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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出生于贵族家庭，最佩服的人是周公，最向往的社会是西周，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重整社会的道德伦理。但阴差阳错，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却成为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
关键词：春秋；周公；仁；义；周游列国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01—04
人的价值存在于什么之中呢?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有近有远，有亲有疏。相应地，它的价值由于远近亲疏的关系，体现出的大小价值也是不同的。反过来，它的价值的形成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关系的远近亲疏不同，它所受到影响的大小也是不同的。这里。笔者拟探讨一下孔子——我们最伟大的圣人，并将以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仔细地分析一下。
人，生活在社会中，但最先诞生于家庭，自然和他的父母关系最近，和他的家族关系也最为密切，接受的影响、受到的教育也最先来自这些关系。孔子家庭、家族的情况如何呢?据记载，孔子生于鲁国，祖先本是商的后代。孔子的十一世祖封为卿，采邑为栗(今河南夏邑县)，自弗父何后五代传至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从此，他的子孙开始以孔为姓，这便是孔姓的起源。孔父嘉传三世至孔防叔。为了避宋国内乱，孔防叔迁到鲁国定居。孔子的父亲叔粱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士，曾任邹邑大夫，所以称“邹叔纥”。从以上情况看，孔子家世显赫，但是已经趋于没落。
当时，也就是孔子父亲叔梁纥时期，人们如何看待生男生女呢?由于没有资料，我们不敢枉自揣度。他父亲先娶了一个妻子叫施氏，施氏只生了九个女儿。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妾，妾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孟皮。孟皮有足疾，不宜继承他的名位。叔梁纥遂在晚年娶了一个年轻女子颜氏，生了孔子。从这段记载来看，叔梁纥非常想要儿子，最后也得到了儿子。可惜，孔子出生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年纪。在孔子约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故了。叔梁纥的病故，使孔家彻底地没落了。
这里我们不妨做一点合理地猜测。从上面我们介绍的孔子祖上的情况看，它的发展轨迹是一步步走向没落的，这种没落我认为主要是从社会的政治地位这方面来讲的，至于经济，还不至于陷于困顿，否则他的父亲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娶妻，并且还育有很多子女。孔子，可以认为是他父亲最大的希望。他的希望是什么，史料上没有讲，我们不得而知。孔父死后，他的母亲颜氏带着他离开邹邑，搬迁到当时的鲁国国都曲阜去居住。搬迁的原因一定很多，但主要的我们推测，孔父一定会给他的儿子积攒一些财富，并嘱托颜氏能让儿子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否则，孤儿寡母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孔子出生于贵族，有父亲给他积蓄的一些财富，因而他不会象平民或贫民的子弟那样，从小就受困于生活。他的心理心灵方面基本上还是健康活泼的，基本上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童年时代做游戏就常摆设各种祭器，仿效大人们祭祀的礼仪动作，到了十一岁，还跟鲁国的太師学习周礼。年龄再大点，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心投入到学习上。假若他的生活没有保障，对于一个孩童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
回到前面所说的，孔子家族的演变，从整个形势看是走向没落的。在他父亲前，主要是偏重于社会政治地位方面，而从他父亲去世后，不仅社会政治地位趋向没落，生活保证也趋向没落，尽管在他孩童时期还有所保障。而这种没落产生的危机，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他、刺激着他，但同时也在激发着他。这也是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一个深刻原因。终于，他二十岁的时候掌握了很多的文化历史知识，博得了“博学好礼”的善誉。但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颜氏也去世了，孔子从此可以说告别了学生时代。为了生活，他做过很多的职业，比如做过鲁国管理仓库的“委吏”，做过管理牧场的“乘田”等。
作为孔子，二十岁完成了学业，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他不会不知道他出身于高贵的贵族家庭，他身上流淌着殷商王族的血液，他不会不感到骄傲自豪，但社会的巨变，家道的衰落与生活的窘迫，又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埋头于古代典籍之中进行思考，寻找答案。这使他心中逐渐生发出一种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一句话，就是高贵的家族血统与无奈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为其学说的产生提供了内在动力。
人除了接受直接关系的影响之外，间接关系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对那些伟大的人物而言。所谓间接关系，这里主要指时代的、历史的因素等。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周平王东迁后的春秋时期(前770—前476)。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讲，周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约束力，周天子威信扫地，诸侯争霸象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混乱异常；就诸侯国内部来说，他们之间篡杀攻伐是层出不穷，今天大夫把国君赶下了台，明天家臣又掌握了大夫的实权，社会完全没有了秩序；另外一点，就是少数民族与华夏之间的矛盾尖锐激化。
这里，我们特别介绍一下发生在孔子的身边鲁国的事情。鲁国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伯禽受封时，王室除分给他“殷民六族”和许多宝器外，还特意让他带去了记述周礼的“典策”和精通礼制的人，鲁国之所以受到如此待遇，与周公制礼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西周的诸侯国里，鲁国是周礼最为完备的国家。鲁国的周礼传统可以说源远流长，到了春秋时代，鲁国成为周礼文化的中心。孔子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正是基于这一点而言。也就是最讲周礼传统的鲁国，到孔子的时候，局势出现巨变，套用孔子的话，就是“礼崩乐坏”。鲁国传到鲁文公的时候，国君还能操纵大权。公元前609年，文公卒，随之发生了杀嫡立庶的君位之争，结果文公庶子鲁宣公继位。他的三个家臣——季氏、叔氏、孟氏乘内乱发展势力，很快在政治经济上控制了鲁室，出现了“坐大”的现象，这在历史上就是“三桓专鲁”。到了公元前537年，三桓势力进一步发展到“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的局面，鲁君成了徒有虚名的宗主。鲁昭公不甘心失去权柄，于公元前517年联合一些与季氏结怨的贵族攻打季氏，结果失败，被驱逐出国，在外流亡8年，落了个客死他乡的结果。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现象。
这种形势的发展，注定与孔子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高贵的血统贵族家世与沦为近于贫民境地而毫无社会地位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孔子说过“吾少也贱，固多能鄙事”，就是他的生活写照。第二，是与他接受的教育形成了反差。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在鲁国完成的，所接受的主要是周礼方面的内容。周礼是周公辅佐周成王为了稳定周朝的统治而颁布的一系列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明确贵族间的尊卑关系，规范贵族的行为，以礼乐约束贵族，以威刑治理庶民，以维护宗族社会的政治秩序。简 而言之，周礼要求社会要稳定，要有秩序，要有尊卑之分，而现实是社会混乱异常，既不稳定，秩序也杂乱无章，社会等级也是上下颠倒，这一切是与孔子接受的思想教育格格不入的。第三点，就是理想与现实形成的反差。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没有理想。理想的产生，都可以在每个人生活的軌迹中寻找到答案。结合孔子的家世，孔子所接受的教育，孔子的时代，特别是他留给后人的记述他言论的著作——《论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就是恢复周初那种繁盛的景象。他多次表达了对周公的追慕，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还说：“如有周公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正因为他有这样伟大的理想，因而始终积极面对人生，就像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前面我们从孔子的家族身世、所受的教育等与他有着直接关系的方面入手，粗略分析了他学说产生的内在根源。很自然，这里所说的时代历史，特别是当时的现实，形成了促成他学说产生的外在根源。但要说明一点，这里我们用的这个“学说”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语替代，所以只好将就一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纵观孔子的一生，他的主要精力始终投入在政治方面。孔子在他从事教育20年左右的时候，即他50岁的时候，终于凭着自己的学识才干及影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任上颇有政绩，一年后被提升为司空，不久又升任大司寇。在他56岁的时候，终于当上了代理宰相，监管外交事务。这个职务可是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有利位置。他上台以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该杀的杀，该整的整，使百姓各守礼法，四方来客都得到鲁国照顾，将鲁国治理得有声有色。在此期间，孔子还干了一件大事。前面说过，三桓把持鲁国大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遏制三家势力的扩张势头，孔子提出了“堕三都”计划，但却遭到三家的强烈反对，再加上鲁定公接受齐国的馈赠，沉湎于女乐，孔子对鲁君大失所望，在公元前497年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孔子周游列国时，已经将近60岁。他先后到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前后历时14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游说，运用自己的学说来打动各国的当权者重用自己，以实现理想。但由于小国不能承载他的希望，大国又奉行的是“霸”道，所以始终也没有人用他，公元前484年，他68岁的时候，无奈又返回了鲁国。
我们现在称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其实，孔子首先应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一生从事教育的时间很长，培养的人才很多，但这些都不过是为他走上政治舞台所做的准备工作而已。他起家于教育，归宿也是教育，而真正能显示他毕生追求的，一是他在鲁国从政的那几年作为；一是他14年的周游列国。试想，年龄那么大，周游的国家又那么多，经历的危险又是那样的频繁，很多次都几乎丧失了生命，所用的时间又那么长，如果没有强烈的、坚定的、执着的信念与追求，那是不可能完成的。孔子晚年从事的教育，应该是他真正所从事的教育。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他编修了很多的文化典籍，譬如《春秋》，另一方面，则是他扩大了教育规模，大量地招收弟子。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年龄大了，已不可能再从政了，只好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弟子身上。所以说，孔子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做一个象周公那样的人物，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刻意想栽培的花，可惜这花没有开来。而教育家对孔子只不过是无意插下的柳，然而这棵柳在他身后竟然茁壮成长，为后来华夏子孙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恩荫。
理解了孔子一生倾注追求的目标，这就好比一把钥匙，就比较容易开启他的理论之锁了。从《论语》中可以看出，他最尊崇的圣人就是周公，他最追慕的礼仪就是周礼。确实，西周王朝的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之下，政治上不但建立了完善的“封建”制度，而且在文化礼仪方面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周礼，相对于夏商，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超越，使得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生活有序，等级分明，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强盛景象。周公一生戎马征战，在制度的设置方面，已经达到了当时完美的程度，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做深层次的考虑。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已经达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据记载，孔子有次听到季氏冒用了八佾规格的乐舞，就非常愤怒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因为季氏作为一个大夫享用了国君的规格。但要完全改变这种情况，单从社会制度方面着手，显然是不行也不能的。不行，意思是行不通；不能，指的是超越不了周公。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呢?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能超越他景仰的周公，成为影响我国最大的圣人，就在这个地方：他是从理论上，再准确一点，他是从伦理道德方面着手，建立了一套与周礼相比更加完备的礼仪，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儒家学说。
孔子的主张，千百年来，人们已经研究了很多，这里只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粗略认识。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恢复周朝那样的盛世，而孔子最高的理论范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仁”。这个“仁”，它是最高的理论范畴，就好像黑格尔所讲的“绝对理念”一样。但它确切的内容是什么呢?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说法，谁也说不清。《论谙》中，就有对孔子“仁”的解释，因为对象不同，情况不同，解释也就不同，就是这个原因。但它的表现具有哪些形式，却是有迹可循的。那么这个“仁”都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呢?
第一，政治方面。他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要有尊卑之分，要有等级之别。君臣关系是就国家层面上讲的。君臣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孔子说得非常清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做了君该做的事，臣做了臣该做的事，那么君臣的关系才能和谐，国家也才能够稳固。我们读《论语》，可以发现这么个现象：孔子在从政的过程中，要么是人家国君不重用他，但更多的则是他自己主动辞职。前者好理解，后者就要打一个问号；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很可能就是君主方面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孔子也就只能走人，而不能对他事之以“忠”。父子关系，这是从家庭层面讲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稳定了，当然也就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基础。那么父子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父子是一种“孝慈”关系，子应该对父“孝”，而父则必须对子“慈”，即要爱护自己的子女。这种君臣父子关系经过后人，特别是孟子等人的发展，就形成了后来所说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第二，道德方面。他特别强调“义”。什么是“义”呢?“义”的最低意义是“正确”；最高意义类似于“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符合“天理”。君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臣也一样。该怎么做呢?这就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父子、夫妇也是如此。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讲的是“义”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什么意思?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情的处理，没有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一定不要做的， 而是要服从于义。他对郑国子产的评价很高，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翻译过来即子产具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在行为方面，他自己很庄重，谦虚谨慎；他侍奉君主很恭敬顺从；他对待人民注意给予恩惠礼仪；他役使人民注意合乎义理。象这样可算是做到了“义”。当有人攻击管仲没有为公子纠自杀殉节，认为他不符合“仁”的标准。从个人关系方面看，确实是这样的，但从国家民族大的方面讲。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因为他的作为符合了“义”，也就符合了“仁”。
第三，具体的生活要求方面。孔子主张要讲“礼”。“礼”就是我们所讲的“周礼”。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在物质方面享受的待遇、与人交往时应该有所区别。他为什么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因是季氏享用了不该享用的“八佾”之舞，引起了孔子的愤怒。季氏比公卿还富，孔子听说他的弟子冉求还要为季氏聚敛财富，就非常生气，说“非吾徒也，小之鸣鼓而可攻之可也”。在生活细节方面，他也有很多讲究，比如“朋友之馈，虽马车，非祭肉，不拜”。“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采羹，必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东南大学教授葛兆光在他的文章《最后的贵族——孔子的时代和他的理想》中所做的分析更为细致，有穿衣方面的讲究，有坐车戴帽的讲究，有切肉吃饭的讲究等。
第四，民本主义在他的思想中体现得非常突出。我国在夏代就产生了天命思想，历代的君王都以天子自居。所谓“天子”，就是“上天之子”。但对于天，各朝的态度又是不同的，“夏道遵命，奉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而尚施，事，鬼敬礼而远之”。周人虽然也“事鬼”，但他们更敬的是“礼”，更重视人的力量，孔子就继承了周人的优秀传统。他的学生就说他从来不谈论鬼神之事。学生子路问他怎样侍奉鬼神，孔子反问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次，马厩失火了，他从朝廷回来，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另外，孔子还说过；“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些都体现了他民本思想的伟大光辉。翻开中外古今历史可以做个比较，在西方，民本主义思想最早可说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而西亚、北非在思想领域还是一片黑暗。在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只是将孔子思想中对他们有用的部分进行宣扬，只提倡“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及“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而将他最有价值的民本思想藏而不宣，尽管后来他的繼承者孟子将他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未能扭转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宣传而使人养成的对孔子思想的偏见。但不论怎样，他能在那个时代提出这种思想，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华大地上长盛而不衰，我想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第五，人生活在社会上，怎样才能做到长幼有序，尊卑贵贱，有条不紊，社会和谐?孔子教给人们一个办法，那就是加强道德修养。孔子首先对自己要求就很严格，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的“学”不仅包括学习知识，还包含有对照道德，时时关照自己的意思。在学习的态度上，他可以说是非常谦逊的，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生都可以说孜孜不倦，但他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还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只要留心，要学的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究竟怎样的人才合乎标准呢?孔子提出一个概念，这就是“君子”。关于“君子”的言论，我对《论语》做了个大致的统计，直接言君子的四十六条，间接地更多。他所谈论的君子的内容含义也是非常之多，根据不同的人，他的标准侧重有所不同。总而言之，君子在孔子看来是最完美的人。人，只要达到了君子的程度，那么社会就可以是理想的社会了。怎样才能做个君子呢?孔子也介绍了很多具体的方法，除了在具体的做法上有一定要求之外，比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还要求人们要不断地学习，加强自身的修养：“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还特别强调，向古典文化典籍学习。他总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晚年倾注精力，对文化典籍进行大量整理。
总而言之，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的现实与孔子的家族血统，接受的教育，并由之生成的理想，发生了严重冲突。孔子一生追慕周公，周公建立了他当时最完备的一套政治和礼仪制度。但是随着社会进步，它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不足。于是，孔子在周公的基础上，从伦理道德入手，建立了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更完善的理论，弥补了它的缺陷。因而孔子的理论是一种为过去唱赞歌的理论，也就是过时的理论，他在当时不受欢迎，应该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他的理论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他所追求的稳定、有序、繁荣、理想的社会生活，又符合人们千百年来的共同心愿，闪耀着亘古不变的光辉，从而极富生命力。
关键词：春秋；周公；仁；义；周游列国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01—04
人的价值存在于什么之中呢?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有近有远，有亲有疏。相应地，它的价值由于远近亲疏的关系，体现出的大小价值也是不同的。反过来，它的价值的形成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关系的远近亲疏不同，它所受到影响的大小也是不同的。这里。笔者拟探讨一下孔子——我们最伟大的圣人，并将以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仔细地分析一下。
人，生活在社会中，但最先诞生于家庭，自然和他的父母关系最近，和他的家族关系也最为密切，接受的影响、受到的教育也最先来自这些关系。孔子家庭、家族的情况如何呢?据记载，孔子生于鲁国，祖先本是商的后代。孔子的十一世祖封为卿，采邑为栗(今河南夏邑县)，自弗父何后五代传至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从此，他的子孙开始以孔为姓，这便是孔姓的起源。孔父嘉传三世至孔防叔。为了避宋国内乱，孔防叔迁到鲁国定居。孔子的父亲叔粱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士，曾任邹邑大夫，所以称“邹叔纥”。从以上情况看，孔子家世显赫，但是已经趋于没落。
当时，也就是孔子父亲叔梁纥时期，人们如何看待生男生女呢?由于没有资料，我们不敢枉自揣度。他父亲先娶了一个妻子叫施氏，施氏只生了九个女儿。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妾，妾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孟皮。孟皮有足疾，不宜继承他的名位。叔梁纥遂在晚年娶了一个年轻女子颜氏，生了孔子。从这段记载来看，叔梁纥非常想要儿子，最后也得到了儿子。可惜，孔子出生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年纪。在孔子约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故了。叔梁纥的病故，使孔家彻底地没落了。
这里我们不妨做一点合理地猜测。从上面我们介绍的孔子祖上的情况看，它的发展轨迹是一步步走向没落的，这种没落我认为主要是从社会的政治地位这方面来讲的，至于经济，还不至于陷于困顿，否则他的父亲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娶妻，并且还育有很多子女。孔子，可以认为是他父亲最大的希望。他的希望是什么，史料上没有讲，我们不得而知。孔父死后，他的母亲颜氏带着他离开邹邑，搬迁到当时的鲁国国都曲阜去居住。搬迁的原因一定很多，但主要的我们推测，孔父一定会给他的儿子积攒一些财富，并嘱托颜氏能让儿子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否则，孤儿寡母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孔子出生于贵族，有父亲给他积蓄的一些财富，因而他不会象平民或贫民的子弟那样，从小就受困于生活。他的心理心灵方面基本上还是健康活泼的，基本上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童年时代做游戏就常摆设各种祭器，仿效大人们祭祀的礼仪动作，到了十一岁，还跟鲁国的太師学习周礼。年龄再大点，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心投入到学习上。假若他的生活没有保障，对于一个孩童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
回到前面所说的，孔子家族的演变，从整个形势看是走向没落的。在他父亲前，主要是偏重于社会政治地位方面，而从他父亲去世后，不仅社会政治地位趋向没落，生活保证也趋向没落，尽管在他孩童时期还有所保障。而这种没落产生的危机，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他、刺激着他，但同时也在激发着他。这也是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一个深刻原因。终于，他二十岁的时候掌握了很多的文化历史知识，博得了“博学好礼”的善誉。但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颜氏也去世了，孔子从此可以说告别了学生时代。为了生活，他做过很多的职业，比如做过鲁国管理仓库的“委吏”，做过管理牧场的“乘田”等。
作为孔子，二十岁完成了学业，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他不会不知道他出身于高贵的贵族家庭，他身上流淌着殷商王族的血液，他不会不感到骄傲自豪，但社会的巨变，家道的衰落与生活的窘迫，又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埋头于古代典籍之中进行思考，寻找答案。这使他心中逐渐生发出一种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一句话，就是高贵的家族血统与无奈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为其学说的产生提供了内在动力。
人除了接受直接关系的影响之外，间接关系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对那些伟大的人物而言。所谓间接关系，这里主要指时代的、历史的因素等。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周平王东迁后的春秋时期(前770—前476)。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讲，周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约束力，周天子威信扫地，诸侯争霸象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混乱异常；就诸侯国内部来说，他们之间篡杀攻伐是层出不穷，今天大夫把国君赶下了台，明天家臣又掌握了大夫的实权，社会完全没有了秩序；另外一点，就是少数民族与华夏之间的矛盾尖锐激化。
这里，我们特别介绍一下发生在孔子的身边鲁国的事情。鲁国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伯禽受封时，王室除分给他“殷民六族”和许多宝器外，还特意让他带去了记述周礼的“典策”和精通礼制的人，鲁国之所以受到如此待遇，与周公制礼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西周的诸侯国里，鲁国是周礼最为完备的国家。鲁国的周礼传统可以说源远流长，到了春秋时代，鲁国成为周礼文化的中心。孔子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正是基于这一点而言。也就是最讲周礼传统的鲁国，到孔子的时候，局势出现巨变，套用孔子的话，就是“礼崩乐坏”。鲁国传到鲁文公的时候，国君还能操纵大权。公元前609年，文公卒，随之发生了杀嫡立庶的君位之争，结果文公庶子鲁宣公继位。他的三个家臣——季氏、叔氏、孟氏乘内乱发展势力，很快在政治经济上控制了鲁室，出现了“坐大”的现象，这在历史上就是“三桓专鲁”。到了公元前537年，三桓势力进一步发展到“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的局面，鲁君成了徒有虚名的宗主。鲁昭公不甘心失去权柄，于公元前517年联合一些与季氏结怨的贵族攻打季氏，结果失败，被驱逐出国，在外流亡8年，落了个客死他乡的结果。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现象。
这种形势的发展，注定与孔子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高贵的血统贵族家世与沦为近于贫民境地而毫无社会地位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孔子说过“吾少也贱，固多能鄙事”，就是他的生活写照。第二，是与他接受的教育形成了反差。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在鲁国完成的，所接受的主要是周礼方面的内容。周礼是周公辅佐周成王为了稳定周朝的统治而颁布的一系列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明确贵族间的尊卑关系，规范贵族的行为，以礼乐约束贵族，以威刑治理庶民，以维护宗族社会的政治秩序。简 而言之，周礼要求社会要稳定，要有秩序，要有尊卑之分，而现实是社会混乱异常，既不稳定，秩序也杂乱无章，社会等级也是上下颠倒，这一切是与孔子接受的思想教育格格不入的。第三点，就是理想与现实形成的反差。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没有理想。理想的产生，都可以在每个人生活的軌迹中寻找到答案。结合孔子的家世，孔子所接受的教育，孔子的时代，特别是他留给后人的记述他言论的著作——《论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就是恢复周初那种繁盛的景象。他多次表达了对周公的追慕，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还说：“如有周公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正因为他有这样伟大的理想，因而始终积极面对人生，就像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前面我们从孔子的家族身世、所受的教育等与他有着直接关系的方面入手，粗略分析了他学说产生的内在根源。很自然，这里所说的时代历史，特别是当时的现实，形成了促成他学说产生的外在根源。但要说明一点，这里我们用的这个“学说”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语替代，所以只好将就一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纵观孔子的一生，他的主要精力始终投入在政治方面。孔子在他从事教育20年左右的时候，即他50岁的时候，终于凭着自己的学识才干及影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任上颇有政绩，一年后被提升为司空，不久又升任大司寇。在他56岁的时候，终于当上了代理宰相，监管外交事务。这个职务可是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有利位置。他上台以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该杀的杀，该整的整，使百姓各守礼法，四方来客都得到鲁国照顾，将鲁国治理得有声有色。在此期间，孔子还干了一件大事。前面说过，三桓把持鲁国大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遏制三家势力的扩张势头，孔子提出了“堕三都”计划，但却遭到三家的强烈反对，再加上鲁定公接受齐国的馈赠，沉湎于女乐，孔子对鲁君大失所望，在公元前497年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孔子周游列国时，已经将近60岁。他先后到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前后历时14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游说，运用自己的学说来打动各国的当权者重用自己，以实现理想。但由于小国不能承载他的希望，大国又奉行的是“霸”道，所以始终也没有人用他，公元前484年，他68岁的时候，无奈又返回了鲁国。
我们现在称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其实，孔子首先应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一生从事教育的时间很长，培养的人才很多，但这些都不过是为他走上政治舞台所做的准备工作而已。他起家于教育，归宿也是教育，而真正能显示他毕生追求的，一是他在鲁国从政的那几年作为；一是他14年的周游列国。试想，年龄那么大，周游的国家又那么多，经历的危险又是那样的频繁，很多次都几乎丧失了生命，所用的时间又那么长，如果没有强烈的、坚定的、执着的信念与追求，那是不可能完成的。孔子晚年从事的教育，应该是他真正所从事的教育。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他编修了很多的文化典籍，譬如《春秋》，另一方面，则是他扩大了教育规模，大量地招收弟子。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年龄大了，已不可能再从政了，只好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弟子身上。所以说，孔子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做一个象周公那样的人物，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刻意想栽培的花，可惜这花没有开来。而教育家对孔子只不过是无意插下的柳，然而这棵柳在他身后竟然茁壮成长，为后来华夏子孙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恩荫。
理解了孔子一生倾注追求的目标，这就好比一把钥匙，就比较容易开启他的理论之锁了。从《论语》中可以看出，他最尊崇的圣人就是周公，他最追慕的礼仪就是周礼。确实，西周王朝的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之下，政治上不但建立了完善的“封建”制度，而且在文化礼仪方面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周礼，相对于夏商，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超越，使得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生活有序，等级分明，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强盛景象。周公一生戎马征战，在制度的设置方面，已经达到了当时完美的程度，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做深层次的考虑。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已经达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据记载，孔子有次听到季氏冒用了八佾规格的乐舞，就非常愤怒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因为季氏作为一个大夫享用了国君的规格。但要完全改变这种情况，单从社会制度方面着手，显然是不行也不能的。不行，意思是行不通；不能，指的是超越不了周公。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呢?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能超越他景仰的周公，成为影响我国最大的圣人，就在这个地方：他是从理论上，再准确一点，他是从伦理道德方面着手，建立了一套与周礼相比更加完备的礼仪，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儒家学说。
孔子的主张，千百年来，人们已经研究了很多，这里只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粗略认识。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恢复周朝那样的盛世，而孔子最高的理论范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仁”。这个“仁”，它是最高的理论范畴，就好像黑格尔所讲的“绝对理念”一样。但它确切的内容是什么呢?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说法，谁也说不清。《论谙》中，就有对孔子“仁”的解释，因为对象不同，情况不同，解释也就不同，就是这个原因。但它的表现具有哪些形式，却是有迹可循的。那么这个“仁”都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呢?
第一，政治方面。他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要有尊卑之分，要有等级之别。君臣关系是就国家层面上讲的。君臣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孔子说得非常清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做了君该做的事，臣做了臣该做的事，那么君臣的关系才能和谐，国家也才能够稳固。我们读《论语》，可以发现这么个现象：孔子在从政的过程中，要么是人家国君不重用他，但更多的则是他自己主动辞职。前者好理解，后者就要打一个问号；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很可能就是君主方面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孔子也就只能走人，而不能对他事之以“忠”。父子关系，这是从家庭层面讲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稳定了，当然也就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基础。那么父子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父子是一种“孝慈”关系，子应该对父“孝”，而父则必须对子“慈”，即要爱护自己的子女。这种君臣父子关系经过后人，特别是孟子等人的发展，就形成了后来所说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第二，道德方面。他特别强调“义”。什么是“义”呢?“义”的最低意义是“正确”；最高意义类似于“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符合“天理”。君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臣也一样。该怎么做呢?这就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父子、夫妇也是如此。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讲的是“义”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什么意思?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情的处理，没有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一定不要做的， 而是要服从于义。他对郑国子产的评价很高，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翻译过来即子产具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在行为方面，他自己很庄重，谦虚谨慎；他侍奉君主很恭敬顺从；他对待人民注意给予恩惠礼仪；他役使人民注意合乎义理。象这样可算是做到了“义”。当有人攻击管仲没有为公子纠自杀殉节，认为他不符合“仁”的标准。从个人关系方面看，确实是这样的，但从国家民族大的方面讲。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因为他的作为符合了“义”，也就符合了“仁”。
第三，具体的生活要求方面。孔子主张要讲“礼”。“礼”就是我们所讲的“周礼”。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在物质方面享受的待遇、与人交往时应该有所区别。他为什么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因是季氏享用了不该享用的“八佾”之舞，引起了孔子的愤怒。季氏比公卿还富，孔子听说他的弟子冉求还要为季氏聚敛财富，就非常生气，说“非吾徒也，小之鸣鼓而可攻之可也”。在生活细节方面，他也有很多讲究，比如“朋友之馈，虽马车，非祭肉，不拜”。“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采羹，必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东南大学教授葛兆光在他的文章《最后的贵族——孔子的时代和他的理想》中所做的分析更为细致，有穿衣方面的讲究，有坐车戴帽的讲究，有切肉吃饭的讲究等。
第四，民本主义在他的思想中体现得非常突出。我国在夏代就产生了天命思想，历代的君王都以天子自居。所谓“天子”，就是“上天之子”。但对于天，各朝的态度又是不同的，“夏道遵命，奉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而尚施，事，鬼敬礼而远之”。周人虽然也“事鬼”，但他们更敬的是“礼”，更重视人的力量，孔子就继承了周人的优秀传统。他的学生就说他从来不谈论鬼神之事。学生子路问他怎样侍奉鬼神，孔子反问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次，马厩失火了，他从朝廷回来，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另外，孔子还说过；“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些都体现了他民本思想的伟大光辉。翻开中外古今历史可以做个比较，在西方，民本主义思想最早可说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而西亚、北非在思想领域还是一片黑暗。在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只是将孔子思想中对他们有用的部分进行宣扬，只提倡“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及“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而将他最有价值的民本思想藏而不宣，尽管后来他的繼承者孟子将他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未能扭转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宣传而使人养成的对孔子思想的偏见。但不论怎样，他能在那个时代提出这种思想，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华大地上长盛而不衰，我想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第五，人生活在社会上，怎样才能做到长幼有序，尊卑贵贱，有条不紊，社会和谐?孔子教给人们一个办法，那就是加强道德修养。孔子首先对自己要求就很严格，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的“学”不仅包括学习知识，还包含有对照道德，时时关照自己的意思。在学习的态度上，他可以说是非常谦逊的，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生都可以说孜孜不倦，但他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还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只要留心，要学的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究竟怎样的人才合乎标准呢?孔子提出一个概念，这就是“君子”。关于“君子”的言论，我对《论语》做了个大致的统计，直接言君子的四十六条，间接地更多。他所谈论的君子的内容含义也是非常之多，根据不同的人，他的标准侧重有所不同。总而言之，君子在孔子看来是最完美的人。人，只要达到了君子的程度，那么社会就可以是理想的社会了。怎样才能做个君子呢?孔子也介绍了很多具体的方法，除了在具体的做法上有一定要求之外，比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还要求人们要不断地学习，加强自身的修养：“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还特别强调，向古典文化典籍学习。他总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晚年倾注精力，对文化典籍进行大量整理。
总而言之，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的现实与孔子的家族血统，接受的教育，并由之生成的理想，发生了严重冲突。孔子一生追慕周公，周公建立了他当时最完备的一套政治和礼仪制度。但是随着社会进步，它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不足。于是，孔子在周公的基础上，从伦理道德入手，建立了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更完善的理论，弥补了它的缺陷。因而孔子的理论是一种为过去唱赞歌的理论，也就是过时的理论，他在当时不受欢迎，应该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他的理论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他所追求的稳定、有序、繁荣、理想的社会生活，又符合人们千百年来的共同心愿，闪耀着亘古不变的光辉，从而极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