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波动中把握趋势，在噪声中识别主音，中美贸易摩擦紧张情势加剧之际，我们更需要冷静思考，更多地聚焦于趋势内因。
　　“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世间万物，易变不居，重要的趋势变化，总有势在必然的内因。
　　从内因看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经济，虽然新型大国关系依旧可信，但贸易摩擦及其引致的货币博弈将成为变化集中的两大主题。一方面，在现实诉求和历史趋势的驱动下，中美贸易摩擦加剧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在经济金融内生联系纽带的影响下，中美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共振，金融博弈将更加复杂。
　　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正式到来，中美贸易战越发成为扑朔迷离的一个话题。悲观来看，多名对华贸易强硬派人士获得组阁提名，特朗普政府的鹰派风格持续强化。“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特朗普将秉持实务重利的执政路线，美国政治制度也决定总统施政不会偏离美国的现实利益。
　　因此，对于中美贸易走势的判断，不应惑于特朗普政府的表面姿态，而应考察内在动能。而基于美国经济的现实诉求和历史趋势，即便贸易大战难以发生，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可能也难以避免。
　　特朗普的执政纲领将“增加国内就业”视为核心目标之一。而在特朗普的工具箱中，大规模减税和基建在高赤字条件下存在内生矛盾，可行性尚不明晰。制造业回迁周期漫长，短期内难见成效。因此，若要在2017年如期实现就业增长，目前最高效的工具之一就是通过大幅加强贸易保护，激活国内现有过剩产能并迅速吸纳就业。
　　鉴于此，中国可能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标靶。
　　经济系统是内生关联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相互共振的特质。对于中美各自的货币政策而言，2017年都将是重要节点。
　　此时，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不仅会对两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更可能与货币政策产生共振，加剧两国政策分化，并引致诸多不确定性。
　　第一，加快美国加息频率。2017年中美联储加息一次已成为市场共识，但其后的加息节奏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基于两个途径，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快美联储加息进程。
　　一方面，相较于中国，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增长模式，外贸依存度较低，在贸易对峙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在目前紧盯就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就业数据的向好有助于坚定耶伦的行动勇气，加快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供给，美国消费物价有望进一步抬升，增强通胀水平的现有上升趋势，促使美联储提高加息频率。
　　第二，施压中国货币政策。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从需求侧发力向供给侧发力的的重要转变。在新旧交替之际，一旦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稳增长”目标造成严峻挑战，将迫使需求侧刺激政策被动加码。虽然该轮刺激政策以“宽财政”为主，但是通过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隐性纽带”，货币政策的实际水平也难以收紧。
　　受此影响，从国内来看，未能及时收紧的流动性可能拖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并延续资产配置荒，抬升金融市场的泡沫风险。因此，中国经济“促改革”和“防风险”的目标也将受到一定冲击。从国际来看，货币政策的相对宽松将与美元指数的走强相互叠加，进而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形成階段性压力，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