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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职与本科贯通培养，以及专业硕士的设立，我国职业教育衔接融通的“立交桥”初具雏形，职业教育的“断头教育”魔咒开始破解。
探索与发展
由于缺乏成熟的上下衔接、普职融通的“立交桥”机制，我国职业教育因长期限于专科层次而被称为“断头教育”，甚至被人戏称为“一入职教深似海，从此深造是路人”。
近年，“立交桥”成为职业教育界的“热词”，但职业教育“立交桥”的建设并非始于现在。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提出“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随后，《关于同意试办三所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的通知》、《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少数职业技术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暂行规定》《关于推荐应届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发布，五年一贯制专科教育、本科培养中职师资、中高职（3 2）贯通培养、中高职“3 3”一体化贯通培养等模式的探索逐步开展起来。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颁布以后，职教“立交桥”建设逐渐加速。2010年以后，多省开展了中职毕业生的对口升学通道，包括中职-本科贯通培养（3 4）、专科-本科衔接培养（专科起点3 2）、五年制专科-本科衔接培养（5年制专科起点5 2）、专科-专业学位衔接培养（专科起点3 4）等，职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硕士衔接贯通的体系建设路径逐渐明了，上下衔接、普职融通的“立交桥”初具雏形并不断拓宽。
2016年，全国中职学校毕业生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就读的比例达25.10%，比2015年增加5.08个百分点，高职学校升入本科院校就读的学生比例也在不断增长，如2015年浙江省这一比例为10%左右。
未来职业院校学生升学渠道还会进一步拓宽。例如，上海提出到2020年，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院校的比例要提高到50%左右，专科高职院校毕业生升入普通本科高校的比例要提高到10%以上，应用技术本科专业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普高毕业生的比例大体相当；贵州提出到2020年，中职学生升入高职、高职学生升入本科院校要分别达到35%和20%的目标。
“通而不畅”的窘境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立交桥”开始打通，但还面临“通而不畅”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立交桥”已经打通但还比较狭窄。当前我国已打通了中职升高职、中职升本科、高职升本科、专升本考研究生的纵向上升通道，但目前仅中职升高职的比例相对较高，中职、高职升本科的比例还非常低。很多省份高职升本科的比例维持在5%左右，近年虽有所提升，但大多不超过10%。中职升本科仅一些省市开展试点，且中职毕业生选择的学校受限，如2017年重庆参与“3 4”试点的18所国家中职示范学校衔接9所本科院校、招生规模1400人，这已经是规模较大的尝试。
其次，职业教育“立交桥”入口方式不利于大部分职教学生。与国外相比，我国职业教育“立交桥”具有入学方式多样的特点，例如对口高考、自主招生、免试注册、技能人才免试入学、贯通培养等。目前，对口高考仍是主要方式。尽管多省市采取了“知识 技能”的考试方式，但语、数、外等传统考试内容及组织方式，以及过于简单的技能测试，使一批不擅长传统知识体系学习，但能在实践中迅速掌握技能的学生难以获得深造机会。
第三，职业教育“立交桥”对在职人员不畅通。当前的职教“立交桥”主要是针对在校学生而言，一旦毕业离开学校，想重新进入“立交桥”非常困难。
目前，在职人员重新进入“立交桥”的方式只能选择成人高考、自考等形式，而这些形式主要还是基于知识体系构建的学历教育，学习时限长，无法满足在职人员的个性化需求。正如一位受访企业负责人所言：“我只有专科学历，但我在编程能力上不输于硕士，如果能通过补修编程以外的其他课程而获得相应的学历或职业资格，对我这类人是很适用的，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渠道”。
第四，职业教育“立交桥”面临课程不衔接问题。课程是人才培养方案的载体。当前，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存在课程重复甚至倒挂的情况。高职院校生源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课程体系设计也是基于普通高中的知识与技能基础，中职生源所占比例极小，单独编班教学耗费大、成本高，因此多数高职院校都将中职学生编入普高班混合教学，这样中职毕业生就不得不浪费大量時间，重复学习很多技能课。另外，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周期短、环境变化繁复等综合原因，职业院校间办学水平不均衡，甚至会有个别高职院校专业教学不如中职学校的现象。
职教与普教的课程衔接也存在很大问题。职业教育学校的学生进入普通高校以后，由于课程设置不衔接，很多优秀的中职人才可能很快会被普通高校以学科、知识为基础构建的课程体系挫败，甚至产生自卑感。
亟待完善畅通路径
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立交桥”，应着眼于国家资格框架的统一规划，以及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系统的支撑。
国家资格框架是将学历与职业资格划分为不同等级，每一等级对该等级所要求的知识、能力、技能、情感和态度等进行明确规定，从而实现不同层次教育之间、职教与普教之间的互认与转换。
截至2015年2月，欧洲已建立了42个国家资格框架，29个已被正式采用。欧洲各国的资格框架确定了5到12个不等的资格等级，为普通教育的学历和职业教育职业资格之间的转换提供了统一标准。如德国的学术学士与技工硕士相对应，同属于国家资格框架的第6级。
目前，我国学生在“立交桥”中的转换主要采用“考试”方法来实现，但“考试”内容缺乏国家资格框架的规范，使得不同层次教育之间的衔接、职教与普教之间的转换难以顺畅。
缺乏国家资格框架的统一规划，也是不同层次教育、职教与普教之间课程不衔接的重要原因。普通教育主要遵循以学科、知识为基础构建课程体系，职业教育主要遵循以职业、专业、岗位能力为基础来构建课程体系，两者天然存在代沟。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政策导向，使得一批高校更加鲜明地提出了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理论上讲，应用型高校与高职专科院校都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原来的天然代沟应该缩小。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国家资格框架的统一规划指导，两者的课程体系各自为政，致使课程重复、倒挂、脱节等现象十分严重。
因此，要让我国的职业教育“立交桥”畅通起来，首先需要统一规划国家资格框架，研制国家资格框架的等级数量和等级指标，详细说明不同等级资格之间的衔接标准，包括职业教育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学历证书之间的衔接标准。这是一个庞大工程，也是促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不悖、使学习者受益无穷的工程。
其次，需要国家级的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系统的支撑。在这个系统下，学习者积累相应的学分后就可以换取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有利于学习者尤其是在职人员避免重复学习，节约大量资源。目前，国家开放大学、上海、江苏等省市都在探索“学分银行”的建设。截至2017年8月，上海“学分银行”已经制定423个非学历证书转化为学历教育课程学分的指导标准，八所院校九个专业的课程经“学分银行”认定，可替代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理论考核项目，112个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可转换为学历教育课程学分，共有6.1万人进行了学分转换，为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创造了条件。但国家层面涵盖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职业资格与培训的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系统建设仍任重道远。
最后，还要落实到课程衔接上来。在国家资格框架的指导下，我国课程体系的衔接可以基于行业企业需求，按照职业分类、职业标准与职业鉴定考核要求，开发以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最终确定从初级到高级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实现不同层次教育的衔接。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些核心课程，职业教育也需要精心设计通识教育，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未来，随着职业教育“立交桥”的逐步完善，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多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定会有更好的光明前景。（作者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博士）
（本组文章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6期）
探索与发展
由于缺乏成熟的上下衔接、普职融通的“立交桥”机制，我国职业教育因长期限于专科层次而被称为“断头教育”，甚至被人戏称为“一入职教深似海，从此深造是路人”。
近年，“立交桥”成为职业教育界的“热词”，但职业教育“立交桥”的建设并非始于现在。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提出“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随后，《关于同意试办三所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的通知》、《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少数职业技术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暂行规定》《关于推荐应届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发布，五年一贯制专科教育、本科培养中职师资、中高职（3 2）贯通培养、中高职“3 3”一体化贯通培养等模式的探索逐步开展起来。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颁布以后，职教“立交桥”建设逐渐加速。2010年以后，多省开展了中职毕业生的对口升学通道，包括中职-本科贯通培养（3 4）、专科-本科衔接培养（专科起点3 2）、五年制专科-本科衔接培养（5年制专科起点5 2）、专科-专业学位衔接培养（专科起点3 4）等，职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硕士衔接贯通的体系建设路径逐渐明了，上下衔接、普职融通的“立交桥”初具雏形并不断拓宽。
2016年，全国中职学校毕业生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就读的比例达25.10%，比2015年增加5.08个百分点，高职学校升入本科院校就读的学生比例也在不断增长，如2015年浙江省这一比例为10%左右。
未来职业院校学生升学渠道还会进一步拓宽。例如，上海提出到2020年，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院校的比例要提高到50%左右，专科高职院校毕业生升入普通本科高校的比例要提高到10%以上，应用技术本科专业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普高毕业生的比例大体相当；贵州提出到2020年，中职学生升入高职、高职学生升入本科院校要分别达到35%和20%的目标。
“通而不畅”的窘境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立交桥”开始打通，但还面临“通而不畅”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立交桥”已经打通但还比较狭窄。当前我国已打通了中职升高职、中职升本科、高职升本科、专升本考研究生的纵向上升通道，但目前仅中职升高职的比例相对较高，中职、高职升本科的比例还非常低。很多省份高职升本科的比例维持在5%左右，近年虽有所提升，但大多不超过10%。中职升本科仅一些省市开展试点，且中职毕业生选择的学校受限，如2017年重庆参与“3 4”试点的18所国家中职示范学校衔接9所本科院校、招生规模1400人，这已经是规模较大的尝试。
其次，职业教育“立交桥”入口方式不利于大部分职教学生。与国外相比，我国职业教育“立交桥”具有入学方式多样的特点，例如对口高考、自主招生、免试注册、技能人才免试入学、贯通培养等。目前，对口高考仍是主要方式。尽管多省市采取了“知识 技能”的考试方式，但语、数、外等传统考试内容及组织方式，以及过于简单的技能测试，使一批不擅长传统知识体系学习，但能在实践中迅速掌握技能的学生难以获得深造机会。
第三，职业教育“立交桥”对在职人员不畅通。当前的职教“立交桥”主要是针对在校学生而言，一旦毕业离开学校，想重新进入“立交桥”非常困难。
目前，在职人员重新进入“立交桥”的方式只能选择成人高考、自考等形式，而这些形式主要还是基于知识体系构建的学历教育，学习时限长，无法满足在职人员的个性化需求。正如一位受访企业负责人所言：“我只有专科学历，但我在编程能力上不输于硕士，如果能通过补修编程以外的其他课程而获得相应的学历或职业资格，对我这类人是很适用的，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渠道”。
第四，职业教育“立交桥”面临课程不衔接问题。课程是人才培养方案的载体。当前，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存在课程重复甚至倒挂的情况。高职院校生源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课程体系设计也是基于普通高中的知识与技能基础，中职生源所占比例极小，单独编班教学耗费大、成本高，因此多数高职院校都将中职学生编入普高班混合教学，这样中职毕业生就不得不浪费大量時间，重复学习很多技能课。另外，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周期短、环境变化繁复等综合原因，职业院校间办学水平不均衡，甚至会有个别高职院校专业教学不如中职学校的现象。
职教与普教的课程衔接也存在很大问题。职业教育学校的学生进入普通高校以后，由于课程设置不衔接，很多优秀的中职人才可能很快会被普通高校以学科、知识为基础构建的课程体系挫败，甚至产生自卑感。
亟待完善畅通路径
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立交桥”，应着眼于国家资格框架的统一规划，以及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系统的支撑。
国家资格框架是将学历与职业资格划分为不同等级，每一等级对该等级所要求的知识、能力、技能、情感和态度等进行明确规定，从而实现不同层次教育之间、职教与普教之间的互认与转换。
截至2015年2月，欧洲已建立了42个国家资格框架，29个已被正式采用。欧洲各国的资格框架确定了5到12个不等的资格等级，为普通教育的学历和职业教育职业资格之间的转换提供了统一标准。如德国的学术学士与技工硕士相对应，同属于国家资格框架的第6级。
目前，我国学生在“立交桥”中的转换主要采用“考试”方法来实现，但“考试”内容缺乏国家资格框架的规范，使得不同层次教育之间的衔接、职教与普教之间的转换难以顺畅。
缺乏国家资格框架的统一规划，也是不同层次教育、职教与普教之间课程不衔接的重要原因。普通教育主要遵循以学科、知识为基础构建课程体系，职业教育主要遵循以职业、专业、岗位能力为基础来构建课程体系，两者天然存在代沟。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政策导向，使得一批高校更加鲜明地提出了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理论上讲，应用型高校与高职专科院校都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原来的天然代沟应该缩小。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国家资格框架的统一规划指导，两者的课程体系各自为政，致使课程重复、倒挂、脱节等现象十分严重。
因此，要让我国的职业教育“立交桥”畅通起来，首先需要统一规划国家资格框架，研制国家资格框架的等级数量和等级指标，详细说明不同等级资格之间的衔接标准，包括职业教育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学历证书之间的衔接标准。这是一个庞大工程，也是促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不悖、使学习者受益无穷的工程。
其次，需要国家级的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系统的支撑。在这个系统下，学习者积累相应的学分后就可以换取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有利于学习者尤其是在职人员避免重复学习，节约大量资源。目前，国家开放大学、上海、江苏等省市都在探索“学分银行”的建设。截至2017年8月，上海“学分银行”已经制定423个非学历证书转化为学历教育课程学分的指导标准，八所院校九个专业的课程经“学分银行”认定，可替代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理论考核项目，112个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可转换为学历教育课程学分，共有6.1万人进行了学分转换，为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创造了条件。但国家层面涵盖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职业资格与培训的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系统建设仍任重道远。
最后，还要落实到课程衔接上来。在国家资格框架的指导下，我国课程体系的衔接可以基于行业企业需求，按照职业分类、职业标准与职业鉴定考核要求，开发以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最终确定从初级到高级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实现不同层次教育的衔接。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些核心课程，职业教育也需要精心设计通识教育，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未来，随着职业教育“立交桥”的逐步完善，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多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定会有更好的光明前景。（作者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博士）
（本组文章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