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遭受了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各主要经济体、国际组织迅速做出反应，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和刺激计划。近几个月，世界经济急剧下跌的势头减缓，金融市场动荡减弱，融资功能逐步恢复，市场信心有所增强。同时，股市快速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今年以来国际油价上升约50％，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三个月内上升了30％，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些情况增加了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现在，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众说纷纭，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依然谨慎。我认为，这次复苏将会是一个较长曲折的过程。首先，从金融本身看，巨大的泡沫没有彻底化解，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比年初估计的规模翻了一番，大量中小银行不良资产有待清理，金融体系不排除出现新的局部动荡。其次，从各市场主体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居民受资产泡沫破裂影响，深陷债务困境，加之失业率上升、预期收入下降，国际市场消费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量企业因实体经济继续衰退而倒闭，各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大多在实体经济外循环，中小企业融资仍很困难。全球总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新经济增长点有待培育。很多国家的政府应对之策已用到极限，财政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不大。第三，更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经济正常运行机制，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改革现行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这必然触及各方利益，对其中难度应有充分的估计。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外需急剧收缩，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明显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压力增大。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出台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鼓励居民消费，培育家电、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汽车销售量已连续5个月居世界第一位；制定了若干重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促进结构调整；加强改善民生的投入，今明两年投资4000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后3年政府投资8500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稳定出口市场，尽可能减少外需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稳定外需短期内难见大的成效，内需扩张还无法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缺乏为农民和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回升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从全球和中国的情况看，危机总体趋稳，世界经济正处于低位震荡的时期。为了避免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和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覆辙，防止刚出现的复苏嫩芽夭折，国际社会应该凝聚共识，稳定并继续推进前一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当然，对可能预后不怠的政策，如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审慎和节制地使用。我相信，应对危机的政策将是今后两天交流的主要议题。
这场危机暴露出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矛盾。随着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将突破旧有的秩序和格局，传统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都会面临新的变化。这就需要立足当前，着眼于解决后危机时代更为复杂的中长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标本兼治之策，从根本上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推动形成和谐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智库同仁研究思考。
第一。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今年G20峰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形成了一些共识，现在的关键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落到实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推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制定普遍接受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对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跟踪、监测和及时的干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向稳定、可预期、多元化方向改革。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动，“你的货币”容易成为“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储备货币币值稳定，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风险必要的监督，对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约束，促其币值稳定。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在东亚地区，应当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二，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危机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储蓄与消费关系的失调。美国多年经常保持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居民大量借贷，寅吃卯粮，这种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易受金融风险的冲击。这种全球“消费—储蓄”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各国经济实力、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的影响，改变这种模式绝非一年半载就可能实现。当前，可以从发挥各自优势、调整贸易结构人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补、互赢，逐步促进消费储蓄结构的调整。
第三。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全球市场萎缩、就业下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种做法既损人也不利己，反而加剧了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危机以来，全球反倾销总数同比增长了40％。虽然危机中出现了“去全球化”的声音，但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各经济体对市场的管制应当坚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并接受各方面监督；在对外资进入的审查中，应当避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并购等市场行为的干预；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严格限制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垄断经营。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谈判授权，坚持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和模式，灵活务实地解决遗留问题，推动谈判早日达成协议。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可能烟消云散，甚至出现逆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发达国家应当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恪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减债承诺，避免因金融危机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
第四，推进经济绿色复苏。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应当慷慨地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使之尽快实用化、商业化，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发展中国家要解决面临的困难，很可能在复 苏中重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复苏，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社会应当在共享先进的绿色技术方面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为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应当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长期、有效和持续实施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当然，实现绿色复苏从根本上讲要靠“长期投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包括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的投入，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这种投资有别于短期的金融投机，是实现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和增长所必需。
纵观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背后，往往都活跃着一批智者的身影。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为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正确的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研判与谋划。各国智库是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汇聚了各学科、各领域的知识精英。目前全球共有智库5000多家，在解决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焦点等问题上，都贡献出了宝贵的智慧。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智库，在改革和发展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政策建议，部分机构和专家直接参与了政策研究制定。近年来，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的交流日益广泛，合作更为务实，共同语言日渐增多。特别是本次峰会，使我们有机会分享来自全球智库同仁的有益经验。我相信，这对于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对决策者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智库应当发挥知识高度密集、善于运筹谋划的优势，加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在引领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实现绿色复苏中发挥更大作用。
首先。应对金融危机需要智库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出危机解决方案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各经济体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受到的伤害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智库对危机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在防止危机深化、防范“次生灾害”等方面，形成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以尽可能缩短危机持续的时间。
第二，科学制定公共政策要求智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代社会的公共决策越来越趋向理性和科学，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提高智库对决策的参与度。智库应当开展公正独立、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同时，智库应主动加强同政府、企业、公众的联系与沟通，搭建畅通互动平台，争取获得决策者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
第三，智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政府间对话与交流。这次危机治理的过程表明，没有全球有效的政策协调，就不可能带来全球有效的复苏。除应对金融危机以外，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进行广泛的政策对话。各国智库应当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国际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与沟通，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将有助于政府间的政策协调，为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智库应当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智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主张有社会影响力。因此，智库研究应当正确地反映公众意见，体现公众利益，审慎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规律出发，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智库研究成果应保持科学性、客观性和严肃性，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的关系。
思想的碰撞、智慧的交流总是会产生创意和灵感。为妥善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智库需要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合作机制，此次峰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中国智库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形式开展与各国智库的合作，不断扩大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智库论坛，增进了解，共享信息，比较观点，启迪思路，为推动全球和谐发展贡献思想与智慧。
现在，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众说纷纭，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依然谨慎。我认为，这次复苏将会是一个较长曲折的过程。首先，从金融本身看，巨大的泡沫没有彻底化解，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比年初估计的规模翻了一番，大量中小银行不良资产有待清理，金融体系不排除出现新的局部动荡。其次，从各市场主体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居民受资产泡沫破裂影响，深陷债务困境，加之失业率上升、预期收入下降，国际市场消费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量企业因实体经济继续衰退而倒闭，各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大多在实体经济外循环，中小企业融资仍很困难。全球总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新经济增长点有待培育。很多国家的政府应对之策已用到极限，财政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不大。第三，更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经济正常运行机制，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改革现行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这必然触及各方利益，对其中难度应有充分的估计。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外需急剧收缩，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明显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压力增大。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出台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鼓励居民消费，培育家电、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汽车销售量已连续5个月居世界第一位；制定了若干重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促进结构调整；加强改善民生的投入，今明两年投资4000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后3年政府投资8500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稳定出口市场，尽可能减少外需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稳定外需短期内难见大的成效，内需扩张还无法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缺乏为农民和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回升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从全球和中国的情况看，危机总体趋稳，世界经济正处于低位震荡的时期。为了避免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和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覆辙，防止刚出现的复苏嫩芽夭折，国际社会应该凝聚共识，稳定并继续推进前一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当然，对可能预后不怠的政策，如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审慎和节制地使用。我相信，应对危机的政策将是今后两天交流的主要议题。
这场危机暴露出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矛盾。随着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将突破旧有的秩序和格局，传统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都会面临新的变化。这就需要立足当前，着眼于解决后危机时代更为复杂的中长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标本兼治之策，从根本上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推动形成和谐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智库同仁研究思考。
第一。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今年G20峰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形成了一些共识，现在的关键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落到实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推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制定普遍接受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对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跟踪、监测和及时的干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向稳定、可预期、多元化方向改革。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动，“你的货币”容易成为“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储备货币币值稳定，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风险必要的监督，对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约束，促其币值稳定。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在东亚地区，应当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二，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危机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储蓄与消费关系的失调。美国多年经常保持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居民大量借贷，寅吃卯粮，这种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易受金融风险的冲击。这种全球“消费—储蓄”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各国经济实力、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的影响，改变这种模式绝非一年半载就可能实现。当前，可以从发挥各自优势、调整贸易结构人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补、互赢，逐步促进消费储蓄结构的调整。
第三。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全球市场萎缩、就业下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种做法既损人也不利己，反而加剧了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危机以来，全球反倾销总数同比增长了40％。虽然危机中出现了“去全球化”的声音，但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各经济体对市场的管制应当坚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并接受各方面监督；在对外资进入的审查中，应当避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并购等市场行为的干预；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严格限制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垄断经营。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谈判授权，坚持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和模式，灵活务实地解决遗留问题，推动谈判早日达成协议。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可能烟消云散，甚至出现逆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发达国家应当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恪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减债承诺，避免因金融危机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
第四，推进经济绿色复苏。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应当慷慨地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使之尽快实用化、商业化，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发展中国家要解决面临的困难，很可能在复 苏中重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复苏，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社会应当在共享先进的绿色技术方面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为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应当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长期、有效和持续实施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当然，实现绿色复苏从根本上讲要靠“长期投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包括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的投入，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这种投资有别于短期的金融投机，是实现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和增长所必需。
纵观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背后，往往都活跃着一批智者的身影。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为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正确的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研判与谋划。各国智库是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汇聚了各学科、各领域的知识精英。目前全球共有智库5000多家，在解决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焦点等问题上，都贡献出了宝贵的智慧。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智库，在改革和发展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政策建议，部分机构和专家直接参与了政策研究制定。近年来，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的交流日益广泛，合作更为务实，共同语言日渐增多。特别是本次峰会，使我们有机会分享来自全球智库同仁的有益经验。我相信，这对于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对决策者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智库应当发挥知识高度密集、善于运筹谋划的优势，加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在引领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实现绿色复苏中发挥更大作用。
首先。应对金融危机需要智库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出危机解决方案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各经济体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受到的伤害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智库对危机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在防止危机深化、防范“次生灾害”等方面，形成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以尽可能缩短危机持续的时间。
第二，科学制定公共政策要求智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代社会的公共决策越来越趋向理性和科学，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提高智库对决策的参与度。智库应当开展公正独立、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同时，智库应主动加强同政府、企业、公众的联系与沟通，搭建畅通互动平台，争取获得决策者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
第三，智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政府间对话与交流。这次危机治理的过程表明，没有全球有效的政策协调，就不可能带来全球有效的复苏。除应对金融危机以外，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进行广泛的政策对话。各国智库应当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国际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与沟通，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将有助于政府间的政策协调，为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智库应当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智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主张有社会影响力。因此，智库研究应当正确地反映公众意见，体现公众利益，审慎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规律出发，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智库研究成果应保持科学性、客观性和严肃性，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的关系。
思想的碰撞、智慧的交流总是会产生创意和灵感。为妥善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智库需要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合作机制，此次峰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中国智库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形式开展与各国智库的合作，不断扩大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智库论坛，增进了解，共享信息，比较观点，启迪思路，为推动全球和谐发展贡献思想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