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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汲取养分，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源头活水，为治国理政提供宝贵借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本期“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专栏，让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出发，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
中国是诗的国度、文学的国度。浑朴的《诗经》，瑰奇的《楚辞》，异彩纷呈的诗词曲赋，雄健恢弘的唐宋古文，曲尽人情的四大名著，无不生动反映着国人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和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最为细腻灵动、最能深入人心、最具雅俗共赏的气质。
老一辈共产党人成长于新旧之交的大变革时代，对于古代文学精髓有着深切的体认，他们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品鉴、剖析、运用文学经典，在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实践中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梅敬忠教授从两百年红学史的发展大势中，重新解读毛泽东同志扶树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为我们理解老一辈共产党人批判性继承古代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一以贯之，始终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视文艺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要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不仅要追溯建党近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还要追溯千年以降文学经典所构筑的中华诗教传统。诗教传统强调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注重以情感人、化理入情，推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文学表现和人格塑造，这些都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奔腾教授着眼两次文艺座谈会，对诗教传统与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解读，其中贯穿了《诗经》《尚书》《左传》《文赋》《文心雕龙》《诗式》《六一诗话》《沧浪诗话》《文史通义》等历代经典，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生动地感受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如何植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中，如何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新疆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 孙羽津
诞生于18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初年）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堪称中国古典小说宝库里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中，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家喻户晓而又温情脉脉、撩人遐想，生发沁人心脾的审美享受；每个读者或听众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独特认同的贾宝玉、林黛玉等艺术形象，都有自己梦中的大观园世界。
当然，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像《红楼梦》这样，引起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长久研析、高度关注、深度解读、极力宣传，乃至古籍新解、古为今用，从而在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因其主题、人物、作者、版本等，纷繁复杂，争议颇多，成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红楼梦》第一回，作者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明作者很担忧读者诸君不能体会其苦心孤诣。古今中外“红学”诸家一直潜心探究其中的奥秘：可谓众说纷纭，而又异彩纷呈；众下高低，自有评说。难就难在，弱水三千，如何只取一瓢饮？
毛泽东当年同样面对如此挑战。他除了研读《红楼梦》文本以外，毕生曾看过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红学”研究著述。从在长沙上第一师范时起，毛泽东就对“红学”中的部分主题有过研究（《讲堂录》中有记述）。对“红学”历史稍作简要回顾，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特殊读法。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流播早期，相伴手抄本而兴的以脂砚斋为代表的评点派，以3000多条庞杂琐碎而不无妙见的批语，成为“红学”的早期形态。近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融入西方悲剧理论，以“解脱说”立论，是第一篇论述《红楼梦》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文。此后，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风行到“五四”运动之前。
“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清代历史作简单的比附，意图寻找小说背后隐藏的的“本事”及“微言大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说《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故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则认为《红楼梦》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的“排满”之作，所谓“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影射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即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等等。这类研究常常陷入主观臆断，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
从“五四”时代到1954年，《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新红学”时期。胡适、俞平伯等学者，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破除“索隐派”的牵强附会，主要以“自传说”来重新解说《红楼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初步考察了曹家的情况，以及鉴定版本等，颇有新见。但认为该小说完全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则歪曲了《红楼梦》的性质和价值。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说后40回完全出自高鹗之手，虽自成一家之言，但不无偏颇。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聚焦于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创作历史背景，洋洋大观，极尽考证之功。
能够看出，上世纪1954年前的“旧红学”“新红学”，专注于揭示《红楼梦》及作者的种种谜团，考辩本事，探究源流，各有学术贡献；尤其是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与事迹，倡导“自传说”，大大提升了《红楼梦》的社会价值。这可算是初步在向“红学”的价值高地攀登。
所以，毛泽东后来尽管发起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红学观及唯心主义思想，但仍然肯定胡适考证作者家世及其自传说的学术成就；后来，甚至在多个场合，一度纠偏，承认当时批判时“有点片面性”；还说与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强调不能忽视胡适的学术贡献，“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毛泽东说，自己开始是把《红楼梦》当作故事来读，当作小说来读，后来当作历史来读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贾府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教科书。”“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补封建制度的‘天’”；写了“四大家族”，借此反映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还说《红楼梦》第四回是个总纲，“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护官符，是阅读《红楼梦》的一个纲。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王海容等多人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还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将一部文学作品当作历史著作来看待，从中去生动观照封建末世的情状，乃至去感悟作品所涵蕴的进步思潮（资本主义萌芽）的萌动，体现出毛泽东“红学”观的强烈政治色彩，以及高屋建瓴的政治历史洞见力。
把《红楼梦》当文学典范读。毛泽东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人物塑造和语言艺术之美。197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评价说，“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1964年，他对王海容说：“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细节，了然于心，常在多种场合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引经据典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曾在多个重大政治场合，直接切换到“红楼梦”场景，比如，他引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引用王熙凤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难办，引用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引用小红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事情可以相互转化和聚散的辩证法，等等，生动活泼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潜心研究《红楼梦》，甚至还把它同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进行比较分析，肯定《红楼梦》在反映社会生活广阔性上的高明之处。此乃比较文学研究之论！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版本也深有研究，晚年时，曾有2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其中有多部线装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如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陪伴身边，还曾索借北京大学图书馆孤本善本一阅。他经常对照着这些不同版本阅读、评点，留下许多极富思想价值的宝贵手迹。这已经是红学版本专家的功力了。
以前，人们往往以为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版本并不重视。因为他确实不囿于版本，也不纠结于所谓“后四十回”公案。在“三反”运动时，毛泽东曾以“贾政做官”受小人“围猎”的故事，来告诫党的干部要警惕受人包围。而“贾政做官”是《红楼梦》第99回即“后四十回”里的情节。其实，毛泽东是看重版本而又不为版本所束缚；否则，如此有政治启迪价值的“贾政做官”精彩案例，就可能被以“学术立场”的名义而舍弃了。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毛泽东所倡导和力挺的马克思主义“红学”思潮的兴起，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很可能还停留在考证、索隐以及一般审美鉴赏方面；对《红楼梦》政治涵蕴的关注，至多是浅层次的对号入座、探赜索隐、考察时代背景之类。只有以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唯物辩证法的视野，高屋建瓴的眼光，登高望遠，登泰山而小天下，才能审察《红楼梦》之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皇权专制时代）的“镜子”价值，读解出作者曹雪芹力图通过文学描绘，所要表达的深沉省思、进步追求、艺术伟力和时代贡献。
由此而观之，毛泽东长期关注《红楼梦》及“红学”研究，长期身体力行，下功夫深入研究《红楼梦》，几乎涉及“红学”学术领域的各个层面。而且，他主动与相关学者打交道、交朋友，比如对“小人物”李希凡，支持关爱有加，但又有批评与鞭策。对胡适、俞平伯等学术名家，批判批评之时，也有正面的评价。这些，对于党如何正确有效地实施对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做好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启迪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中国是诗的国度、文学的国度。浑朴的《诗经》，瑰奇的《楚辞》，异彩纷呈的诗词曲赋，雄健恢弘的唐宋古文，曲尽人情的四大名著，无不生动反映着国人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和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最为细腻灵动、最能深入人心、最具雅俗共赏的气质。
老一辈共产党人成长于新旧之交的大变革时代，对于古代文学精髓有着深切的体认，他们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品鉴、剖析、运用文学经典，在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实践中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梅敬忠教授从两百年红学史的发展大势中，重新解读毛泽东同志扶树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为我们理解老一辈共产党人批判性继承古代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一以贯之，始终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视文艺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要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不仅要追溯建党近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还要追溯千年以降文学经典所构筑的中华诗教传统。诗教传统强调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注重以情感人、化理入情，推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文学表现和人格塑造，这些都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奔腾教授着眼两次文艺座谈会，对诗教传统与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解读，其中贯穿了《诗经》《尚书》《左传》《文赋》《文心雕龙》《诗式》《六一诗话》《沧浪诗话》《文史通义》等历代经典，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生动地感受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如何植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中，如何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新疆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 孙羽津
诞生于18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初年）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堪称中国古典小说宝库里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中，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家喻户晓而又温情脉脉、撩人遐想，生发沁人心脾的审美享受；每个读者或听众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独特认同的贾宝玉、林黛玉等艺术形象，都有自己梦中的大观园世界。
当然，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像《红楼梦》这样，引起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长久研析、高度关注、深度解读、极力宣传，乃至古籍新解、古为今用，从而在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学新篇：毛泽东破两百年“红学”迷局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因其主题、人物、作者、版本等，纷繁复杂，争议颇多，成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红楼梦》第一回，作者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明作者很担忧读者诸君不能体会其苦心孤诣。古今中外“红学”诸家一直潜心探究其中的奥秘：可谓众说纷纭，而又异彩纷呈；众下高低，自有评说。难就难在，弱水三千，如何只取一瓢饮？
毛泽东当年同样面对如此挑战。他除了研读《红楼梦》文本以外，毕生曾看过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红学”研究著述。从在长沙上第一师范时起，毛泽东就对“红学”中的部分主题有过研究（《讲堂录》中有记述）。对“红学”历史稍作简要回顾，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特殊读法。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流播早期，相伴手抄本而兴的以脂砚斋为代表的评点派，以3000多条庞杂琐碎而不无妙见的批语，成为“红学”的早期形态。近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融入西方悲剧理论，以“解脱说”立论，是第一篇论述《红楼梦》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文。此后，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风行到“五四”运动之前。
“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清代历史作简单的比附，意图寻找小说背后隐藏的的“本事”及“微言大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说《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故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则认为《红楼梦》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的“排满”之作，所谓“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影射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即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等等。这类研究常常陷入主观臆断，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
从“五四”时代到1954年，《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新红学”时期。胡适、俞平伯等学者，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破除“索隐派”的牵强附会，主要以“自传说”来重新解说《红楼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初步考察了曹家的情况，以及鉴定版本等，颇有新见。但认为该小说完全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则歪曲了《红楼梦》的性质和价值。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说后40回完全出自高鹗之手，虽自成一家之言，但不无偏颇。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聚焦于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创作历史背景，洋洋大观，极尽考证之功。
能够看出，上世纪1954年前的“旧红学”“新红学”，专注于揭示《红楼梦》及作者的种种谜团，考辩本事，探究源流，各有学术贡献；尤其是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与事迹，倡导“自传说”，大大提升了《红楼梦》的社会价值。这可算是初步在向“红学”的价值高地攀登。
所以，毛泽东后来尽管发起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红学观及唯心主义思想，但仍然肯定胡适考证作者家世及其自传说的学术成就；后来，甚至在多个场合，一度纠偏，承认当时批判时“有点片面性”；还说与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强调不能忽视胡适的学术贡献，“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毛泽东说，自己开始是把《红楼梦》当作故事来读，当作小说来读，后来当作历史来读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贾府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教科书。”“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补封建制度的‘天’”；写了“四大家族”，借此反映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还说《红楼梦》第四回是个总纲，“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护官符，是阅读《红楼梦》的一个纲。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王海容等多人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还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将一部文学作品当作历史著作来看待，从中去生动观照封建末世的情状，乃至去感悟作品所涵蕴的进步思潮（资本主义萌芽）的萌动，体现出毛泽东“红学”观的强烈政治色彩，以及高屋建瓴的政治历史洞见力。
把《红楼梦》当文学典范读。毛泽东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人物塑造和语言艺术之美。197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评价说，“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1964年，他对王海容说：“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细节，了然于心，常在多种场合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引经据典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曾在多个重大政治场合，直接切换到“红楼梦”场景，比如，他引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引用王熙凤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难办，引用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引用小红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事情可以相互转化和聚散的辩证法，等等，生动活泼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潜心研究《红楼梦》，甚至还把它同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进行比较分析，肯定《红楼梦》在反映社会生活广阔性上的高明之处。此乃比较文学研究之论！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版本也深有研究，晚年时，曾有2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其中有多部线装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如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陪伴身边，还曾索借北京大学图书馆孤本善本一阅。他经常对照着这些不同版本阅读、评点，留下许多极富思想价值的宝贵手迹。这已经是红学版本专家的功力了。
以前，人们往往以为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版本并不重视。因为他确实不囿于版本，也不纠结于所谓“后四十回”公案。在“三反”运动时，毛泽东曾以“贾政做官”受小人“围猎”的故事，来告诫党的干部要警惕受人包围。而“贾政做官”是《红楼梦》第99回即“后四十回”里的情节。其实，毛泽东是看重版本而又不为版本所束缚；否则，如此有政治启迪价值的“贾政做官”精彩案例，就可能被以“学术立场”的名义而舍弃了。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毛泽东所倡导和力挺的马克思主义“红学”思潮的兴起，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很可能还停留在考证、索隐以及一般审美鉴赏方面；对《红楼梦》政治涵蕴的关注，至多是浅层次的对号入座、探赜索隐、考察时代背景之类。只有以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唯物辩证法的视野，高屋建瓴的眼光，登高望遠，登泰山而小天下，才能审察《红楼梦》之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皇权专制时代）的“镜子”价值，读解出作者曹雪芹力图通过文学描绘，所要表达的深沉省思、进步追求、艺术伟力和时代贡献。
由此而观之，毛泽东长期关注《红楼梦》及“红学”研究，长期身体力行，下功夫深入研究《红楼梦》，几乎涉及“红学”学术领域的各个层面。而且，他主动与相关学者打交道、交朋友，比如对“小人物”李希凡，支持关爱有加，但又有批评与鞭策。对胡适、俞平伯等学术名家，批判批评之时，也有正面的评价。这些，对于党如何正确有效地实施对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做好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启迪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