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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重在探讨理学与宋代之前哲学思想的关系，以推理阐释的方式论证了理学是以孔孟的“人性伦理”为核心，参考老庄哲学的宇宙论与认识论为之作出了修正。
【关键词】：理学;孔孟儒学;老庄思想;融合;修正
宋明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历史上粉墨登场并生生不息地演绎了七百多年绝非偶然。一切事物的发展皆有其运行规律，理学是在旧有思潮中孕育的，是“旧思想经全盛以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1）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必然受时代所驱而变革，理学是思想史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孔孟在修正自身适应时代的同时必然要融合其他，尤其是与其相辅相成的老庄思想。
一 对孔孟儒学的修正
从董仲舒开始，上层社会逐渐摸索出可用儒家思想这一法宝来统治人民，令社会井然有序。尽管从汉代中叶起便强调“独尊儒术”，儒家却并没有享受到一统地位。释道思想与之并行发展，并一度于隋唐风靡一时，被上层社会广泛容纳，这必然引发思想界的斗争。理学应运而生。李泽厚认为：
儒学传统中没有像佛学那么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自南朝到韩愈，儒学反佛多从社会效用、现实利害立论，进行外在批判，真能入室操戈，吸收改造释道哲理，进行内在批判的，则要等到宋明理学了。[2]
宋明理学谈性说理，归根到底是为了重建社会的伦常秩序。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重在重释孔孟，尤其是孔子仁之说、孟子性善论，然理学家是如何阐释的呢？首先他们将“理”等同儒家之“性”，如程颐论“性即理”：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不善。
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3]
程氏在诠释孟子性善论时将其与“理”结合起来，然而理是什么呢？从理学家的那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理即客观的高于一切的规律，不可见却支配着万物，广泛地存在于宇宙中一切事物之中。他们认为性即理，理没有不善，也就是性是善的。但世间“不善”是何道理？后天才、气不同是他们给出的答案。才气即今所谓物质之差异性，包括喜怒哀乐在内的差异性皆需“中节”，即合乎性与理。
对于仁，其解释如程颢《识仁篇》：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3]
这些言语表达了理学家对仁的体认，仁即理。这样孔子仁之内核“义、礼、智、信”皆为理。既然是理，那么就是客观的，高于一切的，规律性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很明显，理学家们通过其对儒学的新解，使儒学获得如佛学般细致缜密的富有逻辑的思辨性，使儒学更具说服性。
二 对老庄道家的融合
常言“道理”二字，然之所以于后世并用成词，其正揭示了道与理的同一性。道家不同于儒家，它是思辨的。其内核为：注重自然，反对失性。提出“道法自然”，指出“天性”该是自然的，尊重自然就要保有天性，即“道”等于“自然”等于“天性”。
先秦道家思想，通过它缜密的逻辑论证了“道”与“自然”，所关注的是应顺应规律，这是哲学的范畴;而先秦儒家思想里，论证了“仁”、“性”等命题，所关注的是使人具有“仁心”、“恻隐之心”，这是伦理的范畴。先秦道家认为因仁义出而天下扰，是害“性”的，从《庄子》一书中，我们常可见道学常拿着儒家仁义来做他们批判的靶子的。
但是，至宋代儒道两家已经过长期的斗争，士大夫发现儒道对于文人的精神滋养带有一定的互补性，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多元化地吸收儒释道的思想。苏轼即是典型代表，其思想中儒释道的成分皆有，但对儒释道又都有怀疑。这样的士大夫绝非仅东坡而是一个群体，其结果必然是：融合后的新思想诞生。
他们熟读孔孟却也受老庄影响，长期熏陶自然会将庄子所批判的“仁义”害“性”，转变为“仁义”即“性”，这样“理”、“性”、“仁”、“道”有等同的内核：皆为规律性的，自然而然的，本该如此的，换句话说就是客观的。他们认为是“理”统治这个世界，比如朱熹论“理一分殊”明确指出：“有此理后，方有此气”、“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著” 、“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4]……朱熹理与气的论证实质都归结于一点：理统治气，先有理，再有气。气即大千世界，是物质实体;理是认识论里的规律，为意识层面的客观存在，这就陷入了我们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通过以上论证可见理学是结合了道家“不可道”之“道”的规律性来使人为伦理的孔孟本體化。
上文提到理学家吸收融合了道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其结果表现在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上：格物致知。从理学家的论著来看，“知”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不是由外在得来的，因为万物的“理”是同一的，即所谓“理一”，而我们只是暂时迷惑而已，即程颐所谓“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3]那么，要抛开被“迷而不知”的境地就要“格物”，因此程颐又说“须是今曰格一件，明曰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3]指明格物要有自然科学的精神，日日勤于思考，所见事物的终极之理多了就自然能体会出共有之“理”来。
然而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观物的方式，源自道家。《庄子》中许许多多小故事形象化地将哲学思维孕育其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自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它揭示了小小庖厨解剖牛技能超群竟达到与道合一。这个寓言绝非孤立无缘，在《庄子·达生》篇中，我们还可见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工倕画图，“指与物化”写其创造技能的精巧纯熟，达到与创造对象融合为一的化境……这些故事都在阐述道家在由“道”而生万物的宇宙观之下如何利用法则，即自我行为要达到合规律与合目的、意识与无意识的高度统一。这种体物方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方式——物我合一。物我合一启发了文人文艺创作的意象论，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表现性。同样地，理学家们也视其为自己解释伦理道德的契机。
程颢在《秋日偶成》里写道：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3]
程氏看来，学习是一种寻求达到“与天地同流”的道德境界的途径，道德才是终极目的，这里“通天地”、“入风云”已然进入了“天人一体”的精神愉悦的境地。又有《朱子语类》卷三十三记“因为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6]
综上，理学是宋代思想家修正孔孟儒学使之规律化的结果，其中融合了老庄的宇宙论及认识论。但不可避免的是，尽管理学融合他说，其理论体系仍有诸多的漏洞，思想逻辑体系之不细密性必然遭到不断的修正，在修正中走向瓦解，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谓：万事万物皆因缘和合而生，没有自性。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为转移。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
[2]《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3]《二程集》，程颐程颢著，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
[4]《朱子全书》，朱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版。
[5]《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释，中华书局 2009年第2版。
[7]《朱子语类》，黎靖德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
【关键词】：理学;孔孟儒学;老庄思想;融合;修正
宋明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历史上粉墨登场并生生不息地演绎了七百多年绝非偶然。一切事物的发展皆有其运行规律，理学是在旧有思潮中孕育的，是“旧思想经全盛以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1）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必然受时代所驱而变革，理学是思想史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孔孟在修正自身适应时代的同时必然要融合其他，尤其是与其相辅相成的老庄思想。
一 对孔孟儒学的修正
从董仲舒开始，上层社会逐渐摸索出可用儒家思想这一法宝来统治人民，令社会井然有序。尽管从汉代中叶起便强调“独尊儒术”，儒家却并没有享受到一统地位。释道思想与之并行发展，并一度于隋唐风靡一时，被上层社会广泛容纳，这必然引发思想界的斗争。理学应运而生。李泽厚认为：
儒学传统中没有像佛学那么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自南朝到韩愈，儒学反佛多从社会效用、现实利害立论，进行外在批判，真能入室操戈，吸收改造释道哲理，进行内在批判的，则要等到宋明理学了。[2]
宋明理学谈性说理，归根到底是为了重建社会的伦常秩序。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重在重释孔孟，尤其是孔子仁之说、孟子性善论，然理学家是如何阐释的呢？首先他们将“理”等同儒家之“性”，如程颐论“性即理”：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而不中节，然后为不善。
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3]
程氏在诠释孟子性善论时将其与“理”结合起来，然而理是什么呢？从理学家的那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理即客观的高于一切的规律，不可见却支配着万物，广泛地存在于宇宙中一切事物之中。他们认为性即理，理没有不善，也就是性是善的。但世间“不善”是何道理？后天才、气不同是他们给出的答案。才气即今所谓物质之差异性，包括喜怒哀乐在内的差异性皆需“中节”，即合乎性与理。
对于仁，其解释如程颢《识仁篇》：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3]
这些言语表达了理学家对仁的体认，仁即理。这样孔子仁之内核“义、礼、智、信”皆为理。既然是理，那么就是客观的，高于一切的，规律性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很明显，理学家们通过其对儒学的新解，使儒学获得如佛学般细致缜密的富有逻辑的思辨性，使儒学更具说服性。
二 对老庄道家的融合
常言“道理”二字，然之所以于后世并用成词，其正揭示了道与理的同一性。道家不同于儒家，它是思辨的。其内核为：注重自然，反对失性。提出“道法自然”，指出“天性”该是自然的，尊重自然就要保有天性，即“道”等于“自然”等于“天性”。
先秦道家思想，通过它缜密的逻辑论证了“道”与“自然”，所关注的是应顺应规律，这是哲学的范畴;而先秦儒家思想里，论证了“仁”、“性”等命题，所关注的是使人具有“仁心”、“恻隐之心”，这是伦理的范畴。先秦道家认为因仁义出而天下扰，是害“性”的，从《庄子》一书中，我们常可见道学常拿着儒家仁义来做他们批判的靶子的。
但是，至宋代儒道两家已经过长期的斗争，士大夫发现儒道对于文人的精神滋养带有一定的互补性，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多元化地吸收儒释道的思想。苏轼即是典型代表，其思想中儒释道的成分皆有，但对儒释道又都有怀疑。这样的士大夫绝非仅东坡而是一个群体，其结果必然是：融合后的新思想诞生。
他们熟读孔孟却也受老庄影响，长期熏陶自然会将庄子所批判的“仁义”害“性”，转变为“仁义”即“性”，这样“理”、“性”、“仁”、“道”有等同的内核：皆为规律性的，自然而然的，本该如此的，换句话说就是客观的。他们认为是“理”统治这个世界，比如朱熹论“理一分殊”明确指出：“有此理后，方有此气”、“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著” 、“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4]……朱熹理与气的论证实质都归结于一点：理统治气，先有理，再有气。气即大千世界，是物质实体;理是认识论里的规律，为意识层面的客观存在，这就陷入了我们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通过以上论证可见理学是结合了道家“不可道”之“道”的规律性来使人为伦理的孔孟本體化。
上文提到理学家吸收融合了道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其结果表现在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上：格物致知。从理学家的论著来看，“知”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不是由外在得来的，因为万物的“理”是同一的，即所谓“理一”，而我们只是暂时迷惑而已，即程颐所谓“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3]那么，要抛开被“迷而不知”的境地就要“格物”，因此程颐又说“须是今曰格一件，明曰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3]指明格物要有自然科学的精神，日日勤于思考，所见事物的终极之理多了就自然能体会出共有之“理”来。
然而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观物的方式，源自道家。《庄子》中许许多多小故事形象化地将哲学思维孕育其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自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它揭示了小小庖厨解剖牛技能超群竟达到与道合一。这个寓言绝非孤立无缘，在《庄子·达生》篇中，我们还可见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工倕画图，“指与物化”写其创造技能的精巧纯熟，达到与创造对象融合为一的化境……这些故事都在阐述道家在由“道”而生万物的宇宙观之下如何利用法则，即自我行为要达到合规律与合目的、意识与无意识的高度统一。这种体物方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方式——物我合一。物我合一启发了文人文艺创作的意象论，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表现性。同样地，理学家们也视其为自己解释伦理道德的契机。
程颢在《秋日偶成》里写道：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3]
程氏看来，学习是一种寻求达到“与天地同流”的道德境界的途径，道德才是终极目的，这里“通天地”、“入风云”已然进入了“天人一体”的精神愉悦的境地。又有《朱子语类》卷三十三记“因为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6]
综上，理学是宋代思想家修正孔孟儒学使之规律化的结果，其中融合了老庄的宇宙论及认识论。但不可避免的是，尽管理学融合他说，其理论体系仍有诸多的漏洞，思想逻辑体系之不细密性必然遭到不断的修正，在修正中走向瓦解，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谓：万事万物皆因缘和合而生，没有自性。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为转移。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
[2]《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3]《二程集》，程颐程颢著，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
[4]《朱子全书》，朱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版。
[5]《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释，中华书局 2009年第2版。
[7]《朱子语类》，黎靖德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