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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将持续推进Facebook的会员数，对财务安全和事业地位的担忧，使更多人参与网络社交
在全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之际，很难想象经济危机会有积极作用。然而，经济危机可能正在为网络社交的发展推波助澜。
普遍的不安全感让人们通过网络社交构建社会资本，因此可以预见，社交网站LinkedIn、Plaxo、Ning甚至Facebook的注册成员将在未来的数周乃至数月内激增。
对财务安全和事业地位的担忧，使许多人参与网络社交。对于公司架构及现状的忧虑，也让人们转向网络社交。
现实似乎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尼尔森的调查显示，2008年，人们在网络世界中以社交“应对”艰难的经济环境。其中，LinkedIn的注册人数飙升，全球范围内的会员达到2800万，来自金融业的新会员增加一倍之多。虽然我们并不关心红利丰厚的投资银行家的未来，但是毫无疑问为数众多的金融从业者正忙于到处投递简历，或通过网络社交以重塑事业。
LinkedIn的一项新调查表明，42%的网络会员认为经济危机已经影响他的工作，有13%的会员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换言之，超过半数的LinkedIn会员开始担心饭碗问题。
社交网络在亚洲呈现高速增长，其中Friendster在整个区域内都广受欢迎。另一个社交网络Orkut隶属谷歌，在印度和巴西最受推崇。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超过2亿人，大多数用户使用高速宽带上网。中国SNS网站51.com每天的新注册会员据说超过16万人。中国也有多个备受欢迎的专业站点，例如总部位于上海的 Linkist 、Wealink。北京的Tianji.com 联合Viadeo全球商务网已通过网络连接中国和欧洲。在线社交在中国校园内也非常火暴，有如“校内网”及“占座网”等站点。中国在线社交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侧重于更传统的、以信息传达为主导的BBS，表现形式就是众多中国网民热衷的聊天论坛。
在日本，最受欢迎的站点Mixi的用户约为1500万。不同于西方的社交网络，日本非常强调匿名以保护用户的隐私。即使在日本的婚恋站点，很多会员都拒绝贴出其照片。日本的在线社交网络仍然保持着独特的日本文化。
韩国在Web 2.0社交网络方面领跑全球，特别是虚拟Cyworld。1999年由SK Telecom旗下一家公司创立的Cyworld，是集合Second Life、MySpace、YouTube、Flickr、Habbo Hotel、Amazon、eBay及iTunes各项功能于一体的社交网络。Cyworld 现有用户5000万人，总数接近韩国人口的一半，约有3万家公司在该站点开展业务。不同的是，韩国的在线社交倾向于巩固现有关系，而不是通过网络与陌生人建立关系。
在西方，一些人将LinkedIn 视为失业者的Facebook，即投机者通过LinkedIn寻找就业机会。这一态度体现出两种基本冲突。第一种冲突属于社会团体的理性与非理性动机之间的冲突；第二种冲突是“紧密”与“微弱”的社会联系之间的冲突。
加入社交网络的动机不尽相同，且比较复杂。简单而言可归为理性与非理性两大类。加入LinkedIn等站点的专业人士大多出于事业利益等理性动机，但在MySpace结交朋友的青少年并不期望以此来改善其工作前景。他们在线社交是为了在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及热情上建立社会联系，属于非理性本能。
我们大多希望通过紧密的联系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同他人建立联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经常依赖的是与我们仅有微弱联系的人，尤其是在求职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曾经详细讲述其有名的“弱联系”理论。 他将“弱联系”定义为具备以下特征的社会关系：联系较少、感情上不亲近、未曾相互帮助。用专业术语来说，即是处于你的“延展网络”的人。他发现，我们对“弱联系”的信赖程度高于我们的想象。除非求职者认为能受惠于任人唯亲的亲友，否则多数明智的求职者都不会通过亲友寻找工作，而是求助于延展网络。而且大多数商务网络均基于“弱联系”。
让我们回到经济危机的主题。当丢了饭碗的投资银行家竞相成为LinkedIn的会员时，他们有自己的理性考虑：不是寻找朋友，而是想充分利用“弱联系”的力量。
但是当这些人涌入以朋友社交为基础的Facebook时，结果会怎样？显而易见，不同动机之间的矛盾会导致Facebook的冲突，何况Facebook亦充斥着各种炒作者、职业演员和营销企业。难道这些人也可以被称为真正的“朋友”吗？从合理的角度来说，我们究竟能拥有多少个Facebook的“朋友”呢？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与超过150个人维持持续稳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以英国人类学家邓巴（Robin Dunbar）命名的“邓巴数字”。邓巴认为，社会交流的必需礼仪使我们友谊的范围限制在150人以内。如果群体变得太大，就会分出新的群体。
如果我们将邓巴数字应用于社交网络，那么任何超过150人的“朋友”名单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很多Facebook会员的“朋友”名单远不止这个数，而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某些Facebook“朋友”名单更是成千上万。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虚拟世界是否无须遵循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呢？
当我们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衰退将持续推进LinkedIn和Facebook的会员数。这将进一步模糊一个界限，界限的一方是与意气相投的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感性本能，另一方是出于自身利益建立社会网络的理性思考。而社交网络的商业价值也会因此而改变。
马修·弗雷泽（Matthew Fraser），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高级研究员，著有《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苏米特拉·杜塔（Soumitra Dutta），INSEAD罗兰贝格工商技术管理学讲席教授。他们的新书《Throwing Sheep in the Boardroom：在线社会网络将如何改变你的生活、工作和世界》即将由Wiley出版。
在全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之际，很难想象经济危机会有积极作用。然而，经济危机可能正在为网络社交的发展推波助澜。
普遍的不安全感让人们通过网络社交构建社会资本，因此可以预见，社交网站LinkedIn、Plaxo、Ning甚至Facebook的注册成员将在未来的数周乃至数月内激增。
对财务安全和事业地位的担忧，使许多人参与网络社交。对于公司架构及现状的忧虑，也让人们转向网络社交。
现实似乎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尼尔森的调查显示，2008年，人们在网络世界中以社交“应对”艰难的经济环境。其中，LinkedIn的注册人数飙升，全球范围内的会员达到2800万，来自金融业的新会员增加一倍之多。虽然我们并不关心红利丰厚的投资银行家的未来，但是毫无疑问为数众多的金融从业者正忙于到处投递简历，或通过网络社交以重塑事业。
LinkedIn的一项新调查表明，42%的网络会员认为经济危机已经影响他的工作，有13%的会员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换言之，超过半数的LinkedIn会员开始担心饭碗问题。
社交网络在亚洲呈现高速增长，其中Friendster在整个区域内都广受欢迎。另一个社交网络Orkut隶属谷歌，在印度和巴西最受推崇。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超过2亿人，大多数用户使用高速宽带上网。中国SNS网站51.com每天的新注册会员据说超过16万人。中国也有多个备受欢迎的专业站点，例如总部位于上海的 Linkist 、Wealink。北京的Tianji.com 联合Viadeo全球商务网已通过网络连接中国和欧洲。在线社交在中国校园内也非常火暴，有如“校内网”及“占座网”等站点。中国在线社交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侧重于更传统的、以信息传达为主导的BBS，表现形式就是众多中国网民热衷的聊天论坛。
在日本，最受欢迎的站点Mixi的用户约为1500万。不同于西方的社交网络，日本非常强调匿名以保护用户的隐私。即使在日本的婚恋站点，很多会员都拒绝贴出其照片。日本的在线社交网络仍然保持着独特的日本文化。
韩国在Web 2.0社交网络方面领跑全球，特别是虚拟Cyworld。1999年由SK Telecom旗下一家公司创立的Cyworld，是集合Second Life、MySpace、YouTube、Flickr、Habbo Hotel、Amazon、eBay及iTunes各项功能于一体的社交网络。Cyworld 现有用户5000万人，总数接近韩国人口的一半，约有3万家公司在该站点开展业务。不同的是，韩国的在线社交倾向于巩固现有关系，而不是通过网络与陌生人建立关系。
在西方，一些人将LinkedIn 视为失业者的Facebook，即投机者通过LinkedIn寻找就业机会。这一态度体现出两种基本冲突。第一种冲突属于社会团体的理性与非理性动机之间的冲突；第二种冲突是“紧密”与“微弱”的社会联系之间的冲突。
加入社交网络的动机不尽相同，且比较复杂。简单而言可归为理性与非理性两大类。加入LinkedIn等站点的专业人士大多出于事业利益等理性动机，但在MySpace结交朋友的青少年并不期望以此来改善其工作前景。他们在线社交是为了在共同的价值观、信念及热情上建立社会联系，属于非理性本能。
我们大多希望通过紧密的联系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同他人建立联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经常依赖的是与我们仅有微弱联系的人，尤其是在求职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曾经详细讲述其有名的“弱联系”理论。 他将“弱联系”定义为具备以下特征的社会关系：联系较少、感情上不亲近、未曾相互帮助。用专业术语来说，即是处于你的“延展网络”的人。他发现，我们对“弱联系”的信赖程度高于我们的想象。除非求职者认为能受惠于任人唯亲的亲友，否则多数明智的求职者都不会通过亲友寻找工作，而是求助于延展网络。而且大多数商务网络均基于“弱联系”。
让我们回到经济危机的主题。当丢了饭碗的投资银行家竞相成为LinkedIn的会员时，他们有自己的理性考虑：不是寻找朋友，而是想充分利用“弱联系”的力量。
但是当这些人涌入以朋友社交为基础的Facebook时，结果会怎样？显而易见，不同动机之间的矛盾会导致Facebook的冲突，何况Facebook亦充斥着各种炒作者、职业演员和营销企业。难道这些人也可以被称为真正的“朋友”吗？从合理的角度来说，我们究竟能拥有多少个Facebook的“朋友”呢？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与超过150个人维持持续稳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以英国人类学家邓巴（Robin Dunbar）命名的“邓巴数字”。邓巴认为，社会交流的必需礼仪使我们友谊的范围限制在150人以内。如果群体变得太大，就会分出新的群体。
如果我们将邓巴数字应用于社交网络，那么任何超过150人的“朋友”名单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很多Facebook会员的“朋友”名单远不止这个数，而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某些Facebook“朋友”名单更是成千上万。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虚拟世界是否无须遵循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呢？
当我们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衰退将持续推进LinkedIn和Facebook的会员数。这将进一步模糊一个界限，界限的一方是与意气相投的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感性本能，另一方是出于自身利益建立社会网络的理性思考。而社交网络的商业价值也会因此而改变。
马修·弗雷泽（Matthew Fraser），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高级研究员，著有《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苏米特拉·杜塔（Soumitra Dutta），INSEAD罗兰贝格工商技术管理学讲席教授。他们的新书《Throwing Sheep in the Boardroom：在线社会网络将如何改变你的生活、工作和世界》即将由Wiley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