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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朱德唯一的孙女。我的名字是爷爷给取的,寓意“新中华”。
从广州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解放军301总医院工作,任急诊科副主任,之后调任金沟河干休所卫生所所长直到退休。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和一位普通的北京退休大妈并无不同,在微信朋友圈晒外孙子,呼朋唤友去旅行,去市场买东西必砍价……
爷爷教我读书
1969年,我15岁,跟爷爷奶奶住在广东从化。
爷爷每天上午固定要读书、看报、学习文件。我每天给他念报纸、读《毛选》,《实践论》是读得最多的,还读《共产党宣言》和很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读完了要签上字:某年某月,谁谁读了什么书。这些书都读了不止一遍,有的书上有十几遍签字。
我那时候还小,读书不过脑子,认识的字就读,不认识的字问了我爷爷再读,根本不去理解里面的内容。但是读得时间长了,爷爷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这段你理解了没有?是什么意思?”读《参考消息》上的外电评论,他会问:“这是哪个国家的评论?”“你觉得这个观点对吗?”我说不知道。我爷爷就跟我说:“你读报纸不能照本宣科,读书不能不走脑子,尤其讀《参考消息》,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完全相信西方的观点。他还告诉我,哪些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评论,哪些是社会主义的评论,怎么思考,哪些观点对,哪些观点不对。他从这些方面启发我,教我怎么读书。
爷爷自己看大字书,突然想起一个心得或者一句诗,他就会写在旁边。这些批注过的书很多都交给了历史博物馆。有的书奶奶也看,他就专门写上“康克清的”,他的书就写上“朱德”两字。
你为什么不回礼?
我们在一起,爷爷很少讲自己的过去,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从这些平常的生活小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做事。
老话说“隔辈亲”,我们家也是一样。有一年放假我跟着爷爷奶奶去北戴河,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北戴河,她过来拜访,带着一包小点心,特别好吃。我奶奶说:“人家带东西来拜访,我们也要回访一下。”就带着我去看她。朱仲丽一看孩子来了,拿出冰淇淋,那个冰淇淋特别好吃,我把那一桶全给吃了。回来以后,我奶奶就跟我爷爷“告状”:“你孙女到人家家里有吃有喝的,不像话。以后到别人家里去,不能这样。”结果我爷爷还“批评”我奶奶:“就是因为你平时不给孩子买零食吃,她才馋,你应该买冰淇淋给孩子吃。”因为这个,我奶奶特意给我买了冰淇淋。
不过,我到从化以后,爷爷对我还是挺严格的。当时我和他们住在一栋楼里,我既然是家人,就应该和他们一起吃饭吧。但当时不是这样,只有我爷爷奶奶在家里吃饭,家属需要到大食堂吃饭。我爷爷说:“炊事员是为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你应该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大食堂。”到了广东第二天,我奶奶给我买了饭票,让我跟着工作人员到食堂吃饭。
我们一起出去散步,门口就有站岗的哨兵,哨兵给他敬礼,他每次都给人家回礼,我没有这个习惯,跟在后边走过去了。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个小同志刚才给我敬礼,你为什么不给他回礼。”我说:“他不是给您敬的礼吗?”“但是我们在一起走,我们都走过去后他才把手放下来,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这样我就懂了,以后都会回礼。
“长大了要学一门技术”
早上起来,我爷爷说:“你也不能天天在家这么呆着,除了看书、学习就是出去玩,总得干点事。”干什么事呢?他说:“帮工作人员干事,打扫院子。”所以我一大早就拿个笤帚扫院子,后来慢慢也成习惯了。
我当兵也是爷爷的主意。当时在那边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孩子们年龄也都差不多,闲着也不是事,就都送到部队去锻炼。一开始我是做护理员,相当于现在医院的护工。成天让我搞卫生、扫厕所、端屎端尿,我说当兵怎么干这事?写信跟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就批评我:“不要见异思迁,要向劳动人民学习,为什么别人能干,你不能干?”后来我就继续工作,直到去上大学。
爷爷对我们的未来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有一条要求:“你们是我的后代,可以说你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但是我所要的接班人,不是接官、接地位,是要接革命的班。不是说你出生在红色的家庭里,就理所当然是红色接班人,接班人要有理想、有志向、有专业。你们长大了要学一门技术,要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爷爷去世时就留下了两万多元,都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共是20306.16元,那些钱全交党费了。其他就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了,房子后来国家收回了。现在我住的房子是医院分配的房子,这房子还没发房产证呢。
不能给自己家抹黑
小时候我觉得我和普通孩子一样,我在学校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后代。我爷爷病危的时候,我正在实习,广州军区打电话到我们学校,通知我回北京。校长说:“不知道啊,没有这个人。”查了以后才找到我。现在参加聚会,我都不允许别人说我的出身。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不要到处彰显自己的出身,出身和你自己没什么关系,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天生的,但未来的路是自己走的。
要说压力,也没什么。参加劳动、参加训练,大家都是一视同仁。不过我要求自己干得比别人多一点。不能让别人说我坏话,人家说我的坏话,就是说我家里的坏话,不能给自己家抹黑。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参军以后,我是拼命吃苦。别人干的活我要想办法做到。一开始我不会挑担子,但是后来我挑得比谁都好。上世纪70年代的医院条件比较差,病房里没有热水,病人喝的热水需要我们一桶一桶从锅炉房挑上楼。我上楼的时候一桶一桶挑,走平路的时候我能一下挑4个桶,别人都很惊奇。
有一次我奶奶去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亲眼看着我挑着水从锅炉房走过来,她一直没叫我,怕一叫我把水洒了。
我们这样的家庭,不上班、在家里游手好闲,老人肯定是看不惯。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思想就是这样,你去看看这个年代出生的其他“红后代”,也大多是这样的想法。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特别卖力,特别能吃苦。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我是这样家庭出来的,我要做表率,不能表现得比别人差。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
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很多。我女儿都不知道我们当时经历了什么,她没有经历过,只能像听故事一样听。
摘编自《上观新闻》
从广州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解放军301总医院工作,任急诊科副主任,之后调任金沟河干休所卫生所所长直到退休。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和一位普通的北京退休大妈并无不同,在微信朋友圈晒外孙子,呼朋唤友去旅行,去市场买东西必砍价……
爷爷教我读书
1969年,我15岁,跟爷爷奶奶住在广东从化。
爷爷每天上午固定要读书、看报、学习文件。我每天给他念报纸、读《毛选》,《实践论》是读得最多的,还读《共产党宣言》和很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读完了要签上字:某年某月,谁谁读了什么书。这些书都读了不止一遍,有的书上有十几遍签字。
我那时候还小,读书不过脑子,认识的字就读,不认识的字问了我爷爷再读,根本不去理解里面的内容。但是读得时间长了,爷爷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这段你理解了没有?是什么意思?”读《参考消息》上的外电评论,他会问:“这是哪个国家的评论?”“你觉得这个观点对吗?”我说不知道。我爷爷就跟我说:“你读报纸不能照本宣科,读书不能不走脑子,尤其讀《参考消息》,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完全相信西方的观点。他还告诉我,哪些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评论,哪些是社会主义的评论,怎么思考,哪些观点对,哪些观点不对。他从这些方面启发我,教我怎么读书。
爷爷自己看大字书,突然想起一个心得或者一句诗,他就会写在旁边。这些批注过的书很多都交给了历史博物馆。有的书奶奶也看,他就专门写上“康克清的”,他的书就写上“朱德”两字。
你为什么不回礼?
我们在一起,爷爷很少讲自己的过去,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从这些平常的生活小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做事。
老话说“隔辈亲”,我们家也是一样。有一年放假我跟着爷爷奶奶去北戴河,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北戴河,她过来拜访,带着一包小点心,特别好吃。我奶奶说:“人家带东西来拜访,我们也要回访一下。”就带着我去看她。朱仲丽一看孩子来了,拿出冰淇淋,那个冰淇淋特别好吃,我把那一桶全给吃了。回来以后,我奶奶就跟我爷爷“告状”:“你孙女到人家家里有吃有喝的,不像话。以后到别人家里去,不能这样。”结果我爷爷还“批评”我奶奶:“就是因为你平时不给孩子买零食吃,她才馋,你应该买冰淇淋给孩子吃。”因为这个,我奶奶特意给我买了冰淇淋。
不过,我到从化以后,爷爷对我还是挺严格的。当时我和他们住在一栋楼里,我既然是家人,就应该和他们一起吃饭吧。但当时不是这样,只有我爷爷奶奶在家里吃饭,家属需要到大食堂吃饭。我爷爷说:“炊事员是为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你应该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大食堂。”到了广东第二天,我奶奶给我买了饭票,让我跟着工作人员到食堂吃饭。
我们一起出去散步,门口就有站岗的哨兵,哨兵给他敬礼,他每次都给人家回礼,我没有这个习惯,跟在后边走过去了。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个小同志刚才给我敬礼,你为什么不给他回礼。”我说:“他不是给您敬的礼吗?”“但是我们在一起走,我们都走过去后他才把手放下来,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这样我就懂了,以后都会回礼。
“长大了要学一门技术”
早上起来,我爷爷说:“你也不能天天在家这么呆着,除了看书、学习就是出去玩,总得干点事。”干什么事呢?他说:“帮工作人员干事,打扫院子。”所以我一大早就拿个笤帚扫院子,后来慢慢也成习惯了。
我当兵也是爷爷的主意。当时在那边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孩子们年龄也都差不多,闲着也不是事,就都送到部队去锻炼。一开始我是做护理员,相当于现在医院的护工。成天让我搞卫生、扫厕所、端屎端尿,我说当兵怎么干这事?写信跟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就批评我:“不要见异思迁,要向劳动人民学习,为什么别人能干,你不能干?”后来我就继续工作,直到去上大学。
爷爷对我们的未来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有一条要求:“你们是我的后代,可以说你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但是我所要的接班人,不是接官、接地位,是要接革命的班。不是说你出生在红色的家庭里,就理所当然是红色接班人,接班人要有理想、有志向、有专业。你们长大了要学一门技术,要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爷爷去世时就留下了两万多元,都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共是20306.16元,那些钱全交党费了。其他就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了,房子后来国家收回了。现在我住的房子是医院分配的房子,这房子还没发房产证呢。
不能给自己家抹黑
小时候我觉得我和普通孩子一样,我在学校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后代。我爷爷病危的时候,我正在实习,广州军区打电话到我们学校,通知我回北京。校长说:“不知道啊,没有这个人。”查了以后才找到我。现在参加聚会,我都不允许别人说我的出身。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不要到处彰显自己的出身,出身和你自己没什么关系,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天生的,但未来的路是自己走的。
要说压力,也没什么。参加劳动、参加训练,大家都是一视同仁。不过我要求自己干得比别人多一点。不能让别人说我坏话,人家说我的坏话,就是说我家里的坏话,不能给自己家抹黑。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参军以后,我是拼命吃苦。别人干的活我要想办法做到。一开始我不会挑担子,但是后来我挑得比谁都好。上世纪70年代的医院条件比较差,病房里没有热水,病人喝的热水需要我们一桶一桶从锅炉房挑上楼。我上楼的时候一桶一桶挑,走平路的时候我能一下挑4个桶,别人都很惊奇。
有一次我奶奶去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亲眼看着我挑着水从锅炉房走过来,她一直没叫我,怕一叫我把水洒了。
我们这样的家庭,不上班、在家里游手好闲,老人肯定是看不惯。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思想就是这样,你去看看这个年代出生的其他“红后代”,也大多是这样的想法。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特别卖力,特别能吃苦。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我是这样家庭出来的,我要做表率,不能表现得比别人差。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
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很多。我女儿都不知道我们当时经历了什么,她没有经历过,只能像听故事一样听。
摘编自《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