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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自古物产丰饶，人才荟萃，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在历史发展长流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伟大的人物，为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抚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更是高潮迭起，屡领风骚。
早在唐朝时，大诗人王勃就写下“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千古名句。宋朝以来，抚州更是群贤荟萃，英才辈出，如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大散文家曾巩，词坛巨擘晏殊、晏几道，哲学家、思想家陆九渊等。这里他人不表，单说说大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县人，庆历二年（1042年），科举选秀高中“传胪”（二甲第一）。王安石从小便“名传里巷”，除了不爱洗澡，穿衣服不讲究外，无论是诗文还是变法都很有成就。他才华横溢，博古通今，是位难得的一代才子。
按照朝廷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就可以担任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简单地说“馆职”是指在“馆阁”中供职，负责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宋代的馆职要求很严，必须经过考选才能授职，非进士高第者才有机会，一般文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很多的高官都是借着这个踏板快速升迁的，升得快的可以做到宰相。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王安石二十五岁就具备了入馆的资格，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很多人都羡慕他，可王安石却上书希望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去做一个县令，放弃了这个机会。
皇上恩准了他。这一年，二十六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知县。他风尘仆仆来到了这个穷僻闭塞的小县。刚一上任，就赶上了大灾之年。他不顾旅途劳顿，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三年，他兴修水利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建县学，弘扬儒家师道，平抑物价贷谷于民。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政绩斐然，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所仰慕。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声望的地方官。这期间，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的高位，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无动于衷，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他的声望就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使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以至从皇帝到京城里的士大夫，无不渴望一见他的尊容。
宋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职责是控制整个大宋的财政收支与漕运。三司是朝廷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长官三司使的地位仅次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他一生为官，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朝廷老臣如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都好评如潮。在诸多老臣中，还有一个人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的进士，为进士甲科。司马光考中进士时只有十九岁。司马光沉稳低调，不喜张扬，又非常拗固。传说，当年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士子都戴上花，唯独他一人不戴。身边的同年士子悄悄告诉他说，这是天子所赐的花，怎么能不戴呢，这不是不识好歹吗？没办法，他只好勉强找了一枝小点的戴上，略表意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并不是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他完全凭自己实力考出的前途。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让其子孙承袭做某个级别的官。司马光本可以接班的，但他不肯，非要凭自己的本事考取功名。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才华横溢，都以圣人自期，性格都很倔强，都有一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做过同事，当时，包拯任群牧使，主持群牧司工作，他俩一起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俩人一见如故，那叫一个亲热，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很快，二人便引为知己，经常在公务之余，一起品诗论文、谈论朝政得失。处得时间久了，如果几天不见，彼此竟有如隔三秋之感。
在王安石与司马光担任皇帝文学侍从这段时期，二人的友谊最深厚了。宋人的笔记里记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仁宗嘉祐间同在从班，特相友善，闲暇的时候，多于僧舍或坊间聚会，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得参与，时人称作“嘉祐四友”。他们四人都是才高一世、名重文坛的巨子，不仅才高过人，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四人为学则勤奋，为官则清廉，是德才兼备的时代精英。那个时代，这帮朋友犹如灿烂的群星，交相辉映。“驰光如白隙，一去不可追”，他们一起修录国史，一起赏花钓鱼，一起赴宴题诗，一起沐浴游嬉。崇政殿厢、琼林苑席、太液池畔和学士院，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王安石赞美司马光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司马光也很钦佩王安石，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谈到二人十多年的交往时，司马光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他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王安石大权在握时，皇帝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性情淡泊，不喜奢华，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这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后来却因熙宁变法彻底决裂了，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然而，二人的争斗不是为了一己之私，都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为了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抱负。二人的争斗没有人身诋毁，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
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相比之下，王安石更显得固执己见。
北宋文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农历三月的一天，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开了。姹紫嫣红、芳香袭人，不但引得蜂蝶翩跹其间，就是衙门外的路人也驻足观赏。这些天，群牧司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要办，除了例行公事之外，公堂之上也显得轻松许多。包大人心情格外的好，突然来了兴致，让手下在院中置办了一桌酒席，要与僚属们一起饮酒赏花。人言“包拯从不笑，笑一笑黄河清来泰山摇”，属下都知道，包大人从来不苟言笑，现在突然见到包大人有如此的雅兴，群牧司的同僚们心底都乐开了花。再看包青天那黝黑的大脸比那怒放的牡丹还灿烂。 难得上司这么高兴，众人围了酒席坐在花前，饮酒赋诗，笑语盈盈，气氛欢洽而热烈。包拯端起酒杯，巡视一周，见席间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酒杯也空着，不禁心下纳罕，问胥吏，怎么不给二位大人斟酒呢？二位见上官问起，连忙起身，司马光回话道：“启禀大人，属下非为不敬，饮酒的确不行。”王安石回道：“属下素不喜饮酒。”
包青天听了，不由哈哈大笑道：“‘一生须几两，万事付三杯！’平时不饮可，今日须开怀。常言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素闻二人才名，今天要敬敬二位！”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出自汉朝刘向《说苑》：“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讲的是人的情绪是有感染力的，意思是满堂之上，一人不乐，众皆不欢。一桌上大家都饮酒唱诗，就你们俩不喝，这样会影响大家情绪的。胥吏听包大人如此说，连忙上前为二人斟酒。可酒满上了，二人仍是一本正经。平时公务繁忙，难得喝杯酒放松一下，这俩人今天是怎么啦。想到这儿，包大人心里有些不快，可大伙儿正高兴着呢，他又不便扰了众人的兴致。于是，就亲自站起身来走到二人座前，拿起杯子，对司马光劝道：“君实，肯饮一杯无？”
上司给下属敬酒，这样的事情不常见，况且是上司赏脸请属下喝酒，那是多大的情面，每个被敬的人都应感到莫大的荣幸。到底是砸过缸的司马光见过世面，见拗不过，连忙站起身来，接在手中一饮而尽。见司马光喝了，包大人转而望向王安石，笑着问道：“介甫，你呢？”王安石恭恭敬敬站起身来，拱手道：“肚腹不耐酒，难从大人命；请放我一马，花香足慰情。”
包大人端着酒杯喝也不是，走也不是，尴尬地立在了那儿。良久，包大人又劝道：“难得今天大家高兴，你只饮一杯好了！”王安石断然拒绝道：“大人，属下从不喝酒。”同僚们见包大人难堪的样子，急忙上前打圆场：“介甫，包大人一片心意，你就喝一杯呗。”
王安石认为，只要自己觉得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因有人劝说就轻易改变。不管同僚如何劝说，他就是不喝。包大人见状，不由赞叹道：“介甫不饮酒，何知饮者之乐？”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对于王安石的固执，从前大家只是道听途说，这回总算是领教了。这人也太不通人情世故了。群牧司的一个判官，居然不给包大人面子，很快，这件事就传遍官场。
王安石的执拗还表现在他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哪怕是言之殷殷规劝的話。王安石登进士二甲第一，江西老乡宰相晏殊专门请他吃饭。老成持重的晏宰相语重心长地忠告年轻气盛眼无一物的王安石，“能容于物，物亦容矣”，但王安石丝毫不买账，晏公身为朝廷大臣，怎能教人去阿谀逢迎呢？
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他的变法方案。这场变法，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影响之广泛，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行新法与反新法的激烈冲突中，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分别成了对立双方的旗帜。
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作为朋友，他多次给王安石写信，劝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便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一心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也招致了地方官的强烈不满。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最后将王安石罢官。王安石既然已经被罢官，很多言官向皇帝告他的黑状，一时间诉状如雪。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被司马光一口回绝了。很多人都以为王安石害司马光丢了官，现在皇帝要治他的罪，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时机，然而司马光却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疾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不可听信谗言。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哲宗年幼，由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司马光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的信任。高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请教当今朝政得失。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以为言路将开，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建议朝廷“广开言路”，让上位者能够得知下位者的心声，这样一来，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开启了进谏之路，天下太平之日不久即将到来。后来“指日可待”被用来形容愿望或期盼不久就可以实现。
早在唐朝时，大诗人王勃就写下“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千古名句。宋朝以来，抚州更是群贤荟萃，英才辈出，如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大散文家曾巩，词坛巨擘晏殊、晏几道，哲学家、思想家陆九渊等。这里他人不表，单说说大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县人，庆历二年（1042年），科举选秀高中“传胪”（二甲第一）。王安石从小便“名传里巷”，除了不爱洗澡，穿衣服不讲究外，无论是诗文还是变法都很有成就。他才华横溢，博古通今，是位难得的一代才子。
按照朝廷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就可以担任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简单地说“馆职”是指在“馆阁”中供职，负责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宋代的馆职要求很严，必须经过考选才能授职，非进士高第者才有机会，一般文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很多的高官都是借着这个踏板快速升迁的，升得快的可以做到宰相。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王安石二十五岁就具备了入馆的资格，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很多人都羡慕他，可王安石却上书希望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去做一个县令，放弃了这个机会。
皇上恩准了他。这一年，二十六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知县。他风尘仆仆来到了这个穷僻闭塞的小县。刚一上任，就赶上了大灾之年。他不顾旅途劳顿，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三年，他兴修水利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建县学，弘扬儒家师道，平抑物价贷谷于民。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政绩斐然，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所仰慕。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声望的地方官。这期间，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的高位，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无动于衷，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他的声望就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使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以至从皇帝到京城里的士大夫，无不渴望一见他的尊容。
宋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职责是控制整个大宋的财政收支与漕运。三司是朝廷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长官三司使的地位仅次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他一生为官，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朝廷老臣如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都好评如潮。在诸多老臣中，还有一个人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的进士，为进士甲科。司马光考中进士时只有十九岁。司马光沉稳低调，不喜张扬，又非常拗固。传说，当年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士子都戴上花，唯独他一人不戴。身边的同年士子悄悄告诉他说，这是天子所赐的花，怎么能不戴呢，这不是不识好歹吗？没办法，他只好勉强找了一枝小点的戴上，略表意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并不是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他完全凭自己实力考出的前途。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让其子孙承袭做某个级别的官。司马光本可以接班的，但他不肯，非要凭自己的本事考取功名。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才华横溢，都以圣人自期，性格都很倔强，都有一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做过同事，当时，包拯任群牧使，主持群牧司工作，他俩一起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俩人一见如故，那叫一个亲热，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很快，二人便引为知己，经常在公务之余，一起品诗论文、谈论朝政得失。处得时间久了，如果几天不见，彼此竟有如隔三秋之感。
在王安石与司马光担任皇帝文学侍从这段时期，二人的友谊最深厚了。宋人的笔记里记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仁宗嘉祐间同在从班，特相友善，闲暇的时候，多于僧舍或坊间聚会，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得参与，时人称作“嘉祐四友”。他们四人都是才高一世、名重文坛的巨子，不仅才高过人，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四人为学则勤奋，为官则清廉，是德才兼备的时代精英。那个时代，这帮朋友犹如灿烂的群星，交相辉映。“驰光如白隙，一去不可追”，他们一起修录国史，一起赏花钓鱼，一起赴宴题诗，一起沐浴游嬉。崇政殿厢、琼林苑席、太液池畔和学士院，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王安石赞美司马光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司马光也很钦佩王安石，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谈到二人十多年的交往时，司马光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他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王安石大权在握时，皇帝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性情淡泊，不喜奢华，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这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后来却因熙宁变法彻底决裂了，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然而，二人的争斗不是为了一己之私，都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为了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抱负。二人的争斗没有人身诋毁，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
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相比之下，王安石更显得固执己见。
北宋文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农历三月的一天，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开了。姹紫嫣红、芳香袭人，不但引得蜂蝶翩跹其间，就是衙门外的路人也驻足观赏。这些天，群牧司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要办，除了例行公事之外，公堂之上也显得轻松许多。包大人心情格外的好，突然来了兴致，让手下在院中置办了一桌酒席，要与僚属们一起饮酒赏花。人言“包拯从不笑，笑一笑黄河清来泰山摇”，属下都知道，包大人从来不苟言笑，现在突然见到包大人有如此的雅兴，群牧司的同僚们心底都乐开了花。再看包青天那黝黑的大脸比那怒放的牡丹还灿烂。 难得上司这么高兴，众人围了酒席坐在花前，饮酒赋诗，笑语盈盈，气氛欢洽而热烈。包拯端起酒杯，巡视一周，见席间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酒杯也空着，不禁心下纳罕，问胥吏，怎么不给二位大人斟酒呢？二位见上官问起，连忙起身，司马光回话道：“启禀大人，属下非为不敬，饮酒的确不行。”王安石回道：“属下素不喜饮酒。”
包青天听了，不由哈哈大笑道：“‘一生须几两，万事付三杯！’平时不饮可，今日须开怀。常言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素闻二人才名，今天要敬敬二位！”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出自汉朝刘向《说苑》：“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讲的是人的情绪是有感染力的，意思是满堂之上，一人不乐，众皆不欢。一桌上大家都饮酒唱诗，就你们俩不喝，这样会影响大家情绪的。胥吏听包大人如此说，连忙上前为二人斟酒。可酒满上了，二人仍是一本正经。平时公务繁忙，难得喝杯酒放松一下，这俩人今天是怎么啦。想到这儿，包大人心里有些不快，可大伙儿正高兴着呢，他又不便扰了众人的兴致。于是，就亲自站起身来走到二人座前，拿起杯子，对司马光劝道：“君实，肯饮一杯无？”
上司给下属敬酒，这样的事情不常见，况且是上司赏脸请属下喝酒，那是多大的情面，每个被敬的人都应感到莫大的荣幸。到底是砸过缸的司马光见过世面，见拗不过，连忙站起身来，接在手中一饮而尽。见司马光喝了，包大人转而望向王安石，笑着问道：“介甫，你呢？”王安石恭恭敬敬站起身来，拱手道：“肚腹不耐酒，难从大人命；请放我一马，花香足慰情。”
包大人端着酒杯喝也不是，走也不是，尴尬地立在了那儿。良久，包大人又劝道：“难得今天大家高兴，你只饮一杯好了！”王安石断然拒绝道：“大人，属下从不喝酒。”同僚们见包大人难堪的样子，急忙上前打圆场：“介甫，包大人一片心意，你就喝一杯呗。”
王安石认为，只要自己觉得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因有人劝说就轻易改变。不管同僚如何劝说，他就是不喝。包大人见状，不由赞叹道：“介甫不饮酒，何知饮者之乐？”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对于王安石的固执，从前大家只是道听途说，这回总算是领教了。这人也太不通人情世故了。群牧司的一个判官，居然不给包大人面子，很快，这件事就传遍官场。
王安石的执拗还表现在他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哪怕是言之殷殷规劝的話。王安石登进士二甲第一，江西老乡宰相晏殊专门请他吃饭。老成持重的晏宰相语重心长地忠告年轻气盛眼无一物的王安石，“能容于物，物亦容矣”，但王安石丝毫不买账，晏公身为朝廷大臣，怎能教人去阿谀逢迎呢？
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他的变法方案。这场变法，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影响之广泛，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行新法与反新法的激烈冲突中，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分别成了对立双方的旗帜。
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作为朋友，他多次给王安石写信，劝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便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一心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也招致了地方官的强烈不满。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最后将王安石罢官。王安石既然已经被罢官，很多言官向皇帝告他的黑状，一时间诉状如雪。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被司马光一口回绝了。很多人都以为王安石害司马光丢了官，现在皇帝要治他的罪，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时机，然而司马光却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疾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不可听信谗言。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哲宗年幼，由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司马光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的信任。高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请教当今朝政得失。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以为言路将开，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建议朝廷“广开言路”，让上位者能够得知下位者的心声，这样一来，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开启了进谏之路，天下太平之日不久即将到来。后来“指日可待”被用来形容愿望或期盼不久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