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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出身名门，逃离包办婚姻后，投身革命事业，作为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者，亲身经历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与党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与人物发生过交集。
在2017年2月7日，浙江医院ICU病房，11。岁的老人黄慕兰安静离世，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作为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者，黄慕兰亲身经历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与党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与人物发生过交集。她先后经历了4段婚姻，诞下8名子女，写下6份密级不同的自传，其中公开发行的《黄慕兰自传》在带给她诸多荣誉、引发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怀疑乃至批判的声音。随着亲历者的渐渐凋零，那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一点点堙没于时光的长河之中，真伪、是非、功过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走出包办婚姻
1907年了月18日，黄慕兰出生于湖南浏阳，本命黄彰定，字淑仪，家里兄弟姐妹共有7人。1919年春天，她进入长沙周南女校就读。这是一所由教育家朱剑凡和夫人创办的进步学校，曾经培养出向警予、蔡畅等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学校里，黄慕兰接受了五四运动的熏陶，思想变得开明起来。
然而，黄慕兰的学生生涯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陷入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泥潭。黄的父母虽然算作开明人士，但受旧礼教的影响，早早就给她定下了亲事。1923年，黄慕兰带着丰盛的嫁妆出嫁。她的丈夫是一位好吃懒做的公子哥，每天吸食鴉片烟，靠打骂丫环来解闷。黄慕兰在这样的家庭中倍感煎熬，整天郁郁寡欢。她趁着父亲前来探望时，偷偷给他塞小纸条，求他一定要把自己解救出去。1925年，黄慕兰被舅舅接回了家，从此摆脱了包办婚姻，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1926年春，黄慕兰只身奔赴位于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参加支援女工罢工运功。她剪掉了长发，并由“彰定”改名为“慕兰”，以示对自己从小就敬仰的女英雄花木兰的敬佩和追随之意。当年6月，她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杜蕴章的秘书，并结识了同在党部任职的宣传部长宛希俨。11月，在妇女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黄慕兰，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武汉特别市党部执委、妇女部部长等职务，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在黄慕兰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之时，她也迎来了甜蜜的爱情。她和宛希俨在长期的接触中互生爱恋之情，于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结为夫妻。两人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只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喜讯，并在报刊上刊登了“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用这种方式宣告包办婚姻的终结。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等野心家逐渐暴露其本质，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黄慕兰夫妻奉命辞去了在国民党内的职务，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开始筹组中共地下江西省委。
这时，黄慕兰已经怀孕，她担任交通员，装扮成家庭妇女的样子，秘密传递各类情报和文件。在工作中，她学会了用米汤在线装书上写情报的技巧，牢牢记住与不同人等接头的地址、暗号等细节，还要经常应付军警的上门检查，在刀光剑影中开启了“潜伏”人生。
1928年初，就在黄慕兰生育儿子杰儿3天后，宛希俨接到了去赣南地区担任特委书记的命令。出发前，他来到医院与黄慕兰母子告别，深情地握着妻子的手，细声交代说：“如果我在那边工作顺利，就来接你们母子上山；如有万一，你要服从党的安排，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交给祖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好继续革命。”黄慕兰记得那是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她的心也随着爱人的远去而变得痛楚和冰凉。
宛希俨到达赣南地区后，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民暴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1928年3月下旬，中共赣南特委被敌人破坏，宛希俨被捕。他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经受了种种酷刑折磨，于4月4日英勇牺牲，年仅26岁（黄慕兰自传里，则提出宛希俨在1928年5月攻打江西万安县城时牺牲）。
当年年底，黄慕兰接到了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遵从烈士的遗愿，先把刚断奶的孩子送到自己老家，由自己父母抚养半年多，再送至黄梅宛家。黄慕兰的父亲十分喜欢这个孩子，为他取名宛昌杰，以纪念他出生于英雄之城南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阔别数十载的母子俩才得以相认。
忍泪别子
黄慕兰抵达上海后，被分配至中共中央书记处当秘书，负责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同时兼任中央机要交通员。她在工作中学习到了用各种符号代替文字的记录方法，既保证了记录的速度，又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虽然在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只不过几个月时间，却让她同时收获了一份爱情和一份怨恨。时任中央委员的贺昌与她工作上的接触很频繁，常常劝导她走出丧夫之痛，拋弃旧礼教影响，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后来，贺昌向黃求婚，经组织同意后两人结为夫妻。他们没有操办任何仪式，只是搬至宾馆里一同生活。
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秘书长的饶漱石，早在南昌时就对面容姣好的黄慕兰心生爱慕之情，此时眼看着黄与他人结婚，就酸溜溜地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黄慕兰听后又是气愤又是伤悲，以至于在做完政治局会议记录后，恍惚间把记录本遗落在人力车上。她在黄浦江边徘徊了很久，越想越痛苦、自责、伤心，于是纵身一跃跳进江里寻短见，好在被水警救了上来。被冰冷江水刺激清醒了的黄慕兰，编造了一个失恋的理由搪塞过去，当时的报纸还撰写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桃色新闻。后来，周恩来专门找她谈话，鼓励她不要计较流言蜚语和个人恩怨，勇敢地放下心中包袱，她这才重新振奋起工作的干劲和激情。
1929年春，中央鼓励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黄慕兰积极响应号召，申请到工人中参加罢工斗争，成了浦东恒丰纱厂的一名学徒工。那时，学徒工不但收入低微，还经常忍受工头的凌辱，黄慕兰宣扬的妇女自救思想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黄慕兰和工厂的党员、积极分子们一起策划了罢工运动，黄慕兰被推选为学徒工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还没等黄慕兰把工友们的诉求表达完整，军警们就一哄而上，把8个女工代表统统抓捕起来，关进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此后不久，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澎湃不幸被捕，同样被关进了这个看守所。他利用其中一名看守为其做联络员，为狱中的政治犯们鼓劲加油，勉励他们不要暴露身份，等待机会出狱继续革命。因黄慕兰识字，澎湃与她交流很多，并在狱中书信留下两处和她有关的内容。后来，澎湃英勇就义，他的精神却激励着狱友们挺直腰杆去斗争。
监狱的生活无疑是十分艰难的，雪上加霜的是，黄慕兰发现自己怀孕了。好在同囚室的女工们都同情她，重活都帮她分担了，留下她来干一些缝缝补补的轻松活计。就这样关了足足100天时间，黄慕兰她们才重获自由。
出狱后，黄慕兰才得知丈夫贺昌已调至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工作。考虑到经受牢狱之苦，她的身体极为虚弱，贺昌便申请把她也调来了香港。
1929年冬天，黄慕兰执行了一次转运经费的任务。她装扮成怀孕的贵妇人，把共产国际汇至香港的钱取为现金，藏在樟木箱子的下层随身携带。黄慕兰购买的是头等舱船票，那天恰好是圣诞节，船上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她回忆说这是此生唯一一次享受如此奢华的旅程。到了上海，她把钱交给了中共中央，顺利地完成任务。
翌年3月3日，黄慕兰在医院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贺平。没想到，骨肉分离的历史又一次重演。贺昌已经接到去天津任北方局书记的调任，马上就要启程履新。考虑到北方环境复杂、斗争艰苦，妻子的奶水不足，孩子又很瘦弱，估计难以承受舟车劳顿之苦，贺昌决定把孩子送给接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夫妻抚养。就这样，生产后仅一周，黄慕兰就不得不强忍泪花，告别襁褓中的次子，坐上了北上的海轮。直到1950年，中共中央把贺平从澳门接回北京，他们母子俩才得以相认，贺平才了解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变身“红色女谍”
抵达天津后，黄慕兰依然担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工作。后来，贺昌主动申请到苏区去搞武装、打游击，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临行之际，是否带上妻子同行就成了一个难题。
贺昌感到去苏区环境艰苦、斗争复杂，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妻子很容易暴露自己、引发敌人怀疑，而把妻子留在上海更能发挥她的活动能力与社会关系，于是推荐她到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担任营救部部长。当时，由于左倾冒进路线，导致党的组织大量暴露，很多党员被捕，互济总会营救党员的任务十分繁重，黄慕兰常常奔波在营救战友的第一线。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描述了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营救中共早期领导人等传奇经历。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被捕，但其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进步律师陈志皋为其辩护。这个陈律师出生于当时享有盛名的海宁陈氏家族，父亲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法庭庭长，司法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很熟悉，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黄慕兰扮演成上层妇女形象，以宛希俨遗孀的身份与陈志皋接触，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支持。在陈的引荐下，黄慕兰上门拜访了陈父。陈父对谈吐举止端庄大方的黃慕兰印象很好，就专门约见了审判关向应案件的法官赵韵逸，席间宣布黃是他的干女儿，关是黄的表兄，要判案法官通融放人。
随着工作中的接触越来越多，陈志皋对颇有风韵的黄慕兰展开了热烈的追求。1931年6月22日，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为时间尚早，两人就在咖啡馆聊天等候。这时，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恰巧来到了咖啡馆，三个人便一起喝起了咖啡。
陈问曹最近巡捕房有什么大新闻没有，本意是想了解有关关向应的消息，不曾想曹爆出了一个更大的猛料。他说当天南京政府过来抓捕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50多岁的年纪，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还是悬赏了10万大洋才抓获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佯装平静地搅和着杯中的咖啡，大脑却开始高速运转，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忽然她想起来这个人应该是向忠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报告中央！”黄慕兰暗自下定决心。等曹炳生一走，她就自称头痛，电影也看不成了，马上就要回家休息。陈志皋也没多想，就送她回了家。
到家后，她很快就把消息报告给潘汉年。随即，一场紧急的大转移马上紧锣密鼓展开，由于应对及时，党中央并未遭受太大的损失。周恩来还安排暗哨在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处埋伏侦察，发现有特务前来搜捕，证实了其已叛变的情况。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被捕仅仅两天，6月24日向忠发即遭枪决。周恩来对黄慕兰的贡献高度肯定，称其“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经陈父打点，1931年底，关向应在被关押大半年后顺利出狱，黄慕兰和陈志皋一同前往龙华监狱，为其办理了出狱手续。不久后，关向应就前往湘鄂边苏区。
1932年，黄慕蘭更名为黄定慧。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她在杭州避居了将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随着她和陈志皋交往的增多，慢慢萌生出“姐弟恋”的情愫。黄慕兰自述这时感觉非常苦恼，又十分思念前往苏区后音讯全无的贺昌。没想到陈志皋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毛巾上书写爱意。后来组织上考虑陈这一层关系对于营救被捕同志十分重要，同意他们结婚。但黄约法三章：一是继续支持营救工作，二是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允许黃将来与前夫留下的遗孤相认团聚，陈全部答应。
1935年5月，黄慕兰与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婚礼，开启了她第四段婚姻生活。《申报》等做了报道，沈钧儒还手录黄填词的《菩萨蛮》作为贺礼。婚后一段时间，她才掌握了贺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串通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即“七君子案件”。当时，陈志皋与其他20个大律师一起担任他们的辩护律师，而黄慕兰亦四处奔走，为释放他们出一份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七君子”平安释放。
抗战爆发后，黄慕兰协助何香凝组织上海市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为前线筹集慰问品，照顾伤病员，开展文化义演，救济各类难民，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后来，他们举家搬迁至香港，在香港沦陷前为转运文化名人出力很多。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后，黄慕兰及其两个孩子一度沦为难民，直到次年1月，才坐上船逃回内地，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广东曲江，他们夫妻在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从事了几年的粵港地难民的救济和接待工作。
1942年12月2日，黄慕兰生下了一个男孩。没想到，孩子出生才10天时间，她还发着高烧，却被国民党当局给逮捕了。原来，此前他们夫妻负责护送著名影星胡蝶逃难，虽然人平安从香港回到内地，但她携带的21箱行李却在路途中被土匪抢劫，不久后在市场上公开售卖，而那些货物本来是胡蝶想带到重庆高价出售的。恼羞成怒的胡蝶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面前告了他们一状。加之黄慕兰经常与共产党联系，早已引起国民党的“关注”，于是以此事为借口，把他们夫妻俩都抓了起来，送至重庆关押。直到1945年1月，夫妻俩才得以释放出狱。这时，黄慕兰才得知自己在曲江所生幼子已经夭折，好在两个女儿并无大碍。因黄慕兰、陈志皋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2015年9月，她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周年纪念章。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重回上海，将其在战前打理的通易公司恢复经营。一段时间，公司经营十分红火，黄就用挣来的钱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支持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中秋节，通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发生了挤兑风波，受此噩耗打击，黄刚出生的小孩不幸夭折。屋漏偏逢连夜雨，陈志皋与其大学时期的恋人旧情复燃，1950年带着恋人转道香港去了台湾，从此与黄慕兰再未见面。
1980年4月，黄慕兰获得平反。组织上认定她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算党龄。此后，黄慕兰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直至1994年离休。
黃慕兰一生共生育8个子女，其中一人为宛希俨烈士之子，一人为贺昌烈士之子，6人为陈志皋子女（2子夭折，1子3女长大成人）。其后代多在国外任职，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本文参考资料：黄慕兰《黄慕兰自传》等。）
在2017年2月7日，浙江医院ICU病房，11。岁的老人黄慕兰安静离世，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作为中共早期地下工作者，黄慕兰亲身经历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与党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与人物发生过交集。她先后经历了4段婚姻，诞下8名子女，写下6份密级不同的自传，其中公开发行的《黄慕兰自传》在带给她诸多荣誉、引发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怀疑乃至批判的声音。随着亲历者的渐渐凋零，那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一点点堙没于时光的长河之中，真伪、是非、功过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走出包办婚姻
1907年了月18日，黄慕兰出生于湖南浏阳，本命黄彰定，字淑仪，家里兄弟姐妹共有7人。1919年春天，她进入长沙周南女校就读。这是一所由教育家朱剑凡和夫人创办的进步学校，曾经培养出向警予、蔡畅等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学校里，黄慕兰接受了五四运动的熏陶，思想变得开明起来。
然而，黄慕兰的学生生涯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陷入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泥潭。黄的父母虽然算作开明人士，但受旧礼教的影响，早早就给她定下了亲事。1923年，黄慕兰带着丰盛的嫁妆出嫁。她的丈夫是一位好吃懒做的公子哥，每天吸食鴉片烟，靠打骂丫环来解闷。黄慕兰在这样的家庭中倍感煎熬，整天郁郁寡欢。她趁着父亲前来探望时，偷偷给他塞小纸条，求他一定要把自己解救出去。1925年，黄慕兰被舅舅接回了家，从此摆脱了包办婚姻，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1926年春，黄慕兰只身奔赴位于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参加支援女工罢工运功。她剪掉了长发，并由“彰定”改名为“慕兰”，以示对自己从小就敬仰的女英雄花木兰的敬佩和追随之意。当年6月，她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杜蕴章的秘书，并结识了同在党部任职的宣传部长宛希俨。11月，在妇女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黄慕兰，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武汉特别市党部执委、妇女部部长等职务，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在黄慕兰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之时，她也迎来了甜蜜的爱情。她和宛希俨在长期的接触中互生爱恋之情，于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结为夫妻。两人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只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喜讯，并在报刊上刊登了“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用这种方式宣告包办婚姻的终结。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等野心家逐渐暴露其本质，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黄慕兰夫妻奉命辞去了在国民党内的职务，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开始筹组中共地下江西省委。
这时，黄慕兰已经怀孕，她担任交通员，装扮成家庭妇女的样子，秘密传递各类情报和文件。在工作中，她学会了用米汤在线装书上写情报的技巧，牢牢记住与不同人等接头的地址、暗号等细节，还要经常应付军警的上门检查，在刀光剑影中开启了“潜伏”人生。
1928年初，就在黄慕兰生育儿子杰儿3天后，宛希俨接到了去赣南地区担任特委书记的命令。出发前，他来到医院与黄慕兰母子告别，深情地握着妻子的手，细声交代说：“如果我在那边工作顺利，就来接你们母子上山；如有万一，你要服从党的安排，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交给祖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好继续革命。”黄慕兰记得那是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她的心也随着爱人的远去而变得痛楚和冰凉。
宛希俨到达赣南地区后，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民暴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1928年3月下旬，中共赣南特委被敌人破坏，宛希俨被捕。他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经受了种种酷刑折磨，于4月4日英勇牺牲，年仅26岁（黄慕兰自传里，则提出宛希俨在1928年5月攻打江西万安县城时牺牲）。
当年年底，黄慕兰接到了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遵从烈士的遗愿，先把刚断奶的孩子送到自己老家，由自己父母抚养半年多，再送至黄梅宛家。黄慕兰的父亲十分喜欢这个孩子，为他取名宛昌杰，以纪念他出生于英雄之城南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阔别数十载的母子俩才得以相认。
忍泪别子
黄慕兰抵达上海后，被分配至中共中央书记处当秘书，负责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同时兼任中央机要交通员。她在工作中学习到了用各种符号代替文字的记录方法，既保证了记录的速度，又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虽然在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只不过几个月时间，却让她同时收获了一份爱情和一份怨恨。时任中央委员的贺昌与她工作上的接触很频繁，常常劝导她走出丧夫之痛，拋弃旧礼教影响，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后来，贺昌向黃求婚，经组织同意后两人结为夫妻。他们没有操办任何仪式，只是搬至宾馆里一同生活。
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秘书长的饶漱石，早在南昌时就对面容姣好的黄慕兰心生爱慕之情，此时眼看着黄与他人结婚，就酸溜溜地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黄慕兰听后又是气愤又是伤悲，以至于在做完政治局会议记录后，恍惚间把记录本遗落在人力车上。她在黄浦江边徘徊了很久，越想越痛苦、自责、伤心，于是纵身一跃跳进江里寻短见，好在被水警救了上来。被冰冷江水刺激清醒了的黄慕兰，编造了一个失恋的理由搪塞过去，当时的报纸还撰写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桃色新闻。后来，周恩来专门找她谈话，鼓励她不要计较流言蜚语和个人恩怨，勇敢地放下心中包袱，她这才重新振奋起工作的干劲和激情。
1929年春，中央鼓励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黄慕兰积极响应号召，申请到工人中参加罢工斗争，成了浦东恒丰纱厂的一名学徒工。那时，学徒工不但收入低微，还经常忍受工头的凌辱，黄慕兰宣扬的妇女自救思想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黄慕兰和工厂的党员、积极分子们一起策划了罢工运动，黄慕兰被推选为学徒工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还没等黄慕兰把工友们的诉求表达完整，军警们就一哄而上，把8个女工代表统统抓捕起来，关进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此后不久，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澎湃不幸被捕，同样被关进了这个看守所。他利用其中一名看守为其做联络员，为狱中的政治犯们鼓劲加油，勉励他们不要暴露身份，等待机会出狱继续革命。因黄慕兰识字，澎湃与她交流很多，并在狱中书信留下两处和她有关的内容。后来，澎湃英勇就义，他的精神却激励着狱友们挺直腰杆去斗争。
监狱的生活无疑是十分艰难的，雪上加霜的是，黄慕兰发现自己怀孕了。好在同囚室的女工们都同情她，重活都帮她分担了，留下她来干一些缝缝补补的轻松活计。就这样关了足足100天时间，黄慕兰她们才重获自由。
出狱后，黄慕兰才得知丈夫贺昌已调至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工作。考虑到经受牢狱之苦，她的身体极为虚弱，贺昌便申请把她也调来了香港。
1929年冬天，黄慕兰执行了一次转运经费的任务。她装扮成怀孕的贵妇人，把共产国际汇至香港的钱取为现金，藏在樟木箱子的下层随身携带。黄慕兰购买的是头等舱船票，那天恰好是圣诞节，船上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她回忆说这是此生唯一一次享受如此奢华的旅程。到了上海，她把钱交给了中共中央，顺利地完成任务。
翌年3月3日，黄慕兰在医院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贺平。没想到，骨肉分离的历史又一次重演。贺昌已经接到去天津任北方局书记的调任，马上就要启程履新。考虑到北方环境复杂、斗争艰苦，妻子的奶水不足，孩子又很瘦弱，估计难以承受舟车劳顿之苦，贺昌决定把孩子送给接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夫妻抚养。就这样，生产后仅一周，黄慕兰就不得不强忍泪花，告别襁褓中的次子，坐上了北上的海轮。直到1950年，中共中央把贺平从澳门接回北京，他们母子俩才得以相认，贺平才了解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变身“红色女谍”
抵达天津后，黄慕兰依然担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工作。后来，贺昌主动申请到苏区去搞武装、打游击，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临行之际，是否带上妻子同行就成了一个难题。
贺昌感到去苏区环境艰苦、斗争复杂，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妻子很容易暴露自己、引发敌人怀疑，而把妻子留在上海更能发挥她的活动能力与社会关系，于是推荐她到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担任营救部部长。当时，由于左倾冒进路线，导致党的组织大量暴露，很多党员被捕，互济总会营救党员的任务十分繁重，黄慕兰常常奔波在营救战友的第一线。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描述了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营救中共早期领导人等传奇经历。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被捕，但其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进步律师陈志皋为其辩护。这个陈律师出生于当时享有盛名的海宁陈氏家族，父亲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法庭庭长，司法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很熟悉，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黄慕兰扮演成上层妇女形象，以宛希俨遗孀的身份与陈志皋接触，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支持。在陈的引荐下，黄慕兰上门拜访了陈父。陈父对谈吐举止端庄大方的黃慕兰印象很好，就专门约见了审判关向应案件的法官赵韵逸，席间宣布黃是他的干女儿，关是黄的表兄，要判案法官通融放人。
随着工作中的接触越来越多，陈志皋对颇有风韵的黄慕兰展开了热烈的追求。1931年6月22日，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为时间尚早，两人就在咖啡馆聊天等候。这时，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恰巧来到了咖啡馆，三个人便一起喝起了咖啡。
陈问曹最近巡捕房有什么大新闻没有，本意是想了解有关关向应的消息，不曾想曹爆出了一个更大的猛料。他说当天南京政府过来抓捕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50多岁的年纪，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还是悬赏了10万大洋才抓获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佯装平静地搅和着杯中的咖啡，大脑却开始高速运转，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忽然她想起来这个人应该是向忠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报告中央！”黄慕兰暗自下定决心。等曹炳生一走，她就自称头痛，电影也看不成了，马上就要回家休息。陈志皋也没多想，就送她回了家。
到家后，她很快就把消息报告给潘汉年。随即，一场紧急的大转移马上紧锣密鼓展开，由于应对及时，党中央并未遭受太大的损失。周恩来还安排暗哨在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处埋伏侦察，发现有特务前来搜捕，证实了其已叛变的情况。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被捕仅仅两天，6月24日向忠发即遭枪决。周恩来对黄慕兰的贡献高度肯定，称其“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经陈父打点，1931年底，关向应在被关押大半年后顺利出狱，黄慕兰和陈志皋一同前往龙华监狱，为其办理了出狱手续。不久后，关向应就前往湘鄂边苏区。
1932年，黄慕蘭更名为黄定慧。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她在杭州避居了将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随着她和陈志皋交往的增多，慢慢萌生出“姐弟恋”的情愫。黄慕兰自述这时感觉非常苦恼，又十分思念前往苏区后音讯全无的贺昌。没想到陈志皋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毛巾上书写爱意。后来组织上考虑陈这一层关系对于营救被捕同志十分重要，同意他们结婚。但黄约法三章：一是继续支持营救工作，二是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三是允许黃将来与前夫留下的遗孤相认团聚，陈全部答应。
1935年5月，黄慕兰与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婚礼，开启了她第四段婚姻生活。《申报》等做了报道，沈钧儒还手录黄填词的《菩萨蛮》作为贺礼。婚后一段时间，她才掌握了贺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消息。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串通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即“七君子案件”。当时，陈志皋与其他20个大律师一起担任他们的辩护律师，而黄慕兰亦四处奔走，为释放他们出一份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七君子”平安释放。
抗战爆发后，黄慕兰协助何香凝组织上海市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为前线筹集慰问品，照顾伤病员，开展文化义演，救济各类难民，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后来，他们举家搬迁至香港，在香港沦陷前为转运文化名人出力很多。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后，黄慕兰及其两个孩子一度沦为难民，直到次年1月，才坐上船逃回内地，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广东曲江，他们夫妻在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从事了几年的粵港地难民的救济和接待工作。
1942年12月2日，黄慕兰生下了一个男孩。没想到，孩子出生才10天时间，她还发着高烧，却被国民党当局给逮捕了。原来，此前他们夫妻负责护送著名影星胡蝶逃难，虽然人平安从香港回到内地，但她携带的21箱行李却在路途中被土匪抢劫，不久后在市场上公开售卖，而那些货物本来是胡蝶想带到重庆高价出售的。恼羞成怒的胡蝶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面前告了他们一状。加之黄慕兰经常与共产党联系，早已引起国民党的“关注”，于是以此事为借口，把他们夫妻俩都抓了起来，送至重庆关押。直到1945年1月，夫妻俩才得以释放出狱。这时，黄慕兰才得知自己在曲江所生幼子已经夭折，好在两个女儿并无大碍。因黄慕兰、陈志皋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2015年9月，她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周年纪念章。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重回上海，将其在战前打理的通易公司恢复经营。一段时间，公司经营十分红火，黄就用挣来的钱支持进步文化事业，支持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中秋节，通易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发生了挤兑风波，受此噩耗打击，黄刚出生的小孩不幸夭折。屋漏偏逢连夜雨，陈志皋与其大学时期的恋人旧情复燃，1950年带着恋人转道香港去了台湾，从此与黄慕兰再未见面。
1980年4月，黄慕兰获得平反。组织上认定她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算党龄。此后，黄慕兰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直至1994年离休。
黃慕兰一生共生育8个子女，其中一人为宛希俨烈士之子，一人为贺昌烈士之子，6人为陈志皋子女（2子夭折，1子3女长大成人）。其后代多在国外任职，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本文参考资料：黄慕兰《黄慕兰自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