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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女性立场，借重性别视角，凸显都市社会中形形色色、复杂多变的性别关系、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是都市女性写作基本的创作特征。其中，都市女性写作对两性关系尤其两性躯体、欲望、情爱、性爱等诸多充满深刻文化禁忌和不良误解的性别关系的大胆展示和描写，构成其最突出、最前卫的创作特色，一直以来深深刺激着传统社会的敏感神经，并早已演变为一种广为关注且备受争议的文学、文化现象。近年来，文学界甚至美学界、哲学界以及媒体和社会公众，对诸如女作家“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网络博客写作”以及“下半身写作”等热门、焦点话题持续地跟进研讨和争鸣，就是这些文学、文化现象最突出的表征之一。然而事实上，都市女作家的这种颇具“另类”、“先锋”色彩的写作方式，其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必要的理解、认同和尊重，反而遭遇了普遍的误读和误解，导致其与包括学术界、理论界诸多精英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受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甚至对峙状态。其实，这种文学后果及其社会效应的发生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人们仍然袭用传统的、陈旧的文学和文化接受及认同方式，即主要运用唯一的和片面的道德批评方法，去面对、去解读和欣赏显然已很不“传统”的都市女作家的“另类写作”。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片面的道德的角度，而是更多的从文学的、艺术的、文化的、审美的、性别的尤其是从性别审美的角度和层面，去认真观照、分析和理解，我们就有可能从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的层层遮蔽中，挖掘、清理出都市女作家那些“另类写作”所必然包涵的富有探索性和建设性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对于传统性别文化的解构和重建的价值及意义。
性别审美是人类审美文化的一个极其基本、重要却久被忽略甚至有意遮蔽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范畴。所谓“性别审美”，主要指人类两性之间由于不可避免、难以抗拒的性本能的强力作用，而必然生成的异性间相互吸引、相互欣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体验。性别审美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审美机制的诸多因素中具有确定无疑的生物学、生理学基础；正由于人类两性生理基础的根本不同，才形成了两性之间明显的心理差异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导致了两性审美过程中必然伴有复杂、微妙的情欲波动和性爱想象。毋庸讳言。主要建立在性生理和性心理差异基础之上的性别审美过程所产生的这种独特审美快感，因其迥异于其它各种所谓的高雅审美形态，而为崇尚道德伦理判断、忽略艺术审美判断的主流文化和传统美学理论所不容，一直被粗暴地斥为异端，冠以低级、庸俗、官能刺激等不祥之名，放逐在正统的美学禁地之外。但必须正视的是，作为一种最基本也最大众化的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性别审美实际上普遍存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成为人类日常化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于都市女性写作及其性别审美的内涵、特征，以及对文学、文化建设的意义和贡献，著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谢冕曾有非常深刻、精彩的论述：“世界由两性构成。男女两性的差异造成了世界的无比丰富性。首先是差异，是两性充分展示并突出各自的性别特征，而后才有多姿多彩的两性关系的万种风情。……中国女作家用小说、用诗、也用散文及其它文体，为中国文学所展开的这一丰裕的世界，不仅使男性、也使女性能够诗意地、情感地、当然更是形象地领略女性生理的、心理的、感觉的广阔的天空。这是中国女性写作对于中国文学的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过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却是唯一的例外，她们在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密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这种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审美评价无疑是非常中肯和确当的。都市女性写作其性别审美的内容、方式和形态极其丰富多样，充分体现了都市女作家的独特生命体验、审美追求以及勇于探索的文学精神和艺术勇气；实际上，这种艺术追求和探索已明显构成了对传统的文学观念、美学趣味和艺术法则的直接解构和大胆反叛。
一、解构之一：躯体审美
人的躯体具有毋庸置疑的审美价值，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在诗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盛赞人的躯体之美：“男人或女人的肉体的美是难以形容的，肉体本身是难以形容的，男性的肉体是完美的，女性的肉体也是完美的”。国内美学界率先从美学角度研究两性文化和性别审美的学者仪平策也对人的躯体做过极高的审美评价：“人体，是大自然在整个生物界中的一件最杰出、最伟大的作品。人类进化到了今天，也惟有人体，才依然跟大自然保持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在人那卓然而立的躯体上面，仍印满了原始自然留下的无数信息。一个平平常常的赤裸之身，却能给见多识广的人类带来异乎寻常的喜悦与激动，这恐怕是造物主所始料未及的。人类从自身的胴体上面，领略和敬畏着自然界的永恒神秘，发现和拥吻着生命存在的自然之美。”而所谓躯体审美，就是指把人的自然、本真、裸露的肉体之躯作为审美对象进行文学描绘、艺术表现和审美观照。梳理和考察当代以来都市女性写作的发展不难发现，其躯体审美的内容和方式越来越丰富多彩且各具特色，或已成为都市女性写作最具个性、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特征之一。统而观之，以下几点尤为明显和突出。
其一是躯体描写、躯体表现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事实上，当代都市女性写作对人的肉体之躯的文学关照和审美表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初露端倪，并在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都不断有所突破，且已广泛涉及到各体文学创作。诗歌方面，如伊蕾的《裸体》、《我的肉体》、《肉体的轻蔑者》、《土耳其浴室》，徐虹的《节日》，林祁的《浴后》，申爱萍的《裸体艺术之过错》，海男的《肉身》、《裸身》等；散文方面，如铁凝的《河之女》，叶梦的《羞女山》，马莉的《裸体》、《身体》，赵凝《私室中的女人》，贝拉的《裸神》，海男的《在肉体里我醒来》、《身体传》等；当然，小说方面的描写最多也最具力度和影响力，作品中大段的浓墨重彩的身体描写一直成为人们阅读和争议的焦点，典型的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申力雯的《牙买加灯火》，李轻松的《玫瑰血》，卫慧的《上海宝贝》，海莲的《巢恋》，林雪的《本色》，万芳的《我是谁的谁是谁》及海男的《裸露》等等。在风格各异的都市女作家笔下，人的原生态的肉体之躯经由或写实、或写意等不同艺术手法匠心独运的审美处理，而跃升为具有丰富人性内涵和人生内容的色彩纷呈的审美对象，这不仅体现了女作家躯体描写、躯体审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代文学审美视野的极大突破和拓展。
其二是躯体描写的坦然、纯粹、艺术而唯美。毋庸讳言，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权文化的审美偏见，人的自然形态的肉身、裸体从来难 登大雅之堂，而女性的躯体更被视为不祥之物，认为“女性身体极其危险，因为她们充满诱惑，引诱男人性欲过盛，造成社会混乱”。具体在文学、艺术创作上，虽不排除有少数作品的躯体描写体现了一定的自然、健康的艺术审美情趣，但从总体上看，其对人的肉体之躯的排斥和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些有关人的身体尤其裸体描写的文字中，明显流露出创作者难以掩饰的审丑情结、低级趣味和病态心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的是，当代都市女作家笔下的躯体描写，由于彻底摒弃了传统文化及其审美惯性的束缚和袭扰，而呈现出一派自然、本色、美好、诱人的崭新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都市女作家的艺术视野中，不光女性躯体，男性躯体也同样焕发着迷人的魅力和诗意之美。
我们会强烈感受到女作家对人的自然、本真、健康而美好的肉体之躯那种率真、由衷的赞美和感叹，而丝毫看不到传统审美文化意识中惯有的对人自身肉体的耻感、罪感和轻薄、猥亵的痕迹。常识告诉我们，人既是肉体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人是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但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美学思想却一直存在重精神、轻肉体，肯定精神美、否定肉体美的审美偏见，故而。对人类自身原生态的肉体之躯充满蔑视和敌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女性写作对躯体之美的展示和张扬，必然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直接冒犯和挑战。令人欣喜的是，与都市女性写作实践中的躯体表现和躯体审美相呼应，近些年来，学术界、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新锐学者开始突破文化传统的偏见和陈旧的理论研究范式，借重西方性别理论和女权思想，开始对包括身体写作、躯体审美等在内的相关文学、文化现象展开广泛而颇富新意的学术研究和探讨，代表性著述如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陈醉《十年回眸：谈裸体、裸体艺术及艺术中的裸体》(《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徐岱《裸体的诱惑》(《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康正果《身体和情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徐虹《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方式：解读20世纪90年代女性艺术》(《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汪民安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艾云《用身体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彭富春《身体与身体美学》(《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底4期)，《“身体美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笔谈》(《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等等，不一而足。如此，都市女作家的大胆文学探索以及学术界积极的理论关注所形成的巨大文化合力，必定会极大促进当代中国两性传统审美观念的转变和健康审美意识的形成、提升与健康发展。并且，如果从女性写作更高、更直接的文化意义上来看，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和躯体审美还体现出鲜明的女权意识，以及对传统性别文化中男权规范的有力解构倾向。对此法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早有发人深省的精辟论述：“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二、解构之二：欲望审美
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情欲，是一种本能的生命现象和普遍的社会存在。但正如弗洛伊德派的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阿尔伯特·莫德尔所深刻揭示的：“人人心中都有色情欲望，而又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就一直对人的欲望表现出一种十分暧昧、矛盾、焦灼而困惑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非常认同“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的朴素真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仇视欲望，视欲望、情欲为邪恶和罪过，所谓“万恶淫为首”，因此要坚决遏制、压抑，要“存天理，灭人欲”。然而事实上，这里所谓的“灭人欲”，主要是灭女人的欲，对男人却实行网开一面的“欲望单边主义”。时至今日，这种畸形、病态的性文化观念仍然深刻而普遍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而对这种根深蒂固的病态、畸形的性文化观念构成最直接而有力的反拨与挑战的，是当代以来的都市女性写作。都市女作家从自觉的女性性别立场出发，以身体写作、欲望审美等手段和方式，建构起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的女性自己的审美逻辑和欲望辩证法。这种审美逻辑和欲望辩证法最核心的内容，是确证欲望与女性写作的内在互动关系，强调欲望对于女性写作的强大动力、助力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排除庸俗社会学及道德伦理批评对欲望审美的不良误解和有意遮蔽。事实上，关于欲望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之间的因缘联系及互动关系，学术界早有深入而全面的理论研究，诸如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情欲升华”论，日本资深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象征”说，等等，都是这方面众所周知、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对此，国内著名女作家铁凝也曾做过直言不讳且诗意盎然的形象描绘：“艺术是什么写作又是什么?它们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它们唤起我心灵中从未醒来的一切宏大和一切琐碎，沉睡的琴弦一条条被弹拨着响起来，响成一组我从来也不知道然而的确在我体内存在着的生命的声音。日子就仿佛双倍地延长，绝望里也有了朦胧遥远的希望。这使我不能不认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比欲望在现实中的满足有着更扰人的诱惑，有着更强悍的挑战意味。”香港较早从事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女学者陈顺馨更有过高屋建瓴的理论阐发：“女性写作是一种欲望，当我们肯定女性力比多的存在时，它就会产生快感和创作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就等于文本，是女性欲望的载体。由于男女表达自己的欲望方式存在差异，女性写作必定有别于男性。”的确，文学艺术创作中欲望表现的性别差异是明显存在的，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文学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基于不同性别文化观念的性别审美追求上。
首先，与传统男性写作由于对情欲更多采取否定、审丑的姿态，因而其作品常常散发出庸俗、淫猥的气息不同，女性写作基于对欲望的积极认同和大胆肯定，因而其作品的欲望叙事往往显得优雅而浪漫，诗意而唯美。试看以下几段欲望描写的片断。
我的肌肤在他的抚摸里发烫发红，所有的欲望从皮肤最深处的血液里被呼唤出来。我朱唇半启地回应者他的邀请，他吻遍我的每一个部分……我们两个人快乐地战栗着分享残酷的快感。我在他给我的快乐里向下飞翔，黑暗的世界突然变得明亮，这就是欲望啊!我的快乐而残酷的欲望实现了我的飞翔梦。(玫瑰灰《极乐人生》，第227页)
我痴迷地看着他，我能听到我们急剧的呼吸和近乎要爆裂的血液，他的身体在发生某种变化，两张嘴不由自主地吻合在一起。他的舌头完全填满 了我的思想。我的头脑里一片空茫。我只能感觉到明媚的阳光和海一样蓝的天空。(吴小曼《重庆的森林》，第139页)
这些自然清新、美丽多姿的文学段落，运用本色、写实或象征、隐喻、暗示等修辞手段，将常人颇感困惑、难堪的欲望经验描绘得优雅美好且臻于诗意的境界，这种唯美的探寻和诗性的追求，使都市女性的欲望叙事远离庸俗、低级而别具艺术魅力和独特的性别审美内涵。
其次，在都市女作家的欲望叙事中，女性一反传统性别秩序及其欲望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和屈就角色，转而成为积极、主动追求生命快乐和情欲满足的欲望主体。这种描写亦不胜枚举，试举以下几段为例。
水虹眼里满含火一样的情欲，倒在他怀里。双颊绯红，浑身绵软，她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又从颈部慢慢往下，轻轻抚摸着他的全身……然后像一条光滑柔软的白蟒，紧紧地缠住了周由的全身。……水虹快乐地呻吟着，修长而秀美的胴体在他身下扭曲旋转、尽情地舞蹈。后来他听见水虹在他耳边发出了一声痛快淋漓的叫喊，尖脆而锐利，像来自遥远天堂的回声。(张抗抗《情爱画廊》，第91页)她的舌头温热而滑润，在阿维的身体上没有方向性地滑行，像一道带火的绳索，所到之处撩拨起火辣辣的痕迹。她的呻吟声在空气里飞扬着，要把他拉进欲望的漩涡。欲望啊，她将他抛到欲望的顶端。(杉娃《爱是生命的舞蹈》，第196页)她充满了渴望，她贪婪地抚摸着那令她无比快乐的年轻的纯洁的身体，她陶醉于这痴迷的疯狂中，不能自己……他像献祭一般，把自己的身体，交到了苏晴的手里。握着他那茁壮的、坚硬的、炽热的生命的根。苏晴从心底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苏晴不说话，她不想说，她只想要，要她想要的一切。她牵引着夏河，把它引向自己的身体。(万芳《我是谁的谁是谁》，第149页)
在这些洋溢着两性旺盛的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欲望叙事里面，我们发现一代新女性已经彻底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强加给她们的诸如“淑女”、“神女”等别有用心的性别规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对情欲、欲望的主动、大胆的渴望和追求；这一革命性的转变，无疑宣告了女性在两性传统欲望关系中被动、从属地位的历史性终结。而只有正视女性欲望主体的性别身份，认同女性追求情欲满足的性别合法性，才不至于出现学术界已颇成气候的认为女性的欲望叙事“迎合了男性的窥淫癖”、“掉进了男性的欲望陷阱”等等忧心忡忡的不良误解和性别偏见。
三、解构之三：性爱审美
在人类两性关系的生成、发展、演变以及人类种族延续的漫长过程里，性爱始终都在起着一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终极动力作用，可以说，没有性爱，就不会有人类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性爱构成了人类两性最原始、最自然、最本质的性别关系，这种性别关系既包含人类两性本能的欲望关系，也包含人类两性平等的权利关系。然而在男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力禁锢、规范和教化之下，女性的本与男性平等的性爱权利被剥夺殆尽，特别由于“贞操”、“节烈”、“从一而终”等封建男权意识的长期浸淫和毒害，致使“性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一种‘失身’……对于性爱的恐怖几乎成为中国女性潜意识中最深沉的梦魇”显然，所谓“贞操”、“节烈”等充满性别歧视的陈腐观念，无疑是男权社会别有用心特为女性编造的“性神话”，这种“性神话或日性禁忌，是男性秩序的最深、最坚固的堡垒，也是男权用以压迫女性、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因此，女性主义叙事集中从这个层面突破男性话语的封锁”。作为一种凸显性别意识且大力张扬女权思想的重要性别文学现象，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特别是其中极具前卫、先锋色彩的性别写作，以其凌厉的锋芒和决绝的姿态，突破重重性别遮蔽，对男权社会虚伪、荒谬的：“性神话”、“性禁忌”进行彻底拆解和颠覆。这种拆解和颠覆，最突出体现在都市女作家对两性性活动的大胆审美展示及两性性爱活动中女性由被动到主动的角色转变上。对率先觉醒、具有现代意识的都市女作家而言，性描写已不再创作的“禁区”，“许多女性作家，已逐渐走出被传统文化框定的误区。正在用她们的笔‘重振河山’，彻底打破了文学中‘爱’与‘性’的千年陈规，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立场，以女性的叙事方式和女性话语，以女性的审美意识观照人生，创造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性作家的‘性’文学”。而这里所说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性作家的性文学”，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在都市女作家笔下的性爱关系中，女性往往一反被动、屈从的传统性别姿态，反客为主地成为性爱活动中具有主体意识的主动者甚至“主角”，诸如王安忆的“三恋”(即《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张抗抗的《情爱画廊》、《作女》，林雪的《我要富贵》、《本色》，万芳的《我是谁的谁是谁》，九丹的《漂泊女人》以及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等作品，都对此作过精彩而典型的展示和描写。其二是指都市女作家常用诗化语言营造童话般温馨而浪漫的性爱氛围，这正如著名女作家林白在创作上所追求的那样：“我一直想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意的快感。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嘴里有一种草叶的清香，从舌尖上传过来，微微有点苦涩却又渐渐变甜了。……她在梦里抚摸他，近于疯狂地回应着他的邀约。她仍是觉得渴，她还想要。他给她，不再是狂风暴雨，而是江南的那种和风细雨，绵绵不断的。那一夜她的身体始终沉湎于滑润的汁液里，像一片被春天的淫雨浸透的土壤，每一寸皮肤里都能拧出水来。……她的身体被渐渐抽空，像一片轻灵的羽毛，从湖面上悠悠飘起来……(张抗抗《作女》。第124页)
……是如此舒缓、温柔、润滑、美妙、惬意、迷醉，仿佛在烛光下，喝一点醉人的香槟，随着《蓝色多瑙河》，跳一支三步舞。春的生命在他们的舞步中苏醒发芽，又像在酒中沉醉，他们只愿长醉不醒。温柔缱绻之情，像春风一样荡漾在他们中间，包溶着他们。一点红黄闪烁、跳荡在镜中的烛光。如天堂之光，引领他们飞升……(林雪《本色》，第249页)
经由女作家的诗性描绘和情感灌注，两性性爱的优美意境跃然纸上，神秘而迷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市女作家的这种文学创作及其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人类两性关系及其性爱生活的更高层次的审美期待和文化想象，因为在都市女作家看来，“性爱是人类生活与审美的永恒主题。性，使生命永不绝灭；爱，使人生充满情趣。美化和崇拜性爱由来已久，万古如斯”。
在性别歧视、性别压迫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在男权禁锢依然壁垒森严的当今社会，都市女作家的性别审美追求以其对传统文化及其审美规范的大胆挑战和颠覆，而构成其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特色，也充分体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都市女性写作对于促进女性的性别觉醒、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尤其对于重构和谐、审美、健康的性别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性别审美是人类审美文化的一个极其基本、重要却久被忽略甚至有意遮蔽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范畴。所谓“性别审美”，主要指人类两性之间由于不可避免、难以抗拒的性本能的强力作用，而必然生成的异性间相互吸引、相互欣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体验。性别审美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审美机制的诸多因素中具有确定无疑的生物学、生理学基础；正由于人类两性生理基础的根本不同，才形成了两性之间明显的心理差异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导致了两性审美过程中必然伴有复杂、微妙的情欲波动和性爱想象。毋庸讳言。主要建立在性生理和性心理差异基础之上的性别审美过程所产生的这种独特审美快感，因其迥异于其它各种所谓的高雅审美形态，而为崇尚道德伦理判断、忽略艺术审美判断的主流文化和传统美学理论所不容，一直被粗暴地斥为异端，冠以低级、庸俗、官能刺激等不祥之名，放逐在正统的美学禁地之外。但必须正视的是，作为一种最基本也最大众化的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性别审美实际上普遍存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成为人类日常化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于都市女性写作及其性别审美的内涵、特征，以及对文学、文化建设的意义和贡献，著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谢冕曾有非常深刻、精彩的论述：“世界由两性构成。男女两性的差异造成了世界的无比丰富性。首先是差异，是两性充分展示并突出各自的性别特征，而后才有多姿多彩的两性关系的万种风情。……中国女作家用小说、用诗、也用散文及其它文体，为中国文学所展开的这一丰裕的世界，不仅使男性、也使女性能够诗意地、情感地、当然更是形象地领略女性生理的、心理的、感觉的广阔的天空。这是中国女性写作对于中国文学的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过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却是唯一的例外，她们在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密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这种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审美评价无疑是非常中肯和确当的。都市女性写作其性别审美的内容、方式和形态极其丰富多样，充分体现了都市女作家的独特生命体验、审美追求以及勇于探索的文学精神和艺术勇气；实际上，这种艺术追求和探索已明显构成了对传统的文学观念、美学趣味和艺术法则的直接解构和大胆反叛。
一、解构之一：躯体审美
人的躯体具有毋庸置疑的审美价值，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在诗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盛赞人的躯体之美：“男人或女人的肉体的美是难以形容的，肉体本身是难以形容的，男性的肉体是完美的，女性的肉体也是完美的”。国内美学界率先从美学角度研究两性文化和性别审美的学者仪平策也对人的躯体做过极高的审美评价：“人体，是大自然在整个生物界中的一件最杰出、最伟大的作品。人类进化到了今天，也惟有人体，才依然跟大自然保持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在人那卓然而立的躯体上面，仍印满了原始自然留下的无数信息。一个平平常常的赤裸之身，却能给见多识广的人类带来异乎寻常的喜悦与激动，这恐怕是造物主所始料未及的。人类从自身的胴体上面，领略和敬畏着自然界的永恒神秘，发现和拥吻着生命存在的自然之美。”而所谓躯体审美，就是指把人的自然、本真、裸露的肉体之躯作为审美对象进行文学描绘、艺术表现和审美观照。梳理和考察当代以来都市女性写作的发展不难发现，其躯体审美的内容和方式越来越丰富多彩且各具特色，或已成为都市女性写作最具个性、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特征之一。统而观之，以下几点尤为明显和突出。
其一是躯体描写、躯体表现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事实上，当代都市女性写作对人的肉体之躯的文学关照和审美表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初露端倪，并在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都不断有所突破，且已广泛涉及到各体文学创作。诗歌方面，如伊蕾的《裸体》、《我的肉体》、《肉体的轻蔑者》、《土耳其浴室》，徐虹的《节日》，林祁的《浴后》，申爱萍的《裸体艺术之过错》，海男的《肉身》、《裸身》等；散文方面，如铁凝的《河之女》，叶梦的《羞女山》，马莉的《裸体》、《身体》，赵凝《私室中的女人》，贝拉的《裸神》，海男的《在肉体里我醒来》、《身体传》等；当然，小说方面的描写最多也最具力度和影响力，作品中大段的浓墨重彩的身体描写一直成为人们阅读和争议的焦点，典型的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申力雯的《牙买加灯火》，李轻松的《玫瑰血》，卫慧的《上海宝贝》，海莲的《巢恋》，林雪的《本色》，万芳的《我是谁的谁是谁》及海男的《裸露》等等。在风格各异的都市女作家笔下，人的原生态的肉体之躯经由或写实、或写意等不同艺术手法匠心独运的审美处理，而跃升为具有丰富人性内涵和人生内容的色彩纷呈的审美对象，这不仅体现了女作家躯体描写、躯体审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代文学审美视野的极大突破和拓展。
其二是躯体描写的坦然、纯粹、艺术而唯美。毋庸讳言，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权文化的审美偏见，人的自然形态的肉身、裸体从来难 登大雅之堂，而女性的躯体更被视为不祥之物，认为“女性身体极其危险，因为她们充满诱惑，引诱男人性欲过盛，造成社会混乱”。具体在文学、艺术创作上，虽不排除有少数作品的躯体描写体现了一定的自然、健康的艺术审美情趣，但从总体上看，其对人的肉体之躯的排斥和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些有关人的身体尤其裸体描写的文字中，明显流露出创作者难以掩饰的审丑情结、低级趣味和病态心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的是，当代都市女作家笔下的躯体描写，由于彻底摒弃了传统文化及其审美惯性的束缚和袭扰，而呈现出一派自然、本色、美好、诱人的崭新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都市女作家的艺术视野中，不光女性躯体，男性躯体也同样焕发着迷人的魅力和诗意之美。
我们会强烈感受到女作家对人的自然、本真、健康而美好的肉体之躯那种率真、由衷的赞美和感叹，而丝毫看不到传统审美文化意识中惯有的对人自身肉体的耻感、罪感和轻薄、猥亵的痕迹。常识告诉我们，人既是肉体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人是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但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美学思想却一直存在重精神、轻肉体，肯定精神美、否定肉体美的审美偏见，故而。对人类自身原生态的肉体之躯充满蔑视和敌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女性写作对躯体之美的展示和张扬，必然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直接冒犯和挑战。令人欣喜的是，与都市女性写作实践中的躯体表现和躯体审美相呼应，近些年来，学术界、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新锐学者开始突破文化传统的偏见和陈旧的理论研究范式，借重西方性别理论和女权思想，开始对包括身体写作、躯体审美等在内的相关文学、文化现象展开广泛而颇富新意的学术研究和探讨，代表性著述如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陈醉《十年回眸：谈裸体、裸体艺术及艺术中的裸体》(《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徐岱《裸体的诱惑》(《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康正果《身体和情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徐虹《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方式：解读20世纪90年代女性艺术》(《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汪民安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艾云《用身体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彭富春《身体与身体美学》(《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底4期)，《“身体美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笔谈》(《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等等，不一而足。如此，都市女作家的大胆文学探索以及学术界积极的理论关注所形成的巨大文化合力，必定会极大促进当代中国两性传统审美观念的转变和健康审美意识的形成、提升与健康发展。并且，如果从女性写作更高、更直接的文化意义上来看，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和躯体审美还体现出鲜明的女权意识，以及对传统性别文化中男权规范的有力解构倾向。对此法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早有发人深省的精辟论述：“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二、解构之二：欲望审美
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情欲，是一种本能的生命现象和普遍的社会存在。但正如弗洛伊德派的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阿尔伯特·莫德尔所深刻揭示的：“人人心中都有色情欲望，而又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就一直对人的欲望表现出一种十分暧昧、矛盾、焦灼而困惑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非常认同“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的朴素真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仇视欲望，视欲望、情欲为邪恶和罪过，所谓“万恶淫为首”，因此要坚决遏制、压抑，要“存天理，灭人欲”。然而事实上，这里所谓的“灭人欲”，主要是灭女人的欲，对男人却实行网开一面的“欲望单边主义”。时至今日，这种畸形、病态的性文化观念仍然深刻而普遍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而对这种根深蒂固的病态、畸形的性文化观念构成最直接而有力的反拨与挑战的，是当代以来的都市女性写作。都市女作家从自觉的女性性别立场出发，以身体写作、欲望审美等手段和方式，建构起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的女性自己的审美逻辑和欲望辩证法。这种审美逻辑和欲望辩证法最核心的内容，是确证欲望与女性写作的内在互动关系，强调欲望对于女性写作的强大动力、助力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排除庸俗社会学及道德伦理批评对欲望审美的不良误解和有意遮蔽。事实上，关于欲望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之间的因缘联系及互动关系，学术界早有深入而全面的理论研究，诸如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情欲升华”论，日本资深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象征”说，等等，都是这方面众所周知、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对此，国内著名女作家铁凝也曾做过直言不讳且诗意盎然的形象描绘：“艺术是什么写作又是什么?它们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它们唤起我心灵中从未醒来的一切宏大和一切琐碎，沉睡的琴弦一条条被弹拨着响起来，响成一组我从来也不知道然而的确在我体内存在着的生命的声音。日子就仿佛双倍地延长，绝望里也有了朦胧遥远的希望。这使我不能不认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比欲望在现实中的满足有着更扰人的诱惑，有着更强悍的挑战意味。”香港较早从事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女学者陈顺馨更有过高屋建瓴的理论阐发：“女性写作是一种欲望，当我们肯定女性力比多的存在时，它就会产生快感和创作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就等于文本，是女性欲望的载体。由于男女表达自己的欲望方式存在差异，女性写作必定有别于男性。”的确，文学艺术创作中欲望表现的性别差异是明显存在的，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文学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基于不同性别文化观念的性别审美追求上。
首先，与传统男性写作由于对情欲更多采取否定、审丑的姿态，因而其作品常常散发出庸俗、淫猥的气息不同，女性写作基于对欲望的积极认同和大胆肯定，因而其作品的欲望叙事往往显得优雅而浪漫，诗意而唯美。试看以下几段欲望描写的片断。
我的肌肤在他的抚摸里发烫发红，所有的欲望从皮肤最深处的血液里被呼唤出来。我朱唇半启地回应者他的邀请，他吻遍我的每一个部分……我们两个人快乐地战栗着分享残酷的快感。我在他给我的快乐里向下飞翔，黑暗的世界突然变得明亮，这就是欲望啊!我的快乐而残酷的欲望实现了我的飞翔梦。(玫瑰灰《极乐人生》，第227页)
我痴迷地看着他，我能听到我们急剧的呼吸和近乎要爆裂的血液，他的身体在发生某种变化，两张嘴不由自主地吻合在一起。他的舌头完全填满 了我的思想。我的头脑里一片空茫。我只能感觉到明媚的阳光和海一样蓝的天空。(吴小曼《重庆的森林》，第139页)
这些自然清新、美丽多姿的文学段落，运用本色、写实或象征、隐喻、暗示等修辞手段，将常人颇感困惑、难堪的欲望经验描绘得优雅美好且臻于诗意的境界，这种唯美的探寻和诗性的追求，使都市女性的欲望叙事远离庸俗、低级而别具艺术魅力和独特的性别审美内涵。
其次，在都市女作家的欲望叙事中，女性一反传统性别秩序及其欲望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和屈就角色，转而成为积极、主动追求生命快乐和情欲满足的欲望主体。这种描写亦不胜枚举，试举以下几段为例。
水虹眼里满含火一样的情欲，倒在他怀里。双颊绯红，浑身绵软，她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又从颈部慢慢往下，轻轻抚摸着他的全身……然后像一条光滑柔软的白蟒，紧紧地缠住了周由的全身。……水虹快乐地呻吟着，修长而秀美的胴体在他身下扭曲旋转、尽情地舞蹈。后来他听见水虹在他耳边发出了一声痛快淋漓的叫喊，尖脆而锐利，像来自遥远天堂的回声。(张抗抗《情爱画廊》，第91页)她的舌头温热而滑润，在阿维的身体上没有方向性地滑行，像一道带火的绳索，所到之处撩拨起火辣辣的痕迹。她的呻吟声在空气里飞扬着，要把他拉进欲望的漩涡。欲望啊，她将他抛到欲望的顶端。(杉娃《爱是生命的舞蹈》，第196页)她充满了渴望，她贪婪地抚摸着那令她无比快乐的年轻的纯洁的身体，她陶醉于这痴迷的疯狂中，不能自己……他像献祭一般，把自己的身体，交到了苏晴的手里。握着他那茁壮的、坚硬的、炽热的生命的根。苏晴从心底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苏晴不说话，她不想说，她只想要，要她想要的一切。她牵引着夏河，把它引向自己的身体。(万芳《我是谁的谁是谁》，第149页)
在这些洋溢着两性旺盛的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欲望叙事里面，我们发现一代新女性已经彻底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强加给她们的诸如“淑女”、“神女”等别有用心的性别规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对情欲、欲望的主动、大胆的渴望和追求；这一革命性的转变，无疑宣告了女性在两性传统欲望关系中被动、从属地位的历史性终结。而只有正视女性欲望主体的性别身份，认同女性追求情欲满足的性别合法性，才不至于出现学术界已颇成气候的认为女性的欲望叙事“迎合了男性的窥淫癖”、“掉进了男性的欲望陷阱”等等忧心忡忡的不良误解和性别偏见。
三、解构之三：性爱审美
在人类两性关系的生成、发展、演变以及人类种族延续的漫长过程里，性爱始终都在起着一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终极动力作用，可以说，没有性爱，就不会有人类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性爱构成了人类两性最原始、最自然、最本质的性别关系，这种性别关系既包含人类两性本能的欲望关系，也包含人类两性平等的权利关系。然而在男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力禁锢、规范和教化之下，女性的本与男性平等的性爱权利被剥夺殆尽，特别由于“贞操”、“节烈”、“从一而终”等封建男权意识的长期浸淫和毒害，致使“性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一种‘失身’……对于性爱的恐怖几乎成为中国女性潜意识中最深沉的梦魇”显然，所谓“贞操”、“节烈”等充满性别歧视的陈腐观念，无疑是男权社会别有用心特为女性编造的“性神话”，这种“性神话或日性禁忌，是男性秩序的最深、最坚固的堡垒，也是男权用以压迫女性、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因此，女性主义叙事集中从这个层面突破男性话语的封锁”。作为一种凸显性别意识且大力张扬女权思想的重要性别文学现象，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特别是其中极具前卫、先锋色彩的性别写作，以其凌厉的锋芒和决绝的姿态，突破重重性别遮蔽，对男权社会虚伪、荒谬的：“性神话”、“性禁忌”进行彻底拆解和颠覆。这种拆解和颠覆，最突出体现在都市女作家对两性性活动的大胆审美展示及两性性爱活动中女性由被动到主动的角色转变上。对率先觉醒、具有现代意识的都市女作家而言，性描写已不再创作的“禁区”，“许多女性作家，已逐渐走出被传统文化框定的误区。正在用她们的笔‘重振河山’，彻底打破了文学中‘爱’与‘性’的千年陈规，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立场，以女性的叙事方式和女性话语，以女性的审美意识观照人生，创造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性作家的‘性’文学”。而这里所说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性作家的性文学”，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在都市女作家笔下的性爱关系中，女性往往一反被动、屈从的传统性别姿态，反客为主地成为性爱活动中具有主体意识的主动者甚至“主角”，诸如王安忆的“三恋”(即《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张抗抗的《情爱画廊》、《作女》，林雪的《我要富贵》、《本色》，万芳的《我是谁的谁是谁》，九丹的《漂泊女人》以及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等作品，都对此作过精彩而典型的展示和描写。其二是指都市女作家常用诗化语言营造童话般温馨而浪漫的性爱氛围，这正如著名女作家林白在创作上所追求的那样：“我一直想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意的快感。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嘴里有一种草叶的清香，从舌尖上传过来，微微有点苦涩却又渐渐变甜了。……她在梦里抚摸他，近于疯狂地回应着他的邀约。她仍是觉得渴，她还想要。他给她，不再是狂风暴雨，而是江南的那种和风细雨，绵绵不断的。那一夜她的身体始终沉湎于滑润的汁液里，像一片被春天的淫雨浸透的土壤，每一寸皮肤里都能拧出水来。……她的身体被渐渐抽空，像一片轻灵的羽毛，从湖面上悠悠飘起来……(张抗抗《作女》。第124页)
……是如此舒缓、温柔、润滑、美妙、惬意、迷醉，仿佛在烛光下，喝一点醉人的香槟，随着《蓝色多瑙河》，跳一支三步舞。春的生命在他们的舞步中苏醒发芽，又像在酒中沉醉，他们只愿长醉不醒。温柔缱绻之情，像春风一样荡漾在他们中间，包溶着他们。一点红黄闪烁、跳荡在镜中的烛光。如天堂之光，引领他们飞升……(林雪《本色》，第249页)
经由女作家的诗性描绘和情感灌注，两性性爱的优美意境跃然纸上，神秘而迷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市女作家的这种文学创作及其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人类两性关系及其性爱生活的更高层次的审美期待和文化想象，因为在都市女作家看来，“性爱是人类生活与审美的永恒主题。性，使生命永不绝灭；爱，使人生充满情趣。美化和崇拜性爱由来已久，万古如斯”。
在性别歧视、性别压迫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在男权禁锢依然壁垒森严的当今社会，都市女作家的性别审美追求以其对传统文化及其审美规范的大胆挑战和颠覆，而构成其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特色，也充分体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都市女性写作对于促进女性的性别觉醒、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尤其对于重构和谐、审美、健康的性别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