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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近期在一系列关于青年写作的评论文章中，反复使用“青年失败者”这样一种指称方式与构词法——这固然暴露着我自己作为研究者的文思枯竭，也实在因为这样的人物形象近来频频出现在70、80后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中——比如徐则臣笔下的京漂青年、甫跃辉小说中的“新上海人”、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马小淘的《章某某》等等。
再比如，这篇文章要着重讨论的80后作家小昌的小说新作，《大侠》——
小说中，关于主人公“我”的来龙去脉，通篇语焉不详，甚至没有基本的介绍与交代，我们在作者的叙述中大概能了解到，这是一个有点游手好闲、有点无所事事的当代男青年，他对自己的追求对象一个叫万青青的女孩，酝酿策划了一个绑架恐吓的恶作剧，小说从“我”诱哄万青青到指定地点、准备下手绑架她写起，但却没有一路朝着离奇的惊悚故事讲下去，叙事的着力点始终围绕这个过程中两人的对话和“我”的各种心理活动兜转，而绑架却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小说演绎到一半的时候，万青青退场，“我看着她的背影，马尾一甩甩地走向了新世界”，另一个叫王超的人出现在小说中，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和“我”在一通莫名其妙的对话之后，一起跳入河水中，小说结束。
《大侠》通篇几乎都是通过人物对话来展开。不是那种语意丰饶、情绪饱满的来言去语，而是那种有一搭无一搭甚至上句不接下句的闲散又无聊的对话。万青青与“我”的对话是如此，王超与“我”的对话更是如此。这种语感语调的设置，使得小说通篇笼罩在一种百无聊赖的气氛和情绪当中，主人公身上散发着浓浓的失败和沮丧的气息，“我”不过就是是这样一个人：“干什么都干不好，有我没我都一样”。
小说的结尾，在“我”和王超有这样一番莫名其妙的对话——
我看了看护城河，就问他：“你敢跳下去吗？”
他说： “为什么要跳下去？”
我说： “什么也不为，就问你敢不敢跳下去”
他说： “不跳，神经病才跳”
我说： “我们一起跳”
他说： “我跳，你跳吗？”
我说： “只要你跳，我就跳。”
然后，“我”和王超真的就一前一后跳入了河中，小说也在此时戛然而止。没有原因，没有解释，两人的跳入河中，莫名其妙的突兀和无端，似乎又理所应当的自然又正常，真如小说开头时的“我”的自我评价和认知，“干什么都干不好，有我没我都一样”。
小说题为“大侠”，初看令人不解，不知这个题目与叙述内容关系几何。看到后面才知，所谓大侠，就是疯子，“他们都管疯子叫大侠”，王超就是这样一个被叫做大侠的疯子；但似乎又不全是，还有那种“把黑丝袜罩在头上的大侠”。小说以此为题，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确凿的指认，不如说呈现的是一种青年人生的疑惑不解。小说中，“我”在和万青青的对话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个女的可能是不想回去了。感觉回去也没什么意思，这么一想，整个人就特别沮丧。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本来好好的，什么也没有发生，突然觉得没意思，干什么也没意思。打个比方，我去了家好吃的饭馆，菜都上来了，刚准备大吃一顿。这时候，想起某件事或某个人来，胃口瞬间消失了，像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甚至会跑到厕所里干呕上一阵，胃口这东西真是说不清楚，就像人活着，也是说不清楚，难以预料。谁也不知道半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那种人生的失败、失落感，那种沮丧，明显又明确——“干什么都干不好，有我没我都一样”。而小昌在之前的多篇创作谈中也直言不讳地坦陈过这样的想法“无聊是种宿命吧，至少对我而言是种宿命”。我读过的小昌的其他作品如《车辆转弯》《患病者》《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当中，也明显贯穿和弥漫着这样的思想和情绪。
小昌的多篇小说中，反复塑造着一种失败的、沮丧的年轻人生和青春意象。文章一开头就提到，青年失败者，越来越成为当下青年写作中扎堆塑造的人物形象，每每读来都会觉得倍感熟悉或似曾相识。他们大都是是繁华热闹中的局外人、都市霓虹灯下的背光区。近来，不断看到有批评家就此发问：为什么年轻一代写作者如此迷恋失败者故事和形象的反复讲述？其实这不难理解。人们都有将自己的经验和处境夸张放大的心理倾向，在对自我本能的高度关注中，不自觉地夸大自己所属族群、性别、代际等等的独特性。在70后、80后笔下，在关于自我青春的写作中，失败，似乎越来越成为这一代写作者切入人生和青春习惯甚至依赖的角度和方法。在这些小说中，反复呈现着一种失败的青年人生，失败的一代，注定要失败，无论你怎么奋斗和挣扎，社会的现有机制终将把你打回原形。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代人对自我与青春的集体想象与定位。大概越是繁盛喧嚣的时代，个体的逼仄感更强烈，比如杨庆祥在他那本著名的《80后怎么办》中所言，他的“失败的实感”来自面对的时代广场正在播放的中国宣传片，时代的浩大更加凸显了个体的渺小卑微。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不容易，大概也是70、80后面向时代与社会的撒娇和撒野。以前看前辈作家们的小说，作品中青年人的失败感和大的时代背景密切，忧国忧民基调下的理想幻灭是那一代人失败感的主要原因。而在70、80后作家这里，失败感来自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没有户口、房子和固定工作，来自世俗意义上的成就感与存在感的缺失；那些奋斗故事花样百出，实际上格局却局促而单一。前面提到的那些小说里，包含了70、80后年轻作家对青春的思考和表达，包括出生于1980年代的我自己，我深知我们这一代人正深陷于强烈的失败感中，一种深深的青春失败文化，我们是制造者也是受害者。
小昌关于这种题材的小说，整体的意境和思想上并未超越这种流行的青年失败文化，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笔下的青年失败者的塑造，往往都不是通过“正面强攻”来实现的。在小昌笔下，没有激昂幻灭的个人奋斗传奇，没有都市异乡人面对一座大城时候的蓬勃野心与落花流水，甚至都没有“梦一场”和“梦醒了无处可走”。他的小说反复勾勒出的是这样一个情境或意象：一个人，站在那里，他不能确凿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不屑于思考更懒得去奋斗，他总会在兴致盎然之时突然地心生寂寥与无聊。仿佛他那份糟糕的沮丧感是没有来由的，倏忽而至，仅此而已。在小昌那里，不是个体的反抗与奋斗最终没有出路，而是根本就没有反抗与奋斗。这也许更接近中国古代庄、禅一道的消极个人主义和现实批判——不知小昌自己在写作中是否意识到这些情绪和思想的深层文化来源。
小昌的小说，之前读过一些，坦白说，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叙述魅力，同时也对阅读特别是文本研究构成一种挑战。他的小说，大都行文散漫，我们惯常阅读时想要轻易捕捉的人物形象或故事情节或主题思想，在小昌的笔下却没那么明了与醒目，其笔墨重点或说叙事着力点往往都出人意料。有评家谈及小昌的叙事时，曾用“任性”二字形容，我觉得十分精准。他的小说，确实自成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调和节奏，那些表面看起来的语焉不详或漫不经心，也许恰是作者的用心和精心，他所表达和营造出来的“没有意义的意义”。
再比如，这篇文章要着重讨论的80后作家小昌的小说新作，《大侠》——
小说中，关于主人公“我”的来龙去脉，通篇语焉不详，甚至没有基本的介绍与交代，我们在作者的叙述中大概能了解到，这是一个有点游手好闲、有点无所事事的当代男青年，他对自己的追求对象一个叫万青青的女孩，酝酿策划了一个绑架恐吓的恶作剧，小说从“我”诱哄万青青到指定地点、准备下手绑架她写起，但却没有一路朝着离奇的惊悚故事讲下去，叙事的着力点始终围绕这个过程中两人的对话和“我”的各种心理活动兜转，而绑架却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小说演绎到一半的时候，万青青退场，“我看着她的背影，马尾一甩甩地走向了新世界”，另一个叫王超的人出现在小说中，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和“我”在一通莫名其妙的对话之后，一起跳入河水中，小说结束。
《大侠》通篇几乎都是通过人物对话来展开。不是那种语意丰饶、情绪饱满的来言去语，而是那种有一搭无一搭甚至上句不接下句的闲散又无聊的对话。万青青与“我”的对话是如此，王超与“我”的对话更是如此。这种语感语调的设置，使得小说通篇笼罩在一种百无聊赖的气氛和情绪当中，主人公身上散发着浓浓的失败和沮丧的气息，“我”不过就是是这样一个人：“干什么都干不好，有我没我都一样”。
小说的结尾，在“我”和王超有这样一番莫名其妙的对话——
我看了看护城河，就问他：“你敢跳下去吗？”
他说： “为什么要跳下去？”
我说： “什么也不为，就问你敢不敢跳下去”
他说： “不跳，神经病才跳”
我说： “我们一起跳”
他说： “我跳，你跳吗？”
我说： “只要你跳，我就跳。”
然后，“我”和王超真的就一前一后跳入了河中，小说也在此时戛然而止。没有原因，没有解释，两人的跳入河中，莫名其妙的突兀和无端，似乎又理所应当的自然又正常，真如小说开头时的“我”的自我评价和认知，“干什么都干不好，有我没我都一样”。
小说题为“大侠”，初看令人不解，不知这个题目与叙述内容关系几何。看到后面才知，所谓大侠，就是疯子，“他们都管疯子叫大侠”，王超就是这样一个被叫做大侠的疯子；但似乎又不全是，还有那种“把黑丝袜罩在头上的大侠”。小说以此为题，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确凿的指认，不如说呈现的是一种青年人生的疑惑不解。小说中，“我”在和万青青的对话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个女的可能是不想回去了。感觉回去也没什么意思，这么一想，整个人就特别沮丧。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本来好好的，什么也没有发生，突然觉得没意思，干什么也没意思。打个比方，我去了家好吃的饭馆，菜都上来了，刚准备大吃一顿。这时候，想起某件事或某个人来，胃口瞬间消失了，像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甚至会跑到厕所里干呕上一阵，胃口这东西真是说不清楚，就像人活着，也是说不清楚，难以预料。谁也不知道半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那种人生的失败、失落感，那种沮丧，明显又明确——“干什么都干不好，有我没我都一样”。而小昌在之前的多篇创作谈中也直言不讳地坦陈过这样的想法“无聊是种宿命吧，至少对我而言是种宿命”。我读过的小昌的其他作品如《车辆转弯》《患病者》《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当中，也明显贯穿和弥漫着这样的思想和情绪。
小昌的多篇小说中，反复塑造着一种失败的、沮丧的年轻人生和青春意象。文章一开头就提到，青年失败者，越来越成为当下青年写作中扎堆塑造的人物形象，每每读来都会觉得倍感熟悉或似曾相识。他们大都是是繁华热闹中的局外人、都市霓虹灯下的背光区。近来，不断看到有批评家就此发问：为什么年轻一代写作者如此迷恋失败者故事和形象的反复讲述？其实这不难理解。人们都有将自己的经验和处境夸张放大的心理倾向，在对自我本能的高度关注中，不自觉地夸大自己所属族群、性别、代际等等的独特性。在70后、80后笔下，在关于自我青春的写作中，失败，似乎越来越成为这一代写作者切入人生和青春习惯甚至依赖的角度和方法。在这些小说中，反复呈现着一种失败的青年人生，失败的一代，注定要失败，无论你怎么奋斗和挣扎，社会的现有机制终将把你打回原形。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代人对自我与青春的集体想象与定位。大概越是繁盛喧嚣的时代，个体的逼仄感更强烈，比如杨庆祥在他那本著名的《80后怎么办》中所言，他的“失败的实感”来自面对的时代广场正在播放的中国宣传片，时代的浩大更加凸显了个体的渺小卑微。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不容易，大概也是70、80后面向时代与社会的撒娇和撒野。以前看前辈作家们的小说，作品中青年人的失败感和大的时代背景密切，忧国忧民基调下的理想幻灭是那一代人失败感的主要原因。而在70、80后作家这里，失败感来自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没有户口、房子和固定工作，来自世俗意义上的成就感与存在感的缺失；那些奋斗故事花样百出，实际上格局却局促而单一。前面提到的那些小说里，包含了70、80后年轻作家对青春的思考和表达，包括出生于1980年代的我自己，我深知我们这一代人正深陷于强烈的失败感中，一种深深的青春失败文化，我们是制造者也是受害者。
小昌关于这种题材的小说，整体的意境和思想上并未超越这种流行的青年失败文化，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笔下的青年失败者的塑造，往往都不是通过“正面强攻”来实现的。在小昌笔下，没有激昂幻灭的个人奋斗传奇，没有都市异乡人面对一座大城时候的蓬勃野心与落花流水，甚至都没有“梦一场”和“梦醒了无处可走”。他的小说反复勾勒出的是这样一个情境或意象：一个人，站在那里，他不能确凿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不屑于思考更懒得去奋斗，他总会在兴致盎然之时突然地心生寂寥与无聊。仿佛他那份糟糕的沮丧感是没有来由的，倏忽而至，仅此而已。在小昌那里，不是个体的反抗与奋斗最终没有出路，而是根本就没有反抗与奋斗。这也许更接近中国古代庄、禅一道的消极个人主义和现实批判——不知小昌自己在写作中是否意识到这些情绪和思想的深层文化来源。
小昌的小说，之前读过一些，坦白说，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叙述魅力，同时也对阅读特别是文本研究构成一种挑战。他的小说，大都行文散漫，我们惯常阅读时想要轻易捕捉的人物形象或故事情节或主题思想，在小昌的笔下却没那么明了与醒目，其笔墨重点或说叙事着力点往往都出人意料。有评家谈及小昌的叙事时，曾用“任性”二字形容，我觉得十分精准。他的小说，确实自成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调和节奏，那些表面看起来的语焉不详或漫不经心，也许恰是作者的用心和精心，他所表达和营造出来的“没有意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