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就是将二者完美结合的典型例子。就沈从文而言,他不仅具有苗族的血统,而且从小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湘西小城中。毫无疑问,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系列表现苗族独特精神传统和湘西民俗文化文学作品,《边城》就是其中代表作。本文从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血统、湘西生活环境对其成长的影响,以及《边城》中是如何表现这些因素展开论述,然后具体分析民间文学的影响是如何在《边城》的内容、结构及语言上表现出来的,试图理清沈从文将民间文学运用到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民俗;影响
一、 民间风俗对沈从文成长的影响
(一) 特殊的民族血统
沈从文出生在一九零二年的湘西凤凰的一个偏远的小镇子中,这是一个苗、汉、土家杂居的地方。沈从文的祖母是一位苗族,他身上的苗族血统由此而来。在表现这种特殊民族血统时,沈从文选择了用湘西特有的婚恋观来表现,这也符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派所认为的:“出自本能的性欲冲动是人们种种精神和实践活动的真正原因。由于社会的压抑,这种本能常被迫隐匿于潜意识,于是形成情结。”往往是在从性爱方面入手,是作家尤為擅长的,沈从文也是如此,他在文学创作时尽情地张扬湘西青年男女最初的生命情趣。在表达爱意时,苗族提倡婚姻自主,这与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汉族观点不一样,“苗族青年男女婚前的两性生活颇为自由……甚至设置公共房屋,专为青年男女聚会之用者。”因此他的《龙珠》、《神巫之爱》等小说,就是明确直书作品中的人物是为苗族的,都以苗族的俊男美女为主人公自由追求爱情生活为主要故事线索的。
在《边城》中,虽然大老来提亲,但老船夫并没有实行汉族传统封建父母包办婚姻,而是对翠翠这样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想想,自己来说。愿意,就成了;不愿意,也好。”这是一种对待爱情的态度,不愿意强迫,这与苗族自由恋爱的风俗习惯相一致,一种直白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少了分矫情,多了份真诚;少了分婉转,多了份直率。而且在虚假做作的世界中,沈从文没有单纯强调性欲的放纵,更多的是表现湘西青年男女源自原始生命情趣的毫不做作。“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在《边城》中的乡下人,如水手,妓女,军人等,不仅具有强烈的激情,而且勇于充分利用神的恩赐无享受生活。他们的性爱虽不如城市人中那么内敛含蓄,但充满人性之初的豪放与野性,毫不做作。正是这种自由和奔放,让人感受到《边城》乡下人的强烈而疯狂的生命活力和张扬直爽快乐的精神动力。
沈从文把苗族的婚恋观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使得他的作品显得真诚不落俗套,更关键是将自己民族中的精神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给人们欣赏,知道苗族的精神是些什么。骨子里的那点民族血液把沈从文真正变为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
(二) 特殊的生长环境
沈从文成长在湘西相对封闭的小山村里,虽然文化经济非常落后,但自然环境却是秀丽异常。山村里峡谷蜿蜒,峰峦叠嶂,翠色欲滴,山花芬芳,伴着温暖的和风,拂过那古老的城墙,沁满那青红杂陈的石板路,荡在人的心间。就是这样一个满眼绿意的世外桃源盛满了沈从文的童年与少年生活。他在《从文自传》中这样写道:“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而与自然风光相媲美的是山里人情味,那里民风淳朴,人们诚实可爱,哪怕是受世俗鄙夷的水手和娼妓,在沈从文眼中那也比城市里虚假伪善的人们来得真实可爱。高丙中说:“生活世界是人的家园。”表示人会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修养生息,人的思想从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出发,到各种高层次的境界邀游。但是,不管思想怎样遨游,它最后还是会回到人所熟悉的环境中。因此在北京生活的过程中,沈从文一直自诩为“乡下人”,并将他熟悉的人或事搬到了创作中。
在《边城》中,他不自觉把那漫山翠色化成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了,并取名为“翠翠”,她的出现如此美丽,“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用文字中去直白的描绘少女的外形是笨人才干的事,沈从文将自己记忆那个小城翠色欲滴的景色都化作翠翠的皮与骨,她生活在的黄竹间,她的身边永远跟着的那只一只忠诚的狗狗,那条维持翠翠生计的摆船等,都是翠翠世界的一部分,是她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写出翠翠喜人的性格,这更是将湘西人的可爱表现淋漓尽致,翠翠的美是美在与自然如此和谐,而这种特殊的感受又是沈从文的那座记忆小城赋予他的,特殊的生活环境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幻化作那个湘西的世界,在《边城》里幻化成了“翠翠的边城”了。
二、 民间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一) 求偶对歌
《诗经·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歌谣常被拿来用作抒发自己心志和情绪的工具。苗族原本就是一个能歌的民族,习惯将生活和心情融合于民歌中,加之湘西一直流传的各种神秘的巫术之歌,这些,在《边城》里都有体现。
在内容上,沈从文在《边城》中加入关于求神还愿的歌、求婚的对歌……这些具有鲜明湘西风俗的民间歌谣对整个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整部作品拥有了特殊的风味与情调,使《边城》成为真正的湘西边城了,并且在作品的连接中有很大作用。
在翠翠十五岁的端午节那天摆渡时,在这一天里她拉到了特别多人,但她都是注意到要渡河的女孩子,她会暗暗与要过渡的女孩子比美,谁谁脸上长了雀斑,谁谁长得好看……这种比较对于翠翠来说,是一种成长,对自己懵懂的认识。年幼的翠翠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但两年过后,她竟然会与同龄女孩比较了,她的这些变化是她长大成熟,心怀少女情结的体现,她终于长成可以恋爱的少女了,所以她开始格外注重自己的外表了,她轻轻唱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诙谐的说明了这一情况,这首民歌对于表明翠翠的成长是幽默且不落俗套的,对于接下来的爱情描写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让翠翠开始认清自己的心意,并坚持自己的爱情。 还是在翠翠的十五岁的这个端午节里,听着过渡人讲着城里的事儿,她就哼着巫师所唱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他们大人会喝酒,会作事,会睡觉……他们女人会织布,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
在人们不能充分认识和解释周围的现象时,人们会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如巫术、原始宗教等来解释说明,人们开始相信了这种超能力。当人们有某种无法实现的目标时,人们就希望自己所信仰的超能力能够帮自己解决,因此巫术成了一种人们普遍信仰,具有功利性的手段。如可以通过参与占卜预言,可以起舞通神,可以巫术驱邪避灾等,王逸的《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突绪,托之风谏。”因为封闭的湘西小镇是沈从文的生长地方,这里有着浓郁的巫文化,他从小耳读目染,因此巫文化也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在《边城》里加入求神还愿的歌,不仅具有强烈的湘西风俗,而且其中蕴藏着浓厚的巫文化—一种有目的性信仰,“巫术是由巫师以半神的姿态去克服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人们通常在有了明确的目的,但苦于自己无力实现时,变回将希望寄于巫术上,想通过巫术能实现愿望。所以当翠翠唱着这首还愿的民歌,似乎会引着人们思考翠翠是有了怎样愿望呢?仔细读书便知道愿望就是她心中暗暗存着那个小小的少女心事—希望自己所爱的二老能来向自己提亲,这与第一首民歌形成一种内部的联系,刚开始是意识到自己的心意,到希望自己的愿望能成真,是一种发展,是一种情感的蔓延。而就在这种希望中,翠翠迎来的不是老二摊送的提亲,而是老大天保请人来试探她的心意,于是,翠翠失望了,“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不声不响,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船慢慢拉过对岸了。”这与后文中的描写又形成了又形成一种前后文的对比,对整个结局有一种暗示,是一种少见的內部对比形式。
这种用民歌来在内容内部的对比使得整个作品与众不同,而且符合湘西边城这个大的生活环境,又从字里行间把这种传统巫文化透出来,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
(二) 湘西方言
在湘西这个民族杂居的地方,语言民俗材料相当丰富。沈从文在这随处可以采集语言民俗的地方长大,因此他的文学语言中大量采用湘西的当地方言与语言民俗,使其文章更具特色,字里行间透着浓厚的湘西味。
《边城》中当翠翠十三岁的端午节遇到二老时,翠翠误会二老邀她进屋里去的好意,因为想起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听二老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加上因为等祖父太久了,心中很是焦急,就恼气地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这句话虽是当地骂人的话,但一点都没有显得粗鲁,反而把翠翠直爽天真的性子表现出来,也表现出翠翠在那种情境下的恼羞成怒,翠翠和二老可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文中像“悖时(倒霉)”,“砍脑壳(骂人)”的当地方言词还有如“走脱(走掉)”等,这些都是文中画龙点睛之笔,使文章更加具有亲和力,变得生动活泼了。
生活谚语更是在《边城》中遍地生花,使得文章到处有群众的智慧体现。谚语多是口语形式的通俗直白的短句或韵语。如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这是大老在与老船夫交谈中说出的话,他用这句话简单直接的来表明自己对翠翠的喜爱,是他梦想中的那个女孩;“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是撑船人在听到二老跟老船夫说翠翠漂亮时,打趣说道,为的是要说二老的好处,形象的用豹子和锦鸡来作了比喻,瞬间二老的好处就生动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文中加入了谚语,使《边城》到处显出湘西人民长久以来得出的智慧和幽默,具有浓浓的湘西风味。
(三) 民间原型
原型这一概念是由瑞士心理学家C·荣格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潜意识不仅有个体的潜意识,也有集体无意识,其中包含民俗文化遗留物中反映种种神秘集体的心理内容。加拿大学者诺恩罗普·弗莱在此基础上倡导、并建立的神话一原型批评。“民间原型”不仅包括“神话原型”,而且也包括像传说原型、仙话原型等其它的文化艺术类型,甚至于也包括了民间的物质生活原型、民族风俗原型等,但在这里所说的是神话原型。李继凯在《民间原型的再造》文中指出了沈从文在处理《边城》时采用了三个民间文学原型——求仙原型、准婚原型、命运原型三种原型, 并由此揭示出沈从文基于民间原型的再造而呈示的故事模式, 即拟仙模式、三角模式和循环模式。
《边城》的第一种民间文学结构模式:求仙原型与拟仙模式。这里的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学中的这种求仙原型,看作是中国先民集体在解释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的,是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如夸父、女娲、精卫等。在《边城》中,沈从文创造的湘西边城世界是他所创造的一个天上人间,没有动乱,没有欺诈,是一个真善的世界。“认为其中的的写景不是一般的小说写景,而是对‘仙在山野’的民间信仰的逼真写照,是对潜蕴于中国民间及失意隐逸文人心魄中的‘桃源’的追忆和模拟”
人们心中的桃源圣地的自然环境无非是有温暖的太阳,有被碾压得光滑的石板路,早晨的日出可以穿过鳞次栉比的房屋,与穿城而过的溪流形成完美的重合,世界宁静如水。在沈从文的笔下,桃源则成了“……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的《边城》了,这便是沈从文对传统理想桃源圣地的客观塑造。在理想的桃源中有着一群朴素善良的人们,同样的在《边城》中,也有这样一群可爱,淳朴的乡下人,例如老船夫等。渡船是公用的,过河不用花钱,当过河人过意不去时,留下钱时,老船夫会严肃认真地说道:“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这是沈从文关于桃源的主观塑造。沈从文关于《边城》的客观塑造,主观塑造,都与人们传统理想的世外桃源如出一辙。而文中翠翠又是沈从文心中的“仙”的样子,她外表美丽,性格天真活泼,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物形象,与“仙人”真善美的神话原型是一致的。 在处理《边城》时采用了第二种民间文学结构模式:难婚原型与命运原型。李继凯认为大老、二老和翠翠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是对四大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等中婚恋三角模式即难婚原型的构拟。其中以梁祝传说最为典型,梁山伯与祝英台真心相爱,但不想在这中间跑出个马家公子,一段绝世良缘搞成了三角恋爱,于是梁山泊与祝英台无法结婚生子,最终,梁山伯含恨而死,祝英台与马家公子也没有结为百年好合的夫妻,这是个悲剧的结尾。而在《边城》中同样也是描写了一段三角恋爱关系,茶峒山城外有一个渡船老人,老人的女儿与一名军官有了私情,在生下一名女婴后没多久就死去了,这名女婴名叫翠翠。翠翠与老人孤独的生活着。在山城里,在码头掌事的船总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天保、二儿子摊送,都爱上了翠翠,而翠翠爱的是二老摊送,天保在失望中驾船外出,不幸死去,二老也因为大老的死去而无法与翠翠在一起,最终也驾船外出。在此过程中,老船夫也去世了,翠翠孤零零的在山城中继续等待二老的归来,但不知何时是个头。与梁祝传说相对比,不难发现二老的原型是梁上伯,翠翠的原型是祝英台,而马家公子则是大老的原型。所以原本相爱的翠翠与二老,也是因为大老无法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一种婚恋三角模式的拟构。
参考文献:
Ⅰ、[1][4][5][8][10][11][14][15][16][17][21][22]见《沈从文小说选》〖C〗,沈从文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Ⅱ、[2]见《民俗学概论》〖M〗,钟敬文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8次印
Ⅲ、[3]见湘西苗族调查报告〖R〗,芮逸夫、凌纯声,商务印书馆,1947年
Ⅳ、[6]见《从文自传》〖C〗,沈从文著,岳麓书社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
Ⅴ、[7]見《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高丙中,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Ⅵ、[9]见《中华经典藏书:诗经》〖M〗,王秀梅,中华书局,2006年9月
Ⅶ、[12]见《神巫之爱》:巫与神的完美结合--兼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A〗,曾之梅,邵阳学院学报,2003年
Ⅷ、[13]见《中西宗教与文学》〖M〗,马焯荣,岳麓书社,1991年
Ⅸ、[18]见《试论〈边城〉中的民间原型》〖A〗,胡菁慧 张文婧,载《文学品析》,2011年2月
Ⅹ、[19][23]见《民间原型再构—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尝试》,李继凯,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
Ⅺ、[20]见《民间文学教程》,刘守华、陈建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二版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民俗;影响
一、 民间风俗对沈从文成长的影响
(一) 特殊的民族血统
沈从文出生在一九零二年的湘西凤凰的一个偏远的小镇子中,这是一个苗、汉、土家杂居的地方。沈从文的祖母是一位苗族,他身上的苗族血统由此而来。在表现这种特殊民族血统时,沈从文选择了用湘西特有的婚恋观来表现,这也符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派所认为的:“出自本能的性欲冲动是人们种种精神和实践活动的真正原因。由于社会的压抑,这种本能常被迫隐匿于潜意识,于是形成情结。”往往是在从性爱方面入手,是作家尤為擅长的,沈从文也是如此,他在文学创作时尽情地张扬湘西青年男女最初的生命情趣。在表达爱意时,苗族提倡婚姻自主,这与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汉族观点不一样,“苗族青年男女婚前的两性生活颇为自由……甚至设置公共房屋,专为青年男女聚会之用者。”因此他的《龙珠》、《神巫之爱》等小说,就是明确直书作品中的人物是为苗族的,都以苗族的俊男美女为主人公自由追求爱情生活为主要故事线索的。
在《边城》中,虽然大老来提亲,但老船夫并没有实行汉族传统封建父母包办婚姻,而是对翠翠这样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想想,自己来说。愿意,就成了;不愿意,也好。”这是一种对待爱情的态度,不愿意强迫,这与苗族自由恋爱的风俗习惯相一致,一种直白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少了分矫情,多了份真诚;少了分婉转,多了份直率。而且在虚假做作的世界中,沈从文没有单纯强调性欲的放纵,更多的是表现湘西青年男女源自原始生命情趣的毫不做作。“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在《边城》中的乡下人,如水手,妓女,军人等,不仅具有强烈的激情,而且勇于充分利用神的恩赐无享受生活。他们的性爱虽不如城市人中那么内敛含蓄,但充满人性之初的豪放与野性,毫不做作。正是这种自由和奔放,让人感受到《边城》乡下人的强烈而疯狂的生命活力和张扬直爽快乐的精神动力。
沈从文把苗族的婚恋观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使得他的作品显得真诚不落俗套,更关键是将自己民族中的精神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给人们欣赏,知道苗族的精神是些什么。骨子里的那点民族血液把沈从文真正变为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
(二) 特殊的生长环境
沈从文成长在湘西相对封闭的小山村里,虽然文化经济非常落后,但自然环境却是秀丽异常。山村里峡谷蜿蜒,峰峦叠嶂,翠色欲滴,山花芬芳,伴着温暖的和风,拂过那古老的城墙,沁满那青红杂陈的石板路,荡在人的心间。就是这样一个满眼绿意的世外桃源盛满了沈从文的童年与少年生活。他在《从文自传》中这样写道:“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而与自然风光相媲美的是山里人情味,那里民风淳朴,人们诚实可爱,哪怕是受世俗鄙夷的水手和娼妓,在沈从文眼中那也比城市里虚假伪善的人们来得真实可爱。高丙中说:“生活世界是人的家园。”表示人会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修养生息,人的思想从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出发,到各种高层次的境界邀游。但是,不管思想怎样遨游,它最后还是会回到人所熟悉的环境中。因此在北京生活的过程中,沈从文一直自诩为“乡下人”,并将他熟悉的人或事搬到了创作中。
在《边城》中,他不自觉把那漫山翠色化成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了,并取名为“翠翠”,她的出现如此美丽,“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用文字中去直白的描绘少女的外形是笨人才干的事,沈从文将自己记忆那个小城翠色欲滴的景色都化作翠翠的皮与骨,她生活在的黄竹间,她的身边永远跟着的那只一只忠诚的狗狗,那条维持翠翠生计的摆船等,都是翠翠世界的一部分,是她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写出翠翠喜人的性格,这更是将湘西人的可爱表现淋漓尽致,翠翠的美是美在与自然如此和谐,而这种特殊的感受又是沈从文的那座记忆小城赋予他的,特殊的生活环境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幻化作那个湘西的世界,在《边城》里幻化成了“翠翠的边城”了。
二、 民间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一) 求偶对歌
《诗经·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歌谣常被拿来用作抒发自己心志和情绪的工具。苗族原本就是一个能歌的民族,习惯将生活和心情融合于民歌中,加之湘西一直流传的各种神秘的巫术之歌,这些,在《边城》里都有体现。
在内容上,沈从文在《边城》中加入关于求神还愿的歌、求婚的对歌……这些具有鲜明湘西风俗的民间歌谣对整个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整部作品拥有了特殊的风味与情调,使《边城》成为真正的湘西边城了,并且在作品的连接中有很大作用。
在翠翠十五岁的端午节那天摆渡时,在这一天里她拉到了特别多人,但她都是注意到要渡河的女孩子,她会暗暗与要过渡的女孩子比美,谁谁脸上长了雀斑,谁谁长得好看……这种比较对于翠翠来说,是一种成长,对自己懵懂的认识。年幼的翠翠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但两年过后,她竟然会与同龄女孩比较了,她的这些变化是她长大成熟,心怀少女情结的体现,她终于长成可以恋爱的少女了,所以她开始格外注重自己的外表了,她轻轻唱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诙谐的说明了这一情况,这首民歌对于表明翠翠的成长是幽默且不落俗套的,对于接下来的爱情描写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让翠翠开始认清自己的心意,并坚持自己的爱情。 还是在翠翠的十五岁的这个端午节里,听着过渡人讲着城里的事儿,她就哼着巫师所唱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他们大人会喝酒,会作事,会睡觉……他们女人会织布,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
在人们不能充分认识和解释周围的现象时,人们会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如巫术、原始宗教等来解释说明,人们开始相信了这种超能力。当人们有某种无法实现的目标时,人们就希望自己所信仰的超能力能够帮自己解决,因此巫术成了一种人们普遍信仰,具有功利性的手段。如可以通过参与占卜预言,可以起舞通神,可以巫术驱邪避灾等,王逸的《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突绪,托之风谏。”因为封闭的湘西小镇是沈从文的生长地方,这里有着浓郁的巫文化,他从小耳读目染,因此巫文化也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在《边城》里加入求神还愿的歌,不仅具有强烈的湘西风俗,而且其中蕴藏着浓厚的巫文化—一种有目的性信仰,“巫术是由巫师以半神的姿态去克服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人们通常在有了明确的目的,但苦于自己无力实现时,变回将希望寄于巫术上,想通过巫术能实现愿望。所以当翠翠唱着这首还愿的民歌,似乎会引着人们思考翠翠是有了怎样愿望呢?仔细读书便知道愿望就是她心中暗暗存着那个小小的少女心事—希望自己所爱的二老能来向自己提亲,这与第一首民歌形成一种内部的联系,刚开始是意识到自己的心意,到希望自己的愿望能成真,是一种发展,是一种情感的蔓延。而就在这种希望中,翠翠迎来的不是老二摊送的提亲,而是老大天保请人来试探她的心意,于是,翠翠失望了,“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不声不响,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船慢慢拉过对岸了。”这与后文中的描写又形成了又形成一种前后文的对比,对整个结局有一种暗示,是一种少见的內部对比形式。
这种用民歌来在内容内部的对比使得整个作品与众不同,而且符合湘西边城这个大的生活环境,又从字里行间把这种传统巫文化透出来,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
(二) 湘西方言
在湘西这个民族杂居的地方,语言民俗材料相当丰富。沈从文在这随处可以采集语言民俗的地方长大,因此他的文学语言中大量采用湘西的当地方言与语言民俗,使其文章更具特色,字里行间透着浓厚的湘西味。
《边城》中当翠翠十三岁的端午节遇到二老时,翠翠误会二老邀她进屋里去的好意,因为想起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听二老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加上因为等祖父太久了,心中很是焦急,就恼气地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这句话虽是当地骂人的话,但一点都没有显得粗鲁,反而把翠翠直爽天真的性子表现出来,也表现出翠翠在那种情境下的恼羞成怒,翠翠和二老可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文中像“悖时(倒霉)”,“砍脑壳(骂人)”的当地方言词还有如“走脱(走掉)”等,这些都是文中画龙点睛之笔,使文章更加具有亲和力,变得生动活泼了。
生活谚语更是在《边城》中遍地生花,使得文章到处有群众的智慧体现。谚语多是口语形式的通俗直白的短句或韵语。如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这是大老在与老船夫交谈中说出的话,他用这句话简单直接的来表明自己对翠翠的喜爱,是他梦想中的那个女孩;“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是撑船人在听到二老跟老船夫说翠翠漂亮时,打趣说道,为的是要说二老的好处,形象的用豹子和锦鸡来作了比喻,瞬间二老的好处就生动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文中加入了谚语,使《边城》到处显出湘西人民长久以来得出的智慧和幽默,具有浓浓的湘西风味。
(三) 民间原型
原型这一概念是由瑞士心理学家C·荣格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潜意识不仅有个体的潜意识,也有集体无意识,其中包含民俗文化遗留物中反映种种神秘集体的心理内容。加拿大学者诺恩罗普·弗莱在此基础上倡导、并建立的神话一原型批评。“民间原型”不仅包括“神话原型”,而且也包括像传说原型、仙话原型等其它的文化艺术类型,甚至于也包括了民间的物质生活原型、民族风俗原型等,但在这里所说的是神话原型。李继凯在《民间原型的再造》文中指出了沈从文在处理《边城》时采用了三个民间文学原型——求仙原型、准婚原型、命运原型三种原型, 并由此揭示出沈从文基于民间原型的再造而呈示的故事模式, 即拟仙模式、三角模式和循环模式。
《边城》的第一种民间文学结构模式:求仙原型与拟仙模式。这里的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学中的这种求仙原型,看作是中国先民集体在解释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的,是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创作,如夸父、女娲、精卫等。在《边城》中,沈从文创造的湘西边城世界是他所创造的一个天上人间,没有动乱,没有欺诈,是一个真善的世界。“认为其中的的写景不是一般的小说写景,而是对‘仙在山野’的民间信仰的逼真写照,是对潜蕴于中国民间及失意隐逸文人心魄中的‘桃源’的追忆和模拟”
人们心中的桃源圣地的自然环境无非是有温暖的太阳,有被碾压得光滑的石板路,早晨的日出可以穿过鳞次栉比的房屋,与穿城而过的溪流形成完美的重合,世界宁静如水。在沈从文的笔下,桃源则成了“……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的《边城》了,这便是沈从文对传统理想桃源圣地的客观塑造。在理想的桃源中有着一群朴素善良的人们,同样的在《边城》中,也有这样一群可爱,淳朴的乡下人,例如老船夫等。渡船是公用的,过河不用花钱,当过河人过意不去时,留下钱时,老船夫会严肃认真地说道:“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这是沈从文关于桃源的主观塑造。沈从文关于《边城》的客观塑造,主观塑造,都与人们传统理想的世外桃源如出一辙。而文中翠翠又是沈从文心中的“仙”的样子,她外表美丽,性格天真活泼,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物形象,与“仙人”真善美的神话原型是一致的。 在处理《边城》时采用了第二种民间文学结构模式:难婚原型与命运原型。李继凯认为大老、二老和翠翠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是对四大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等中婚恋三角模式即难婚原型的构拟。其中以梁祝传说最为典型,梁山伯与祝英台真心相爱,但不想在这中间跑出个马家公子,一段绝世良缘搞成了三角恋爱,于是梁山泊与祝英台无法结婚生子,最终,梁山伯含恨而死,祝英台与马家公子也没有结为百年好合的夫妻,这是个悲剧的结尾。而在《边城》中同样也是描写了一段三角恋爱关系,茶峒山城外有一个渡船老人,老人的女儿与一名军官有了私情,在生下一名女婴后没多久就死去了,这名女婴名叫翠翠。翠翠与老人孤独的生活着。在山城里,在码头掌事的船总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天保、二儿子摊送,都爱上了翠翠,而翠翠爱的是二老摊送,天保在失望中驾船外出,不幸死去,二老也因为大老的死去而无法与翠翠在一起,最终也驾船外出。在此过程中,老船夫也去世了,翠翠孤零零的在山城中继续等待二老的归来,但不知何时是个头。与梁祝传说相对比,不难发现二老的原型是梁上伯,翠翠的原型是祝英台,而马家公子则是大老的原型。所以原本相爱的翠翠与二老,也是因为大老无法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一种婚恋三角模式的拟构。
参考文献:
Ⅰ、[1][4][5][8][10][11][14][15][16][17][21][22]见《沈从文小说选》〖C〗,沈从文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Ⅱ、[2]见《民俗学概论》〖M〗,钟敬文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8次印
Ⅲ、[3]见湘西苗族调查报告〖R〗,芮逸夫、凌纯声,商务印书馆,1947年
Ⅳ、[6]见《从文自传》〖C〗,沈从文著,岳麓书社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
Ⅴ、[7]見《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高丙中,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Ⅵ、[9]见《中华经典藏书:诗经》〖M〗,王秀梅,中华书局,2006年9月
Ⅶ、[12]见《神巫之爱》:巫与神的完美结合--兼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A〗,曾之梅,邵阳学院学报,2003年
Ⅷ、[13]见《中西宗教与文学》〖M〗,马焯荣,岳麓书社,1991年
Ⅸ、[18]见《试论〈边城〉中的民间原型》〖A〗,胡菁慧 张文婧,载《文学品析》,2011年2月
Ⅹ、[19][23]见《民间原型再构—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尝试》,李继凯,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
Ⅺ、[20]见《民间文学教程》,刘守华、陈建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