席与歌。”郭沫若和田汉的情谊及其人生历程正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缩影，人们将从中品味出一些有意味的东西来。文
留学日本时建立友谊
郭沫若与田汉相识于1919年至1920年之交。当时，郭沫若求学于日本福岗九州帝国大学，已在国内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大量新诗。同在日本东京求学的田汉，对郭沫若心仪已久，于1920年4月间乘车由东京专程去福岗博多湾拜访郭沫若。时值郭沫若妻安娜刚分娩，郭沫若正忙得不可开交。面对不速之客，主人喜不自禁。
尽管用以待客的只是“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两位倾心于新文学的学子畅饮纵谈，十分投机。想到田汉在通信中对自己的诗作《独游太宰府》的激赏，郭沫若特邀友人同去实地一游。欣赏着闻名遐迩的梅花，倾诉着出自肺腑的情怀：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自我当中
吐露出清淡的天香，
开放出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青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这次初晤另有纪念意义的是合影。田汉在38年之后以无限的深情追忆当年的情景：“我们还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与席勒的铜像状，我们当时的确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
1921年6月中旬，在东京郁达夫寓所，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聚会，成立创造社。
20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由提倡革命文学而转入政治斗争，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并由周恩来介绍入党，可谓戎马书生；田汉则以主持南国社而从事文学创作、艺术教育、戏剧活动，可谓文坛健将。到了30年代前期，两人仿佛换了一个位置。郭沫若于1928年春亡命日本，为环境所迫，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字和奴隶社会，在30年代写出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著作；田汉则于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在创作大量剧本的同时，与夏衍、阳翰笙等人卓有成效地占领了国统区诸多艺术阵地，尤其是拍摄了许多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影片，鼓舞了亿万民众。
但这只是外表的不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郭沫若在1932年出版的《金文丛考》一书的扉页题诗明志：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愧无其文。
爱将金石，自励坚贞。
1935年春，田汉被捕，在狱中吟诗明志：
平生一掬忧时泪，
此日从容作楚囚。
安用螺纹留十指，
早将鸿爪付千秋。
娇儿且喜传书字，
巨盗何妨共枕头。
目断风云天际恶，
手扶铁槛使人愁。
这年秋天，田汉经营救保释，于l0月间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并在此后的短短半年间，接连举行了一连串的公演，使一向冷寂的南京剧坛显得分外热闹。对此，进步舆论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主要问题是有无替当局粉饰太平之弊。田汉听到种种议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来表明心迹：“我们的背上虽然背上很重的十字架，我们仍当勇迈地前进，走向牺牲的祭坛。”
第一次在政治上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使郭沫若和田汉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俩在睽违十载之后，相逢在大上海的“八·一三民族再生”的喜炮声中。
8月初，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郭沫若为负责人之一，田汉为协会成员，均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抗日救亡宣传之中。
9月19日，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郭沫若与会并发表题为《鲁迅并没有死》的讲演。结合时势，郭沫若强调“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指出“贯彻鲁迅精神”和“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方法，也是保卫国族的最好的方法”。田汉则以七律一首言志抒情：
手法何妨有异同，
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政，
亮节堪为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
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
百万旌旗祭树翁。
在鲁迅生前，郭沫若和田汉都曾与之以笔墨相讥，但大的方向又都是一致的；鲁迅逝世后，郭沫若与田汉又都真诚地纪念鲁迅，推崇和弘扬鲁迅精神。
此后，郭沫若和田汉等人负责组织抗战演剧队和战地服务团，多次率团赴前线进行慰劳宣传和救济难民的工作。
第二年，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田汉任三厅六处（主管艺术）处长，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上任伊始，郭沫若在阳翰笙、田汉、洪深等人的襄助下，开展了规模盛大的宣传周活动。为欢呼台儿庄大捷，田汉作词、张曙谱曲的《洪波曲》分外引人：
我们战黄河，
我们战淮河，
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
…………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首即兴创作的抗战歌曲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之后，张曙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之下，郭沫若写了许多吊诗挽联来纪念他，一再提及此曲：“且听《洪波》一曲，抗战唱连年”、“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等等。后来郭沫若所撰写的抗战回忆录，也取名为《洪波曲》。 10月下旬，武汉沦陷。郭沫若率三厅工作人员历经长沙大火、衡阳流连、桂林轰炸。几十天颠沛流离、出生入死，郭沫若始终与三厅成员同甘共苦。田汉感慨系之地说：“沫若表现得真不愧是一个果毅而亲切的领导者。”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郭沫若和田汉并肩前行，相知日深。
“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1938年末，郭沫若来到重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较为和谐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前景如同山城的迷雾，令人莫测。1940年春，田汉由桂林抵渝，两位相别经年的战友得在令人窒息的雾重庆畅叙别情。
此时，国民党向三厅下最后通牒：不集体加入国民党即作离厅论。在郭沫若率全体人员抵制下，未果，九月即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消三厅。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于极点。国事堪忧，加以家事纷扰，田汉于这年春天重返桂林。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反共声浪甚嚣尘上。为着推进抗战民主进步事业，在党的影响下，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前于该年11月为郭沫若举行50寿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论鲁迅与郭沫若》，赞扬郭沫若是“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祝他永远地前进，要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田汉在桂林举行的纪念活动中，为沫若兄五十寿辰而作长诗《南山之什》。纪念会上，诗人满怀深情地朗颂出自肺腑的心声：
没有你，
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
没有你，
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
没有你，
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
没有你，
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
将失去紧密联系。
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
中国有着你，
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
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民族的期待，战友的奋勉，汇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郭沫若久蓄的创作情绪。终于，以1942年创作历史剧《屈原》为喷发口，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高潮期出现了：《虎符》、《高游离》、《南冠草》等历史剧源源而出。这一组历史剧不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而且以其独具的浪漫主义诗意而产生浓郁的艺术魅力。这是与20年前为新诗奠基的《女神》相映生辉的并峙双峰。
“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和田汉于1946年2月上旬相继抵达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他们的记忆中有着特殊的感情：20年代的文坛狂飚，抗战之初的救亡呐喊。这是他们展露艺术才华和显示战士风骨的人生舞台。现在，又面临着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这两种命运的决战。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这是郭沫若对上海的写真。时势的激荡每每使这位历史剧创作的高手生发激情。在重庆时期即已着手研究的王安石这个历史人物重又在他的心头浮现，一个以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为三种不同类型的文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历史剧构想开始酝酿。他命之为《三人行》，用以表现一千年前的那幕改革与保守反复较量而终致失败的民族悲剧，歌颂以王安石集中体现的人民本位的历史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创作计划终究未能付诸实施。
不无巧合的是，田汉以《丽人行》发出了时代的呼声，作品的主角是3个不同类型的现代女性，适与《三人行》形成有趣的对照。据作者称，这部20场大型话剧创作契机得之于现实斗争的刺激。这期间有几件事使作者十分激动：北平的“沈崇案”、上海的“摊贩案”，美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成为一种催化剂，于是以沛然而下的激情，写出了这部不但在作者创作生涯中，而且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留下印记的杰作。《丽人行》的时代背景虽规定为抗战末期的上海，但观众一望而知是对现实的鞭笞，故1947年2月在无锡首演之后，效果极佳，3月剧团赴沪公演，更是引起轰动。
就在上海公演的前夕，3月13日，进步文化界为田汉50寿辰暨创作生活3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会。
作为近30年的知交和同一营垒中的战友，郭沫若更是热情洋溢，写出诸多情意真挚的诗文。3月11日作散文《先驱者田汉》，以言简意赅的笔触勾勒出田汉的人格画像，由衷地称颂“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3月14日，正是田汉的寿辰，郭沫若以诗人的情怀赋五律一首为祝：
卅年如手足，献纣在东佞。
一觉君先我，相期席与歌。
平生沥肝胆，世事苦蹉跎。
命为生民在，还当战养和。
诗后有一段饶有意味的跋文：“寿昌今年五十，余已五十有六矣，回忆在（日本）博多相见时曾以席勒歌德相拟，忽忽已三十年，幸彼此尚顽健，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灯下成此，书以共勉。”
“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这正显示出两位诗人戏剧家兼民主斗士的风骨。时逢《丽人行》公演，作者题写过一首感情激越而传诵一时的五言绝句：
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这年11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民盟非法”。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赴香港，田汉返长沙。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战略决战的前夜，郭沫若和田汉奉召相继北上解放区。待得他们相会在北京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曙光行将照亮长夜难明的神州大地了。
“新华颂”与“为民请命”
新中国开国前夕，1949年7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以其崇高的声望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后来，田汉也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开国之际，有一件不无意味的事，似乎成为日后郭沫若与田汉在历史新时期不同命运和遭际的征兆，那便是《国歌》歌词的选择。
1949年9月，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任的郭沫若，写了一首题为《新华颂》的应征国歌歌词，发表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歌词共3段，今录其三： 人民专政，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领袖雍容。
江河洋海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如弟兄，
千秋万岁颂东风。
《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郭沫若也认同这样的批评，他自责道：“……是老掉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尽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后来他的创作实践就美学追求来看，似乎未能脱出《新华颂》的窠臼。
有人提议以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曲谱。郭沫若为此还填了一首词，但没有为大家接受。后来有人提出干脆仍以田汉的原词为好。这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周恩来则以赞赏的口吻表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警策自励嘛。
建国以后的9年间，这两位诗歌创作的捷才，在剧本创作上几乎都是空白（田汉有几部改编的戏曲作品），究其原委，除却各自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这个原因之外，文艺界频仍的批判运动也不无影响，举凡《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冯雪峰丁玲批判等等，几乎是接踵而来。这当中与郭沫若和田汉相涉的各有一次。1951年2月下旬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到半个月，郭沫若于6月初，在《人民日报》发表《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时隔两个月，郭沫若在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之后，撰文“重新再检讨一次”。虽然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郭沫若不乏自我否定，但武训批判却是带有政治包彩，这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来说，影响是深刻的。
田汉则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险遭不测，起因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的两篇触及时弊的文章。这年春季，田汉以人大代表资格去广西、湖南、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视察，了解到一些艺人在生活方面有诸多困难，有些演员长期无戏可演而浪费青春。田汉向来刚直而有侠气，在闻知这些状况之后愤慨不平，在有关的座谈会上，当众重申国家的有关条例，并以自己的千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补贴确有困难的一部分老艺人。回京之后，即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文，分别刊登在戏剧家协会主编的机关刊物《戏剧报》当年第7期和第11期上。这两篇文章在戏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和知识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因为它触及时弊，揭露阴暗面而又出自全国剧协主席之手。请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一文中的一节：
浪费了国家的一寸丝、一尺布、一口铁钉、一块木头，我们还知道计较，浪费了广大演员的宝贵的、不可再来的青春我们却十分大方，气也不叹，心也不动。
这两篇文章几乎给作者带来厄运。钟惦裴以《电影的锣鼓》（仿佛是田文的姊妹篇）而获罪，后来被打成“右派”；丁玲则因南京狱中的一段经历而导致1955年“反党集团”的冤案，并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中遭再批判。田汉的处境真是危乎殆哉。也许是田汉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夏间谨言慎行，但更主要的是得到周恩来的保护。总之，田汉算是捱过了这一难关。
现在看来，田汉对戏剧界的“右派”（如吴祖光等）的批判更多地带有表明心迹的意味。当然，这种举止终究是人格的扭曲。郭沫若已经很少再有“为民请命”的表示（一半是崇拜，一半是谨慎--他与陈明远的通信、言谈往往有对现实的较为清醒的评判）。田汉则还要在适当的气候下顽强地表现自己，后来的创作就是一个明证。
《蝶双飞》与《重睹芳华》
1958年是一个热烘烘的年头，大跃进的浪潮汹涌而来。“赶美超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神州六亿正以极大的热诚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干着南辕北辙的事情。“反右”之后，已经很少再有不同意见的争鸣。
3月中旬，郭沫若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上讲话，强调：“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大跃进的目标。”于是写中心成为文艺界同行一时的准则。郭沫若和田汉都赶写出了歌颂大跃进的作品。郭沫若以诗集《百花齐放》为之鼓吹，田汉则以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为之讴歌。《百花齐放》有若干首作于1956年，推想起来恐怕是受到毛泽东主席于同年5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启示和鼓舞而产生的创作契机，但当时因所熟悉的花不多而未能写成百花齐放，2年之后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之下，仅仅以1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计101首的诗集。作者后来承认：“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我是深以为憾”。撇开作品的立意，仅以形式而言，“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所以，诗人深叹：“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一部分幕话剧，上演过，稍后还改编并拍摄成电影。一望剧名而知，这是以修筑十三陵水库为题材的作品，歌颂大跃进，畅想共产主义的到来。
如果一直是这样写“中心”，田汉也就不成其为田汉了，这年3月，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创作700周年，田汉勉力写出了9场（后来扩展为12场）大型话剧《关汉卿》。诚如众多评论者所指出的，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瑰宝，是田汉创作生涯的高峰。
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再现了关汉卿这位现实主义戏剧大师的战斗风骨，歌颂了下层民众敢于反抗，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鞭挞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腐朽。全剧洋溢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融一体的艺术情味，压轴的一阕《蝶双飞》更是感人至深，“可以跟历来脍炙人口的好曲子并驾齐驱”（叶圣陶语）。田汉对此曲亦颇自得，屡以其中的前半段书奉友人：
将碧血，写忠烈。
作厉鬼，除逆贼。
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
长与英雄共魂魄。
强似佳人绣户描花叶，
学士锦袍趋殿阁，
浪子朱窗弄风月。 虽留得绮词丽句满江湖，
怎及得傲干奇枝斗霜雪？
郭沫若对《关汉卿》有很高的评价，称赞这“是不朽的传世之作”。5月初，他在读到田汉寄去的征求意见稿后，灯下挥笔，写了一封充满由衷情意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勖勉：“你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你使关汉卿活得更有意义了。”
2月初，郭沫若在广州以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五幕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曾流着泪对曹禺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他在剧本出版单行本时所写的序中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些话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作品和作者心境的钥匙。作者有过亡命日本10年之久的坎坷经历……郭沫若对毛泽东确实怀有知遇之情。因此，作品借“文姬归汉”的史实，着重歌颂曹操的文治武功就不难理解了。郭沫若通过蔡文姬这个古人，吹嘘进了现代人（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气息，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知遇之情。歌颂革命领袖，只要无悖历史唯物主义，当是天经地义之事。
但历史剧毕竟多少要受到史实的规范。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作者将曹操塑造成“一个人民的领袖，说他是太阳，是天下人的再生父母”是不恰当的。还有人指出，作品中对东汉末年蔡文姬归汉时经长安到邺下（曹操所在地）一路所见的太平景象的描写有背于史实。田汉为《蔡文姬》的修改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才华。郭沫若在一封信中以感激的心情提及此事：“我到底是有十多年不写历史剧了，初稿很不成样子；多亏了寿昌他们大力帮助我修改，特别是后半部。结尾的《重睹芳华》则完全出于寿昌的大手笔。”
“盛唐气象”与“载舟覆舟”
继《关汉卿》和《蔡文姬》问世并引起重大反响之后，两位诗人戏剧家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在此后的几年间各自又连续创作了几部历史剧：郭沫若有《武则天》（1960）和《郑成功》（1962，电影文学剧本，分为上下两集），田汉则有《文成公主》（1960）、《谢瑶环》（1961，京剧剧本）等。其中最能显示两位诗人戏剧家深厚情谊和不同风格的，当数《武则天》与《谢瑶环》。
《武则天》剧作以武则天最成熟的时代即60岁前后的6年，平息徐敬业策动的叛乱作为主干，塑造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女政治家形象，从而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翻案。
与《蔡文姬》一样，作品发表后也引起热烈反响，有不小的争议，郭沫若照例将作品寄送田汉等友人提意见，并还让周恩来和陈毅抽空审阅。田汉读了作品，很坦率地向作者表示：对于武则天敷粉过多了。
郭沫若对田汉的“敷粉过多”的批评不以为然（后来在昆明观看此剧后曾写过“翻案何妨敷粉多”的诗句，正是对这类批评的一个回答），其相当自信的一个理由是：“我是着重写了武则天的中年时代，即她一生中最光彩的一段”。在60年代初这个天灾人祸交加的岁月，郭沫若的续篇之说触动了田汉，他向郭沫若表示：既然你为《武则天》写了续集，若有可能，我再写出武则天的后期悲剧，对她晚年的过失提出批评。
1961年下半年，田汉以陕西碗碗腔《女巡按》为本，改编成京剧《谢瑶环》。这个改编本不是剧种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种再创作。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评价，由原作的骂而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作一定批评；其次，原作是一个喜剧的结尾（谢瑶环受权奸迫害，后与她所爱之江湖义士结合而隐入太湖），田汉改为悲剧结局（谢瑶环被权奸迫害致死）。田汉认为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作者的意图在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一方面体现武则天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批评她统治后期的一些过失。
在“文革”风暴降临之前，《谢瑶环》被首先用来开刀祭旗。完全了解田汉创作《武则天》三部曲之三的郭沫若，发出“像田汉那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的哀叹，真是让人怵目惊心。“性格即命运”，郭沫若和田汉在后来的那场空前浩劫中，处境和结局终究有很大不同，其中虽有诸多复杂因素，但这种“表现盛唐气象”与告诫“载舟覆舟”（《谢瑶环》中有“载舟之水也覆舟”的唱词）的异趣，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精忠柏”和“泰山神”
60年代初期的一二年，是文艺界相对宽松的短暂时光，田汉等不少文艺工作者较有锋芒的作品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为着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以来的“左倾”，处在中央一线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文艺而言，周恩来1961年6月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陈毅同年3月在紫光阁戏曲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批评了违反艺术规律，践踏艺术民主的错误倾向。到了1962年，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的鼓舞下，由田汉和阳翰笙主持，这年三月间在广州召开了影响很大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出于对“左”倾路线的深恶痛绝，田汉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从北京到各省市都传达了文艺十条”，许多同志出了气，吐了苦水，但气可能还没有出够，苦水还没有吐完。在这次座谈会上可以一吐为快。陈毅应邀到会发表长篇讲演，痛快淋漓地批判了许多左的东西，与会者精神大为振奋。”
广州会议召开之际，郭沫若也在南国花城，《羊城晚报》记者整理发表的《郭老谈诗》中，颇能见出这位文坛泰斗谨言慎行的心态。
宽松的好时光真如昙花一现。1962年9月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浪中，“左倾”思潮以更为急剧的势头汹涌而来。田汉首当其冲。
1963年9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艺界，其中特别提到戏剧界。到了这年11月，毛泽东更进一步抨击：“《戏剧报》（田汉主持的全国剧协机关刊物）尽是牛鬼蛇神，《戏剧报》宣传牛鬼蛇神。”这等于是不点名的点名，田汉蒙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紧接着，12月12日，毛泽东在反映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了一个措词尖刻的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文艺）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抨击“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得到毛泽东批示的鼓舞，柯庆施按预定计划加紧筹备，终于在这年12月25日拉开了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的帷幕。 田汉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身分，迢迢千里从北京来到上海与会。刚刚取陈其五而代之的张春桥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之职，严密控制整个观摩演出的会务，自然不会淡忘1年前田汉在广州会议上点名批评的旧恨（上海第一书记在广州会议结束后，严厉制止上海与会代表向上海文艺界传达会议精神）。在张春桥的直接控制下，会务安排居然既不让上海有关部门去迎接田汉，更有甚者竟不让这位全国剧协主席上主席台。
田汉自然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海的权贵。观摩期间，田汉有感而发，写了一首题为《江南——中国革命戏剧的摇篮》长诗，其中特别歌颂了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功绩。送去刊登时，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说是一定要将涉及30年代的部分尽行删除才能发表。尽管处境难堪，田汉还是毫不退让地表示：“要改，你们去改，我是不改。这首诗可以抽回不登”。对于柯庆施于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田汉颇不以为然，认为它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这样恶劣的氛围中，出于关切，与会友人提议田汉提前回京。田汉权衡再三，接受了友人的好意。返京途经苏州因事小住，田汉在司徒庙观赏著名的清、奇、古、怪四棵古柏，感而赋诗，托物明志：
裂断腰身剩薄皮，
新枝依旧翠云重。
司徒庙里精忠柏，
暴雨飚风总不移。
“暴雨飚风”正一阵紧似一阵地袭来。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田汉已被康生、江青之流视为异己，处境相当困难。大会开幕当天，几位演员去看望田汉。他满腹委屈地对不知内情的来客说：“我也要去参加大会，我是发起人之一，你们了解我，我是一向支持现代戏的啊！"郭沫若以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文联主席的身分参加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坐。这个会，原本是田汉施展英才的人生舞台呵，然而却与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戏剧的奠基者无缘。
大会期间，毛泽东于6月27日在一份关于文艺界整风的报告上作了措词严峻的批示，断言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发出令人震惊的政治警告：“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一来，火药味就更浓烈了。大会后期，康生在讲话中大开杀戒，点了许多作家和作品以大加挞伐。这位靠整人起家的理论家，将包括《谢瑶环》在内的不少作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居心险恶地由现实追溯历史，鼓蛊人心地倒腾出田汉1935年被捕入狱的那段历史，诬陷田汉“自首变节”。在主席台就坐的郭沫若真是如芒在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走向牺牲的祭坛”，挚友当年写下的表明心迹的誓词，30年后不幸而言中。从此，田汉便从公众场合消失了，报刊也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字。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革”的狂风降临之前两年便结束了。饶有意味的是，他在世时，在报刊上最后发表的作品，是同年6月下旬刊载在《羊城晚报》上的《唁马师曾》，中有“乘风破浪豪情在，忍向芦沟送汉卿”的绝唱。这是巧妙的双关语，既是对当年扮演关汉卿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高度赞赏，也是身处逆境的自励。
这样一位献身于我国现代革命戏剧事业的杰出战士蒙受不白之冤，倏忽之间从文坛上消失了。郭沫若的处境毕竟要好得多。这年春节，毛泽东点名要他参加由诸多党政要员和民主人士与会的教育座谈会，并与之亲切交谈；春夏间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8篇阐释毛泽东诗词的大块文章；就在田汉大遭厄运的7月间，他率代表团出访越南，并有不少出访诗抄在《人民日报》发表。
田汉是首先被拿来开刀祭旗的。在“两个批示”的威慑下，文化界又进入多事之秋；杨献珍的哲学、夏衍的电影、邵荃麟的文艺理论相继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郭沫若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尽管实际地位迹近民主人士，但毕竟是中共党员，不能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好在有毛泽东的关怀（1965年夏间亲自提议郭沫若作井冈山之行，接着又两次写信给郭沫若夫妇，言词亲切，“敬颂安吉”），郭沫若国务活动照样参与，诗文依然发表。郭沫若的心头总是悒郁难消，然而对于大政方针须以虔诚的拥戴来表示。这年11月，74岁高龄的郭沫若冒着朔方严寒，赴山西参观社教运动，并且还象征性地下农田地与社员一起摘棉花。1966年元旦，《光明日报》套红刊出此行所作组诗《大寨行》18首，讴歌“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1966年的早春二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转载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位著名评论家撰写的《评〈谢瑶环〉》，将田汉的这部作品与孟超的《李慧娘》、吴晗的《海瑞罢官》并列为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面教员。如果说1964年7月康生的讲话只在内部传达的话（此后周扬等还一再强调对田汉等人“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而竭力加以保护），那末在毛泽东认定“《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从而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动乱的序幕，田汉是心如死灰了。几乎是与此同时，戚本禹等在《红旗》上抛出《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翦伯赞的不少史学观点其实也就是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作为文坛泰斗和史界班头，这回正面临着双重的政治压力。在惶恐不安之下，郭沫若以书面形式向中国科学院党委提出辞呈。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近年来总是觉着疲倦，想告老还乡，晚年只想找个小小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些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其忧谗畏讥之心境可见一斑。田汉和翦伯赞是郭沫若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相知最深、情意最笃的挚友，如今都在挨整，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又谈何容易。
毛泽东决意保护郭沫若。4月下旬，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郭沫若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例行会议上的发言。郭沫若在这篇发言中大作检讨，而且情词恳切，通篇贯穿对“文化大革命”的竭诚拥戴。这与其说是要郭沫若难堪，不如说是为他自己的解脱。
1968年12月l0日，田汉在历尽磨难之后瘐死狱中，11年之后获平反昭雪，骨灰盒中竟无骨灰，以至于开追悼会时只得放一枝笔和一本《关汉卿》。也是1968年，郭沫若的爱子郭庶英被迫害致死，白发人葬黑发人，心中痛楚无以言表。郭沫若后来在“批林批孔”历经坎坷，但一直得到毛泽东的明令保护。1978年6月以86岁高龄去世，备极哀荣，其时复出不久的周扬尊之为“泰山之神”。
田汉和郭沫若在早年分别以席勒与歌德期许。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田汉仍对席勒表示敬重，而郭沫若则对世人称之为“中国的歌德”表示反感。“卅年如手足，相期席与歌。”郭沫若和田汉的情谊及其人生历程正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缩影，人们将从中品味出一些有意味的东西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